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一段佳话。杨玉环是历史上喜吃荔枝的绝世佳人，恃宠而骄。唐明皇为赢得美人欢心，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千里之外的荔枝飞驿至京师。但是正史并未确载荔枝之贡地，自宋以降，便在历史上出现了岭南和涪州两地之说，后之史家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考之史籍，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荔枝叹》、苏颂《本草图经》、乐史《太平寰宇记》、蔡襄《荔枝谱》、吴曾《能改斋漫录》、王象之《舆地纪胜》、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吴焘《川中杂识》等均持涪州说。此外，元、明、清时期的地理志、野史笔记、荔枝谱记也多持此说。今人蔺同在《涪陵文史资料选集》中也认为杨贵妃所嗜荔枝贡地在涪州。唐人杜甫《病橘诗》、鲍防《杂感诗》、李肇撰《唐国史补》以及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李昉《太平御览》、明人徐勃《荔枝谱》等则持岭南说。此两说中相佐史料甚多，那一说更接近事实，甚为难辨。笔者通过爬梳和分析有关史料，并结合实地踏勘，认为杨贵妃所嗜荔枝主要贡地在涪州，而岭南所产荔枝，由于杨贵妃的恃宠，加之玄宗朝名相张九龄的宣扬，也应有过贡献尝试。

古今多数学者认为杨玉环所嗜荔枝之贡地在涪州，而对其缘由进行探析的也不乏大家、名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便提出了“贵妃宠贵甚久，驿贡荔枝，时间先后，可能不只一地，先贡自涪州，后慕南海荔枝之美名，更贡自岭南，然不能新鲜驿到，仍以涪州为经常贡地，或同时并贡，皆非不可能者”的观点，并从荔枝的保鲜情况、交通条件等方面对荔枝之贡地进行了初步研究^[1]1029。嗣后，蓝勇从情理和保鲜角度分析了杨贵妃所嗜荔枝的来源问题^[2]。继之，晓楚从里程、保鲜技术、贵妃身世三方面进一步探析了荔枝贡自涪州之缘由^[3]。笔者重读史籍，考辨史料，愚以为杨贵妃所嗜荔枝主要贡自于涪州之缘由有三：

其一、涪州至长安二千多里，而岭南至长安四、五千里，从保鲜和节省开销来说，荔枝似应贡自于涪州。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江南道》载：“（涪州）东取江陵路至上都水陆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从万州北开州通宣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 ^[4]738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江南西道》载，“（涪州）东取江陵府路至长安水陆路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东至万州水路六百一十里，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 ^[5]。由此可知，在唐宋之际，由涪州抵京师的道路实有两条：一路乃顺长江而下江陵，再由江陵北上荆襄取武关入长安，全长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一路先由水路趋万州，再改陆路北上开州、洋州越秦岭取子午道入长安，全长二千三百四十里。较之两路之里程，似取涪州、万州、开州、洋州入子午道较为合理。而涪州荔枝却产于乐温县，《元和郡县图志》云：“（乐温县）东南至（涪）州一百一十里······因乐温山为名，在县南三十里。县出荔枝。” ^[4]739反之，乐温县则在涪州西北一百一十里。

