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陆海兼顾的大国，但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在近现代饱受海洋之屈辱。历史一再告诉人们，没有海权或者丧失海权，只有被动挨打的命运。21 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人类对海洋的依赖也越来越紧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海洋强国”的发展目标，为新时期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1 “搁置争议”思想的提出及发展演变 1.1 “搁置争议”思想的提出是中国海权发展的客观要求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原本中日两国政府约定不谈的“钓鱼岛问题”被提了出来。邓小平在回答该问题时首次提出了“搁置争议”思想。他说：“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关系。”^[1]411 可见，“搁置争议” 思想的提出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但是，它的提出是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历史必然和客观要求，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超凡的政治智慧。一方面，“搁置争议”思想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1969 年中苏珍宝岛战争之后，中苏边境全线对峙，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跌入低谷。与此同时，美国为改变在与前苏联冷战对峙中的劣势地位，不仅声援中国的自卫反击战，而且还向中国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1979 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 30 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中国由此获得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中国当时在处理与日本的岛屿归属问题上立场过于强硬，不仅直接妨碍中国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而且还可能重新置中国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体系之中，丧失空前的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环境，更可能直接断送和平与发展的曙光。

另一方面，“搁置争议”思想也是中国自身实力尤其是军力所限的客观要求。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文化大革命还在中华大地持续进行，严重冲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力受到十分重大的影响。1974 年西沙海战爆发后，南海舰队主要护卫舰严重失修无一可用，只有扫雷舰、猎潜艇等轻型舰艇可以出战。我军虽然取胜，但国人无不为我海军的舰船、装备捏一把汗。此后，越南又在中越边境一再挑起事端，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1979 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这时中国仍不得不面对东南台海一线和北方中苏边境的军事压力，中国实在无力对可能的第三次边境危机或者战争作出有效应对。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中日钓鱼岛问题“搁置一下”，也属无奈之举。

1.2 “搁置争议”思想的实践是中国海权发展的现实选择

邓小平 1978 年提出“搁置争议”思想后，又在不同场合对这一思想进行丰富、完善。1979 年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以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2]。1984 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3]1988 年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进一步阐述了“搁置争议” 思想，他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给中国的，我们有很多证据，中国对南沙群岛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1227。至此，邓小平“搁置争议” 思想基本成熟。

“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赢得了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不仅实现中国与日本邦交的正常化，而且为解决南海问题、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使周边安全环境出现根本的好转。

学界有人认为，造成目前中国海洋问题上困惑与尴尬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没能很好地抓住某些战略时机”^[4]。事实上，无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还是80 年代，我国国力、军力尤其是海军力量十分薄弱，不仅没有基本的制空权，甚至在远离大陆的南沙海域取得基本的制海权都比较困难，更不要说什么补给、后勤保障。在这样脆弱的海战环境中，即使中国收回了几个被越南侵占的岛礁，可能想守住也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并不具备“乘胜追击”的条件和资本，只能适可而止。因此，“搁置争议”思想虽是中国海权发展过程中的被动选择，但也是不得不如此的现实选择。

2001 年 8 月，江泽民在一次周边安全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南海争议等问题上，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特别要使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精神深入人心，积极研究共同开发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5]2011 年，胡锦涛在会晤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也明确指出，在南海争议解决前，有关国家可搁置争议，积极探讨在相关海域的共同开发，这符合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6]。2013 年 7 月底，习近平在谈到海洋问题时也强调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7]。可见，当代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继承和沿袭了“搁置争议”思想。

