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民主法治等方面成绩斐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在为斐然成就而喜悦的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所面对的复杂性、艰巨性、敏感性前所未有。面对深化改革的“硬骨头”，中国不仅要敢于突破禁锢，而且要善于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德国。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2011年德国经济领先全球开始回暖，2010年和2011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0%和3.3%，增速约为欧盟的2倍，同期失业率不升反降，登记失业率从7.8%降至7.2%^[1]。德国的经济一直处于稳定增长趋势，德国的宏观调控、财政制度、金融体系等都非常独特，形成特有的“德国模式”。这种适应德国自身发展特征的经济模式让德国有惊无险渡过2009-2013年欧债危机，当欧盟成员国受到重创，成为“重灾区”，德国却“一枝独秀”，社会局势良好和谐。这无疑让世界对“德国模式”更加好奇^[2]。

所谓的“德国模式”是指二战后德国特有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虽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只有二字之差，却截然不同。该经济模式实行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与国家干预的有机结合，注重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3]。这种发展模式既发挥市场机制的竞争性、企业的创造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又通过高税收和高福利等社会保障措施来调整市场失灵对公平的扭曲，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发展和个人利益共同进步^[4]。在生态哲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当前德国经济模式开始走向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以构建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经济秩序为目标^[5]。

当前学界对德国模式研究主要集中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社会”和“市场”的内涵及关系，“德国模式”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比较，德国政府和企业的职能和角色，“德国模式”成功经验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等方面，但大部分研究都停留于宏观层面，针对“德国模式”中具体环节或领域的微观经验探索较少，本研究将深入微观的外贸领域，分析“德国模式”在外贸发展的成功经验，探讨其对中国外贸发展方面的启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以期弥补学术界不足。

1 “德国模式”外贸发展概况

作为世界贸易强国，德国的出口贸易额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且其经济发展平稳，贸易摩擦少，外贸竞争力较强，形成了独特的“德国模式”。如图 1所示，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统计数据整理，从2000-2008年，德国进出口总额呈逐年上升趋势，尽管较2009年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但出口贸易仍居世界第二位，且保持了贸易顺差；从2010年开始，三组数据又开始呈现上升趋势；2012年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已分别达到2 006~441百万欧元，1 097~349百万欧元和909 092百万欧元，较2000年分别增长了1.77倍，1.84倍和1.69倍。同时，从德国贸易差额看，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滑外，其余各年份均是上升趋势。

图 2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通过与图 1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从贸易差额来看，与我国贸易差额变化幅度有较大不同，德国货物贸易差额呈现的是一种稳定的增长趋势；其次，从进口额、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三组数据看，德国的数据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且趋势稳定。因此，德国对外贸易较中国更持续稳定。

作为人口只有8 200万的国家，德国在世界经济与外贸舞台上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贸易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出口额、进口额、贸易总额以及贸易差额都呈稳定增长趋势。即使在发达国家都出现高失业率的2009年，德国贸易也没出现大幅度波动，同时国内社会也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而且与中国贸易摩擦多的情况不同，德国与贸易国的贸易摩擦较为鲜见。下面就德国贸易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进行探讨。

2 “德国模式”外贸发展成功的原因 2.1 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合理

德国的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社会进步而不断优化调整的。在工业革命时期，为实现工业化，德国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截止到1910年逐步形成第一产业25%，第二产业40%，第三产业35%的工业化产业结构^[6]。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以及服务贸易的崛起，德国对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以2009年为例，三大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第一产业1%，第二产业26%，第三产业73%。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实现了德国的“服务立国”。而第二产业占比26%，表明德国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夯实制造业基础。同时，德国对三大产业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截止到2009年，在德国三大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最高，为7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23%。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德国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①。

① 数据来源：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统计数据整理。

2.2 对外贸易的政府支持力度大

二战使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经济濒临崩溃，1948年美国通过的“马歇尔计划”让德国政府得到援助后开始重振旗鼓。从起初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到之后贷款给中小企业，在德国政府引导下，这笔援助款运用到实处，让德国重回世界经济舞台。政府支持对经济恢复发展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首先，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有助于企业持续发展。一方面，鼓励中小企业立足国内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帮助实力雄厚企业发挥规模经济，逐步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其次，建立外贸服务机构。建立半官方性质服务机构以保护外贸企业利益，包括进出口银行、外贸保险公司以及外贸商情咨询机构等等。最后，环境保护力度大，发展循环经济。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便提出了循环经济理念。在内部，对公民及企业主体，政府主要通过采取各种限制性与鼓励性经济政策来引导，使公民及企业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行为；在外部，政府特别注重加强与各国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通过推动技术的发展，为循环经济提供支持与保障。

2.3 出口产品科技含量高

德国企业高度注重对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如图 3所示，近几年来，德国的出口产品中，占据前三位的产品是：化工产品、机械设备和汽车及汽车配件，均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且占比相对稳定。而我国出口产品占比较高的大都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德国出口产品结构更为合理。同时，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具有分散性，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数据整理，如表 1所示，在出口产品的结构方面，德国将出口的商品分散于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等多个种类，而且每一类的比例均不超过30%，这种分散出口产品种类的策略使德国巧妙地避开了各国的贸易壁垒，确保德国整体出口保持强劲的势头。