南宋地理学家祝穆《方舆胜览》有载，杨贵妃所嗜荔枝从涪陵经达州取西乡，折东北取子午谷，三日就可以抵达京师长安^[6]，初步勾勒出了被后世称为“荔枝道”的路线图。另据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涪州乐温县荔枝应取道溶溪水（今龙溪河）河谷北上，经梁山军（今重庆梁平县）、垫江县（今重庆垫江县）、新宁县（今四川开江县）、西乡（今陕西西乡县），取子午谷路至长安^[1]1036。这样，使荔枝道的路线更加详细、明了。《舆地纪胜》载梁山军有梁山驿和唐碑，元朝《经世大典》则称梁山有在城站，似为历代之大道。笔者通过踏勘，史籍中所载之唐碑随着岁月的变迁早已荡然无存。然观其地望，再结合川陕古道的特点，荔枝道循溶溪水北上经过梁山军似为合理。《舆地纪胜》同卷又载高都山在梁山军北十五里，而且有高都驿路，“（高都驿路）乃天宝贡荔枝之路也” ^[7]4626。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引《蜀志补》亦云：“方都山，在梁山县北，山中民以种姜为业，有古驿道，乃天宝贡荔所经也。” ^[8]此外，《读史方舆纪要》、嘉庆《梁山县志》、《川中杂识》、《白云山志》等史籍的记载也大同小异。笔者实地考察高都山时发现其半山腰上仍有一段驿道，且有两种：一种是石板驿路，应为今人所修；另一种是凿石路，路面凹凸不平，马蹄印入路。观其凿痕，十分粗糙，可能是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开凿此路，加之石头坚硬，路面之马蹄印应是经过岁月的洗礼才逐渐成型。祝穆《方舆胜览》确载此驿道经过达州，嘉庆《四川通志》又载此古驿道“达与巴之子午道” ^[9]3922。如此，荔枝道路线甚明矣，即从涪州乐温县沿溶溪水北上至梁山驿、高都驿，经达州越大巴山至西乡，折而东北取子午道抵长安。较之前两条入京师之驿路，不足两千里。观其舆图，基本上为垂直型南北交通路线，天宝所贡荔枝取此道则最为近捷、快速，以保持荔枝之鲜美可口。

另据笔者所能查找到的史料来看，似乎早在三国时期，荔枝道西乡至开江段已通。《晋书·宣帝纪》载，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司马懿与曹真伐蜀，司马懿“自西城（今陕西安康市）斫山开道，溯沔而上，至于朐忍（今重庆云阳县），拔其新丰县” ^[10]。据陈寿《三国志》卷九《曹真传》载，“（太和）四年，······（曹）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帝从其计。……（曹）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泝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 ^[11]。由此可知，魏明帝太和四年（230），确有曹真联合司马懿伐蜀之事。司马懿从西城（今陕西安康市）逆沔水（今汉水）而上，进而南下入巴境是为了配合从子午道、褒斜道南征蜀汉的曹魏主力，进而分散、牵制蜀兵。但是此则史料记载颇使人疑惑：确之伐蜀，进军至朐忍（今重庆云阳县），奈何攻到陕西临潼东北之新丰城^①？疑《晋书·宣帝纪》所载“新丰县”误，实为刘备于建安二十一年（216）所置汉丰县（今重庆开县）。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大唐名将李孝恭从金川（今陕西安康市）逆汉水而上，从洋州取荔枝道南下巴境^[12]5767。有唐一代，荔枝道洋州至达州段曾一度成为帝国之驿路，盛极一时。据李复《与王漕书》载：“梁、洋及其东西及岐之南屏，旧有驿路。今商贩自长安之南，子午谷直起洋州，自洋州南至达州。若两路漕司差官会于境上，昼阁以阅，旧迹可见，但山路须有登涉。往日曾为驿程，今虽废坏，兴工想亦不难矣。” ^[13]说明了唐时洋巴道不仅仅是官方传递文书政令之道，更是一条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之孔道。因此，为后世所著称的荔枝道洋州至达州段开辟使用时间甚为久远，玄宗时期开辟的“荔枝道”实为对旧有之洋巴道的修整与扩充，使之成为官驿。既是官驿，荔枝道应比想象中要平坦开阔，玄宗为赢得美人欢心，特意为其提高驿速使荔枝尽快飞抵京师成为可能。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新丰故城在（长安）县东十八里，汉新丰县城也。”

