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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鼓洞志》八卷,清朱文藻撰,分载仙迹、山水、院宇(院产、院规)、邻庵、祖教、法嗣及外纪。书名虽为“金鼓洞志”,实为金鼓洞鹤林道院而作。全书广征博引,考索勘正,寻真尚实,真实记录了清代全真教龙门派金鼓洞支派的发展情况,再现了古杭州栖霞岭北之图景。其杂采征引之资料来源有《宋史》《金史》《元史》《湖山便览》《成化杭州府志》《万历杭州府志》《名胜志》《咸淳临安志》《西湖游览志》《钱塘县志》《武林梵志》《大清一统志》《玉牒初草》《日下旧闻考》《辍耕录》《甘水仙源录》《草木子》等二十余种,既有正史,亦有地方史志,亦有私志及道教书籍,品类甚夥,不一而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朱文藻史学与文献学会通的思想使《金鼓洞志》在编撰上具备了贯通古今的学术著作特点,提升了道观志的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
1 朱文藻其人其学朱文藻(1735—1806),字映漘,号朗斋,仁和(今杭州)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祖籍福建建宁县白眉村,村麓有泉名“碧溪”,后文藻将所居之堂命名为“碧溪草堂”,并以自号,以示不忘先世之意。父亲朱明试徙居杭州,娶继室蒋氏而生文藻。文藻早年丧父,家境贫窭,累试不第,然为人沉渊好修,积学渐富,尤长于史学、金石学。少时曾居于东园,后吴颖芳“割宅居之”。汪宪振绮堂勘校群籍,文藻与其事,浸润日久,见闻日广而眼界渐开。《清史列传》称:“少嗜学,渔猎百家,精《六书》,自《说文》以下至钟鼎款识无不贯穿源流。又通史学,凡纪传、编年、纪事、通典诸书辄能考其缺略,审其是非。” [1]5891后经大学士王杰引荐,参与《四库全书》之编校工作,考异订讹,多成善本。晚年,参与阮元《山左金石志》《輶轩录》,王昶《西湖志》《金石萃编》《大藏圣教解题》的辑订工作,订正之力居多。朱文藻视界开阔、学养扎实、贯通文史,广为士人仰重。梁同书《文学朗斋朱君传》赞其“一生绩学笃行,著书日以寸计,至老不倦。” [2]564胡敬《朱朗斋先生碧溪草堂诗集序》称:“吾浙近代学赡而集巨者推竹垞老人,敬未知先生之学之赡于竹垞何如?而著作等身则相抗。”以之比肩浙地学人巨擘朱彝尊,评价极高[2]616。
朱文藻一生著述宏富,除校有《三朝北盟会编》《默记》《南宋书》《桐溪诗草》等书外,还撰辑有《金鼓洞志》《崇福寺志》《余杭县志》《朗斋碑录》《说文系传考异》《碧溪草堂诗文集》《碧溪诗话》《碧溪丛钞》《续礼记集说》《东轩随录》《东城小志》《皋亭小志》《青乌考原》《金箔考》《苔谱》《萍谱》等,其中《说文系传考异》为四库所收录。此外,他亦为江浙藏书大家,曾将自己所藏书编次名目,曰《葆醇堂藏书录》。除长于义理考据之学外,朱文藻的诗文创作也颇具特色。胡敬《朱朗斋先生碧溪草堂诗集序》称:“其文如澄川不波,潆漾无际,又如平冈逦迤,境旷衍,易登涉,不作绝巘危崖、构虚架空形势,俾读者往复寻绎,餍而饫之,不觉其卷帙之繁重。” [2]616简约得法,纡徐有致,文从字顺,不涉险怪,可堪继轨唐宋古文大家。如《东轩雅集图记》以简笔描绘胡晓山所绘“汪宪东轩群贤雅集图”,“双松茂荫,杂花绕开,乐游之顷,不忘执卷。析疑者,左为赵恒斋,右则兼山也。……按膝而沈想者金桐巢,倚阑坐待者天潜,而余则拟神遐晤、状若已得句者。然洞壑幽邃,古柏参天,童子执壶于旁,杯光潋滟,开襟独醉,不问尔许事者,张赞元也。” [3]216图中人物方位、举止、神态与东轩景致杂然相生,次序井然,各异其趣,让人读来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历其境。朱文藻的诗歌创作也雅重一时,大要以不事雕琢、清新开朗、平和醇美见长,然个中仍会融入清代乾嘉时期注重考据的精神意识,时人多以“醇朴有宋儒风”视之,一如胡敬所言“大旨主详述事迹,多自注,足资考证,不屑屑模范山水,蹈江湖家流派。” [2]616龚嘉儁《杭州府志》将其诗歌创作定位于唐诗人刘禹锡和张籍之间[4]2772。朱文藻金石学家的身份和长于考据的乾嘉学风,自然会影响到《金鼓洞志》的编撰,从而使之带有鲜明的学术印记。