2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发展的模式

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在发展中国海权事业中，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形势都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韬光养晦，在继承并发展毛泽东近岸防御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近海防御”的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并对海洋作出全面规划，江泽民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8] 进 21 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始放眼远海，他指出：“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加强各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开展国家海上安全合作，对建设和谐海洋具有意义。”^[9]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新任领导人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7]。实际上，在十八大前后，中国海洋维权步伐骤然提速。2012 年 6 月 21 日，三沙市设立；9 月 10 日，中国政府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同月 25 日，中国航母辽宁舰入列；12 月习近平视察广州军区，登战舰上战车，对外界传达明确信息；2013 年 1 月 10 日，中国歼-10 战机接近钓鱼岛；7 月 23 日中国海警局成立，随后派海警船首次进入钓鱼岛海域……。可以看出，习近平正开启中国海权发展的新模式。

依据历史和现实，中国未来海权发展模式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形。

2.1 “主权属我，不容置疑”的“黄岩岛”模式

2012 年 4 月 10 日，菲律宾海军欲在南海中沙群岛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赶到的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发生对峙。该次对峙一直持续到 6 月中旬，最后菲方不得不撤离参与对峙的船只，表达与北京和解的意愿。中国在菲方撤离后，保留了部分船只，继续保持对黄岩岛的警戒。在这一过程中及之后，中国始终坚持派出渔政船、海监船前往黄岩岛海域开展现场执法，以有限武装的公务船与菲律宾海军舰艇以及准军事化的海岸警卫队船艇开展对峙。虽然菲律宾方面有很多强硬的立场和举动，从申请国际仲裁，到给黄岩岛改名，再到去除岛上有关中国的标志，并鼓动国内民众和海外侨民发起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一再制造事端激化事态，但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坚持通过外交努力寻求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则在相关争议海域附近开展军事演习和演练，密切配合渔政、海监等部门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这些有效的行动使中国在外交上保留了继续采取行动的空间，既达到实质效果，也让中国把握了战略主动权，并最终形成以现场执法为主，以外交手段为辅，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黄岩岛”模式。

2.2 “针锋相对，对等升级”的“钓鱼岛”模式

钓鱼岛问题不同于黄岩岛问题，钓鱼岛有比黄岩岛更多的国际因素^①。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形势开始缓和，中日关系出现良好的发展机遇。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两国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此后，我国政府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和长远发展的角度，一直主张通过谈判使钓鱼岛问题最终得到和平的、 创造性的解决。但日本不仅没有遵守“搁置争议” 的共识，更是摆出了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接受任何谈判和协商的姿态。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屡屡制造事端，“小动作”不断，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悍然将钓鱼岛“国有化”，单方面将“共识”一笔勾销。

^① 1951 年，美国把前苏联、中国等对日战胜国排除在外，片面地和日本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将琉球群岛交由美国管理。1953 年，美国擅自扩大管辖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裹挟其中。1971 年，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又擅自把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这在当时引起了海峡两岸的一致抗议，但日本还是就此控制了钓鱼岛，美国则宣布只是向日本移交管辖权，钓鱼岛主权需由中日双方谈判解决。

针对日本欲单方面改变钓鱼岛现状的野蛮行径，中国坚持“针锋相对，对等升级”策略，采取一系列的反制行动：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名称； 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并向联合国提交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派出执法船开展巡航维权，并在钓鱼岛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航和管理；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相关大陆架划界案；中国舰队多次通过宫古海峡等海域，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军事演习。这种执法船对执法船，以军舰对军舰，不怕擦枪走火甚至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既保持了行动的合法性，又做到了“对等存在”，打破日本不承认争议和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其目的在于迫使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并回到谈判桌上。

2.3 “搁置争议，互利共赢”的“共同开发”模式

一般地讲，“共同开发”就是海洋争端当事方以互利共赢为目的，暂时搁置有关的海洋争端，共同开发海洋资源。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曾经达成了二十四项关于“共同开发”的安排^[10]。

中国在长期的外交中，一直致力于睦邻友好，着力发展稳定的周边国家关系。2002 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4 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与菲律宾石油公司签订协议，联合对中国南海选定区域的石油资源进行勘探，2005 年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石油公司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10]。特别是 2013 年 10 月中旬，李克强在越南访问时，与越南国家领导人达成海洋争议解决的重要共识，并发表了《新时期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在该联合声明中，中越两国一致同意切实管控好海上分歧，并决定共同开发中越北部湾口外资源。可见，只要争议各方意愿合作，就能寻找到相关各方可共同接受的“共同开发”的路径。

