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梦境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早在先秦，梦境就和文学创作密切相关，“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诗经·齐风·鸡鸣》）、庄周梦蝶（《庄子·齐物论》）、楚王梦神女（《楚辞·高唐赋》）等是先秦作家对梦境的创造性运用。梦境的神秘离奇、荒诞虚化具有创作的可塑性，便于作者某种意念的表达，许多文学家都偏爱采用梦境来构筑作品的中心环节。卫绍生在《中国古代占卜术》一书中将之命名为“梦文学”，认为“中国古代的梦文学或是以梦为缘起，借梦开篇，或是中间掺加记梦述梦，或是以梦结尾”^[1]。这一观点与我国古典小说、戏剧等作品尤为吻合，明朝戏剧家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2]，写成“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演绎了世间情起情灭、悲欢离合，《邯郸记》、《南柯记》感悟了荣华富贵皆是空；清代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以梦命名，从头至尾梦起梦结，大大小小三十多处梦境描写道尽了作者“一把辛酸泪”。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品花宝鉴》也是以梦缘起，以梦结尾，梦境虽仅有八处，但皆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在小说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 创作主旨的表达

《品花宝鉴》以京城梨园名旦生活为题材，以书生梅子玉和名旦杜琴言（男性）的同性恋为主线，中间穿插大量京城达官名士与八大名旦的交往情节，同时界限分明地描写了底层的黑相公和低俗的狎优勾当，作者希望通过区别“用情于欢乐场中人”的正邪，批判荒淫无耻的“狎优之风”，表达“国风好色不淫”^[3]1 的理想情趣和价值判断。

在本书中，梅子玉和杜琴言是作者理想情趣的寄托。书中，杜琴言在未见梅子玉之前，就做梦知晓有此一人将拯救他，与梦境形成对应，现实中他是在第二日坐车进入梨园这个污浊的未来时见到了真正的梅子玉。作者写到：

到京前一夕夜间，做了一梦，梦见一处地方，万树梅花，香雪如海，正在游玩，忽然自己的身子陷入一个坑内，将已及顶，万分危急。忽见一美少年，玉貌如神，一手将他提了出来，琴官感激不尽，将要拜谢，那个少年翩翩的走入梅花林内不见了。琴官进去找时，见梅树之上，结了一个大梅子，细看是玉的，便也醒了^[3]2-3。

琴言未尝不知感恩，却只算得半个知己；自那进京这一天，路上见了子玉，便认得是梦中救他出陷坑的人，时时刻刻放在心上^[3]57。

他们的感情发展叙述中，作者利用了梦境的预示性，拉开梦境与现实的时差，在一前一后，一虚一实之间形成一股张力，连接两人的缘分，为小说中这对“情正”的同性理想爱情模式的存在寻求合理性和权威性。当然，作者借由梦境设定的这个神秘性的背景也在杜琴言身上及读者的心理倾向上埋下了伏笔。与《品花宝鉴》强烈的是非道德判断不同，《红楼梦》的主旨更加丰富和复杂，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红楼梦》”。《红楼梦》讲述的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世家的没落，而小说在首回甄士隐的梦中为小说设定的是一个“太虚幻境”神仙背景，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十分明显，梦中“太虚幻境”的存在反而为小说平添一抹荒诞感，仿佛是作者在低声自语的述说一个故事，一段关于“无才补天，幻行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4]5-6 的故事。从本质上来看，《红楼梦》背景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的真实可信度，正如太虚幻境前的对联所写“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4]13，书中真假端看读者是如何解；《品花宝鉴》中梦中救命恩人的设定减弱了两位主人公的陌生感，提前的认识拉近了两人的现实距离，成为两人相识的助推器。同样是命中注定，梅杜之恋承载着作者的美好倾向，带着劝诫世人的现实使命，因此《品花宝鉴》中的梦境更具有指向性，更能反映作者的创作情绪和创作意图。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说道：“独特的视角操作，可以产生哲理性的功能，可以进行比较深刻的社会人生反省。”^[5] 换言之，独特的视角容易形成一个折射的焦点，使社会问题更加凸显而令人反省。小说第二次梦已经奠定了整本书的感情基调，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作者的情绪愈加高昂，而他的创作主旨也在最后部分的梦境中得到深化。在小说中，杜琴言梦入仙境，看见神娥送笔、道翁成仙、子玉偕美并坐，此美人手持一镜，此镜正是本梦的重点。书中描写道：

