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言据性(evidentiality)是近年来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课题，主要指说话人对信息来源以及所传递信息可靠性的态度^[1]。据素（evidential）指的是言据性在语言中的表达形式。在学术语篇中，作者通过引用他人的研究、观点，明确研究背景，为自己的立场寻求支持，藉此与自己的研究建立链接，进而奠定可靠的基础^[2]。因此，转述据素也是“研究者构建自我学术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为研究者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提供的一个互文保障（intertextual warrants）” ^[3]。据素的认知语用研究表明，一句话中的据素就是对所述命题信息的来源以及说话人对此信息的认知状态的编码^[4]。因此，从认知语用角度看，转述据素不仅仅要表达研究信息，同时还要传递该信息的来源以及作者对该信息的认知状态立场。在学术语篇中，恰当地使用转述据素有助于在作者、研究主题和读者三方之间建构动态交互，将他人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立场，尽量以客观的语言说服读者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转述据素又分为自我转述据素（表明信息源自于作者本人）和他人转述据素（表明信息来自于外部资源）。但是，非英语母语学者往往很难有效地转述他人的研究成果^[5]。本研究只对比研究他人转述据素的使用特征和立场表达。随着我国硕士研究生的连年扩招，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令人堪忧，尤其是英语学术语篇的驾驭能力更是亟待提高。硕士学位论文是检验硕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实际上是接受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学术训练的过程^[6]。因此，硕士学位论文也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对比研究中美英语硕士学位论文中转述据素的使用情况，有助于我们发现目前国内语言学硕士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改革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提供重要依据。

1 学术语篇中转述据素研究回顾

胡壮麟（1994）认为，指出信息来源可以增加信息的可靠性^[7]。Hyland（2000）认为，转述据素的使用有助于“详细阐述共享学科语境，揭示对社团知识的适应” ^[8]。国内外学者关于学术语篇中据素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语篇或摘要中各类据素的使用情况调查分析^[9-14]，或学术论文中动词性据素使用情况的调查^[15]，或仅局限于探讨学术论文中的转述动词^[16-22]，但目前尚未有专门探讨学术语篇中转述据素的对比研究。由于转述据素的功能是转述引用他人观点，并融入自己的研究中，以增强语篇的说服力，因此，从语用功能的视角看，转述据素与转述动词（reporting verbs）有相似之处，但转述据素的语言呈现方式并不仅仅局限于动词，还涉及括号引用、名词和介词短语等形式。具体如表 1所示。

此外，鉴于学术论文作者在通过论文向读者客观介绍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要阐明自己的立场，在本研究中，笔者借鉴Thompson和Ye（1991）^[5]对转述动词的分类标准, 将转述据素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3类。使用表达积极立场的据素表明作者支持被引用者的观点，如accept, it’s argued, X’s statement等；使用表达消极立场的据素表明作者不支持或怀疑被引用的信息，如criticize，suggest, believe, X’s suggestion等；中性立场的据素仅仅用来传递所引用的信息，并对信息不做任何评价，如study, say, it’s reported, as studied by, X’s study, according to X等。

本研究以中美两国语言学方向的硕士学位论文为语料来源，对比分析两国学生学位论文写作中转述据素的使用和立场表达特征，并尝试回答以下几个研究问题：1）中美硕士生在转述据素的使用方面有什么特点？2）转述据素在中美两国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语言呈现方式有何特点？3）中美硕士生使用转述据素表达立场的情况呈现什么特点？

2 语料选取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语料包括中国和美国大学英语专业语言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实证类学位论文各45篇。其中，国内硕士论文来自某二本大学MA专业，美国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自“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pqdt.lib.sjtu.edu.cn/SearchResults.aspx?c=29&pm=0），均为实证研究。所有语料均仅限于论文的正文部分，剔除了论文题目、关键词、摘要、目录、参考文献、附录和图表及其文字等；此外，正文部分中直接引用的文献和访谈内容，只算字数，但不统计其据素。处理后的语料库详情见表 2。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将所有语料导入数据分析工具WordSmith5.0，并参照表 1转述据素语言呈现方式，进行标识检索。随后，人工排除不属于转述据素的索引行。为保证数据的信度，本研究的人工筛选分别由3个评判者独立完成，要求他们按照事先确定的分析维度，对选定样本的据素进行独立评判分析，然后根据信度测试公式R=n+K/[1+(n-1)+K]进行计算，其中，R为信度，K是平均相互同意度，n是评判者人数。计算后得到的评判信度是R=0.925，信度值大于0.90，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据素统计数据具有可信度。其后，利用WordSmith5.0软件统计出转述据素的出现频数和词频（每1千个单词出现的据素词频），并进行标准化分析，对于词频间的差异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最后，对数据进行分析说明。

