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肇始于先秦时期的门客制度，经过上千年的演进，成就了清朝师爷制度的大行其道。众所周知，“师爷”是清代官府之中为官员捉刀代笔、出谋划策、实际操纵地方政治的人物 ^[1]。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是治理复杂社会事务的产物，彰显了精英阶层的存在价值。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顾问团制度作为契合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精英治理模式，是师爷制度在当代社会中的现世延续。

1 清朝师爷制度的历史审视 1.1 师爷称谓之由来

清朝师爷（幕友的俗称）名称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其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的家臣、西周时期的命士。通常认为其源于先秦时期贵族的门客、舍人和秦汉以来将帅幕府中的参谋、记室等职，以及汉魏宋元时的主簿、长史等幕职官^[2]。时至明朝，师爷制度开始萌芽，书吏等广泛存在于政府官员的幕府中，但是还没有“师爷”的称谓。到了清朝，师爷从幕，借助其依附的官吏参与各级政府事务的管理成为普遍现象。但是，师爷制度并非清朝律典明文规定的管理制度，师爷属于官吏聘用的“私人顾问”，没有官品职责，不享受俸禄。因此，师爷名称在《清史稿》等清朝正史文献中仅在《清实录》中出现过3次。当然，由于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已成为清朝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并被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所默认，俨然成为当时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以“师爷制度”论之。

1.2 师爷职能之归总

清朝时期，从中央到州县各级官吏无不聘请师爷处理相关事务，师爷群体的职责更趋明确和细化。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折奏师爷。负责起草奏疏和上报公文等。第二，刑名师爷。明清时期律例繁多，清朝官吏多不懂律例和审案之术，而疏忽错判容易断送仕途。因此，官吏一般会聘请熟悉律例的师爷帮助自己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第三，钱谷师爷。地方税收及解送都有严格期限，逾期则影响官吏仕途，其均聘请师爷负责税务的征收和解送。第四，书启师爷。主要任务就是起草一些日常的、一般性的禀帖，如祝寿、贺喜、贺节等（如涉及司法、财政等特殊性质的禀帖，则由其他专责的师爷来起草）。第五，账房师爷，即现在的会计人员，负责本县衙的日常开支。其与钱谷师爷不同，主管私人账目，而钱谷师爷主管公共账目。第六，挂号师爷。主要负责提醒长官日常事务的处理期限，收发、登记各种来往公文等。上述师爷也不是各官吏通聘种类，往往根据幕主的职责范围及事务多少因需而设。

2 清朝师爷群体没落原因之探析

师爷群体从清初形成，到雍乾时期达到发展史上的第1次高潮，再到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的几十年间的第2次高潮，至清末新政后迅速瓦解，究其原因可以归为如下三点。

2.1 封建制度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系其没落之根本

很多制度在我国不同的朝代、在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都普遍存在，或有很多共性。但是，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兴起，而清朝政府还在固守封建制度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师爷群体犹如近墨者黑一样，伴随着清末官场的腐败盛行迅速腐化，并且利用师爷之间的裙带关系，帮助官吏上下串通、推波助澜，加速吏治的恶化。

2.2 西方新文化的冲击系其没落之外因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也打破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固有模式，更是激发了先进人士开眼看世界的思潮。这种文化冲击对清末政府的影响就是发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学术界普遍认为洋务运动的著名领袖张之洞开废止师爷从幕的先河。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后，“废除原来聘请‘刑名’、‘钱谷’、‘文案’等幕友的习惯，在署中设立‘刑名总文案处’，作为督府的正式机关，同时委任官员担任事务，以国家经费支付酬金，全督府中仅教读先生还是私人聘请的，其余与公务相关者，一律转变成正式官员”^[3]。之后，各级衙门纷纷效仿，最终使师爷制度逐渐走向没落。