琴仙拾起镜子来一照，见自己变成了那莫愁湖里采莲船上的红衣女子，心中大奇。忽又见许多人影从镜子里过去，就是那一般名士，与一班名旦，自己忽将镜子反过来，隐隐的有好些人，映在里面，好像是魏聘才、奚十一等类。正看时，那镜子忽转旋起来，光明如月，成了一颗大珠，颇觉有趣。忽然船舱外伸进一只蓝手，满臂的鳞甲，伸开五个大爪，把这面镜子抢去了^[3]66。

在此次梦中，作者明确划分了情之正邪，“用情守礼之君子”和“洁身自好的优伶”在镜子正面，魏聘才、奚十一等荒淫无耻之类在镜子背面，一正一反，作者的情感倾向已清晰明了。镜子在本文中成为除梦境之外的观照物，如果说梦境是作者所制造的空间，是作者思想的投射，那么，镜子就是更高的存在，投射整个社会，规范社会秩序。值得玩味的是，作者接着描写了一只五爪满臂鳞甲的蓝手将镜子抢去了，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成作者认为镜子之上还隐藏着一位更权威的主宰，他统管凡尘运转、人间善恶。那么，那只五爪满臂鳞甲的蓝手指代的是什么呢？联系梦境中所描写的女神、仙童，道翁得道成仙，本人认为这是作者传统的宗教天命观念，上天是公正的，人们的所有行为它都在看着，终归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梅子玉和杜琴言守礼坚贞的爱情就是作者树立的典范，正邪有定、善恶有分，发乎情、止乎礼才是正道。

2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品花宝鉴》的故事脉络清晰简单，围绕着梅子玉和杜琴言的相知、相识、相爱，最终杜琴言改头换面与梅子玉在一起展开，在这过程中梦境起着沟通、补充现实的作用，两人的恋情更加丰满，也更合情合理。在八个梦中，有六个是两位主人公做的梦，有一个是梅母颜夫人做的关于梅子玉的梦，有一个是琴言义父屈道翁做的梦，这个梦是为琴言的身份正名，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八个梦境都是关于梅子玉和杜琴言的，是特为他们服务的，作者的目标很明确。另外，作者对于这八个梦的位置安排也尤为用心，它们均出现在小说故事的关键环节。

小说开始，作者就点出了梅子玉是其母颜夫人“梦神人授玉”所生，赋予他神秘的出生。古往今来，多少帝皇、诸侯、文豪等的出生伴有异象，周朝始祖后稷生于其母姜嫄“履帝武敏歆”（《诗经· 大雅· 生民》）；刘邦是其母在大泽边“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史记·高祖本纪》）怀上的；魏文帝曹丕出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三国志·魏书· 文帝本纪》）；宋太宗赵光义生前其母“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宋史· 太宗本纪》）；《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也是口含宝玉出生。虽不排除这些异象是出于某些人为的目的而杜撰的，但这也说明了一点，我国古代人民相信天生异象，必是不凡，如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就预示着一段不凡的境遇，同样梅子玉出生时的异象也使他在本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预示着此人将有不凡的际遇。

两人的感情起于杜琴言的梦境，至此拉开了两人缘分的帷幕。如前所述，杜琴言在入京前一夜，梦见了一玉貌如神的美少年救自己出陷坑，又看见梅树上结的一颗玉质大梅子，第二天两人偶遇于路上，杜琴言“见了子玉，便认得是梦中救他出陷坑的人，时时刻刻放在心上”^[3]117。这就是作者安排的命运的牵引了。此梦出现的时间节点很有意义，是在杜琴言入京的前一夜。杜琴言入京是进戏园子的，在清朝，戏子属于贱籍，是受人歧视的，换句话说，京城就是杜琴言沉沦的深渊，一旦入京，杜琴言以往所拥有的身份、骄傲就不再属于他了。而梦境出现在他步入危难的前一夜，恰好梦中又出现了一位救他出陷坑的人，这个梦对杜琴言而言意义重大，不亚于溺水时的救命稻草，打破灭顶的淹没，带给他希望。当他看见梅子玉那一刹，希望变成了现实，命运的联系牢固了，梦境的力量真正让杜琴言信服了，于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在中国古代，释梦是一种具有鬼神的巫术色彩和命运的神秘色彩的行为，王充在《论衡》中称：“人之梦也，占者魂行。”^[6]中国古代先民把梦看成鬼神的启示，带着上天的某种暗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琴言无疑相信这是上天赐予他的预示。在现代心理学中，这种现象叫心理暗示效应，在杜琴言心理脆弱之时，用梦境的抽象和神秘对杜琴言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而杜琴言将会按照一定的方式去行动，使其思想、行为与梦境的暗示相符合。但不管如何理解，自此，爱情的种子首先在杜琴言心底发芽了。

