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柔性反恐是与武力反恐相对而言的，是指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和媒体宣传等非军事手段进行反恐，达到“武战”服从“心战”的目的，最终让恐怖主义者放弃犯罪的念头。 2003 年遭受恐怖袭击后^① ，沙特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恐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采取柔性措施来降低民众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支持力度。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扩大社会参与、纠正对伊斯兰教的曲解。柔性反恐措施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刚性反恐”观念的纠正，即暴力极端主义不能完全依靠传统方法来根除。沙特对此采取了“去极端化”的系列措施，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程序：预防措施、康复项目和善后安抚计划，其目的在于阻止个人成为恐怖主义者，促进卷入恐怖活动的个人和恐怖主义者的康复，提供善后安抚计划以便于被释放者重返社会。

① 2003 年 5 月 12 日晚，沙特首都利雅得美英等西方人聚居的高档居民区接连遭遇 4 起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20 人死亡，194 人受伤，9 名实施自杀性爆炸的恐怖分子也在爆炸中死亡。信息来源：沙特遭遇连环恐怖大爆炸至少 20 人死亡基地是最大疑凶 [EB/OL]. 人民网 (2003-05-14)[2015-01].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787/9171/852282.html.

1 沙特柔性反恐的预防措施

据阿卜杜拉赫曼·哈德拉克（Abdulrahmanal-Hadlaq）介绍，沙特政府有数百项预防恐怖主义的项目，这些项目既包括针对极端伊斯兰的教育活动，也有预防伊斯兰极端化的项目。许多项目通过公认的学者和权威人士对宗教教义进行正确的解释和宣传，以减少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这些教育活动的受体不是极端主义者本身，而是同情和至少不反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普罗大众^[1]。

1.1 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加入去极端化活动

为防止伊斯兰极端化和年轻人因休闲时间无事可做而加入恐怖主义组织，政府针对这一群体举办了系列活动，目的在于影响普通民众的闲暇生活，远离极端主义者，以防止出现“近墨者黑”的不良影响。卡内基基金会的调查研究发现，许多年轻人在无约束的闲暇时间里（如课后和假期）最容易加入极端主义团伙^[1]。这种感染主要是由于年轻人缺乏社交网络所致，因此政府针对“无事生非”的现象开展了一系列活文体动，如体育赛事和沙漠旅行等，并让这些参与者与极端组织举办的可疑宗教静修（religious retreats）活动形成竞争，以稀释极端主义者藉此宣传的意识形态。体育及文化活动在阻碍极端主义者招募成员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此外，为了防止极端主义对伊斯兰教“离经叛道”的诠释与传播，沙特教育部于2007 年7 月起禁止持有可疑证书的国外志愿者领导人推出夏令营活动^[1]。在其他的预防项目中，沙特的文化新闻部（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邀请专家到学校和清真寺讲解极端主义的危害性，并通过电视、报纸和其他社会媒体进行宣传，力图扩大影响。伊斯兰事务部（the Ministry ofIslamic Affairs）也邀请研究极端主义的专家在全国清真寺举行系列讲座，开设课程，分发去极端化的材料。

1.2 强化学校的去极端化项目

学校是争夺意识形态的一块重要阵地，因此沙特对学校教育项目非常重视，政府委任教育部管理教育项目。教育部通过书籍、小册子和其他宣传材料来影响学生的父母和家庭。根据内政部的报告，每个家庭平均有5 人阅读学生带回家的印刷资料^[1]。学校除管理印刷品外，还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写作比赛和艺术竞赛，在这些活动中，学生可以选取不同的话题，如恐怖主义对大众的影响、公众保护国家免遭恐怖袭击的职责等。通常情况下，学校在每周开头公布话题，在周末对最好的作文和绘画进行评价和奖励。沙特的这些反恐教育与美国的戒毒教育相似，这些活动围绕教学大纲在全国逐省推行，旨在警示学生恐怖主义的危害性，提高民族主义。内政部也对中学和大学里举行的辩论和演讲进行支持，有的演讲和辩论涉及就业信息，并鼓励年轻人积极加入安全服务，服务国家、保护公众免遭恐怖主义的袭击。沙特的学校每个月都开展这些活动，根据政府的评估，沙特几千所学校中平均每天进行7 项不同的反恐宣传活动^[1]。

