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诗经》等典籍的记载，后稷、不窋和公刘是先周文明的开创人物。后世人们往往根据这些有限的篇目，从文字学、考古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印证。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欠缺，学者们对其中的人物、事件、年代和地域等细节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例如《生民》中后稷的故事是否是对一个时代的神话表现？不窋率领族人所处的“戎狄之间”具体在哪里？公刘“彻田为粮”是否如郑《笺》云“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彻之使出税以为国用”？虽有诸多争议，“周祖”形象仍然随着岁月的推移，在汉代儒家经学、后世文人诗作和民间信仰中，得到各不相同的塑造和阐释。梳理这种演变过程，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有利于厘清文学、史学和政治学的界限。

1 《诗经》中的“周祖”意象

先周部族的历史在《诗经》等典籍中多有反映。《国语·周语》记载了周人先祖不窋率领族人在“戎狄之间”生存和发展的史实：“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所谓戎狄之间，据《括地志》载，“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宁、原、庆三州和秦北地郡，即今天甘肃庆阳地区、平凉部分地区及陕西部分地区。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又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诗经·绵》中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则明确记载了古公亶父带领周人，大规模迁居至岐下。这在《汲冢竹书》中也有记载：“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根据相关研究，姬周族从不窋王开始，到古公亶父离开豳地，其“窜于戎狄之间”的时间约有500年左右^[1]，其活动的大致范围在“豳”地。其间公刘率领部族迁至豳地定居，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

《诗经·公刘》共六章，主要描述了周人先祖公刘率领部族由邰迁豳的历史。第一章是说在“匪居匪康”的背景下，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从邰启程前往更适合生存的地方（豳）。在出发前，准备了充足的粮食（乃裹餱粮，于橐于囊）和精良的武器（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第二章描写到达豳地后，取得当地原住民的信任并与之和平相处^[2]。首先是对该地地理及原住民的“探查”（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接着深入其中（陟则在巘，复降在原）进行安抚（既顺乃宣），即“既巡行，乃宣示，巡行其原，宣示其众” ^[3]，并通过玉、刀等器物结纳之（维玉及瑶，鞞库琫刀）。第三章说公刘在勘察了具有“百泉”、“溥原”、“南岗”等地貌特征的地方，最终确定了可以定居的“京师之野”（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第四章说众人聚集（跄跄济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仪式（俾筵俾几，……执豕于牢，酌之用匏），尊奉公刘为首领（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第五章说公刘周密考察和测量地形，并分军居住（其军三单），接着开始发展农业生产（度其隰原，彻田为粮）。第六章说公刘带领众人在豳地营建宫室（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依水（夹其皇涧，溯其过涧）而居。

学者们在对公刘身份及当时的社会性质定性时，往往根据诗中的描写来确定。但是由于对诗中个别词语的理解差异较大，就导致了最终研究结果的不同。比较典型的如孙作云认为，从公刘迁居前的富庶程度、身上的佩饰、拥有军队和众人对其“君之宗之”的情况来看，“公刘本人是一位国王” ^[4]。许倬云则认为，“君之宗之”是说建立了族长的权威，“其军三单”是组织了三个作战单位（也是管理单位），因此“周人在公刘时代大约是一个由族长率领的武装移民，到达豳地后，如将土地分配各人，整治田亩，以求定居” ^[5]。

《诗经·公刘》中关于公刘率领部族迁居的记载当属史实，但是诗歌对公刘形象的塑造，对出发前的准备、出发时的阵势、与豳地人的交好、宴会仪式的场面、勘察地形和营造宫室等内容的描写，简直如同亲见。这显然已经带上了文学化的色彩。就如同《诗经·生民》中对后稷出生及成长中的神异表现的描写，将后稷塑造成一个来历非凡、禀赋超人的农业文明的创始人。后人考察对比相关史料，认为对后稷的身份、年代、地位的记载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有学者指出这是对一个时代的神话表现，认为后稷“无疑是一个神化了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当无真人真事，而是属于后人理想中的不窋以前周族生活图景的一种神话传说。也就是说，传说中的‘周后稷，名弃’（《史记·周本纪》）是属于后人虚构的似人又似神的模特儿” ^[6]。而从《诗经·公刘》的大幅铺叙可以看出，公刘是被当作一位优秀的部族英雄来赞颂的。他具有带领部族进行大规模迁徙的魄力，也有过人的远见卓识和组织领导能力，还有勘察地形以选择宜居之地以及指导营建宫室的技术，并且还有强有力的外交手段。也就是说，公刘在诗歌中是一位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杰出领袖的形象。