随后，在两人的感情发展过程中，梦境提供了一个隐秘而开放的空间，在这个虚幻的空间内，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之事在幻境中都能得以合理化并且随着空间广度的拓展而具有延续性和变化性。这种延续性体现在梦境对他们相爱的甜蜜、怀疑和冲突等过程的完整描写以及梦境对现实的紧密联系。在此二人的感情中，或许因为梅子玉身份的矜持和传统含蓄守礼的要求，虽然梅子玉处于绝对地位，但实际上，杜琴言才是此段感情的积极者和主动者。琴言的感情是热烈的，他对两人的感情充满着幻想和憧憬。“杜琴言梦见子玉好几次，恍恍惚惚的，不是对着同笑，就是对着同哭，又像自己远行，子玉送他，牵衣执手，又像远行了重又回来，两人促膝谈心，模模糊糊，醒来也记不真切。”琴言虽还未正式与子玉认识，但他这“一缕幽情，如沾泥柳絮，已被缠住”，“时时刻刻将子玉放在心上”^[3]670-672。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琴言渴望同子玉过上普通夫妻般的日常生活，同笑同哭、牵衣送行、执手迎回、促膝谈心，此梦就反映了琴言对爱情的内心愿望、感受、意向和向往。对于琴言来说，如异性情人般平常的相处是他所向往的爱情，显然，实现它还有很多阻碍，但这并不妨碍他坦率地幻想爱情的甜蜜。

琴言的感情是大胆的，但同时也是胆怯的，身份差异带来的巨大落差让他没有自信，其体现在于对感情的怀疑：

一夜在睡梦中……子玉尚未回言，只见琴言袅袅婷婷的站起来，坐在子玉怀里，一手勾了子玉的肩。子玉甚觉不安，要扶他起来，忽然不是琴言，变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郎，高鬟滴翠，秋水无尘，面粉口脂，芬芳竟体。子玉大惊，要推他起来，却两手无力，一身瘫痪，只好怔怔的看着他。……子玉见两船相并，便从船舱里跨了过去，一见琴言，喜不可言。但仔细看他，果然是泪眼将枯，面黄如蜡，见了子玉，惟有掩面悲啼。子玉便觉心如刀割……^{[3] 346-347}

此梦反映了杜琴言的担忧和怀疑，与那位勾引梅子玉的美貌女郎相比，琴言输在了性别的认同上，男性的性别身份是他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也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隐患。在面黄于蜡的琴言和美貌女郎之间，子玉经受住了考验，维护了两人之间的感情。按常理推断，自卑的人缺乏自信更容易在感情中产生怀疑，然而，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琴言的怀疑，而是让梅子玉接受怀疑的考验。透过这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叙述立场。也就是说，作者作为有一定功名的读书人，他的身份注定了他对名士的靠近，因此，由梅子玉接受考验就合情合理了，此梦的安排意在用梅子玉的深情无悔与坚定不移回应杜琴言的担忧和怀疑。

爱情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尤其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杜琴言不管最后以何种方式站在梅子玉身边，都还需得到子玉父母的认可。但在现实中，这是困难的，其因在于杜琴言的伶人身份。《清会典》中记载：“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7] 杜琴言的身份是优伶，按法律规定，他属于贱民户籍。一旦列入贱籍，便意味着失去了个人自由，且贱籍是世代相传，不得脱籍，即使有幸改籍，四代也不得参与科举。因此，即便小说中美化士优知己相交，但实际杜琴言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是被贱视的。为提高琴言身份，作者在出师事件后又安排了一场扶乩和前世今生，使琴言成为名士屈道生的义子，然后安排屈道生托梦，凭昔日情谊向梅侍郎托孤并为琴言的身份正名，解决了两人站在一起的最后一层阻扰。