2 《金鼓洞志》的编撰特点嘉庆乙丑(1805),朱文藻余杭《洞霄续志》刊成。鹤林道院住山道士张复纯阅后,私心窃喜,遂登门拜谒,并以观志相托。朱文藻应允其请,而后“杖履过从,搜罗遗逸,频安砚席”,至丙寅(1806)五月完成书稿。因书稿为朱文藻染疾时草就,文多笔误,故张复纯没有即行付梓。直至嘉庆丁卯(1807),张复纯以文稿付梦隐道人校雠,“凡先生所纂,有汰之,无增益,亦无改易,所有题咏、投赠诗文,先生所未录及后至者,概不缀入。” [5]299文稿于是年镂版印行。朱文藻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考据工作,崇尚以古证今,用事实说话,这使得《金鼓洞志》在编撰上表现出异于一般道观志的特点。
2.1 以道院为轴心,旁及周边诸胜《金鼓洞志》的编撰,虽然以金鼓洞鹤林道院为核心,但不独局限于鹤林道院之创始、事迹、法派承传、仙踪灵迹和文士题咏,而是放大眼界,旁及整个栖霞岭北之诸胜。在“山水”、“邻庵”卷卷首,作者往往还特意安排一段题记,先总述形胜名录、分布方位和编录用心,再分门别叙。分叙中又不厌其烦,多杂采地方史料,对形胜、道庵的由来、命名、历史沿革及方位坐落等进行考辨,再附载以相关诗文,环环相扣、层次井然,让人读来明形知里,昭昭然矣。如“山水”卷题记:“今此《志》为道院而作,自当以道院所有者为限,其院外诸胜别汇为一卷,总标其目曰‘山水’,以纪其胜云。” [5]203即特地将“山水”分门别类,拟为上、下二卷,上卷记录鹤林道院所拥有之景观,包括金鼓洞、金果泉、归云洞、观音岩和八仙石,下卷记录金鼓洞周边景观,如栖霞岭、乌石峰、栖霞洞、紫云洞、初阳台等。与“山水”卷相应,作者在“院宇建置”上也是厘为两卷,“院宇”一卷紧扣鹤林道院,悉数道院的草创、发展轨迹、规制建构,兼及院产的交接和院规的拟定,与“祖教”卷对全真教派的考索及“法嗣”卷对本院主持事迹的记录相联系,点面结合,形象再现道院之原始本末。“邻庵”一卷则游离鹤林道院,将道院所处栖霞岭北的庵院如紫云洞、大悲庵、妙智庵、护国仁王禅寺等逐一进行载录。这样的编撰安排,不同于一般道观志将道院及周遭景观统而言之的做法,眼界更为开放,安排也更具条理性。相比之下,《通玄观志》“志山水”卷将吴山、瑞石山、清平山等通玄观附近山峰与白鹤泉、鹿泉、石含泉、天一泉等通玄观所拥小景合为一卷,“志建置”、“志古迹”卷仅收录通玄观所领属之三茅殿、三清殿、启元殿、奎光殿等建置和摩崖碑、宋石像、元碑、石鼎等古迹[6]412-415,这样的安排无疑显得局促和偏狭。
2.2 以志乘为依据,兼顾广收细考《金鼓洞志》编撰上的另一特点是其史学取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料的搜集,二是历史考证方法的运用。如前所述,《金鼓洞志》史料征引丰富,来源广泛,大体而言有五种类型:一类是正史,如《宋史》《金史》和《元史》。二类是野史,如刘克庄《玉牒初草》、陶宗仪《辍耕录》和叶子奇《草木子》等。三类是方志,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种,前者由执政主持修订,如《成化杭州府志》《万历杭州府志》《大清一统志》《日下旧闻考》《泰安县志》《西湖志》等;后者为个人编修,如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刘侗、于奕《帝京景物略》,翟灏、翟瀚《湖山便览》等。四类为宗教文献,如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吴之鲸《武林梵志》等。五类为金石著作,如王昶《金石萃编》,阮元《山左金石志》等。此外,作者还从一些作家的诗文集中辑出史料,如卷六“祖教”在叙录丘处机及其弟子事迹时即征引了张炎《山中白云词》和姬志真《云山集》中长春宫和白云观的相关说明资料。与多数道观志相较,《金鼓洞志》对史料的搜集无疑是非常丰富而独树一帜的。