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目的在于打击极端主义在校内的招募活动。沙特政府官员称，极端主义主要来自“越轨教师（deviant teachers）”，他们往往滥用自己身为教师的这种教学权威，通过和学生一起讨论课外话题的机会宣传恐怖主义。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政府指派专门的监督教师对越轨教师进行严格监督，经证实之后的越轨教师通常被送往“法赫德国王安全学院”进行再培训，经过再培训后的教师如再不合格将被解职。学校课程也接受严格的检查，宣传暴力的内容一旦被发现将被删除或修改。各省和地区政府也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在阿西尔（Asir）省，省长配合文化新闻部与地方媒体一道出版书籍，批判极端主义和极端化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一直采取多种柔性反恐措施，旨在消除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柔性反恐措施包括教育改革、减贫项目以及加强政府机构监管力度等措施，同时还包括司法改革和监狱体制改革，其中监狱体制改革旨在为极端主义者的康复和重返社会提供便利。

1.3 加大公共信息和交流活动中的去极端化措施

预防方案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加大公共信息和交流活动中的去极端化，这些公共活动的目标是促进国家和公众间的合作，提醒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所造成的损害、结束公众对极端主义信仰的支持和容忍。“基地”组织 2003 年袭击利雅得后扬言将对沙特其他地方进行袭击，沙特政府到处树立标语和广告牌来警示恐怖主义的邪恶本性，对其野蛮行径进行口诛笔伐。最典型的标语上写着：“我们的伊斯兰教拒绝恐怖主义”、“我们所有的人要对恐怖主义说‘不’”。有的图片显示安全人员与恐怖主义进行枪战，在袭击场景中救死扶伤、营救老弱妇幼，也有营救朝圣者的场面；有的图画描绘汽车炸弹爆炸后的惨景并提出责问：“难道穆斯林兄弟就是这样表现的吗？”^[2] 其他的标语喻指警察和公众间要加强合作，其中的一幅画中有两只手，一只穿着传统的长袍，另一只穿着制服。这些宣传旨在促使公众和安全人员间的合作，并表明政府和人民一起行动以维护公共安全，也传递政府在努力保护穆斯林公民的安全、努力推进人民福祉等信息。而极端主义及其支持者被描绘成不按民众利益行事，而是施加恐惧心理的外来者。这一活动同样表彰安全人员所做的牺牲，一张海报显示了安全人员和警察在反恐中牺牲的场面并附上文字：“警察为保护无辜而牺牲。”^[2] 类似的广告在沙特的公共场合到处张贴。

2 沙特柔性反恐的康复项目

沙特阿拉伯柔性反恐中康复项目的核心是辅导计划。这是一项综合性的计划，它通过密集的宗教辩论和心理辅导来康复和再教育暴力极端主义者及其同情者。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康复个人，以鼓励极端主义者放弃极端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塔克菲教义。不管罪行如何严重，被拘押的罪犯都被邀请参加康复项目。到康复项目结束的时候，能够彻底放弃极端念头的罪犯就有获得释放的机会。当然，危害性比较大的犯人如杀人犯等即使完成了康复项目也仍然不能被提前释放。辅导计划不是惩罚，而是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病救人。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嫌犯是被误导或欺骗从而背离真实的伊斯兰教义。沙特政府经常告诉囚犯及其家庭，辅导计划是要帮助犯人迷途知返，而不是要惩罚他们。

2.1 康复项目的组织机构

康复项目中的辅导计划由辅导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管理，隶属于王子穆罕默德 · 本 · 纳耶夫（Prince Muhammad bin Nayef）管理的内政部之下，总部设在利雅得，在 7 个主要城市有常驻代表。辅导委员会有 4 个小组委员会：宗教小组委员会、心理和社会小组委员会、安全小组委员会和媒体小组委员会。

宗教小组委员会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由约 150 名宗教人士、学者和大学教授组成。该委员会直接与囚犯对话、组织宗教辩论并提供指导。挑选宗教小组委员会与囚犯交流的方式很重要，宗教人士与囚犯交流时不能颐指气使，而是以交谈的方式进行。评价辅导成效的标准之一是看学者在交谈时是否把犯人像自己兄弟一样看待、是否带着爱心和激情去帮助囚犯。一些宗教小组委员会成员如被发现不适合与囚犯对话，就不再被邀请到小组工作。此外，如果宗教小组成员不能成功地与囚犯进行对话，小组委员会将邀请其他宗教人士与囚犯对话。