3 塑造人物的性格

耶生在《论生理学》一书中写道：“梦的内容往往或多或少地由梦者的个性、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生活的习惯方式所决定，以及由他以前整个生活经历所决定。”^[8] 按照耶生的观点，梦和现实联系紧密，大部分是现实中个人生活、个性的真实映照。梦境反映的是现实中的人，即使与现实有出入，但终归是以现实中的人为原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书中梦境窥探小说的人物性格。在梅子玉的病中呓语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我当是黄泉碧落两难时”，“‘独活’‘防己’之下，应须添一味‘当归’。”^{[3] 713} 梅子玉显然也曾幻想过，他和杜琴言能像唐玄宗和杨贵妃一样倾诉衷肠，海誓山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此时的梅子玉年十七，正是青春年少之时，对生活和爱情都充满着积极和热情。观看他对爱情表示出渴望并不惊讶，但他接受同性的爱情，并希望能像夫妻一样恩爱，显然与他那偏从儒术、矜贵严肃的阀阅世家教育是冲突的。“颜夫人将此子爱如珍宝，读书之外，时不离身。宅中丫环仆妇甚多，仆妇三十岁以下，丫环十五岁以上者，皆不得令其服侍子玉，恐为诱惑。……“惟取友尊师，功能刻苦，论今讨古，志在云霄”^{[3] 5-6}，“士燮是个言方形矩的人，更配上那个李性全，席间无非是讲些修身立行、勉励子玉的话”^[3]103。子玉的父母是封建社会的传统型父母，无论是道德还是学业上对自己的孩子都寄予厚望，更何况子玉是三代单传，家族的荣誉也不允许子玉有出格的行为，而子玉与琴言的相爱则无疑是对正统教育的背叛了，即使精心教养，延请名师，子玉“持重如金”、“温润如玉”的性格深层下仍存在着放达不羁的性格诉求。但矛盾的是，在文中众多的名士之中，独独子玉的性格还显现出优柔寡断、自怨自艾。平日无事时便吟风弄月、对景伤怀，有事时则毫无作为，甚至在琴言遭遇祸事时，子玉也无法为自己的情人承担起责任，除了大病一场、悲泣几声外，全无半点用处。对于这个问题，施文斐在他的论文《＜品花宝鉴> 中的士优交往状况初探》中曾谈及并试图给出解释：“清代社会存在着女性化审美风尚，时人普遍以容颜清秀、身材苗条瘦弱为美男子的标准，同时更认为真正的美男子在内在的性格气质上也应呈现出某种弱化状态。”“《品花宝鉴》中的梅子玉便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可以说是一个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性格全面弱化、女性化的‘无能’之人，然而在时人眼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9] 52} 这种解释颇有些许道理，但仍有存疑：如果女性化是当时的普遍审美，那为何名士中唯有梅子玉弱化到如此极致？就文本来看，众名士虽是旷达不迂，但都有坚强独立的人格，并非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例如颜仲清圆滑通透，高品现实幽默，徐子云为人大气、平等待人，可见，大多名士的性格并不符所说的女性审美风向。不过，不管何因，梅子玉的性格确实表现出了男性的弱化。与之相呼应，杜琴言的性格也呈现出女态。在上文提到的梦境中，杜琴言梦见自己与子玉哭哭笑笑，恩爱缠绵，又踌躇不安，柔弱情深。由梦观之，杜琴言将自己定位为异性爱情中弱势依附的一方，尽展女子姿态。与梅子玉男性弱化不同，杜琴言的性格完全呈现女态，这种女态是由社会共同审美塑造的。“在崇尚男风的社会背景、男旦的职业要求与女性化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男旦们都刻意模仿女子的音容笑貌，举止身段，并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为能事。”^{[9] 54} 杜琴言的身份注定了他的人生是由别人掌控的，《侧帽余谈》记载：“新进一伶，静闭密室，令恒饥。旋以粗粝和草头相晌，不设油盐，格难下咽。如是半月，黝黑渐退，转而黄，旋用鹅油、香胰勤加洗擦。又如是月余，面首转白，且加润焉。”^[10] 琴言非自由之身，连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为迎合社会需求而特意雕琢的，他们的举止、服饰如大家闺秀一般，内心也如话本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爱慕才子、坚持爱情、坚贞自守。但同时，他们男性的身体和优伶的身份也使自卑深深地萦绕在他们内心，所以在这段感情中，杜琴言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如手捧美玉，珍贵却易碎。因而在相处中，他的思念，焦急忧虑，吃醋怀疑，理解原谅等情绪会更加敏感和明显。这种人物性格在清代的狎邪小说中很典型，也很常见，他们通常是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或优伶，有着姣好的面容和体态，富有才艺、天赋诗性，虽身处污浊，却依然保持着高阶段的品格与不容侵犯的尊严，例如《花月痕》中的秋痕，《青楼梦》中的三十六美人，《海上尘天影》中的苏韵兰，他们是男权社会下理想的红（蓝）颜知己。