史料的搜集只是基础性工作,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判别与利用据有的史料,这与作者史学修养密切相关,并直接关系到所撰道观志的历史价值与学术地位。在这一点上,朱文藻凭依其卓异的史才和史识,突破了传统道观志多简单罗列史料和剿说前人观点的编撰模式,引入历史考证学,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式真实再现事物的初始本末,为道观志的编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体例,无形中也提升了道观志的史学地位。以《金鼓洞志》而言,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大量按语的使用。据粗略统计,《金鼓洞志》中朱文藻下的按语有六十余条之多。其中部分按语仅是阐释文中特定语词,或补充说明文意,或提请关注点,或交代背景情况,以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如卷三“山水(下)”柴绍炳《西湖赋(节录)》条下“按:泰岩,谓履泰山。霞岭,谓栖霞岭。桃溪,在岭南,出岳坟,入湖。剑阁,谓剑关。紫云、黄龙、金鼓,皆洞名。乌石,峰名。皋坟,谓牛皋墓。鄂墓,谓岳坟。” [5]220即对《西湖赋》中涉及的地名一一作解,很好地起到了疏通文意的作用。剩余的多数按语则是作者对所征引史料和前人论断真实性的考辨及历史事实的细致推断,或通过史料的对比来考订前说之误,或通过史料的征引来考订事实,或存录史料备以待考,体现出朱文藻严笃的史家学风,是《金鼓洞志》区别于一般道观志、史料价值凸显的关键所在。如卷三“山水(下)”无门洞条对无门洞误作黄龙洞的考辩。朱文藻先引述《钱塘县志》“黄龙洞,一名无门洞,又名天门洞”的记录,断定“无门洞之误作黄龙洞,自《钱塘县志》始” [5]232。再引述《西湖志》的记载:“黄龙洞,一名无门洞。《名胜志》:‘在栖霞岭后。宋淳祐间,有僧慧开,字无门,说法吴兴之黄龙山,后栖定保宁寺,偶卓锡于此。有石谽谺,不合如砺,忽然出泉,色绀而冽,澄若重渊,人以为龙随锡至,故名黄龙洞。’”于貌似言之凿凿中细辨其误,“‘有石谽谺’、‘不合’云云,是黄龙洞语,误并为一。” [5]233即《西湖志》误将《名胜志》中关于黄龙洞的记载归到僧无门事下,从而沿袭了《钱塘县志》将黄龙洞误作无门洞的舛讹,进一步促成了谬误的散播。而后他据《武林旧事》和《咸淳临安志》将无门洞、黄龙洞分别予以开列,指出《武林旧事》所载“天龙洞”即无门洞,《咸淳临安志》所载“护国仁王院洞”即黄龙洞,并在黄龙洞条下辨明《杭州府志》以慧开所斫石像下低坳处别有之小洞为无门洞是又一错说,廓清旧误谬传,让人茅塞顿开。卷三“山水(下)”黄山桥、王家桥条,在征引《杭州府志》《咸淳临安志》《万历杭州府志》《成化杭州府志》《钱塘县志》的相关史料后,虽然倾向于“今护国寺前大路东小桥不通舟楫,人皆呼为黄山桥,而别无王家桥,颇疑今之黄山桥正即王家桥也[5]237-238。”但在不能“臆定”的条件下,朱文藻没有妄作删替,而是保留两桥史料,“姑两存以备考”,体现出严谨的史学态度。卷六“祖教”丘真人条,朱文藻则直接依据史实断言《草木子》所载丘处机烧金佐元世祖军国之用一说姑妄不可信,“史传及他书皆不言邱真人烧金佐国用之事,且真人被召在元太祖朝,其羽化亦在太祖之世,下距世祖三十余年,安得佐世祖军国之用耶?” [5]275-276此类的按语,散见于《金鼓洞志》各分卷中,不胜枚举。
