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瑞典皇家学院因为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授奖仪式上也回应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帮助人变得更好，心灵更纯洁，能唤起对人的爱，唤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奋斗的愿望”^[1]。伦理道德意义是肖洛霍夫创作的最终旨趣。苏联研究者巴蕾别尔济娜曾谈到，“在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对童年的兴趣并未减弱——这是他对人的命运的兴趣的一个未曾改变的方面，是肖洛霍夫人道主义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2]。肖洛霍夫对孩子们怀着深厚的热情和真诚，他的小说中对孩子们的称呼不仅仅是些传统的、为人们所熟悉的词，比如，дитё（小孩子），дети（孩子们）；还有一些极富爱心的称呼：дитёнок（小崽崽），чадунюшко（宝贝儿），чадушко（小宝贝），детва（小蜜蜂），детишечки（小小孩），детишки（小孩儿），голубёночек（小鸽子），жаль моя（我的可怜儿），мой родимый（我的亲亲），парнишоночка（半大小子），девчонушка（小丫头），птаха малая（小鸟儿）^[3]。笔者致力于从肖洛霍夫零散化的儿童叙事中，分析各种伦理面相后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

儿童是具有独立生命个体的人，小说儿童因其存在的边缘化，无法成为成人文学中言说的主体，但又占有不可或缺的话语场地。本文的儿童叙事是成人文学中对儿童事件、行为的叙述，是一种以儿童为叙事角色的叙述话语方式。肖洛霍夫在书写儿童时，其叙事伦理表现为：一方面以儿童为对象的直接叙事，此类叙事虽不是小说文本叙述的主体，但叙述中依然有对儿童行为、语言等多方面的叙述，体现了赤子童心、天伦之乐等建构的乌托邦伦理、革命伦理；另一方面以儿童为符号的间接叙事，其中对儿童主体的叙述着墨不多，以成人叙事者的口吻讲述的儿童形象，注重的是儿童功能化符号化的叙事意义，从儿童与成人的互动中，再现的是与救赎、教育、怜悯、生命等相关的伦理意旨。

肖洛霍夫从第一篇小说《胎记》，到长篇史诗《静静的顿河》《新垦地》，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其中叙述了顿河土地上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运动等历史动荡事件和许多人的命运起伏。而除了短篇小说《野小鬼》以儿童为叙事的主人公外，其他小说只是时不时地闪现儿童的身影，对儿童加以个别的直接地叙事，构建了与重大历史叙事相并行的一个独特的、温柔的世界。学者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谈到，“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4]。在儿童个体独特叙事中，建构的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快乐、温情的世界，还是一个充满家庭伦理关怀的世界。同时，儿童叙事并未将其伦理指向消融于革命伦理的语境之下，失去原初生命的意义，而是更凸显儿童生命本体对革命信仰的伦理选择。

历史的风云变化，不会影响到孩子们快乐和平的世界。在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孩子们在街上欢快地玩着，八岁的米什卡头顶着父亲那庞大的制帽，一边一只腿蹲在地上打着旋转，一边在尖叫着：求上帝快下雨。他那一双裂了许多口子的光脚丫尽情地踩着泥巴玩。杜尼娅无比羡慕这样一个无拘无束的孩子世界。格里高利在军队过着放荡生活时，却回忆起童年的美好时光，那“童年就像一个蓝蓝的艳阳天，断断续续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小格里高利光着脚丫蹚着热沙土，还有小屋的椋鸟、毛茸茸的绿树和小伙伴们的脸。在《新垦地》中，达维多夫来到村里的学校，迎接他的是一个光着脚丫、身体结实的像铁蛋的十岁小女孩。老师正和孩子们补课，而当达维多夫在登记学校的财产时，孩子们用玩具管的小纸团射中了他的脑门，引来的是孩子们吃吃的笑声，“淡黄的、亚麻的、黑发的小脑袋，一个人低俯在课桌上，可是被太阳晒黑的小手，却一只也不在写字……”，鬼头鬼脑的费多特眼睛眯成一条线，红红的小嘴因为忍不住笑变宽了。这是孩子们活泼可爱的世界，引起了达维多夫对童年甜美的激动。即使发现费多特手里极其危险的柠檬榴弹，达维多夫依然镇定地用小刀换走了孩子身边危险的炸弹并找到敌人埋武器的地方，让孩子以为他只是急需簸谷机的一个零件，孩子“实在没工夫”了，得回到他那个依然美好安宁的世界。小说中对此类儿童世界的直接叙事，虽然文字不多，构建的却是动荡世界中的一个世外桃园。