新文化的冲击促使清末政府在三个方面重构自己的官制体系：一是改革官制。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间，清朝政府整顿官僚体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4]3361。各级官吏的裁减，迫使大量师爷另谋出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被迅速弱化。二是新兴教育和留学群体的冲击。清政府为了培养人才应对民族危机，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培养了大量适应时代和社会管理要求的人才；同时清政府选择青少年出国留学，带动官宦子弟、地主商贾等富家子弟出国留学潮流。新兴学堂培养的学生和留学生，成为新的知识群体，对师爷职业群体形成一种巨大的淘汰力量。新式人才培养方式直接导致延续1 000多年的遴选官吏的科举考试制度于1905年被清政府废除。三是清末司法改革的直接推动。清末变法改革时，清政府号召各地官衙司法独立。司法机构设置上，“在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府、县设立地方厅等，审理讼事由法院专事司职”。司法官吏的选任上，大量起用新式学堂培养的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并用新型的审判手段代替传统审判方式，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由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学习学科种类很多，大部分都是多能人才，比如法政学堂的学生“除了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兼修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学科”^[4]3362，这类毕业生以其所学还广泛参与到其他行政机构的各个层面，使绍兴师爷师徒相授、裙带相传的秘诀逐渐被淘汰，最终传统的师爷制度衰落瓦解。

2.3 清朝师爷制度自身缺陷系其没落之内因

师爷本来应遵循“幕友之道，尽宾之义，贵在以公事为重”，应秉承“立心要正”“尽心”“尽言”“勤事”“慎事”“公事不宜迁就”等幕道要求，注重“才、识、品”修养^[4]3365。但是，实际上师爷制度自身多方面的缺陷导致其作为职业群体必然走向没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共荣共损的宾主关系形成腐败的共同体。为了谋求生计而受聘于幕主的师爷，与幕主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尤其是当嘉庆、道光年间官场腐败盛行后，师爷群体受幕主影响，也迅速走向腐败，与贪官沆瀣一气，加速清末吏治恶化。道光以后称幕友多以“劣幕”称之，可见宾主之间这种“衣食父母”式的依赖关系对师爷从幕原则的破坏之厉害。

（2）选任机制不规范。师爷作为“清朝地方官府之幕僚群体，多以学缘、地缘以及某种亲缘维系，使此一地域性、专业性群体赖以繁衍与巩固。谋馆之另一重要途径为托官‘勒荐’”^[4]3365，即上级官员为下属官员或者上级官员的幕友为该官员下属推荐幕友。托官“勒荐”仍与上述学缘、地缘或亲缘等裙带关系有关，导致后期师爷选任裙带关系日重，并且利用此关系，构建裙带网络，互通声气、朋比为奸，把持政务、操控财务、攫取司法权等。甚至连田文镜、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也不敢轻易得罪师爷，而且，这种入幕方式并不能保证师爷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庸幕”者不在少数。

（3）保障机制不健全。刑名、钱粮、书启等师爷虽然均受官吏私人所聘，但是，待遇却差距巨大，少则如书启师爷几十两白银，多则如钱粮师爷可达上千两或更多。而清朝正七品知县的俸禄为每年45两白银，还不够请一个师爷的。那么，聘请师爷的白银从哪里来？多为贪污受贿、陋规钻营而来。由于师爷本身没有官品，只有极少数优秀者可被举荐为官，所以更加剧了师爷舞权弄术、鱼肉百姓、腐败堕落的欲望。

（4）问责机制不到位。清朝政府为了防范师爷干政、败坏吏治，也采取多种限制、惩罚措施，如“包括回避、交往、任职条件和官员稽查等”。“幕友如果越轨，处罚有开除、驱除出省及交幕友原籍的地方官管束等”^[5]。但是由于师爷属于官吏私人聘请的顾问没有官职，因此其违规犯纪也仅限于“开除、驱逐、管束”，落得“劣幕”之名而已，无法依大清律等官制之法治其罪。正如高浣月所言“幕友擅权坏法，并不可怕，可怕是对幕友本人和幕友的行为没有一种规范和惩治的机制”^[6]195。而清朝政府采取的聘幕名单报审制度和官吏因幕失职承担连带责任等控制幕友的措施，总是昙花一现，最后都不了了之。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清末政府也认识到官制之弊、幕府之害，在新政过程中改革官制，给师爷委以职责或转为官职人员，强化对其管理和惩罚力度，并启用新学人才，最终导致师爷群体走向没落。