3 结果与讨论 3.1 转述据素的词频使用特征

经过统计，中美两国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转述据素方面的使用情况如表 3所示。

从表 3可以看出，中美硕士学位论文中都高频使用了转述据素（分别是7.630和8.023），这说明学生对于学术论文明确要求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本特征较为熟悉，能够有意识地使用转述据素来表明信息来源，“更希望通过其他声音来扩展命题的可协商型，为不同观点的协商扩展人际空间” ^[23]。但是，从表 3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学生显著少用转述据素（p=0.015＜0.05），这一现象表明，在学术信息传递过程中，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更注重通过引用他人的成果支持个人的观点，以期在学术共同体中引起更大的共鸣。

3.2 转述据素的语言呈现方式分析

笔者通过对样本的进一步细化分析，发现中美硕士生在转述据素的语言呈现方式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表 4）。在上述6种语言呈现方式中，除了It’s+v.ed结构隐藏了信息来源外，其他5种都明示文献来源。从表 4可以看到，在6种语言呈现方式中，中国硕士生的动词类据素词频总数是4.518，非动词类词频总数是3.112，而美国硕士生的动词类词频总数是4.443，非动词类词频总数是3.580。对于动词类转述据素的卡方检验结果（P=0.674＞0.05）表明两国学生在此类据素的使用方面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对于非动词类的卡方检验结果（P=0.033＜0.05）则表明双方存在显著性差异，中国硕士生显著少用非动词类转述据素。这说明中国学生在撰写英语论文时仍受到汉语句法的影响，汉语是动词性语言，倾向于多用动词，叙述呈动态，英语是名词性语言，倾向于多使用名词，叙述呈静态^[24]。

但是表 4也显示出，中美学生在转述据素的语言呈现方式的某些结构使用比例方面具有一致性，如“ X+v.”和括号引用，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此外，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硕士论文中的转述据素在出现频数、词频和词汇种类上远远低于美国硕士论文，表现出词汇储备不足的特征，在某些语言呈现方式的使用方面甚至出现了中介语的倾向。统计显示，中美两国学生转述据素的语言呈现方式使用频率最高的都是“ X+v.”结构，这一结果与Charles（2006）^[25]对于本族语硕士博士论文中转述动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也与娄宝翠（2013）^[21]对于中英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中转述动词的调查结果一致。这说明在引证过程中，两国学生都非常熟悉并能熟练运用此类表达方式，将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研究之间建立链接，提高信息的确定性，减弱自己对信息来源要负的责任。中国学生使用此类结构的比例虽略高于美国学生（51.2%：50.9%），但在词汇的多样性方面则远远落后于美国学生（80:111）。

表 4还显示出，在转述据素中使用频率排第二的语言呈现方式都是括号引用。括号引用结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括号里仅显示信息源自于某个作者或研究者群体，如（Mclain, 1993）或（Furnham & Adrian, 1995），这与“ X+v.”结构有相似的功能，只是没有使用转述动词，从评价意义的视角看，属于中性，作者在使用此类结构时不表明个人态度；另一种是将前人的多个相关研究成果加以参考列举或综合归纳，如（Stoloff, 1995;Szabo & Hastings, 2000），这反映出学生对参考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并融合个人观点。笔者进一步整理样本后发现，前者在中美学生论文中都占据大多数，分别是94%和77%，但中国学生对后者的功能明显不太清楚，如：

例1 A group of famous researchers regard ambiguity tolerance as a crucial factor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uccessful language learning.（C35）

例2 Pienemann（2005）, based on the earlier studies on order of acquisition（Clahsen, 1984;Dulay & Burt, 1973;Krashen, 1982;Meisel et al., 1981;Pienemann & Johnston, 1987, as cited in Pienemann & Keller, 2012）, proposed Processability Theory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at an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learner can process only those L2 linguistics forms which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language processor can handle”.（E27）

在例1中，作者模糊了a group of famous researchers的范畴，表示他所提到的信息来自于其他学者，与自己无关，规避自己对信息正确与否所要承担的风险，但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模糊不确定的，因而可信度大打折扣。而例2的作者则明确指出Pienemann的理论是在哪些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给读者传递的信息是具体明确的。相比而言，例2的可信度更高。

有时，作者为了陈述那些被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观点和态度，或自己对某一命题不能确信时，会依赖隐藏信息来源的模糊性表达方式“ It’s+v.ed”结构。但中美学生在此类结构的使用上显示出了较大差异，词频分别是0.367和0.074，所占比例分别是4.8%和0.9%。这反映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即模糊性和精确性。虽然中国现代学术思维逐渐吸收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但仍遗留有古代模糊思维的特征，用模糊的概念或范畴整体、综合地把握思维对象的总体特征，将信息看做是学术共同体成员间的共享常识。而西方思维模式则强调精确性，注重思维的确定性和明晰性。

在“ as+v.ed+by”结构的使用中，中美硕士生在词频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但美国学生的词汇储备量远远大于中国学生（31:5）。表 4还显示，中国硕士生显著少用“ X’s+n.”名词结构。这表明，中国硕士生在撰写英语学术语篇时受到汉语句法特征的影响，无论是在词频还是在词汇多样性方面都显著弱于美国学生。而在介词短语的运用上，中国学生则显著多于美国学生，这可能是学生在很早就接触到了according to X; in X’s view; from X’s viewpoint等用于表达观点的介词短语，对其非常熟悉，因此在文章中被过度使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3篇中国学生论文中共出现了19次口语色彩较强的as we know和as everyone/everybody knows结构，美国硕士论文中没有出现，笔者将之归因于个别学生的语用能力缺失。

