引言

当前，文化多元化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下，中国把弘扬民族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让中国的国学走出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和了解，离不开文化典籍的译介。各个国家的典籍都承载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典籍的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道德经》作为中国古代最高的哲学思想著作之一，更是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鲁迅曾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可见对《道德经》的评价之高。而英译可以更好发挥《道德经》的文化传播功能。本研究所采用的辜正坤译本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08年11月的第2版。选取此译本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此译本并没有以《道德经》某一特定版本为蓝本，而是参考了不同版本、不同注释本，集众家之所长，择善而从之，时间上亦是最新的版本，在当代国内译者译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以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以辜正坤《道德经》英译本为语料，就数字翻译中文化信息是否得以很好地在此译本中传译进行分析，探讨译者在文化信息翻译上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及数字翻译中的文化传真问题，并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文化翻译理论在指导典籍英译中的可行性。经典的本质是在新的环境中可以呈现出全新的一面^[1]58，翻译有失偏颇无疑会影响到文化的交流。因此对《道德经》英译本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宏观层面来看，它关乎到中国文化在世界发扬光大、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愿景，从微观层面来讲，它关乎个人自我修养的“养生之道”。

1 苏珊·巴斯奈特与其文化翻译理论

翻译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实践活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从起初的如同灰姑娘般不被重视的一门边缘化学科” ^[2]，到后来的被语言学家纳入科学认识的视野，再到近些年知识界对翻译所做的多视角研究及科学层面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将翻译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近些年翻译研究取得的又一次突破。苏珊·巴斯奈特是翻译界中最先提出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女性翻译理论家。她把翻译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和视野下进行研究，指出翻译的本质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她认为语言脱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从生到死，甚至是死后的葬礼，我们都摆脱不了文化的制约^[3]。语言犹如人的心脏，文化是人的身体，恰是二者间的相互作用才使翻译有意义。同样，就像外科医生对心脏进行手术时不能忽略包围心脏的躯体一样，因此任何把语言所承载的文本同文化割裂开来进行的翻译实践都是危险的^[4]22。从其对二者的比喻中不难看出，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

1.1 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的内容

巴斯奈特（1990）在其《翻译、历史与文化》著作中，提出了她的文化翻译理论。从翻译单位来看，巴斯奈特超越了传统的小到以短语、句子、段落，大到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的研究观念，提出了以文化为单位的翻译研究理念，其要旨是关注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功能。翻译的目的就是实现其文本的文化功能，即原语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是否在目的语文化中得以很好地再现。翻译除了解码、重组过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其跨文化的交流行为。巴斯奈特把对翻译类型的划分上升到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她将翻译划分为文化内翻译与文化外翻译^[5]8，认为翻译研究实际上是对文化互动的研究。就翻译的等值问题，巴斯奈特有着与奈达（1993）所主张的功能对等完全不同的主张。巴斯奈特认为完全的等值是不存在的，翻译不是对原语文本的简单描述，而是要实现原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里的功能等值。同时，她也关注原语文化在目的语读者中的接受程度。接受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翻译之初译者对读者对象的考虑。根据原语文本所面向的读者特征来确定目标语文本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如对读者的教育水平、所处的阶级、年龄及性别等进行权衡来选择译本要面向的对象^[6]，这样才能实现译本在译语环境中较高的接受度。

1.2 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的意义

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的确立使翻译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与时代意义。

第一，她提出了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翻译研究新主张，将翻译与文化二者紧密结合，站在一个宏观的高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探讨，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因她而大大拓宽了。鼓励翻译理论家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文化及文化功能方面，而不只是局限于语言学层面的研究。译者应当追求原语与译入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第二，她注意到了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维空间，从跨学科的角度去全面研究翻译。提出翻译研究的发展不能与其他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发展相脱离。第三，翻译研究就是要找到一种综合性的理论来解决翻译中所遇到的难题，进而指导翻译实践。如对于翻译中存在的不可译性这个难题，巴斯奈特予以批驳，认为翻译能使原语文本在译语文化中获得新生，使原语和译语获得文化功能上的对等。特别在诗歌翻译中，她认为翻译诗歌不是徒劳的，诗歌翻译不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相反是在翻译过程中和译者身上所获得的东西^[4]74。第四，巴斯奈特反对翻译史上以单一的标准对翻译作品进行过度价值判断的现象，建议翻译质量的衡量采用不同的标准，同时也要考虑到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程度。第五，巴斯奈特对译者的地位给予了强调，使得译者的传统仆人地位上升到重要地位。