3 清朝师爷制度之现实铺叙——顾问团制度

清朝师爷作为从先秦演变至清朝盛行官场的政治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存在的客观性，这种存在，并不因为其清朝末年的没落而烟消云散；这种存在植根于群体力量大于个体能力的自然优势法则，这种存在以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智库、顾问、研究员、秘书等各种形式而印证其功能。精英团队治理模式已经在当今世界各国各领域被普遍认同，典型的如欧美国家的智库制度、企业里边的董事会制度等。本文倡导的顾问团制度既是对清朝师爷制度的批判继承，也是对西方智库制度的有机借鉴，更是对我国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精英团队治理模式的有益探索。

3.1 民主社会的式微与精英团队治理的重塑

纵观国内外历史，由专制向民主的嬗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民主社会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当然，正像任何事物的生命力都会有枯竭之时，民主社会也不例外。我们在承认现代民主合理性的前提之下，也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向民主主义发出的挑战。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就是典型例证，凯恩斯主义曾经是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基础，其也一度造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的繁荣。但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却摧毁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奉若神明般的崇拜，民主社会也开始出现裂缝。

民主社会的衰弱给予精英治理兴起的契机，古希腊柏拉图倡导的“哲学家治国”可以看做是精英治理的理论根源，社会分工的细化可以认为是精英治理的社会土壤；社会治理的技术性体现了精英治理的专业性，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彰显了精英治理的不可替代性。从成本与效率视角看，精英阶层治理的专业性、组织的高效性及崇高的社会威信都使精英治理呈现不可逆转之势。需要强调的是，清朝师爷群体在清朝统治时期有两次发展高潮，其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需求：一是迎合了清初入关后面对复杂的国内统治秩序的要求，二是适应了清末面对内忧外患复杂的国家事务治理的需求。

3.2 精英团队治理系社会转型期间国家治理的宏观要求

随着工业型社会形态的日渐式微，社会的发展辗转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社会转型已成为当前时代的伟大征象。“社会转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我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转变，治国方略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社会环境由封闭型逐步向开放型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结构向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过渡”^[7]。

在这一极具颠覆性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迅速涌现，恰如冲突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科塞对社会冲突的描述：“社会冲突是社会群体之间由于利益或价值的对立而发生的对抗。”^[8]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关系着社会转型能否顺利实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社会冲突不断解决的过程。社会分工的专业性和细分市场的杂碎性，使转型期社会冲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无疑增大了其解决的难度。各领域专业型人才自然弥合了这一缺口，精英阶层组成的顾问团队理应得到空前的尊重和提升。

3.3 智库制度在精英团队治理模式下的示范效应

智库，也称智囊团，是指由各方面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门的研究咨询机构，主要是对社会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决策建议^[9]。智库制度起源于欧美，行业规范等制度建设和运转机制已经比较成熟，对现代政府及企业的战略发展影响巨大，智库已成为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须智库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因此，借鉴智库制度完善顾问团制度，整合社会智力资源，是关系我国改革成败的重要环节。

4 清朝师爷制度对顾问团制度的启示

通过对清朝师爷制度盛衰的剖析及对欧美国家现行智库制度比对梳理，清朝师爷制度对我国顾问团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如下启示。

4.1 国家治理需要专业化的精英人才和团队

前文提到，清朝师爷群体曾经出现两次发展高潮，正是在清朝统治者应对复杂的治国环境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首先，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及明朝旧官不信任，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任用满人为主官。但是，满官多数为游牧出身，当时懂文墨者少，更不懂为官理政之道；但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和平乱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不得不起用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协助其治理国家。加之清政府压缩科举考试入官的人数，导致入幕便成为汉族知识分子谋生、从政的主要途径，到了雍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群体优势，形成雍乾时期的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十年间，西方全新的思想文化、先进的制度、发达的经济、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等新鲜事务层出不穷，清政府不可能因此而应时全部更换官吏。而官吏中的维新志士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吸收新文化知识、应对清末复杂多变的国内国外局势方面仍然力不从心，这为师爷制度的另一次发展带来新机遇。