心理和社会小组由大约 50 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社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组成，他们负责评估囚犯的社会地位、诊断心理问题、评估囚犯的行为。 鉴于他们的专业知识，这一小组的成员也直接参与对话和辅导，尤其是在经过长时段的研究后，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会通过不断地与囚犯进行对话、交流展开各种形式的互动，并对项目所取得的进步及时进行评估，同时，这一小组还通过评估囚犯的参与度、参与状态来判断康复项目的进展以及最终是否获得预期的效果，因为许多辅导员与囚犯接触较多，有更多机会可以深入了解其犯罪原因、目前的心理及精神状态等。心理和社会小组还负责确定囚犯在押期间和释放后及其家庭需要何种帮助，以便抵消因监禁造成的物质和心理压力，从而降低其他家庭走向极端化的几率。政府还通过多种渠道宣传这一项目的目的，表明该项目不是为了惩罚囚犯及其家庭，这种态度强化了该项目的“慈善性”，被认为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维持康复项目运行这种模式，政府在就如何与囚犯家庭接触时格外小心谨慎。在穆罕默德王子看来，需要让家庭感到政府正在为他们及其亲人尽量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参加康复项目过程的人越多，其他的人就越可能受到感染而参与^[1] 进来。政府努力通过系列项目让每一家庭明白，极端主义仅仅是要误导年轻人，从而推进恐怖主义的议程，对其生活并无任何关照；相反，政府却尽其所能地关心所有民众的疾苦。这是项目的关键之所在，政府将其列为“意识形态战争”的重点。

安全小组委员会、宗教委员会、心理和社会小组委员会一道评估释放囚犯的安全风险，同时为即将被释放的囚犯出狱后的生活提供建议，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安全小组委员会的重点工作是监督拘押释放犯，囚犯出狱后很快被告知其行为将受到秘密和公开的监视、定期接受安全委员会的检查，且他们的后续自由取决于其是否远离旧同伙和旧习惯。

媒体小组委员会的重点工作集中于教育和宣传领域，为学校和清真寺出版书籍和其他教育资料。该小组委员会就网络、无线电视、有线电视、 报纸书刊进行广泛研究后发现，接触容易走向极端化的年轻人的最好方式是通过“聚礼”（Jumu’ ah）^① 祈祷者。因此，该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主要通过在清真寺的演讲和学术活动向公众进行宣传。 该委员会通过宣传资料让公众知晓，极端主义者通过招募活动来推进其阴谋，而沦为武装分子的人实际上曲解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套电视节目描绘了一位被招募为恐怖袭击分子的沙特年轻人，当他得知这是一起肉弹袭击后拒绝执行，但极端主义者欺骗他并在远处引爆其身上的炸药。虽然这位年轻人幸存下来，但却终身残废。这一节目传递的信息很清楚：卷入恐怖事件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该委员会 2008 年初报道了许多类似的事件^[1]。媒体小组委员会也为康复项目出版了书籍、小册子和其他资料。在与伊斯兰事务部和教育部合作的过程中，媒体小组委员会帮助协调学校和清真寺的教师和演讲者，在清真寺、学校、夏令营和俱乐部向广大受众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2.2 康复项目的参与者

根据辅导委员会的研究，参加康复项目的大多数囚犯孩提时代没有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研究调查了 693 名康复项目参与者的成长环境，尽管被调查者中无一人在 2004 年前参与国内的恐怖活动，但都是极端活跃分子。根据调查，囚犯通常都很年轻，一般为 20 岁左右，且来自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大家庭（7∼15 个兄妹），他们父母文化水平低，只有少数来自富裕家庭。调查还发现这些人中只有少数有过出国经历，但主要是前往阿富汗、索马里、车臣等地进行“圣战”。大多数项目参与者对伊斯兰教只有片言只语的理解，多数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或者正规的伊斯兰教教育。大多数罪犯被极端化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极端分子的书籍、磁带、光碟和互联网。此外，调查还发现另外几个现象：首先，项目参与者有过作案记录，其中一半因吸毒被逮捕；其次，多数项目参与者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正是迫切想了解伊斯兰教的冲动驱使其与极端主义者接触，于是受到极端主义者趁机宣传的扭曲的伊斯兰教影响。

辅导委员会的成员认为，由于普罗大众不能正确地学习伊斯兰教的最初信条，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侵蚀，因此，辅导计划旨在纠正被误读的伊斯兰教，重新引入和加强伊斯兰教的正规版本。这一任务主要通过宗教对话与指导、心理辅导，以及广泛的社会支持等复杂过程来完成。

① 聚礼日，原意为“聚集、聚会”。穆斯林的主麻日聚礼在每周星期五举行，时间在当天正午太阳偏西（13：30 左右）。《古兰经》（62：9）说：“信仰的人们啊！当聚礼日召人来礼拜的时候，你们应当赶快纪念真主，放下买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主麻日的聚礼仪式包括礼拜、听念“呼图白”（教义演说词）和听讲“窝尔兹”（劝善讲演）。届时，清真寺会传出悠扬的唤礼声，呼唤穆斯林去清真寺履行每周一次的例行集体礼拜。主麻日的聚礼与每日 5 次的礼拜（即晨礼、响礼、哺礼、昏礼、宵礼）一样，是穆斯林的宗教必修功课。