考之白居易《荔枝图序》：“荔支生巴峡间，······夏熟，······如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14]6895 《新唐书·杨贵妃传》载：“（生荔枝）味未变已至京师。” ^[15]3494《资治通鉴》载：“妃欲得生荔支······比至长安，色味未变。”^[12]6872《续通志》亦云：“……荔枝······味未变已至京师。”^[16]欲使生荔枝“味未变”以抵京师，须在三日以内。《舆地纪胜》载：“子午谷，生荔枝自涪陵入达州，由子午谷路至长安凡三日。” ^[7]4700按照唐代陆路之驿速，日行五百里，约16驿为最高程限。从涪州乐温县取陆路入京师二千里左右，因“羞花”杨玉环宠贵一时，唐玄宗为其提高驿速，以至于日行六、七百里，似为合理。因超过最高驿速一、二百里，加之入长安之驿路崎岖而险要，人马死于驿途之中时有发生，故杜甫发出了“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17]2307的感叹。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引《天宝遗事》云：“荔枝······涪州致贡······七日七夜至京。” ^[18]《舆地纪胜》卷一百九十引《涪州志》亦云：“七日到长安” ^[7]4912。如果涪州乐温县生荔枝七日抵京师，那么日行不足三百里，又何来人马惨死驿路之说？况且，生荔枝七日抵京师，早已败坏。七日之说应是将生荔枝从岭南飞驿抵京师。《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岭南道一》云：“（南海）西北至上都（今陕西西安）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岭五千二百一十里。” ^[4]886如按日行六、七百里，七日合适之，疑《涪州志》所载“七日”之误。况且与杨贵妃同时代的诗人杜甫在《病橘》诗中也未明确提及所用之时，而仅仅言及唐时荔枝贡于南海。但《杜诗详注》引杜修可之言：“唐所贡乃涪州荔支，由子午道而往，非南海也。” ^[19]朱翌在其《猗觉寮杂记》上卷中亦云：“荔子，汉和帝时取之南海。唐天宝取之涪。”

其二、杨玉环生于蜀，而长于蜀。贵妃得宠之后，倍思家乡之荔枝，下诏取之，乃人之常情也。中唐人李肇所撰《唐国史补》云：“杨贵妃生于蜀，好嗜荔支。” ^[20]详考有关史料，李肇生卒年均不详。唐末五代人王定保在《唐摭言》中，称其在唐宪宗元和时期做过中书舍人。《新唐书·艺文志》则称其做过翰林学士，并著有《翰林志》。考王定保，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及第，其生活年代距唐宪宗元和时期较近，较为可信。那么可以确定李肇卒年不会早于元和时期并长期驻足于京师。纵观李肇《唐国史补》，其记载均为唐玄宗开元时期至唐穆宗长庆时期之事，其间跨度一个世纪有余，而大多数都是其亲身经历之事，应被视为信史。《旧唐书·杨贵妃传》亦载：“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 ^[21]2178据《新唐书》载，杨玉环父亲杨玄琰因罪于开元十七年（729）死于狱中，时杨玉环十岁，因此《旧唐书》《新唐书》皆云“幼孤”。而考之杨玄琰之生年，乃武则天圣历二年（699），时杨玄琰二十岁而贵妃出生。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杨玄琰祖父杨令本之前的杨氏家族历代位居高位，其曾祖父杨汪历仕后周、隋两朝，居至上柱国、吏部尚书。杨氏家族为官宦世家，家学渊源，而自祖父杨令本后，家道始衰，到杨玄琰时则只能通过“生徒”做一个七品下的蜀州司户。而杜佑《通典》、刘昫《旧唐书》、欧阳修《新唐书》均未言及杨玄琰做官之升迁，那么杨玄琰极有可能任蜀州司户直到玄宗开元十七年。有唐一代，通过礼部考试之后，还须通过吏部“身、言、书、判”之标准才可以授官，其要求之高，在弱冠之年入仕为官难度极大。贵妃出生时，杨玄琰二十岁，既为蜀州司户，又为父亲，似为合理，故贵妃应是生于蜀而长于蜀。远居异国他乡甚久，思恋家乡之荔枝，下诏取之，乃人之常情。