如上所述，清朝师爷群体现象的出现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位官员的知识能力结构总是有限的，必然需要更新或借助专业人员来扩展自己的能力实现管理职能。高浣月也有过类似评价，认为“刑名幕友代表了法律专业化、职业化的一种倾向，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6]198。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国内和国外新形势、新问题不可能靠大批更换或突击培训现有的公务员队伍来达到应对挑战的目的，所以引入专家型人才建立顾问团制度是应时之举。

4.2 建立顾问的遴选机制

师爷入幕的条件必须具备“才、识、品”。学幕者随师父一般经过3至5年的学幕才能具备入幕的“才、识”，此过程中，学幕者1 000人能学成100人，淘汰率是非常高的。即使从幕之后，还要遵循前文所述的幕道要求；另外，从学幕的过程来看，多数跟随老师爷当学徒，因此，学幕者不但跟随师父学专业知识，还要随时学习实践知识。所以，顾问的选取应当在专业水平、从业经历、实践经验、道德品质等多方面、多角度去考察，择优选聘。同时，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同样适用于顾问团的定位发展和顾问的遴选机制，选择、引导最优秀的顾问为政府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是顾问团制度建立的根本价值所在。

4.3 规避关联关系的人员入聘

师爷入幕虽然有“品”要求，但也要求其对幕主尽“忠”，加之其与幕主的共荣共损的利益关系，尤其是宾主之间的学缘、地缘或亲缘等裙带关系，导致师爷往往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善于利用法律等制度漏洞钻营取利，至清末加剧官制腐败。因此，选取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专家更符合顾问的人选，原因有三：一是有稳定收入没有生活之忧；二是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不入世俗的清高气质，又不失忧国忧民之情怀，本来就应该是参政议政之先锋；三是从事相关领域教学研究更熟悉专业，更适合做顾问。次之选企业内人才，弊端是由于企业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其提供的专家难免会借助顾问平台谋取私利。

4.4 完善顾问的保障机制

没有保障机制的顾问，很容易走入顾而不问的老路，因此，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提出设想：一是顾问的激励机制，即解决顾问的待遇问题。物质待遇要有但不宜过高，否则将会因为利益的诱惑而影响顾问的判断力。当然，对于特殊领域和事情也可以有所区别。给予更高的精神待遇更符合实际，然而，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还需要在制度上深入研究。二是独立性问题。要理顺顾问与政府的关系，通过立法明确顾问团的角色定位，立足于顾问团的独立性，减少政府干预，着眼于公共性和民间性。三是问责问题。顾问的定位应当属于建议者身份，与师爷左右幕主升迁、干预政务、实握生杀大权有着明显的不同。另外，师爷的无官职而责任轻的幕道设计，恰恰为师爷坚持“立心要正”、“尽心”、“尽言”、“公事不宜迁就”等品质提供了保障。当然，顾问团制度应当吸取清末师爷制度问责机制不到位的教训，让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制制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将师爷幕道的各种条件要求结合顾问团制度剔除不合时宜的部分，将其纳入立法规范。这样既能激励顾问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政府排忧解难，并为矫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提供立法保障，又能对顾问团成员不尽职行为进行严肃的立法“谴责”。

5 结语

随着工业型社会形态的日渐式微，社会转型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代表征象。在这一极具颠覆性的社会进化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迅速涌现，而这些矛盾和冲突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关系着社会转型能否顺利实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社会冲突、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畅游历史的长河，我们可以捡拾到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灵感。发源于先秦时期的门客制，已为历朝所沿袭，为当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时至今日，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们驻足反思，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汲取营养，借鉴师爷制度建立顾问团制度，成就中国的“智库”制度，是避免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动荡颠簸的利器，也是市场经济之下知识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社会运作效率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