2.3 康复项目的辅导过程

辅导计划在监狱内外进行，但整个康复项目始于监狱内，然后受体被转移到外部的康复中心（Care Rehabilitation）。辅导委员会的成员最初与囚犯见面时强调自己不是受雇于内政部，与安全部也无关联，而是独立公正的学者。在多数情况下，辅导员与囚犯间的初次对话进展得并不顺利，一些囚犯拒绝与辅导员交谈并指控他们为异教徒（infidels）和政府的间谍、指控政府使用阴谋诡计欺骗弱势群体和虔诚者，并将对话认为是一种审讯。随着时间的推移，囚犯对项目的了解逐渐增加，敌意减少，接触变得较为容易。双方开始交谈后，辅导员首先聆听囚犯的心声，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些问题，如犯了什么罪以及为何去犯等。待双方就信仰进行讨论后，辅导员努力让囚犯相信他们犯罪的口实是基于对伊斯兰教的错误理解，然后辅导员再向其传授正确的伊斯兰教义。最初的对话是一对一进行的，采取的方式也灵活多样，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许多内容涉及囚犯的兴趣和爱好。当囚犯被转移到康复中心后，双方才会围绕每天的事务进行微妙的谈判和对话。

康复项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进行 2 小时，称短期学习阶段。囚犯尽管公开承认自己信仰出了问题，但他们仍然要接受其他康复项目长期学习阶段。在约 6 周的长期学习阶段里，由 2 名宗教人士和 1 名社会学家辅导约 20 名“学生”。10 门功课的内容涉及“塔克菲”、信仰、忠诚、背叛、煽动叛乱、意识形态安全、恐怖主义、合法的圣战和关于自尊的心理学课程等。教学内容也涉及宗教领袖、暴力的使用、法理学、权威的重要性、认识合法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避免“误导性”和“腐朽”书籍的影响。课程结束后进行考试，考试合格者进入释放阶段。

3 沙特柔性反恐的善后安抚项目

善后安抚项目的主管部门隶属于内政部，这一项目包括几项计划：帮助国内囚犯和关塔那摩基地的囚犯重返社会，预防释放犯再犯。所有的计划都充分利用个人家庭网络的合作来帮助释放犯走上正确的人生轨道。为重返社会作准备，囚犯在成功完成康复项目后被转移到监狱外的善后安抚康复中心。这些中心都拥有较好的文体活动设施，囚犯可以参加许多休闲文体活动；为了营造和谐气氛，卫兵和囚犯经常在一起开展各种活动，如踢足球、打篮球等。这些活动对去极端化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囚犯不但可以借此建立合作精神，还可以鼓励相互接受和包容的精神。进入安抚康复中心的囚犯被分为三个群体：国内刑事犯、试图去伊拉克施暴或者从伊拉克回来者、从关塔那摩归来者。三个群体相互分开，居住在不同房间，接受内容有所区分的安抚康复项目。比如，从关塔那摩返回者主要接受重返社会的安抚康复教育，而另外两个群体主要接受对话、辅导和教育。当囚犯被评估为不再具有危害性，最终获得释放时，政府还通过家庭、社交网络和监督管理机构来帮助他们，帮助释放犯悔过自新，重新参与社会。对于特别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政府还给予特殊的帮助，如提供资金资助、安排就业、鼓励教育深造，甚至提供住房和帮助其寻找配偶等^[3]。沙特至 2003 年实施“去极端化”反恐措施起，到 2008 年 9 月为止，大约有3 000 名囚犯参与了辅导计划，其中的 1 400 名放弃伊斯兰极端念头后被释放，大约 1 000 名仍在监禁中，这 1 000 人中有的已完成康复项目，有的仍在服刑^[1]。总体而言，该计划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沙特官员称其成功率为 80%∼90%，只有 10%∼20% 拒绝参与、或者未成功完成“去极端化”项目。另一数据显示，从 2003 — 2007 年 10 月 1 日，只有 35 名释放犯再次犯罪（非恐怖罪），相当于 1%∼2% 的累犯率^[1]。值得注意的是，到 2008 年为止没有任何经受过辅导计划的释放犯再次制造恐怖暴力事件。即使他们中有人再次犯罪，所犯罪行对社会的危害也比较小。