2 《道德经》中的数字翻译

古汉语中数字的外延意义和用法远比数字本身的意思要丰富得多，语言学将之称为词的模糊语义。张汝伦曾说过，意义的缺乏和意义的过剩都在于意义形式与意义内容之间产生了不一致^[7]。中国古代文献有着文字简练的特点，往往会表现出意义的缺乏，致使后人无法把握其意。《道德经》语言的简洁、抽象使得意义缺乏问题或语义不足问题十分明显，古汉语中的数字意义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数字承载了中国诸多文化内涵。在数字的翻译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要从数字的文化意义上去理解。《道德经》中的数字分实指和虚指两种，实指数字占少数，虚指数字占多数。

2.1 《道德经》中实指性数字的翻译

例1

原文：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章五十）

辜译：When given to birth men live and when being buried they die. One third of them are long-lived; one third of them are short-lived; one third of them die from their own choices though they could have lived longer.^[8]205

例2

原文：三十辐共一毂。（章十一）

辜译：Thirty spokes share one hub.^[8]87

此两例中，“十有三”和“三十”实指意思明白易解，无外延意义。此处辜译本采取了直译。

例3

原文：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章二十五）

辜译：That is why I say Tao is Great; Heaven is Great; Earth is Great; and man is also Great. There are four things that are Great, of them man is one.^[8]133此译例中，译者将“四大”中的“四”采用了英语中的对等数词，此“四”的实指意思明确。

例4

原文：虽有拱璧以先驷马。（章六十二）

辜译：It would be better to present to the emperor Tao than jade disks followed by a team of four horses.^[8]251

译者将“驷马”译成了“ four horses”，译得无误。在中国古代以拉车的马的数量来体现身份的尊卑等级，如驾二马为骈，驾三马为骖，驾四马为驷。通常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在战争中也有驷马战车，通常是一车四马，三人为一乘。译者如能对此加以注释的话，将能更有助于译文读者对古代中国驷马文化的理解。

2.2 《道德经》中虚指性数字的翻译

例5

原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章十二）

辜译：The five colors make man blind; The five sounds make man deaf; The five tastes make man lose his sense of taste.^[8]89（章末加注：The five colors: beautiful pictures, etc.. The five sounds: beautiful sounds. The five tastes: delicious food.）

此章节出现了数字“五”，这在古代是有具体实指意义的，“五色”指黄、白、青、赤、黑，“五音”指宫、商、角、徽、羽，“五味”指酸、甘、苦、辣、咸。除了这个内涵的文化意义外，它在这里外延出的意思却是一种虚指，泛指各种美的画面、好听的音乐、美味的食物。辜译本此处采取了直译数字，虽然辜正坤在章末加注来解释“五”这里是一种泛指，但他并没有罗列出“五”的具体所指，致使译文没有传递出应有的文化内涵。

例6

原文：六亲不和，有孝慈（孝子）。（章十八）

辜译：Filiality and benevolence come along with the family feud.^[8]108

“六亲”在中国古代指父子、兄弟、夫妇，现泛指所有家人、亲属。辜将“六亲”译为“ the family”，因其深谙西方人的家庭伦理关系相对于中国复杂的家庭关系讲要简单得多，所以辜采用了归化法，译文读者是明白了其意，但并未真正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六亲”指哪六个亲属。辜译本并未很好地实现文化传真的目的。

例7

原文：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章十）

辜译：Body and soul are one, but can they avoid separation.^[8]109

例8

原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章二十二）

辜译：Thus the sage adheres to this One principle (Tao) and regards it as the pattern of all things.^[8]121