当然,在诸多道观志中,史料搜集丰赡和考据细谨扎实并非《金鼓洞志》所独有,眼界开放亦非《金鼓洞志》所独擅。前者如仰蘅所编《武林玄妙观志》四卷[7]301-356,分载建置、人物、诗文和杂记,搜录有《续博物志》《浙江通志》《混元圣记》《咸淳临安志》《纲鉴》《天师世家》《成化杭州府志》《湖山便览》等大量历史、宗教文献资料和历代名家诗文作品。其中建置卷很多条目都下有按语,征引史料,考订事实,创获良多。后者如邓牧所撰《洞霄图志》[8]298-325,虽以洞霄宫为中心,却能跳离其外,详述整个大涤山山水和浙地与洞霄道人有关的宫观等。然前者仅仅局限于武林玄妙观所属者,后者则多为主观论说,很少文献征引,亦乏考据,和多数道观志一样难以做到史料搜集、考据扎实与眼界开放的有机结合,是难以与《金鼓洞志》相比肩的。
3 《金鼓洞志》的编撰特点推因《金鼓洞志》上述编撰特点与朱文藻金石学家的身份和注重史料搜集、考据的乾嘉学风密切相关。朱文藻曾在《崇福寺志叙》中介绍了他编撰寺志的指导思想,体现其一贯的严谨学风:“新模凭诸目见,旧事得之传闻,讹误遗漏,知所不免。详赡增采,俟诸后来剞劂。” [9]3即史料搜罗务为求全责备,宁可失之繁芜,容后人删汰,也不愿姑妄取舍,以成遗珠之憾。这一思想在《金鼓洞志》编撰中得到了进一步贯彻,突出表现在各卷的卷首说明部分。如卷三“而一二古迹,亦附载之,览者得以汇考焉[5]219”,卷四“而诗文所繋亦备载焉,异日增修志乘或可供采择云” [5]240,卷五“俾后有志武林梵刹者,藉以补所未备云” [5]257,卷六“(邱真人事迹)今据所见,悉为裒录” [5]269,卷七“亟为登载,俾后之贤嗣知所法效,而益思光裕于无穷焉” [5]283,卷八“而综其前后,亦多异闻,使不附此志以传,则世无纪述,终归湮没。爰甄录之,以备谈资” [5]290。可以想见,梦隐道人受张复纯之托对《金鼓洞志》进行“有汰之,无增益,亦无改易”的校雠工作,也许就是针对朱文藻编撰《金鼓洞志》务为求全责备而失之繁芜这一痹症的。我们无从知晓梦隐道人究竟删汰了《金鼓洞志》哪些内容,也无从知道其删汰的具体标准。但朱文藻这种广为搜罗、勤勘细考、“宁滥勿缺”的严谨学风为后世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金鼓洞志》在编撰上相较一般道观志眼界更为开放、史料价值更为突出的原因所在。
《金鼓洞志》编撰体例上的特点,还有两点情况需要说明:
其一是朱文藻有相关道观志的编撰经验,汲以作为《金鼓洞志》编撰的参考。在《金鼓洞志自序》中,朱文藻揭示了他编撰《金鼓洞志》的原因并暗示了编撰体例的依本。一是金鼓洞坐落栖霞岭,屡著仙踪灵迹,又经乾隆皇帝驻跸赋诗,不可失载于文献,使至于湮没无闻。二是在道观志的编撰上,朱文藻曾仿邓牧撰、孟宗宝集的《洞霄图志》为《洞霄图志续编》十二卷,刊附于《洞霄图志》之后。张复纯正是看了朱文藻所著余杭《洞霄续志》,才以观志相托的。在编撰体例上,朱氏则无疑会受到《洞霄图志》的影响,袭用《洞霄图志》的部分编撰体例。如《金鼓洞志》以鹤林道院为轴心,分别介绍周边诸胜的体例安排就与《洞霄图志》以洞霄宫为中心,分述周遭山水、洞府的写法一脉相承①。虽然二志在具体的写法上存在差异,如《洞霄图志》“山水卷”的景观介绍基本局限于景观的方位坐落、历史沿革,且多为作者的主观论说,很少引用文献佐证;《金鼓洞志》“山水卷”的景观介绍则多直接引用文献来佐证,很少有作者个人的主观论述,并在文献佐证之外附上大量与景观相关的历代诗、文、传记,更为全面而客观。然这一不同主要取决于道观本身的历史价值、编撰者的文献学修养和学风,并不会改变朱文藻在编撰体例上参酌《洞霄图志》的事实。