其三、唐时涪州盛产之荔枝并不亚于岭南。惜唐之史料未言及荔枝之品种与优劣，笔者仅通过宋人之记载来反窥唐时之荔枝。北宋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蔡襄《荔枝谱》云：“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22]846南宋范成大《石湖诗集·妃子园诗》：“峡中荔子不及闽中远甚。” ^[23]126随后，范成大在其名作《吴船录》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自眉寿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然其品实不高。今天下荔枝，当以闽中为第一，······川广荔枝子，生时固有厚味多液者；干之，肉皆瘠，闽产则否” ^[24]。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四《涪州》“古迹目”条云：“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内（肉）肥，唐杨妃所喜。”同卷又载，“蜀中荔枝，泸、叙之品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 ^[7]4534。南宋地理学家祝穆《方舆胜览》从之，言辞略有所异。涪州“妃子园”的出现，应是与杨贵妃所嗜荔枝之贡地有关。然则，中国地大，为何“妃子园”仅仅出现于涪州，而不见于他地，盖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吧。有宋一代，似未言及岭南荔枝优于涪州之荔枝，甚至还有岭南荔枝次于涪州荔枝之说。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通过物候的方法考证指出：“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但唐、五代、北宋之时变化极小，高出现今温度2?C左右；南宋伊始，气温急剧下降，并低于现今之温度” ^[25]。由此可以证实两个问题：第一、荔枝属于热带水果，有唐一代温度较今为高，长江沿岸盛产品种较好的荔枝不足为奇；第二、唐与北宋两代温度之变化极小，那么以北宋人所记载的荔枝品种之优劣情况应符合唐时之情况。既然蜀川所产荔枝并不亚于岭南之荔枝，加之蜀川之荔枝运抵京师较岭南为近，省时省力，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既然如此，那么，天宝年间玄宗宠妃杨玉环所嗜荔枝是否也有贡自于岭南的呢？笔者通过考订史实，认为应做过此尝试。原因有二：

其一、唐人多言及荔枝贡于岭南，且与杨贵妃同时代，从史料的原始性来说，贡于岭南确之。杜甫云：“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唐朝诗人鲍防《杂感》云：“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 ^[17]2075稍晚于杜甫、鲍防的唐代文学家李肇亦云：“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支。南海所生，······每岁飞驰以进。” ^[20]自宋以降，亦有云荔枝贡于岭南者，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 ^[12]6872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和鲍防与杨贵妃均为同时代之人，皆曾一度客居或任职于京师，并皆云荔枝贡于岭南，甚为可信。《资治通鉴》深得宋代帝王青睐，司马光对史实的考订当颇为缜密，以至于后世对此书推崇备至。此书可以说是有宋一代，修史之集大成者，具有崇高的历史价值，也皆云贵妃所嗜荔枝贡于岭南。

其二、荔枝贡自岭南自古有之，又经玄宗朝名相张九龄的宣扬，名声在外，杨玉环宠贵一时，仰慕岭南荔枝，亦有进贡之可能。《后汉书·和帝纪》载：“（元兴元年），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崩腾阻险，死者继路。” ^[26]观之杜甫《病橘》诗，其遣词造句与《后汉书》大同小异，疑是取汉之故事。但是杜甫与杨贵妃乃同时代之人，天宝六年（747），唐玄宗诏告天下，选贤才入中央，杜甫赴长安应试，由于权相李林甫嫉贤妒能，出现了中国科举史上“零录取”的奇特现象，科考再一次落第。此后，杜甫客居长安十年，因此，《新唐书·杜甫传》云：“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15]5736以现实主义诗人盛名的杜甫《病橘》诗应是取时代之实象，并非攀附前世之故事。此外，唐玄宗开元时期名相张九龄在《荔枝赋序》中云：“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状甚瑰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尝盛称之，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刘侯······以为甘美之极也。” ^{[14]2855-2856}《旧唐书·张九龄传》载，张九龄乃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家学渊源。先天元年（712）授左拾遗，开元六年（718）拜左补阙，开元七年（719）任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720）升任司勋员外郎，开元十一年（723）任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725）先后任洪州（今江西南昌）、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兼岭南按察使，开元十九年（731）回京师任秘书少监，开元二十一年（733）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同年十二月拜相，开元二十八年（740）病卒^{[21]4424-4429}。由此可知，张九龄既是岭南人，且在玄宗朝为官多年，官至宰相，名动一时。在朝为官，极力宣扬岭南荔枝之甘美也在情理之中，以至长安城内外无人不知岭南之荔枝。贵妃得宠，仰慕岭南荔枝之美名，令玄宗下诏取之，以彰显其宠贵之态。况且，有唐一代之史料并未言及驿送荔枝之时间。从笔者所能查阅的资料来看，自宋以降，始有三日、七日之别，而此时间恰恰是从涪州、岭南飞抵京师所需极限之日。

从驿路里程、荔枝品种、保鲜技术以及杨贵妃生世等多种因素考虑，杨贵妃所嗜荔枝主要贡自于涪州；而贡地岭南由于杨贵妃的宠贵，加之玄宗朝名相张九龄的宣扬，也应有过贡献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