家庭因为有孩子的存在，更多了许多生机。阿克西妮亚因为女儿的离世而没有了与格里高利的家。格里高利每次从战场回到家中，与孩子们交流的叙事，是一幅幅感人至深的温馨场面。格里高利与娜塔莉娅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孩子都长着麦列霍夫家的黑色小眼睛。当格里高利把两孩子搂到怀里时，米沙特卡咬着小手，波柳什卡歪着头告诉他，他们的爸爸在当兵，格里高利是外人。虽然这一关于成人与儿童的对话叙事简短而愉快，却意味深长。家的伦理意义在母亲伊莉尼奇娜的一句戏语中得以展现，“孩子们，别认他！叫他以后记住自己的家，要不然他一年到头在外头跑，叫人都不认识啦”！从战场回来的格里高利给儿子米沙特卡做风车，给女儿做小马车，带着儿子去割麦，父子之间建立的感情是这个家庭最温馨的场面。在伊莉尼奇娜奶奶去逝后，两个孩子被阿克西妮亚领回了家。阿克西妮亚给他们做饭，带他们睡，“她搂着一声不响、紧紧地贴在她身子两边的孩子，就感到有一种奇怪的感情”。正是因为孩子，才有了家的感觉，才使已疏远她的格里高利又回到了阿克西妮亚的身边。

“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是乌托邦”^[5]。无论是孩子们赤子童心建构的自由世界还是孩子们存在的家的快乐世界，都是作者的乌托邦伦理叙事，是肖洛霍夫小说关于历史宏大叙事下的另一个天地。在这样的叙事当中，天真纯朴，是一种道。老子谈到，“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晚明思想家李贽曾撰文《童心说》称“童心者，真心也”。聂珍钊先生也曾提到，“也许我们的文学批评现在需要童真的回归，即要分好坏、辨善恶”^[6]。可见童心的可贵。家庭伦理回归于成人和孩子们的和谐相伴，这并不因为中俄两国的地域差别而有所改变。在《静静的顿河》中，格里高利最后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在《一个人的遭遇》中，索科洛夫曾经有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好好的家，在战争中所有的亲人都去世了，而他和孤儿小万尼亚重新建立了一个他们的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反映着人们最初步、最亲密的社会关系，是最现实、最直接的伦理实体和伦理关系。肖洛霍夫小说的家的结构中，以儿童为核心，家的伦理意义在儿童和成人的和谐相处中得以升华。“这种生存的强大而永恒的伦理意义，使所有虚幻的、隐含着任何意识形态功利的‘真理’、‘主义’都黯然失色。”^[7]