例9

原文：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章三十九）

辜译：Among the ancient holders of the One（Tao）: Heaven that holds the One becomes clear and bright; Earth that holds the One becomes steady; Gods that hold the One become efficacious; Valleys that hold the One become full; All creatures that hold the One become alive; Lords and leaders who hold the One become leaders of the human world.^[8]177

在例7、例8、例9的3例译文中，辜译本将“一”都译为“ one”，但需指出的是例7中辜译本并没有将“ one”首字母大写或是在括号中注明“ Tao”，鉴于《道德经》中常用“一”指“道”，这样就可能使读者无法知晓此句传递的意思为：精神和躯体合而为一，统一于“道”，不可分离。后两处有大写并括号注明。

例10

鉴于《道德经》中“万物”一词总共出现在十二个章节中，且辜译本有十一章都译成了“ all things”，只有第五十一章中的“万物”，辜译为了“ all creatures”；所以文中就不一一列举原文，只选个别章节加以阐释。

原文：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章十六）

辜译：From the vigorous growth of all things I perceive the way they move in endless cycles.^[8]103

例11

原文：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章三十四）

辜译：It breeds all things without claiming to be their master.^[8]161

例12

原文：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章五十一）

辜译：Therefore all creatures worship Tao and honor Teh.^[8]209

辜译本在第五十一章中将“万物”采用了不同于其他章节的译法，可能源于尊道贵德的动作只能是有生命的主体发出的动作，故用了“ all creatures”这一表示有生命特征的词，而没采用以往的“ all things”。

例13

原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章四十二）

辜译：Tao begets the One; the One consists of Two in opposition（the Yin and Yang）; the Two begets the Three; the Three begets all things of the world.^[8]187

这里的“一”、“二”、“三”不是具体的数字，只是表示“道”生万物是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9]。“‘一’指天地未分时的原始物质；‘二’指天地；‘三’指由天地产生的阳气、阴气与又由阴阳二气所产生的和气” ^[10]。老子此处所要言说的道理是一切事物都是由正反两个对立面所组成。辜译本以数字首字母大写的形式赋予了数字特有的所指意义，但对于外国读者而言，虽然知道大写数字有其特殊意义，但因辜译本并没加以注释详解几个数字在《道德经》中所体现的哲学内涵；而此句对于真正理解《道德经》的深邃内涵至为重要，没有正确译出，势必影响到读者对原语文化的误读，文化的等值也就无从谈起。

例14

原文：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章六十四）

辜译：A nine-storey terrace rises from a mound of earth;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li starts from beneath one’s feet.^[8]257

此处“九”和“千”，辜译本采用了直译，但这两个数字在中国古代有着浓厚的文化色彩。如中国古代称帝王为九五之尊，称王爷、太后为千岁，“九”、“千”涵盖了身份的高贵，有极致、大、多、广、远之意。辜译本的直译策略未能很好地传递出这种文化内涵，加之西方数字没有泛指概念，所以若不加以注释，读者是不能体会其中之外延意义的。

另外涉及泛指数字的其他几章，辜译本都采取了意译，如章六十六“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中的“百谷”，辜译为“ countless valleys”；章八十“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中的“什伯”辜译为“ many kinds”。

从对以上例子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数字的虚指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文化语境决定的，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赋予了同一数字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正确传递《道德经》中频繁出现的数字所折射出的文化特有涵义需要译者具备足够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

3 用文化翻译论透视《道德经》辜译本

从以上数字实指、虚指意义例子的翻译分析中可以看出，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在指导《道德经》这类文化典籍作品译介过程中有其合理性。

3.1 翻译基本单位的宏观化

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创新就在于她把翻译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即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翻译所牵涉的绝不只是不同语言间词汇和语法层面的替代，习语和隐喻的翻译可以为此提供强有力的事实依据。语言是文化的产物，翻译过程中有时需要摒弃掉源语言文本的基本语言要素，以实现源语和目的语文本间的文化传真需求。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见例13），这里出现的一、二、三，并非是数字的实指意义，即简单的数字叠加。这三个数字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要义，即‘一’代表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二’代表天、地；‘三’代表由天、地产生的阳气、阴气和阴阳二气所产生的和气”。老子此句要表达的思想是“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由少到多、由简到杂的一种相互转换。辜译法使译语读者完全获取不到此句所传递的文化内涵。译文没有建立在以文化为单位的基础上，使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

