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译者生态研究以译者为中心，将从事翻译活动以及处于翻译和接受过程中的译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之上，即译者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而是处于翻译过程和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动态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建构中的角色^[1]125。胡庚申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2]，提倡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译者为中心” 的理念在其中得到明确体现。本文基于上述理论，从译者生态这一视角来研究朱生豪及其翻译活动。 之所以选取天才翻译家朱生豪（1912 — 1944 年）为对象，是因为有了朱生豪，莎士比亚才成了中国普通读者的莎士比亚，莎剧才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朱氏历经艰辛，包括生病、逃难、译稿被战火烧毁等等，耗尽心血，在 10 年间共译出莎剧三十一种半，在再译五种半即成全璧的情况下，不幸因重病英年早逝，可谓把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莎剧翻译事业。尽管他未能译全，但在祖国最艰难的年代，保持气节，发奋工作，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基本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工作^[3]。曹禺曾说，“朱生豪先生一生为莎士比亚译作，功绩奇绝。且身前贫苦，不屈不挠，终于完成大业，实深敬佩”^[4]。因此，以译者生态理论为视角，对朱生豪进行新解读是非常必要的，益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同时探索译者生态理论的价值。

1 译者生态研究的概况

译者生态（ecology of the translator）指译者成长和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全方位概况^[1]126。译者生态可从两个层面理解：狭义的译者生态指译者个体的生成；广义的译者生态指译者的产生、存在和作用系统，可以描述为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 译者生成论，指译者的成长与生成研究（the making of the translator），即译者自身与翻译相关的早期兴趣、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翻译能力的培养和素质养成等，以及社会、历史、家庭环境等对译者产生的影响。译者角色论，即译者的角色与特质研究（the being of the translator）。译者翻译论，指译者的翻译研究（the translation of the translator），即译者的翻译观。译者接受论，即译者及其译作的传播、 接受与影响研究（the accept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translator）。

2 从译者生态看朱生豪的翻译 2.1 从译者生成论看朱生豪的翻译 2.1.1 译者自身

朱生豪自幼天资聪颖，四岁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小学时家里订了《小朋友》、《儿童世界》作为他的课外读物。初小毕业后便阅读家中藏书，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高小二年级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诗歌；高中熟悉了《论语》、《孟子》、《诗经》等，高三时期在秀州中学刊《秀州钟》上发表见解。在此期间，朱生豪接触了《哈姆莱特》和《凯撒大帝》等莎剧英语片段。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进入之江大学，期间读完了牛津版莎剧原著。正是这般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为朱生豪翻译莎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莎士比亚是众所周知的语言大师，要翻译他的巨作，不仅要有深厚的英语底蕴，还要有极佳的国文基础，而朱生豪正好具备此优越条件。正如一代词宗夏承焘在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所言：“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才也。”^[5]

其次，朱生豪的翻译态度严谨认真。为了充分准备译莎，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四处搜集莎剧的不同版本、诸家注释以及莎学相关资料，并比较和研究这些资料的优劣得失，自称：“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习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6]263 - 264

再次，朱生豪对莎士比亚戏剧兴趣浓厚，认为莎剧是一颗“哪怕用皇冠上的明珠也不能换取的珍稀之宝”^[6]107。就四大悲剧而言，朱生豪观点精当独到，他认为《汉姆莱脱》由于观照深微而首屈一指，《奥瑟罗》结构完整，语言优美，超越莎氏其他所有作品，《麦克佩斯》气氛神秘恐怖，戛戛独造，《李尔王》具悲壮雄浑之魄力，开前人所未有之境^[7]239。

总之，从译者生成论的角度来看，朱生豪学贯中西，才华横溢，通晓英汉语言，熟知原著并领会其精神，态度严谨认真，热爱莎剧并有独到的见解，可见从朱生豪自身而言，无论学识修养，还是人格修养，都满足了一个合格译者所应具备的条件，译莎这项艰巨工程的完成，与其不无关系。

2.1.2 外部环境

就社会环境而言，朱生豪当时所处的上海原属于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界，整个上海及四周大片国土沦陷后，这两个外国租界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虽然形势严峻，但文学翻译的贡献极为突出，翻译工作者们把大量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其间，鲁迅先生连续写了三篇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文章，殷切期望有人能将这套巨著全部翻译出来。朱生豪所在的世界书局不甘落后，主编建议他担起大任。朱生豪欣然允诺，除自身因素外，他还认识到译莎关系到填补中国文化空白的重大问题，决心为中华民族争口气。在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他的妻子宋清如，“才子佳人，柴米夫妻”便是夏承焘先生为其所题，生动体现了这对夫妻的惺惺相惜、患难与共。在译莎期间，他们生活非常清苦，时间异常紧迫，朱生豪曾说，即使他的爱人在上海，像别人那样并肩漫步的幸福他也享受不到^[8]。之后几经逃亡，他身心俱疲，即便如此，朱生豪认为自己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既有莎氏这一支柱，又有爱妻陪伴左右，虽然贫穷，但“无所不有”^[8]，一语道破了宋清如对朱生豪译莎工作的全力支持，这也是朱生豪顺利译莎的重要保证。