4 书中梦境的弊病

虽然梦境在本书中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助推器，集中为两位主人公的感情发展服务，将这种坚贞守礼的正情者推到顶峰，肃立典范，劝惩世人。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成也由梦，败也由梦，作者对梦境的安排目的性太强，如同乐曲中生硬插入的高音，虽醒人耳目，但显得僵硬，缺乏那种浑然天成的圆润感和真实感，这也是《品花宝鉴》只能对《红楼梦》望洋兴叹的一方面。具体分析，体现在以下三个细节之处。

一是本书中梦境与现实的逻辑性过强，忽视了梦境本身的荒诞性。我们在日常做梦时，可以深切体会到梦的荒诞性。何栋如在《梦林玄解》叙中云：“谓梦非幻乎？不必有是人，不必有是物，不必有是事，与境往往变乱纷错，茫无足凭。甚者，倏死倏生，旋天旋地，舟飞于险陆，鼠化为牛龙。诸如此景，恍惚万端，觉而忆之，宁必其得以操之，券而罔弗合也。”^[11] 变化离奇、逻辑不通是梦境的主要表现，本书的梦境为了成全主角的爱情，常常单一的起于现实，反映现实，回应现实。例如杜琴言在感动梅子玉对他的喜欢和慷慨时，就毫无征兆地连着几晚梦见子玉好几次，各种甜蜜似乎是杜琴言内心对自我的暗示，表现他对梅子玉坚贞的感情；当琴言避祸华公府时，子玉伤心致病，梦中呓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我当是黄泉碧落两难时”，“‘独活’‘防己’之下，应须添一味‘当归’”^[3]1123。浓烈地表现了梅子玉的深情和担忧。但不管是杜琴言的坚贞，还是梅子玉的深情，作者在描写时过于着急，把梦境和现实紧密联系，形迹显著，略显故意，影响读者对两人感情的感动和共鸣。而随后在最后一个梦中，杜琴言的义父屈道翁梦中托孤梅子玉的父亲梅侍郎，作者的功利心理达到顶峰，甚至还专门强调“出淤泥而林清波”“既往不咎”，为琴言洗白身份。这个梦境的插入明显突兀：首先，屈道翁已逝，梅侍郎不认识杜琴言，那么这个梦就不是此二人潜意识的表达，而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其次，屈道翁为什么会给梅侍郎托梦，而不是生前一起论诗游玩、相互欣赏，离得最近的旧友侯石翁，也不是家财富足、待人真诚慷慨的徐子云，反而是长久未联系、端方严谨的梅侍郎。不过巧的是，梅侍郎是梅子玉的父亲，如果两人要在一起的话，梅侍郎对琴言的观感就十分重要了。最后，屈道翁托孤为什么会强调“出淤泥而林清波”、“既往不咎”呢？梅侍郎本不认识杜琴言，若要“既往不咎”，不在意琴言伶人的身份，只需对琴言有好感的颜夫人就可以解决了。并且即使屈道翁不强调，梅侍郎作为好友也不会推辞的，道翁的强调反倒有些画蛇添足，而此梦则名为梦实为故意了。到此，作者彻底将梦境作为工具，直白地拿到台面上，充当月老协助两人的感情顺利大结局。但是，这样一部透露作者强烈意图的小说想要反映现实，鞭笞黑暗，劝惩世人，反而会离现实更远，因为作者的过多介入，梅子玉和杜琴言爱情的成功受到了质疑，削弱了现实的真实性，而“情正”与“情邪”的对比也大打折扣，严重偏离作者劝惩世人的最初目的。

