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以“七月派”诗人溢出文坛的绿原出版诗集多部，最早诗集是1942年的《童话》，除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坛隐匿期，他几乎每个阶段都有诗集诞生。而关于绿原诗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20世纪40、50年代以及80年代之后的两个阶段，这和时代的变迁、政治的走向有关。因其研究的历史延续性不强，所以本文主要从诗歌研究本身的特点入手，重视其诗歌阶段性划分下的研究。

研究者通常把他的诗歌分为青年时期的《童话》时期、政治抒情诗时期、50－70年代的潜在写作时期以及80年代重返文坛后的诗歌创作时期加以研究。其中有宏观文学史视野下的分析，也有另辟蹊径个案分析式的微观评价，并且每个时期的研究大都结合绿原的个人、时代的遭遇来透析其精神历程。近年来，仅就绿原诗歌研究方面的硕士论文目前共有3篇，分别为《“人之诗”论——“七月”诗派绿原的诗歌与人格》^[1]，《苦难中的坚守与诗性的超越——绿原诗歌意象综论》^[2]，《沿着苦难的人生一路放歌——绿原诗歌创作探析》^[3]。书籍方面，绿原主要是作为“七月派”诗人以及80年代“归来诗人”出现于文学史中，其诗歌评价也散见于各个现当代文学史书籍以及其他诗歌思潮流派研究的书籍中。国内较全面地研究绿原的书是张如法的《绿原研究资料》^[4]（最早的版本由1991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较为全面地收录整理了绿原的生平与文学道路资料，附有不同时期绿原评论文章的选辑以及著译系年和研究资料目录。此外还有刘若琴编的《人淡如菊：绿原研究纪念集》^[5]，收集了百余位作者关于绿原的相关文章共分为4个部分，在让读者感受其诗歌特色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绿原形象。2007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绿原文集》（六卷）^[6]，更是研究绿原的一份宝贵的资料，有关绿原一生中的重要诗文创作都涵盖其中。

1 诗歌的阶段性研究

关于童话时期的绿原诗歌，研究者普遍持有的观点是此时期绿原的诗歌带有梦幻色彩，意象丰富，追求绮语，并结合绿原的个人经历，认为诗人是以文学的想象来补偿那曾经有过的孤独、寂寞和困窘，这是由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形成的，同时也指出诗歌的缺点，与现实结合不紧，过于囿于自己的情愫，伤感、忧郁、不明朗、晦涩。20世纪40年代，李瑛就指出绿原《童话》中的诗哀怨伤感，但是孕育了无限的希望和反抗，这是他不同于唯美诗人的主要地方^[7]。其中张如法指出，“也有一些诗歌是完全现实的，是以诗为箭的，如《僧恨》，戮了血的《童话》，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时代的，面对现实不断苦闷、不断追求，这种心境的不同侧面的反映”^[8]，并指出一定程度上受到鲁迅诗教的影响。痖弦也给予绿原诗歌高度的评价，认为他的诗歌即使去掉当时的社会因素，仍然有很好的诗素^[9]。专门的单一诗篇的研究以《小时候》最多，有罗青的《绿原的<小时候>》^[10]，吴奔星的《绿原的<小时候>》^[11]。

关于绿原的政治诗，普遍认为他是时代的战歌，情绪阴郁，诗情浓烈冷峻，语言粗犷凄厉，气势撼人。20世纪40年代，铁马认为绿原的诗“突破了以往的迂缓、柔弱、纤巧的风格，呈现出宏大的气魄和庄严的斗争。诗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主题和作者的感情都十分鲜明”^[12]。亦门40年代也给予此时期绿原诗歌积极的评价，而也有一些评论家在40年代带有意识形态性地对绿原此时期的诗歌提出了批判，认为他的诗是“虚无主义”，诗歌形式自然有问题，感情意识完全是知识分子的^[13]。关于单篇的评论有天风的《评<又是一个起点>》^[14]，方亮《片感——关于<又是一个起点>》^[15]。钟友循通过对绿原建国前的童话诗和政治诗的研究，认为“其诗歌创作的抒情特质是冷硬坚实，有如颤抖的钢铁的轰鸣，而这既是他的诗歌艺术的个性，也包含了七月派诗人生命与人格的共性”^[16]，其中注意到了绿原在童话摸索时期与1944年后政治抒情诗的诗风的变化。李怡认为绿原建国前走过了一段以《童话》诗集为代表的1942年以前创作的“童真”到以诗集《又是一个起点》，《集合》为代表的1942年以后的“莽汉”曲折的艺术道路，认为“只有将这两个时期统一起来，才可能真正总结出绿原创作的艺术史价值”^[17]。陈丙莹也探究了作为一个富于个性的抒情诗人开始起步的绿原，到一个颇有影响的成熟政治诗人的诗歌特色^[18]。陈嘉农则是探讨了七月诗丛时期的绿原诗歌创作，主要以他的《童话》和《又一个起点》为主^[19]。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绿原也写了一些歌颂党歌颂人民及其斗争和生活的诗歌，主要收录于诗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这些诗绿原本人评价不高，因为“一些不应有而竟有、亟待克服而又无从着手的分歧意见（例如在形式问题上）；加上长期以来对于新诗存在着先天性的反感、偏见以至奚落；更严重的是，艺术见解的分歧一搞不好，就被视作政治立场的分歧”^[20]。这限制了绿原诗歌的自由表达，研究者大多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指出“诗人尽管写下了与大多数诗人一样的对时代的歌唱，但诗人的声音仍然有着自己的语言方式和个性”^[21]。