肖洛霍夫小说中关于儿童叙事的革命伦理，是以儿童自身的生命特点为依据，而并非以一切有利于实现革命目的和终极目标的道德、行为等为“善”，将革命的伦理和儿童叙事结合，儿童生命伦理融入到革命伦理的大叙事当中。在短篇小说《牧童》中，看牲口的葛利戈里和他妹妹杜尼娅是孤儿，一起在看牲口，哥哥被杀害后，她一个小小女孩子，压抑着心中的悲痛，忍住伤心的眼泪，远远地背着人家的面，把脸埋在哥哥的衬衫里，闻着亲人的汗味儿，坚定地向城里走去，“她知道，那里有苏维埃政府，那里的无产阶级为了将来把共和国管理得更好，都在学习呢”，这一切是她从列宁的书中读到的。《野小鬼》中的米什卡向往着革命和红军，他的这种向往是以一种孩子们之间为革命之事争吵而展开的，其中以生动诙谐的语言，在充满童趣的生活中展现儿童关于父亲参加革命的认识过程。父亲以轻松的语言让米什卡认识了列宁，认识了布尔什维克，认识了战争。列宁的形象还出现在米什卡的梦中，革命叙事的严肃性消弥在儿童叙事的诙谐当中，米什卡把自己所有心爱的东西送给外乡人，只为了换一张列宁的相片；米什卡想参加红军，却因为裤子少了一根背带，而被红军拒绝；甚至当米什卡受了什么欺负，都会对列宁的相片控诉欺负他的人；最后米什卡成了为部队通风报信的小英雄，受伤了还在叫唤列宁同志。《看瓜田的人》完全把对红军的看法交给一个儿童，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红军革命。十四岁的米季卡帮哥哥偷父亲的钥匙，让哥哥骑马参加红军，虽然他害怕父亲的打骂，内心却感到无比快乐。他痛苦地看着被哥萨克们虐待的红军俘虏，偷偷地给他们送吃的，“他可怜这些人，这些被认为敌人的人，可怜得心疼，可怜得喘不过气来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那么痛恨父亲，痛恨他那得意洋洋的笑容，痛恨他那粗硬的棕黄大胡子。儿童具有真诚、纯朴、善良的伦理特征，作者以儿童的眼光，以儿童这样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视点来叙述革命的正义与非正义，在驾驭同情、拔动心弦、审视革命伦理、定位道德方面有一定的倾向性意义，从而传达作者的伦理态度，达到对革命伦理的另一种本真理解。将儿童主观的心理感受与革命伦理相结合，在革命叙事的战争年代，儿童伦理叙事凸显了革命语境之下对生命价值本身的尊重，儿童与革命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给人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并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

儿童因为其美好的秉性，常常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成为作者伦理观念和伦理思考得以传达的符号。肖洛霍夫小说中儿童的零星身影，也反映了作者借儿童符号化的叙事来表达其对诸多伦理社会问题的思考，其儿童形象的符号叙事有如下几种：一种是儿童符号的本真叙事，体现的是一种救赎伦理。基督教宗教文化中，儿童本质上是纯洁和神圣的象征。儿童成为成人拯救者的原型可追溯到基督圣经中的大卫原型，而俄罗斯文学史上也多有叙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屠格涅夫的《呜——哇……呜——哇……》和托尔斯泰的《我梦见了什么》，这些作品中意欲自杀的成年人，在儿童神灵般的启示下，重新开始生命。肖洛霍夫短篇小说《两个丈夫的女人》中的安娜因为受不了丈夫的百般虐待，想带着年幼的婴儿去池塘自杀时，婴儿在襁褓底下低低的哭声，唤起了她的羞耻心，她重新拾回了生命的勇气，走向集体农庄的新生活。这里的儿童叙事，儿童只是一个符号，成为神性的象征，其对成人的唤醒，体现了基督教伦理核心：通过儿童的符号叙事表现了对成人罪性的救赎。