总之，在那个战火纷争、动荡不安的年代，恶劣的社会环境促使朱生豪积极投身到将外国文化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工作中，他坚忍不拔地承担着传播文化、文明的责任，在苦难与屈辱中坚守着为民族争气的志向。此外，译莎的精神力量还来源于家庭，其妻宋清如可谓功不可没。可见，朱生豪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译者，正是自身与翻译相关的因素，以及社会、家庭等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2.2 从译者角色论看朱生豪的翻译

作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朱生豪又是如何看待译者身份的呢？在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信中所言：“你崇拜不崇拜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 Shakespeare 译成功以后。”^[6]108，前面提到，除自身因素外，朱生豪立志译莎还体现了他的使命感、责任担当以及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认为个人是整个国家的一分子，对于国家必然存在一种义务，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9]，可见朱生豪对自己的祖国满怀深情。

同时，作为译者，朱生豪起初并未满足，他曾申明无意当翻译家，即使爱上译莎，自己的本领也不止于翻译别人的东西。后来，他的心境随形势发生了变化。源于莎剧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在国家遭受侵略者蹂躏、灾难深重的时刻，译莎上升到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尊严，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译者这个角色也变得举足轻重了。

对于朱生豪，译莎是重新理解生命的一种方式，他“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6]109。据宋清如所述，朱生豪病危时嘱咐她转告朱文振译完六部史剧，以了未竟之志；临终前两天，他口中还念着莎剧台词，可见莎剧已然融进朱生豪的生命，译者角色也彻底融入了他的血液。

作为爱国者，朱生豪为中华民族而译莎，为颠覆某国一些人关于中国连老莎译本都没有、是无文化国家的虚妄断言，凸显了他平凡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民族气节。作为译者，他从最初的不满足，到将译莎事业视作生命，态度的巨大转变，可探朱生豪对译者角色的认同和接受。总之，译莎不仅仅是朱生豪个人的事业，而是攸关民族荣辱、国家文化强盛的重大事件，在此过程中，朱生豪将爱国者和译者两个角色融合到一起，自由转换并紧密相连。

2.3 从译者翻译论看朱生豪的翻译

虽然朱生豪翻译成果丰富，但他的译论却为数不多，为此仅就朱氏《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的相关论述进行阐述。

朱生豪提倡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保持原作神韵，迫不得已时才退而求其次，即便如此，也必须选用易于理解的字句，忠实传达原文的意旨、意趣，不赞成一字一句地对照翻译，即“硬译”^[6]264。他在翻译莎剧时，不刻意追求逐字逐句的简单对等，而是从主题思想、感情基调以及风格韵味上忠实于原作。

朱生豪译笔成功来之不易，还表现在他为了译文的一字一句时常斟酌许久，煞费苦心，每译完一段话，先从读者的视角审阅，查找译文中模糊不清之处，再将自己看作舞台上的演员，审辨语调、音节是否流畅、协调。朱生豪就是以这样的标准和精神呕心沥血，才换来语言优美晓畅、诗意浓厚的译本，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将莎剧中众多典型形象介绍到中国文坛，填补了我国翻译史上一大空白。

然而，为了渲染效果，朱生豪爱在译文中发挥中文之长，进行增饰，用得巧妙，效果很好，但有时用得过分，也有冗赘之处，并且偶尔存在漏译、译文含糊，过于简化、概括的情况，从而失去原文韵味。 有些学者甚至对朱译本持质疑的态度，怀疑有些剧参考了其他人的译本。就此，答案有两处可循。一处是在朱生豪写给爱妻的信中，他说，“我一路译一路看梁实秋的译文，本意是偷懒，结果反而受累……还是等自己译好了再参看的好”。二来当时中国虽然出现了一些莎剧译本，但真正能体现莎剧原貌的译作非常之少，更没有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中译本^[7]21，可见当时可供参考的译本凤毛麟角，这样朱译本抄袭的谎言便不攻自破了。不可否认，朱译本流畅典雅，文句琅琅上口，堪称一部优秀的散文体莎剧译本，但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而言，只顾及读本的普及性，而没有一套既忠实于原作思想内容又反映原剧艺术形式的诗体译本，对于外国文学界和翻译界来说，终究是一大缺憾^[10]。贺祥麟先生曾表示，将原作的诗歌以散文形式来呈现未尝不可，但也应该用诗体进行重译，不仅使译本在体裁上更接近原作，还符合“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10]。陈国华亦提到，对于现有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人们的主要批评是没有做到以诗译诗^[11]。诚然，朱生豪采用散文体，未能更接近原作的诗体风貌，但散文译本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比如读者易接受，观众易明白，不受格式韵律的限制，原文的内涵能更充分地表达等等；再考虑到当时炮火连天、贫病交加的恶劣环境，工具书极为贫乏，朱译本被称为“英雄业绩”是当之无愧的。