2.4 进口贸易施行对等性

德国施行进出口相互依存的方式——进口对等性，即德国外贸基本方针是既奖励出口，也不限制进口。这种贸易方式加强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可以平衡德国与其外贸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减小了贸易摩擦，而以出口为主的外贸结构，即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容易产生贸易摩擦^[7]。由于这种政策，使德国进口保持稳步发展。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数据整理，如表 2所示，德国进口商品同出口商品一样，也是分散于各个类别，但是大部分还是处于顺差状态。以2012年机电商品、矿产品、运输设备为例，其贸易差额分别为122 932百万美元、106 302百万美元和45 901 百万美元。与我国进口严重依赖能源与资源的情况不同，德国进口商品中占前三位的分别是机电商品、矿产品、运输设备，这源于德国进口对等性的实施。

2.5 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

德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直倡导“服务立国”的理念，将服务贸易发展放在战略性地位，服务贸易占GDP比重达70%，可见，德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德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一直名列前茅，从2009年到2012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保持稳定且高水平的发展^[8](表 3) 。

由表 3可知，德国服务贸易出口金额占世界比重在6%以上，出口金额从2005年的1 49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 522亿美元，增长68.6%；进口金额占世界比重在8%附近波动，且从2005年的2 00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 871亿美元，上升42.9%，增长幅度小于出口金额的增长幅度。可见，德国的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较大，且贸易差额一直呈现缩小的趋势，从2005年的-513亿美元缩小到2011年的-349亿美元，可知德国服务贸易在优化。

随着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贸易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和各国发展的重点。服务贸易在德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有效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对外贸易水平和层次。相比之下，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虽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是进出口逆差却不断扩大，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改善外贸现状必由之路。

3 “德国模式”对培育我国外贸发展综合竞争优势的启示

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合理、政府支持力度大、出口产品科技含量高、实施进口贸易对等性、高度重视服务贸易等举措让德国外贸如“德国模式”一般“一枝独秀”，稳步发展却几乎未遭受贸易摩擦，而与德国同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出口产品却频遭贸易纠纷。通过以上对“德国模式”外贸发展成功经验的深入分析，给正在转型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提出以下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3.1 完善政府政策支持，为外贸发展提供保障

政府支持，不仅可以给企业提供一定的发展资金，而且可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即通过资金支持和环境改善两方面，为外贸发展提供保障^[9]。首先，资金支持方面。政府应结合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以及国内发展与需要，出台鼓励政策和措施。同时给有需要的外贸企业减负，如设立专门企业支持资金，扩大现有的专项资金规模等措施，以加快其转型步伐，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其次，环境改善方面。通过制定新标准，将能源消耗量、资源利用效率、环境保护力度等一系列新指标加入到市场准入条件中，提高行业门槛，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加大对有竞争力的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并通过政策引导与税收、信贷支持，培养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企业，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

3.2 把握世界产业发展趋势，推进产业升级

“德国模式”的外贸成功经验充分证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能促进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建立在产业结构升级基础上的外贸体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抵御风险能力。因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发展尤为重要。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全球经济与贸易的竞争新格局正在发生悄然改变，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各国未来发展重心，如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等信息行业，太阳能、先进反应堆等新能源行业，重大疾病防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等创新能力强、资源能耗低、市场前景好的低碳节能环保行业。因此，我国应积极抓住机遇，牢牢把握世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发展方式，加强自主创新，实现重点跨越，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进而通过培育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竞争优势，提高我国外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现外贸质的飞跃^[10]。

3.3 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我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当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仍表现为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重显著，这种出口商品结构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方式仍处在粗放型发展阶段，严重制约着我国对外贸易综合竞争优势的培育。而从对德国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得知，德国外贸发展得益于德国商品结构的优化，德国产品中科技含量高、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大，国际上具有明显市场，也成就了德国较为高端的外贸发展方式。因此，我国应优化商品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升科技含量，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推动外贸健康发展。如中国高铁技术，目前已领先全球，其对各种环境的适应性得到各国一致认可。

2013年李克强总理两次出访都推介技术密集型的高铁行业，“高铁外交”成为中国名片。据国际铁路联盟统计，未来10年，海外高铁市场将达到3万亿美元，同时50多个国家希望中国给予高铁支持，这极大刺激中国高铁出口^[11]。成本优势已是中国产品出口的共同特点，中国高铁也不例外。据公开数据统计，综合土建和车辆成本，中国高铁只有国外的1/3至1/2，国内高铁造价一般为1~1.5亿元/公里，国外造价为3亿元/公里，对于许多经济相对落后却迫切需要基础建设的国家或地区而言，中国高铁性价比较高。积极推进高铁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逐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使高铁技术成为中国制造业最具价值的“杀手锏”。

3.4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

2010年9月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并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会议立足国情、产业和科技基础，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构成：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12]。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异军突起，备受关注与重视，对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就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强化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尤其是金融扶持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成长初期，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设备投入，且具有高风险的特点。因此，在整合现有政策资源和资金渠道基础上，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完善税收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其次，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条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远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积极的市场需求作保障，我国要积极培育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并为国内外竞争创造健康条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打好基础。最后，努力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在鼓励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加强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引进技术、加快消化吸收来推进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

3.5 加快“服务化”，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逐步扩大，但是从量上和质上都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当前我国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服务化”，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增长向内生集约型增长转变，并加快提升产业层次，缓解环境污染压力，解决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产业协调发展。首先，政府应专门制定服务贸易支持政策，包括对优势服务贸易部门实行自由化政策，以及对弱势服务贸易部门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其次，加快城市化进程。服务贸易发展需要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作为条件，从而为其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创造一定的需求，推动服务贸易质和量健康稳步发展。第三，培育高精尖服务人才，打造智力资本优势。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鼓励专项人才的培育，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经济上的实惠，鼓励科技人员投身于技术研发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