二是本书梦境的主体过于集中，消解了梦境存在的真实性，使得梦境在小说中的衔接稍显生硬和虚假。相比之下，曹雪芹对《红楼梦》中梦境的处理就更游刃有余，梦是《红楼梦》的核心意蕴，脂砚斋庚辰双行夹批曰：“一大部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是梦，秦氏家计长策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部风月宝鉴亦是从梦中所有，故曰‘红楼梦’也。”^[4]223 在小说前80 回作者曹雪芹就大大小小描写了18 个梦，其中有9 个梦的主体是贾宝玉，占了一半，毫无疑问地突出了贾宝玉在小说中的主角地位；其次是凤姐和贾瑞，各做梦2 次，此外还有甄士隐、秦钟、小红、香菱、柳湘莲、尤二姐和一个小丫头等7人各做梦1 次，这些梦结构完整、层次合理，以一种看似随意实有深意的方式千姿百态地安置在小说中，体现了作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而《品花宝鉴》为梦而写梦，将梦境集中在梅子玉和杜琴言身上，故意造作，强为功利，则不免匠气，陈森缺少的就是曹雪芹的那份自信和潇洒。

三是《品花宝鉴》中梦境的次数欠缺，不具有普遍性，限制了梦境更多作用的发挥。做梦是日常生活中的寻常行为，不同的梦有不同的解释。我国古代就从医学、占卜学、道学等进行过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周公解梦》，它从超自然的力量出发，认为一切梦均来自鬼神的启示，它们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另外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在其著作《释梦》中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解释了梦的真正根源，认为梦是无意识的过程，是被压抑的愿望与冲突的表达方式。在我国古典小说创作中，作者常常会不自觉地把梦境当做作者自我和小说中人物的某种诉说，以告诉读者一些意犹未尽的话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个层面，梦境就是作品延伸的一个平行空间，它在或明确或含蓄地补充、丰富作品艺术。但很显然，本书中的梦境并没有完全发挥梦境的作用，仅仅八次的梦境安排有些捉襟见肘。在这八次梦中，作者表现出对自我表达的过于重视，他抢夺了梦境荒诞的自然表达，强行介入其中影响故事的发展，却忽略了梦作为一种正常的生理、心理现象，它是小说中人物各方面的一种真实的、自然的反映，而不仅仅是片面的展示出作者希望表达的内容。

5 结语

梦境描写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自古就有，且许多文学家都偏爱采用梦境来构筑作品的中心环节，《品花宝鉴》也不例外。书生梅子玉和名旦杜琴言的恋情发展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者给予了二人特别的关注，使用梦境在现实和理想情趣之间开辟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包容作者对这段感情的期待，磨平现实竖起的阻碍，成为两人感情的助推器。事实上，对于梅子玉和杜琴言交往情感的性质，目前学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当下存在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种：（1）这只是清代不正常的狎优风气，如黄海燕在《＜品花宝鉴> 体现的清代文人狎优心态》里批判清代封建文人豪奢萎靡、断袖狎优的扭曲行为，认为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变态的社会风气^[12]。（2）认为这就是现代意义的同性恋，赞同这种说法的学者有很多。如吴桦的《中国古代男风视野下的＜品花宝鉴> 研究》就明确地将小说中梅子玉与杜琴言、田春航与苏蕙芳之间的感情解读为同性间的爱情^[13]。（3）剥离士优之间的感情，客观地仅着眼于士优两个主体的交往。例如施文斐在其硕士论文《＜品花宝鉴> 中的士优交往状况初探》中仅从士人和优伶这两个阶层的群体分析双方产生交际的原因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9]。本文从小说中的梦境切入分析，认为梦境大多出现梅子玉和杜琴言二人相知、相识、相思、相处的重要时候，应是作者的刻意安排。作者利用梦境的神秘和荒诞，糅杂现实和作者的理想情绪，安排两人的感情在梦境中结缘、表达相思、互诉衷肠、经历怀疑和坚贞，最后解决现实障碍，将这段感情推向大团圆结局。从作者对于梦境的描写，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梅子玉和杜琴言之间的交往与一般情人交往模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此二人之间的感情应是同性恋情。本书中的8 个梦也是专为两人的感情而存在的，不管是梅母梦玉，还是屈道翁托梦，都在积极呼应和推动现实感情的发展，力求证明恋情的神秘和合理，构建作者理想的同性恋情；梦境也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和立场，作者是赞成和支持这段恋情的，这就是作者所要宣扬的明辨善恶、用情守礼，而非奚十一、魏聘才等人的豪奢萎靡、低级狎优；而梦境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两位主人公的形象也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和变形，我们也可由此看到两人掩盖在封建礼教下不一样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