2.4 从译者接受论看朱生豪的翻译

朱生豪的译作堪称我国翻译文学中的珍品，是海内外莎学专家及翻译家所公认的。台湾大学虞尔昌提到，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译作三辑于 1947 年秋传至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学研究者难以相信如此高质量的译作出自中国人之手^[6]1。张冲曾说，集朱生豪先生译本之大成（除少数剧本及十四行诗以外）的《莎士比亚全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大陆的经典地位不可动摇，中国读者认识莎士比亚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朱生豪翻译的散文体译本^[12]。著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张泗扬评价道：“朱生豪的译文，超过了莎士比亚原文。”^[8] 如此褒奖，可知朱译本的质量和水平。

从传播范围看，朱译莎剧的各种版本从 20 世纪50 年代到 80 年代末共印行约 140 万册^[7]351，中国高校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中文系学生所用教材译本均是朱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十多个演出团体以及各地方剧种约上演过千余场莎剧，所用译本均为朱译本，不难看出朱译本传播之广。另外，朱生豪的业绩还以传记、电视艺术片、 电视连续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传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由此不难看出，朱生豪个人及其译作得到了普遍接受和传播，其影响也颇为深远。

3 朱生豪的翻译对后世的影响

从 1856 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Muibead，William）第一次将 Shakespeare 名字介绍到中国^[7]457，至今已一个多世纪，中国的莎学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莎剧译本紧跟步伐，不断涌现，从散文体到诗体，从国语版到方言版，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番繁荣景象的出现，离不开像朱生豪这样的老一辈翻译家的伟大贡献。那么，他们的翻译思想及精神对后世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就广大译者而言，第一，要注意培养自身的翻译素质，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打好双语基础、文学功底，并积极投身到翻译实践中去；与时代条件相结合，勤于思考，总结经验，锻炼翻译技能，在准确理解原作意思并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尽可能近似地再现原作神韵和意趣；第二，要学习朱生豪为祖国而译莎的精神，不崇洋媚外，无论是将国外作品介绍到中国，还是实践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都要注意维护国家利益，不可歪曲事实，不要被一时的利益驱使冲昏了头脑；第三，要学习朱生豪严谨细致的翻译态度，特别是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更要谨遵对原著作者负责、对译文读者负责的原则，淡泊名利，戒骄戒躁，不可沽名钓利，严禁抄袭。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在翻译莎剧，但前辈们译莎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作为后人应当继承和发扬。

从莎学研究者角度看，毋庸置疑，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工程，为从事莎剧研究的学者及学生留下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朱宏达、吴洁敏曾说，朱生豪是 “我国解读说不完、道不尽的莎士比亚的第一人” ^[8]，“朱译莎剧质量之高‘迄今仍无出其右者’”，可见其学术研究价值极高。虽然朱生豪的一生只度过了三十二个春秋，但他的人生价值高于一切，他以高超的语言艺术、诗才诗魂，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译莎，他的一生值得所有人铭记。

4 结语

从译者生态视角探讨朱生豪及其翻译活动，可知翻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许就是译者生态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译者生态研究理念同生态翻译学一脉相承，都将翻译看作动态生成的过程，把译本的生成、 传播和影响看作是多要素互动的结果，把翻译看作文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由此译者生态研究可以促进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可见，译者生成、译者角色、 译者翻译、译者接受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密切联系，朱生豪这位翻译家的伟大也是由以上各个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就译者生态理论的可操作性而言，首先该理论层次分明、结构清晰，不同层次之间紧密联系，形成统一的整体，生成论可谓成就译者的前提和基础，角色论和翻译论则是对译者成长过程进行深度和广度上的阐释，接受论是对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检验和结果，四个方面一脉相承，相得益彰，且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次，理论是否可行，还是要取决于实践的检验，通过运用该理论研究莎剧译者朱生豪，不仅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成就这位伟大翻译家的诸方面因素，还起到指导后人继承和发扬先贤优良传统的作用。可见，运用该理论研究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具有较强操作性，对翻译家和译者生态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