2 汉代儒家经典的阐释

《诗经》是当时贵族们“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的经典。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说明《诗经》在当时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手段了。人们在各种典礼仪式、社交活动和外交场合中都要用到《诗经》，这就使得对《诗经》的解读必然要带上政治色彩，这在《毛传》、《郑笺》等汉代儒家经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公刘》是对迁居豳地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觉展现，最多也就是增加了文学性的描绘。而汉代儒家典籍则根据当时的需要，对其进行了政治美学上的发挥性解读。

2.1 关于《公刘》一诗的来源

《毛序》曰：“《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莅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 ^[7]541这里明确指出召康公用此诗戒成王，教其学习公刘的品德，为民办事，并且也指出该诗是为了赞颂公刘的丰功伟绩而献。事实上关于《公刘》的作者和年代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至于召康公是否用此诗戒成王，也不可考。不过《毛序》的着眼点更在于“美”、“戒”等政治理念的传播上，而非其他，因此可能忽略了相关的历史考证。

2.2 关于离邰迁豳的原因

《毛传》曰：“笃，厚也。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 ^[7]543郑玄《笺》云“为夏人迫逐己之故……”二者都认为，公刘及其部族受到夏人迫逐，于是离邰、平西戎、迁至豳地。也有学者提出了与“为夏人迫逐”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当时正处于夏、商政权更替的时期，公刘趁机开拓领土，向周原进发。因此“辟中国之难”其实是“趁中国之难” ^[8]。郑《笺》又云“不忍斗其民，乃裹粮食于橐囊之中，弃其余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为今子孙之基。”“公刘之去邰，整其师旅, 设其兵器, 告其士卒曰‘为汝方开道而行’。明己之迁，非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这里进一步指出，公刘根本上是为了保全民人，不忍其部族受到战争荼毒，才选择离开的。其根据在于诗中的“思辑用光”一句，即《传》中的“民相与和睦以显于时”和《笺》中的“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相反地，也有学者对比《尚书》、《国语》和《左传》中的词语，指出该句的字面意思是指实际力量的集聚，而无关“全民”、“和民人”等仁义道德的意义。不过从儒家观念出发，这样的解释似乎是很必要的。

2.3 关于离邰时的所率领的部族人数

《毛传》曰“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即是说跟随公刘的有十八个部落。事实上原诗中并没有具体人数的表述，不知这里“十有八国”的说法有何依据。

2.4 对公刘勘察地形的解读

如前所述，“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是对该地环境及原住民情况的“探查”，“陟则在巘，复降在原”是深入其中，“既顺乃宣”是进行安抚，“维玉及瑶，鞞库琫刀”是说通过玉、刀等器物结纳之。而郑《笺》则说：“公刘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复下在原，言反复之重居民也。民亦爱公刘之如是, 故进玉瑶容刀之佩。”这里认为公刘深入其中是“重民”的表现，同时玉瑶容刀之佩是民众爱戴公刘而进献的礼物。究竟这些佩饰之物是公刘用来结纳当地原住部族的，还是诗中描绘的公刘自己的配饰，也有较大的争议。只是将公刘勘察地形的活动和这些配饰解读为公刘的“重民”和民众对公刘的爱戴，仍然是从儒家“诗教”需要出发的。

2.5 关于“彻田为粮”