① 据朱文藻《 < 金鼓洞志 > 序》:“故其(《洞霄图志》)为志也,《道藏》列于编,《四库全书》著于录,为千秋不朽之巨制。”“《(洞霄)图志》自元迄今,又阅五百余年,文藻仿其例,为《续编》十二卷,刊附邓《志》之末。”张复纯《 < 金鼓洞志 > 跋》:“嘉庆乙丑岁,余杭《洞霄续志》刊成,觅一本展观,知为朗斋朱先生手笔。”则朱文藻当时确实撰有《洞霄续志》。《四库全书》收有《洞霄图志》,明《正统道藏》所收《大涤洞天记》实为《洞霄图志》的节本,收其“宫观”、“山水”、“洞府”、“古迹”、“碑记”五卷,而去其“人物”一卷。然二书文末并没有刊附朱文藻所说的《洞霄续志》十二卷,前人有关朱文藻著作的陈列中也未见言及《洞霄续志》一书,姑存以待考。
其二是朱文藻有杭州地方史志的编撰经历,影响《金鼓洞志》编撰体例的安排和内容的取舍。这一点可从(清)丁丙编纂的《武林坊巷志》一书中探其一二。丁氏《武林坊巷志》记载南宋至清末杭州的坊巷沿革变迁,“博采群书,参稽志乘,无一事不登,无一文、一诗不录,城郭、官府、宫室、寺观、坊市曲折及士大夫第宅,无不备载” [10]2,是研究杭州城市发展及经济、文化、社会风貌最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之一。而丁丙此书的编撰,开其端绪者正是朱文藻。据丁丙《武林坊巷志》孙峻序介绍,杭州地方史志众多,但很少有尽善尽美之作。官方编撰者如省志、县志类多大而不详,私著方志类如《北隅掌录》《南宋古迹考》《湖山遍览》等则多详而不广,唯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能兼顾广详,细大不捐,但成书久远,“后事无徵,附载《志余》,各里失限,美则美矣,未尽善也” [10]5。因而撰写一部杭州地方志的集大成之作,弥补前人缺漏,就成为乾嘉以来广大学人之共识。在此前提下,朱文藻、胡琨二人首倡其事。其中朱文藻草创于前,胡琨继踵于后,编成《武林坊巷志》。然命途多舛,咸丰庚申、辛酉岁,太平军两陷杭州,胡琨《武林坊巷志》文稿毁于兵火;后丁丙搜得其旧绘《省城坊巷图》,“按图排目,若街、若坊、若巷、若弄,都八百余条,稽之图志,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 [10]3,终于编撰成《武林坊巷志》,一弥前人之憾。朱文藻的《武林坊巷志》虽然是“未定书”,“寥寥数叶竟无余”,但其编撰的用心与丁丙仍是相近的,《金鼓洞志》的编撰体例,自然也可以从丁氏所著中找到印证。丁丙《武林坊巷志》“稽之图志,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的编撰方法在朱文藻《金鼓洞志》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就是明证②。如丁丙《武林坊巷志》“定安桥”条,分别征引了《咸淳临安志》《咸淳志》《梦梁录》《成化府志》《万历府志》《万历钱塘志》《西湖游览志》《康熙府志》《古今图书集成》《康熙钱塘志》《光绪府志》《西湖志》《泠然斋集》关于定安桥的记载[10]323-324,可谓极尽搜罗之能事,与朱文藻《金鼓洞志》中“金鼓洞”等条广泛征引《西湖游览志》《西湖览胜志》《杭州府志》等地方史志资料和名家相关诗文作品若然一出。再者,朱文藻曾帮助王昶修撰《西湖志》,对西湖历史文献较为熟识,鹤林道院“左右名胜旧迹,合栖霞岭峰、洞、林、泉”都“了然在胸” [5]298。杭州地方志的编撰经历和《武林坊巷志》未能编成的遗憾使得他在编撰《金鼓洞志》时能摆脱常规,运史以御观志,从而丰富了《金鼓洞志》的内容和道观志的编撰体例。
② 丁丙《武林坊巷志》前有俞樾《序》、孙峻《序》和丁丙《自序》三篇,三《序》都言及朱文藻撰辑、胡琨继撰《武林坊巷志》(俞《序》作《杭州坊巷志》)一事,唯俞《序》言“迄无成书,其稿亦不得见”,丁《序》言“访胡君手辑《坊巷志稿》,不能得”,孙《序》言“一(朱文藻)虽草创,一(胡琨)已编成,庚、辛两劫,片纸不传”。丁丙编成《武林坊巷志》后,交由孙峻校勘增益,最终得以完璧。又丁丙《武林坊巷志》第6册118页“《听香斋集》”条引施茂才《杭城九补题词》(录一)“掌录城隅黄子久,图经坊巷碧溪翁”,下注“黄芗泉(黄士珣)丈有《北隅掌录》,朱朗斋又有《武林坊巷志》”,则朱文藻撰辑《武林坊巷志》在当时应有一定的知名度。