3.2 翻译活动的文化交流性

翻译像任何一种语言行为一样，是一种交流的行为。任何交流都是在对信息的解码、转码中实现的。但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解码、转码过程，译者在试图搭建两种语言间的桥梁时必须要对两种文化有充分的感知。翻译既要实现文化内的交流，也要实现文化间的交流。如《道德经》第六十二章中的“虽有拱璧以先驷马”（见例4），“驷马”的确是它的实指意义，即四匹马，但它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却是最应该被传递给译语读者的，即古代中国往往凭借拉车的马的数量来体现身份的贵贱，地位最高的天子驾六，次于天子的诸侯驾五，位列诸侯下的卿驾四，卿以下的大夫驾三，最后是士卒驾二，庶人驾一。辜译本只是翻译了数字的实指意义，并未从驷马的历史文化含义去给予注释，导致此句译文没有实现翻译的文化交流的目的。

3.3 翻译的文化功能等值

对等有两种类型，形式上的对等（也可称为静态对等）和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强调信息本身--即形式和内容，而动态对等则以等效原则为前提。译作和原作不可能做到确切的信息对等，只要是翻译就会出现意义的丢失、意义的添加和意义的偏移，因此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间建立起对等关系就成了翻译的核心问题。巴斯奈特主张可以实现文化功能的等值，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化的某些不可译现象。如《道德经》第八章中的“六亲不和，有孝慈（孝子）”（见例6），现代汉语中“六亲”泛指所有家人及亲属，但古代汉语中却有具体的指称，指代父子、兄弟、夫妇。辜正坤因为深谙家庭伦理关系在西方不如中国复杂，所以采用了靠近西方读者的方式，译成了“ the family”，实现了源语与目的语的功能等值。既实现了文化功能的等值，又传递了文化内涵意义。

4 从《道德经》的译本看辜正坤的翻译策略

译例的背后折射出译者的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辜正坤采取了异化和归化并重的翻译策略。他的创作目的是使译本能为中外两语读者所接受，异化策略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很好地传真到他者文化中，归化策略则为辜正坤赢得了诸多的读者群体。翻译策略的选取不是非此即彼的决定，译者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分割点，这个“点”应是动态的，有时需要它离作者近些，有时需要它离读者近些，归根结底就是异化时要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归化时不能尽失原文的味道。中国数字与西方数字不同的所指意义等都需要译者具有很好的双语文化背景。巴斯奈特将翻译划分为文化内翻译与文化外翻译^[5]8，其文化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实现其文本的文化功能这样一个动态的翻译过程，即原语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是否在目的语文化中得以很好地再现。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解码、重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实现文化的转换。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语文化背景在典籍译介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译者的双语能力。因为词语只有在其发挥作用的文化中才有其意义^[11]。异质文化背景知识是译者之译作能否成为经典译作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5 结语

综上所述，《道德经》中的数字承载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在译介这一典籍过程中理应以传递其文化意义为宗旨。语言是一颗树，在另一片天空下丢失了色彩^[12]。文化的翻译是翻译中最难的问题。卡特福德曾提及源语与目的语词条在语言学语义层面甚少有完全对等的意思^[13]。语义层面都尚且做不到完全对等，何况较语言抽象得多的文化亦做不到绝对的对等。翻译过程中，译者由于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源语文本的文化魅力难免会在译语文本中有所丢失^[14]。哪怕是最谨慎的异国作品翻译都难免有曲解、失真之处^[1]57。如勒费弗尔提出：“翻译是在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语境下发生的，译者身处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受其自身对自己文化的理解。” ^[15]因此，文化典籍在翻译中要想最大实现文化传真的目的，就应建立在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地从语言学层面去翻译。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很有力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中西方在数字的实指和虚指方面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数字除了实指意义外，还有着很强的虚指功能；而西方的数字只有实指功能，这对译者和读者理解原作形成了很大的障碍。译者除了具备很好的双语语言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