郑《笺》云“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彻之使出税以为国用。”认为“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是测量不同质量的田地以便收税，并且认为“彻”是“什一而税”。事实上对这里的“彻”如何理解，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并无定论。如胡承珙所云：“此《笺》云‘什一而税谓之彻’者，乃因诗而推言之，以彻法亦治田之事耳。”也就是说，郑《笺》的说法只是一种推论而已。然而如果要表现出公刘“创制”的伟大之处，也只能如此解释了。

另外在其它典籍中也有类似《传》、《笺》的解读。例如关于公刘在迁居前的作为，《史记》记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幸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司马迁在这里将公刘描述为因地制宜、承前启后、百姓感怀、具有丰功伟绩的政治家，自然也有其儒家政治理想的寄托。由上可以看出，汉代人们对公刘形象的解读已经超越了《诗经》的“史诗”性描述，“将儒家理想中的模型套在公刘这样的人物和当时的制度上，于是公刘成了一个充满圣贤气象的雍雍穆穆的君主，而大国三军之制等也在邰之封国时（按《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郑玄《豳谱》，这都应当是在虞夏时代）就存在了。这当然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 ^[2]。

3 后世咏陇诗中的周祖意象

对于公刘迁居的“豳”地，历来也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戎狄之间”是今天甘肃庆阳地区、平凉部分地区及陕西部分地区。“公刘率部从戎狄之间（北豳）的北部农业中心和西部农业中心（今甘肃省庆阳县、宁县一带）出发经过其东南部活动地域（今甘肃省合水县、正宁县一带），到达豳（今陕西省旬邑县、彬县，淳化县、耀县、宜君县、黄陵县一带，其中心豳城在今旬邑县西四十里左右，后人称之为古豳）” ^[9]。在甘肃的本地传说、方志及古迹和民俗活动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说法的痕迹，因此在后世的咏陇怀古诗中就有了较多的周祖文化意象。

一是追述功业，称颂德行。明洪武初任庆阳府通判的吴士英有七言诗《周祖遗陵》，缅怀周祖（不窋）开创八百年基业的丰功伟绩：“帝业开基八百秋”。其中对“征伐”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莫言征伐成王室，自是耕耘起绿畴。”认为不窋虽在“戎狄之间”，却奋发有为，发展农业。“泽被豳宁”、“神归环庆”，其所创立的基业为当地（豳宁、环庆）带来了莫大的福泽。因此即使千载也不应被忘记：“行人过此应相问，黄壤千年尚属周。”乾隆时贡生韩观琦《重修公刘庙记》记述公刘“复修先业”，“民赖其庆几千余年”，每年三月十八，当地人举行盛大仪式祭祀公刘，“祝万寿之遗意也”。同时也有人在公刘庙祈求多子多福：“如愿以予之樛木瓜瓞。”文中还提出了“神之所以为神，在德不在形”的观点。赵本植在乾隆年间任庆阳知府，其《咏周祖庙》通过“文士崇羲勺，村农奠酒尊”表达对周祖开创伟业的缅怀。李日芳于清顺治年间任庆阳知府，其《周祖庙告成诗》也是对周族文化千年不泯的感慨，其中“苍苍王气抱孤城”是说庆阳古城对先周部族兴起的意义，“传子当年测海若”追述了周祖的功业，“邠人此日忆河清”则是说后人的感念。田而芝于康熙年间任庆阳府儒学教授，其五言诗《周祖庙》咏叹周人先祖在庆阳一带创业的艰难及其对当地风土民情的深远影响。其中既有“忠厚开基永，恪勤创业高”对开千秋基业的歌颂，也有“择贤真器使，损己岂民膏”对高尚品德的赞美。光绪年间庆阳人张精义《周祖庙》一诗除了通过“西来斯地”、“基开八百”、“服劳力穑”等语句来描述不窋的事迹，还用“三十七王列左右，森严庙貌万斯年”赞美其万事流芳的功德。