4 结语道观志的编撰一般有三种情况,一为道士独立编撰,如清道士仰蘅编辑《武林玄妙观志》;二为文士编撰,如清代丁午编辑《紫阳庵集》;三为道士、文士合作编撰,如元代隐士邓牧与道士孟宗宝合撰《洞霄图志》。然不论何种情况,一部道观志编撰质量的高低,其首要决定因素当在于编著者自身的学养,若编撰者学有未达、思有未精,所撰道观志则不仅内容单薄,体例也往往较为混乱,编排偶误,分见歧出,其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自然为之降低。《金鼓洞志》自不在此列,它体例安排允当,资料搜集详赡,事实考订严谨,甚可与地方史志相埒,其关键无非源自朱文藻扎实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要之,作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朱文藻在《金鼓洞志》的编撰中秉继乾嘉实证学风,贯彻文献学、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使得《金鼓洞志》兼有了道观志与地方史志的特点,视界开阔、史料丰富、考订详实,既创新了道观志的编撰方法,又提高了道观志的史学价值与学术地位。
[1] | 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
[2] | [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6册[M]潘一平, 孙云清, 颜依青, 整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3] | [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4册[M].潘一平, 孙云清, 颜依青, 整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4] | [清]龚嘉儁修, 李楁纂.杭州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9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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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明]姜南撰, [清]吴陈琰增补.通玄观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46册.济南:齐鲁书社, 1996. |
[7] | [清]仰蘅.武林玄妙观志[M]//胡道静, 陈耀庭, 段文桂, 等.藏外道书:第20册.成都:巴蜀书社, 1994. |
[8] | [元]邓牧.洞霄图志[M]//丛书集成新编:第9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
[9] | [清]朱文藻.崇福寺志[M]//丛书集成续编:第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
[10] | [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1册[M].潘一平, 孙云清, 颜依青, 整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