辅导计划和其他去极端化战略有几个值得强调的成功措施：让囚犯家人参与项目、善待其家人和扩大他们的社交网络等。调查表明，在对话期间，囚犯与宗教人士和学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受到道德感化，在被释放时成为虔诚和守法的穆斯林。这符合他们最初接触极端分子的初衷了解伊斯兰教并成为虔诚的教徒。

4 美国对沙

特柔性反恐措施的反应在复杂的国家反恐形势中，沙特的去极端化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借鉴沙特模式。如新加坡的反恐项目，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沙特的成功经验。在整个中东、欧洲和亚洲，类似的项目开始浮现。其他国家模仿沙特模式主要是基于这一判断：反恐不能单纯依靠刚性安全措施，而是需要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做到能攻心、善攻心。

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沙特是美国石油供应的稳定器，同时也是巴以和平协议的倡导者，正因为沙特的重要地位，美国将其视为反恐盟友。沙特实施柔性反恐措施后，美国部分媒体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其中罗伯 · L · 威格纳在《伊斯兰日报》上说，在经过“康复项目”重返社会的群体中，累犯率只有 10%，而美国和英国的累犯率是 60%∼70%，从两者间的比较来看，沙特的“康复项目”及与之相关的柔性反恐措施可谓相当成功^[4]，能够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回归正确的轨道上。从 2003 年起到2010 年的这几年中，随着 3 000 名妇女成功地通过康复项目，“基地”组织将政府实施的柔性反恐措施看作自己招募新成员的一种威胁，因为其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轻易“俘获”年轻一代的人心^[5]。阿卜杜拉 · F · 安沙里在《对抗极端主义：沙特阿拉伯的措施概览》一书中提出，沙特是成功地打击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少数国家之一，沙特反恐的成功不仅在于武力反恐，而且在于其柔性反恐措施改变了部分极端意识形态^[6]。他将“刚性反恐”和“柔性反恐”措施的做法和小国进行对比时指出，“9 · 11”事件后沙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刚性反恐措施，包括逮捕和审讯嫌疑犯、捣毁恐怖组织和收缴武器、击毙恐怖头目、引渡嫌疑犯，以及与反恐盟友建立联合反恐部队等。但 2003 年 5 月利雅得还是发生了惨烈的恐怖袭击事件^[7]，伤亡惨重。该事件使沙特政府意识到光靠武力反恐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鼓励恐怖主义进行犯罪并为其恐怖行为辩护。于是沙特政府重新制定了反恐战略，采取柔性反恐措施来打击支撑恐怖行为的极端意识形态。阿卜杜拉 · F · 安沙里赞扬沙特阿拉伯在消除极端主义的暴力心态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决心，在阿拉伯世界发挥了真正的领导作用^[8]。

《华盛顿邮报》2008 年 9 月 22 日撰文称，沙特的柔性反恐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恐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作者克里斯托弗 · 布塞克指出，沙特的柔性反恐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这一示范效应使美国等国家在伊拉克采取相似的办法来进行反恐。他认为，美国了解沙特 “去极端化”措施的内容（预防措施、康复项目和善后安抚）对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意义重大^[9]。《世界邮报》2014 年 4 月 9 日报道说，沙特的“去极端化”项目取得了积极、令人惊异的效果。据 2003 年到 2007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经过“去极端化”项目教育后的受体，其累犯率只有 1%∼2%^[10]。

除了媒体方面的积极报道，美国为了鼓励沙特促进主流宗教的教育，与沙特开展了一些教育合作项目，增加了沙特在美国学习人员的名额。到 2014年 3 月 28 日为止，沙特在美学习人员为 80 000 人，这些留学人员主要学习政治、商业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美国希望通过通过教育来影响沙特将来的社会，鼓励沙特成为一个宽容、能够接纳各种观点的国家^[11]。

5 结语

沙特在 2003 年遭受恐怖袭击后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恐战争。反恐战争是一场有别于传统战争的新形式意识形态战争，传统战争是以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作为胜利的标志，而反恐战争面对的是放下武器即是平民的宗教极端分子。因此，反恐战争真正的胜利是以宗教极端主义者自动放弃犯罪的念头为标志。为了弥补刚性反恐措施的不足，沙特政府采取柔性反恐措施来降低民众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支持力度。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扩大社会参与、纠正对伊斯兰教的曲解，动力主要来自对刚性反恐观念的纠正，即暴力极端主义不能靠传统方法来根除。鉴于沙特在反恐中的特殊地位，美国对沙特的柔性反恐措施给予积极的评价并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