3.3 转述据素的立场表达分析

学术语篇不仅要客观传达学术信息，还要表达作者的立场，包括作者的感情、态度、价值判断和愿望等，从而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26-27]。立场表达在语篇中有三大功能：表达作者的观点，反应个人及其所在共同体的价值体现；构建并维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组织语篇^[28]。在学术语篇中，作者的立场主要通过词汇结构表达。表 2中列举的转述据素的语言呈现方式中，“ X+v.”结构、“ as+v.ed+by”和“ X’s+n.结构”中的动词和名词，都可以表达3种评价意义，即积极、消极和中性；而“ It’s+v.ed”结构隐藏了信息来源，通常用于表示共识性知识；括号引用则多用于传递中性态度或归纳总结；介词短语则是典型的中性态度。

笔者对两个语料库中转述据素表达立场信息的统计表明，中国学生的转述据素多用中性词，如define, point out, according to, X’s study等，少用积极词，如assert, argument等；不用消极词。中国学生用词相对比较集中且单一的现象，一方面表现出“中国人好言同” ^[29]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尽量疏远与受访者之间的距离，减少参与评价的程度，削弱对引用信息可靠性所要承担责任。而美国学生的转述据素除了使用中性动词和积极动词，如say, state, add, insist等，还用到了消极动词，如criticize，claim等，注重选词的变化和多样性，表现出批判性思维能力，体现了作者与主题和读者间积极的人际互动。这种差异可能有3种解释：一是中国学生的词汇能力不足；另一种解释可能与中西哲学思想有关。中国是直觉思维，重视直觉领悟，疏于分析解读，带有非逻辑性的特征，重求和；而西方思维模式以逻辑分析为主，重求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表现出积极的人际互动态度。第三，有可能是中国学生受到传统学术话语模式的影响，为了向读者展现自己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可信的研究成果，尽量回避使用表达情感的动词，从而隐藏个人立场，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客观；而美国学生希望通过情感动词的使用扩大与读者的情感交流空间，表明个人立场，使自己的观点更加容易被接受。

在此，笔者仅对“ X+v.”结构在样本中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统计，中美学生使用最频繁的5个动词如表 5所示。可以看出，两国学生在使用高频转述动词时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总体看来，美国硕士生的高频转述动词的词频使用高于中国硕士生。在这些高频转述动词中，find, define, point out, put forward, show，state和note等用于陈述事实或客观指出信息来源，不带个人情感色彩，使作者与所引用的文献之间产生疏离，削弱自己对引用命题或观点所负的责任，并尽量向读者展示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而suggest具有消极评价意义，除了指明确的建议外，还指某种可能性或可以给人以暗示的事物; argue表示“有证据的支持或反对”“据理力争”，这两个词都表明作者对所引用的信息做出了隐性评价，在严格遵循学术语篇客观性的同时，美国学生通过一些语言策略向读者传递了他们的观点态度，更加积极地与引用命题间建立链接。而中国学生更倾向于陈述事实，最高频的转述据素均是中性词，在引用他人观点时基本都是直接引用原文，回避表达个人情感态度，似乎在竭力撇清自己与引用观点间的关系，减少个人的介入评价。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表明，中美硕士生在转述据素的语言呈现方式的选择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学生选词相对单一集中，缺乏多样性，语义范畴狭窄，口语化、语用错误和滥用情况均有出现，表现出中介语倾向，这可能与中国学生的词汇能力相对较弱有关。而美国硕士生所用的词汇结构比较灵活多样，语义范畴相对较广。同时，中国学生受中国传统思维重视悟性的影响，不重视语言的逻辑分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转述他人学术成果时基本上都是大段引用，不做评价分析，转述据素多使用中性词，少用积极词，不用消极词，回避个人观点态度的表达，与读者和主题间的互动意识淡薄，不清楚如何表达个人立场，很少对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分析，体现了中国文化“好言同”的特性。而美国学生的转述据素虽然也多用中性词，但也兼顾积极词和消极词，表现出学术批判意识，在引用他人成果和观点后也加入个人评价，从而与读者和主题间产生积极互动，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学术声音，积极推销个人学术观点，表现出鲜明的立场表达意识。第三，笔者在对语料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个别中国硕士生的学术规范意识欠缺。学术规范是研究者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一些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基本要求。学位论文作为学术论文中的一个特定文体，对于学术规范性要求同样严格。但笔者在语料库中发现有2个中国样本引用他人观点时，采用“ X: …”格式，不使用任何据素，这明显有悖于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

总之，研究表明，中美硕士生在转述据素和立场表达方面的差异受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学生在撰写英语论文时明显受到汉语句法、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学术英语课程教学中，有必要引入中西思想文化的对比研究课程，培养学生的文体意识和立场表达意识，引导学生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批判性分析，同时扩大词汇量及其语义范畴，掌握形式多样的转述据素以表达个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