2013 年 10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1]。由此可以判断，在今后的海权发展中，中国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通过“共同开发” 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2.4 “走向海洋，以海富国”的“自我开发”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只能在近岸 300 米左右的浅水区勘探开发海洋油气资源，而不能走向深海。2012 年 5 月，中国搏击深海的“三大利器”--海洋石油 720 深海物探船、海洋石油 981 深海钻井平台、海洋石油 201 深海铺管起重船组成了中国的“深水舰队”，在中国南海荔湾 6-1 区域 1500 米深的海域开钻，展现了中国不断加强海洋石油工业深水装备体系化建设的成果和深水勘探开发自主作业的配套能力，并把保卫主权和经济开发结合在一起，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勇敢地走出海洋，以自己的海洋开发能力和行动，通过经济开发使全世界意识到我国的海洋主权，才能够在中国海域中进行真正长期的发展，从而实现“海洋强国”。近年来，一方面中国军力的不断发展为我国走向深海提供了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中国海洋石油开发能力为我国走向深海提供了技术支持，所以在中国的海权发展中，中国完全有实力和信心“走向海洋，以海富国”，实现“自我开发”。2014 年 5 月，中国海洋石油 981 深海钻井平台在我国西沙海域中建岛附近开钻。尽管受到越南方面的干扰，但中国走向海洋实现自我开发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

3 坚持并发展“搁置争议”思想的意义

毫无疑问，在中国周边海域短期内还不能通过谈判划界的背景下，“搁置争议”思想将是中国海权发展的一个长期选择。实际上，坚持并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1 中国海洋地缘战略环境恶劣

相比较于美国和俄罗斯，中国不仅仅只有一面临洋（太平洋），更纠结的是在通向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上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精心构筑的“第一岛链”，海上战略通道非常狭窄，东边出海受制于日本，南边出海受制于东南亚国家。在这样的地缘环境下，中国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必须有长远的海洋大战略，并在时间和空间的考量中将“第一岛链”转变成我国东部沿海的战略“前哨”和“屏障”。因此，坚持、发展“搁置争议”思想是中国“有海无洋”的海洋地缘战略限制的客观要求。

3.2 中国崛起面临巨大的国际体系压力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日渐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不可逆转地成为世界新兴崛起大国。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格局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的国际体系压力^[4]。冷战结束后，中国利用美国无暇东顾的机会，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迅速增强，与此同时中国在亚太的国际空间得到迅速扩展。特别是 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为防止中国的崛起挑战其世界霸权，不仅“剑指亚太”，而且鼓动中国周边国家不断挑起事端，制衡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本则借机鼓噪，企图以钓鱼岛争端为借口，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扩大集体自卫权，发展军事力量，成为不受控制的“正常国家”。东南亚其他国家则因中国实力的增强担心中国会武力“夺回” 被侵占的岛礁和海域，不同程度地患有“中国焦虑症”。中国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不仅能有效缓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向世界传递中国不走“国强必霸”老路，甚至还可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出现“互利共赢”的良好稳定发展，从而粉粹美国、日本等国的野心。可见，中国坚持并发展“搁置争议” 思想是缓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国际压力的客观需要。

3.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正处于关键时期

习近平在 2012 年 11 月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12]。现在离这“两个一百年”越来越近，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在 2013 年 10 月下旬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1]。因此，我国在维护海权问题上，绝不能也不应该出现因“维权”而导致中国同相关国家关系严重恶化的舍本逐末行为，更不能也不应该出现因 “维权”而导致现代化建设中断的状况^[13]。所以，中国坚持、发展“搁置争议”思想，维护中国周边安全稳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