另一种是儿童符号的苦难叙事。此类叙事不仅涉及到儿童教育伦理，也体现了成人在革命正义与象征人类希望的儿童之间的伦理困境中所做出的伦理选择。《静静的顿河》中的儿童苦难叙事，直指儿童教育伦理问题，而这一问题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就有体现。在陀氏笔下，伦敦草市那些衣不蔽体的小女孩过早地被母亲带来卖身求辱，十岁的女孩在酒馆里和工人喝酒，并向社会发出了“关心下孩子们”的呼吁^[8]。《静静的顿河》中，商人莫霍夫家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丽莎，一个是男孩符拉季米尔。母亲很早过世，后母对孩子的成长毫不关心，父亲忙于生意也没空过问孩子们的成长。结果，符拉季米尔成了一个性格孤僻、萎靡不振的小伙子，而女儿过早地看到生活中的阴暗面，长大了像“森林中无人管束的一丛野蛇莓”。红军彭楚克回忆自己好友的女儿的成长情景是：一个叫卢莎的姑娘，从小父亲牺牲了，十二岁因为苦难的生活而干起了接客的活，“瘦弱的、颧骨高高的小姑娘正坐在尽边上一张长椅子上，流里流气地叉着两条细细的腿，在抽纸烟”，完全是个孩子却带着“受过职业训练的笑容”。儿童从小缺乏家庭伦理教育，导致儿童人性的堕落。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小说中对儿童的叙事，反映了作者对儿童成长的关注，对家庭伦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不仅如此，肖洛霍夫小说中有大量的孤儿和悲苦的孩子形象。如，《牧童》中的杜尼娅、《胎记》中的尼科尔卡、《阿廖沙的心》中的阿廖沙以及《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万尼亚。这些动荡时代的孤儿形象都是苦难的象征：《阿廖沙的心》中的阿廖沙四个多月没见面包，饿得浑身浮肿；他的妹妹因吃多了马肉死了，姐姐因饿了偷东西吃被人打死扔井里。《新垦地》中，乌斯金家的六个孩子因家里穷，没有衣服穿，冬天只能坐在坑上。“怜悯是形成以东正教精神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内在始因，是它的一种内在心理机制。”^[9]《阿廖沙的心》中的阿廖沙得到了粮食委员会政委西尼岑的救助，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万尼亚在茶馆附近靠人家给的东西过活，到处流浪，走到哪睡到哪，最后被司机索科洛夫收养。小说中的“我”与万尼亚分手时，万尼亚向我挥着粉红色的小手，“我”忍不住要流泪，但“我”转过身，是为了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成人对弱小无助者的怜悯感，是俄罗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一个方面。

此外，成人面对儿童和革命正义或自身生命的伦理困境时，成人面对苦难儿童做出伦理选择时，往往将革命正义置后，而是选择以保护儿童生命为要义。“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我给予任何生物的所有善意，归根到底是这样一种帮助，即使它有益于得以保持和促进其生存的帮助。”^[10] 对儿童生命的敬畏，决定了人的伦理选择。在《粮食委员》中，十四岁的博佳金因父亲打长工而离家参加红军，长大后成了征粮队队长。在一次征粮的过程中受到哥萨克的攻击，在撤退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孤儿，一个脸色发青的小男孩，一同的捷斯连科要博佳金扔下这个“魔鬼的孩子”。在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了救下快被冻死的小男孩，他自己留下来和敌人枪战，最后牺牲，孩子骑着马离开了。《希巴洛克的种》中的小男孩是希巴洛克与女土匪的孩子，同队伍的人要希巴洛克将女人和孩子一同杀了，希巴洛克将孩子留下来，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称这个孩子“咬人是会的，可眼泪从他的身上是挤不出来的”！希巴洛克把孩子当成了未来革命的希望。在《阿廖沙的心》中，阿廖沙参加革命后，准备去炸敌人的房子，就在炸弹快要爆炸的一刹那，他看见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子，他“伏倒在像瓶子一样亮闪闪的手榴弹上，双手蒙住脸”，欲以自己的牺牲来挽救孩子的性命。对他人，尤其是儿童生命的敬畏，成为阿廖沙最终的伦理选择。在《新垦地》中，达维多夫对乌斯金的不服管并没有采取措施，只是因为他可怜他家那群苦难的孩子们。安德烈妻子和孩子被安尼凯害死，他冲到仇人家准备报仇时，看到一群大大小小拖鼻涕的孩子，连哭带喊地滚到他脚跟前，看在孩子们的份上，他放弃了复仇。他清算富农时，看到迦耶夫的十一个孩子下不了手。在人与自我的激烈斗争中，兽性的因子逐渐被人性的因子所替代。正因为人是一种伦理的存在，敬畏生命是一个伦理命题，在革命正义和儿童生命的伦理困境中，对儿童生命的尊重、保护，成了肖洛霍夫小说中极具伦理意义的叙事。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是从伦理的立场简单地对文学作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伦理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11] 肖洛霍夫小说中的儿童叙事伦理，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大师对生命的探寻，对人类道德问题的追问。儿童形象的书写实现了其伦理道德的思考和教诲：对家庭伦理的关注、对生命伦理的敬畏、对弱者的怜悯，无一不引发人们对生活、生命无尽的思索，这也是肖洛霍夫小说意义永恒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