二是感慨沧桑，忧国忧民。庆阳人张映辰在清初曾任甘肃学正，其《庆阳怀古（二首）》集中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同时也将庆阳的重要州县连在一起，寄托了怀古之情。其开头一句“失职姬宗几世还”即是对不窋“窜戎狄之间”的追述，间以“城开白豹”、“灵武募兵”等事件和地点，最后用“悠悠庆水流何恨，遥望城闉载骤骎”收尾，表达了对历史沧桑的感怀。赵本植在《咏周祖庙》中也有“不见荒岗上，牛羊践墓门”的感慨。杨赞绪在清乾隆年间任庆阳知府，其《庆阳郡署怀古（一）》首先感叹周人先祖窜迹戎狄，艰难创业（“艰难王业怀周室，窜迹当年戎狄间”），致使此地孤坟荒山，樵牧成群，对当初平王东迁、放弃祖先创业之地表示遗憾，发出“陵下至今流恨水”的感慨。明代“前七子”之一李梦阳，出身庆阳，对庆阳的周族文化自是熟悉不过，其七言诗《庆阳城》表达了另一番情怀。该诗因成化年间鞳鞑入侵而写。首句言“庆阳亦是先王地”即抒发出对该地历史地位的感慨，接着的三句用“白豹寨”“野狐川”衬托位于东山的“不窋坟”，辅以“天清嶂塞收禾黍，日落谿山散马群”两句，更显其历史内涵和眼前气势。最后两句作者笔锋一转，用“回首可怜鼙鼓急”指向当下的边关局势，又用“几时重起郭将军”一句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光绪年间宁州人于鄢的《公刘古城》，以宁州古迹公刘邑为题，赞美其地理环境和物产：“好山四面长如画，嘉果千载半绕庐。”同时面对当时民生艰难的境况，作者又发出了不平之声：“久在豳风图里住，如何耕织利全无？”

三是描写“遗风”，追怀周祖。《甘肃通志》称庆阳民众“好稼穑务本业，有先王遗风，陶复陶穴以为居，于貉子裘以御寒”（《甘肃通志》卷41）。就是说，后世文人对先王遗风的追述，是有其历史和现实依据的。宋代范仲淹知庆州时，其《劝农》一诗中写到：“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诵豳风。”苏履吉在嘉庆年间任安化（今庆城）知县，其《庆阳怀古（一）》吟咏不窋开基功业，影响至今，“此地民犹稼事宜”，“城东不窋有遗碑”。光绪年间庆阳人张精义的《谒公刘殿》之“艰难稼穑咏豳风，冬取貉狐缵武功”句写到当地亦耕亦猎的民风，同时也追述公刘的重要影响“农服先畴士食德，子孙万代享年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传统农业理想的寄托。

4 结语

公刘作为先周文化形成期的重要人物，他带领不同的部族迁往更适合生存和发展的豳地，在此定居，为整个周部族的下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的所作所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由于历史文献及考古成果的缺乏，后世人们对公刘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于《诗经·公刘》。显然该诗本身就属于对公刘形象的一种阐释，其史诗性的描写，兼具传说、历史记载的特点，也加上了文学性的渲染。如前所述，公刘在《诗经》中是一位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英明领袖，而后世人们往往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对该诗的作者、产生的背景及其字面意义的解读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例如汉代儒家，在承续孔子经学的基础上构建政治美学，因此对公刘的阐释就加入了“君”、“臣”、“民”以及“周道”、“德”“美”、“戒”等观念。相比之下，后世咏陇诗中更多的是将周祖作为一种诗歌意象，借此构建其诗歌意境。因此其中往往借景抒情、借古讽今，以此传达其政治、历史、国运、民生等方面的思想和感情。

显而易见，公刘在后世人们那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并且不断被阐发和拔高。他可以是远古的先祖、农耕文化的先驱、品德高尚的英明领袖，甚至还可以上升为全能的神明而护佑一方百姓（见前文韩观琦《重修公刘庙记》中的记述），等等。其对不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种理想，一种榜样，一种精神的寄托，就此而言，周祖文化在今后仍将被继承、发展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