从1955年胡风集团的冤案到70年代末，绿原的诗歌创作成果虽不多，但进入80年代，随着对新诗研究的深入以及史料的重新发现，包括绿原在内的潜在创作诗群逐渐被关注，研究者更多地对于此阶段的诗歌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诗人受难时期的潜在写作是浸透血水和泪的真实的诗歌，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霍俊明试图从历史与文本的双重视野解读绿原50－70年代诗歌的创作特点，进而渗入到其精神层面进行探析^[21]。刘志荣则是“通过对彭燕郊和绿原1955－1976年的诗作的分析，指出中国当代潜在写作中个人主体性出现，乃是通过对于绝望的抗争和对于自我的确认”^[22]。其中吕晓洁则以绿原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时期的诗歌为主要参考对象，也涉及同时期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其他几位“七月派”牛汉、曾卓诗人的诗歌，以及诗人返京后有关向阳湖的回忆录、重返诗坛后的诗歌创作，从社会历史与文本细读的视角探索绿原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创作轨迹与心路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干校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史中的一些文学现象进行重新思考”^[23]。关于绿原此阶段的诗歌，更多研究者则是在研究50—70年代的潜在诗歌创作时，把他作为“七月诗派”代表论述的。

绿原复出之后的30年诗歌创作研究，可以算为绿原后晚期诗歌的研究，80年代作为归来诗人，绿原有别于其他诗人之处，在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诗歌理念，为人民而歌，没有刻意附和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的几股诗潮主流。研究者认为此阶段的诗人更沉着冷静，视野也更开阔了，诗歌渗透出对历史、人生、生命等多维向度的哲理思考，但也指出诗歌具有明显的理性化色彩。龙扬志、董慧敏认为“绿原晚年的平和心境使智慧得以融入深情，诗质的密度加大，情感的内容被理性的形式抱紧，让人在品读时感受到一种丰富的忧伤”^[24]。较为详细探讨的是王阳龙，他把绿原此阶段的诗歌创作分类为“复归诗坛之后的晚近人文现实期”^[3]，并结合其创作，认为此阶段的诗人看人间沧桑百态奇景，诗歌具有历史情怀和掘奇发义的生命感悟。单个诗篇的评论也有一些，如彭燕郊的《真理追求者的心路历程——读绿原的<高速夜行车>》^[25]，叶橹的《他在被睿智融入深情——绿原<忆昙花一现前后>赏评》^[26]，张炯的《我爱美的谷穗——读绿原<西德拾穗录>》^[27]。

2 诗歌的整体性研究

对绿原诗歌做整体性探讨，更能凸显其诗作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思想特质以及绿原的精神人格。牛汉认为绿原的诗是“荆棘和血液”孕育出的^[28]。叶橹分析了不同时期绿原诗歌的艺术变化以及生命的生存状态，认为绿原“就是一只不断滚动的桶。一只容纳了沉重的历史和生活内涵的诗歌艺术之桶。在它的不断滚动的过程，时时呈现出千姿万态的变化”^[29]。胡洪涛结合绿原20世纪40—90年代不同时期的诗风的变化，认为“漫长岁月中对人生与诗歌的紧张思考、探寻，形成了绿原创作最基本的风格即忠实、真诚和求新，童话时期的梦幻与忧郁同在，政治抒情时期的绿原诗风粗悍凌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纯、朴素、明朗，受难时期的深沉坚韧，到80、90年代的广阔、智慧与哲思，他总是在求变求新，每一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而每一时期的创作都与他的人生息息相关”^[30]。

张如法则系统地分析了绿原40－70年代的诗歌的创作特点，并指出每个阶段的优缺点，认为“如果绿原前期的童话诗有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政治抒情诗饱含着撼人心灵的力量，哲理小诗蕴藏着深刻隽永的哲学思想，那么，绿原后期的诗歌，在对生活更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上，将三者交融在一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31]。曾卓结合绿原的苦难经历分析了他不同时期的诗歌特点，同时也指出其诗歌的缺点^[32]。周良沛结合绿原诗歌探讨了绿原诗的现代主义的自觉性和知性问题^[33]。王培元则是结合绿原的苦难遭遇，认为“苦难淬炼了绿原的诗，锻打了绿原的诗，成就了绿原的诗”^[34]。张海玉则试图从诗歌创作道路、艺术风格、诗歌理论以及更深层次的诗性人格等几方面对绿原做整体性探索^[1]。王阳龙则在探讨时代变迁中绿原个体生命的具体创作活动的基础上，把绿原一生的诗歌创作分为“浪漫梦幻期”、“政治抒情期”和“人文现实期”。“并以文本解读的概述形式和主客体互文相参的探究理路，分别对绿原诗歌作品的思想情感倾向和其创作的艺术特色作了一个整体的初探”^[3]。

3 特殊视角解读

有的研究者则立足一个视角，通过对绿原诗歌整体创作特点的把握进行探讨。

绿原诗歌具有较强的理性化色彩，这既是其诗歌明显的缺点，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有的研究者以此为出发点，对其诗歌进行更高层次的探究。袁忠岳认为“‘坚韧的内在力量’是诗人的人格与信念，也是其理性思维的特点。‘坚韧’表现在形象上是前行不止的‘过客’意象，‘坚韧’表现在构思上是层出不穷的递进思维”^[35]，进而阐明绿原在理性思维的诗化上达到的境界。张立群所论述的绿原具有一种“熔铸的执着”精神^[36]，也是立足于 40年代到90年代贯穿绿原诗歌写作中的“理性化色彩”而展开的。刘扬烈则从“什么是诗”、“诗的本质”、“何谓诗人”、“创作方法上坚持现实主义”、“诗人的艺术风格”、“诗歌形式”等几个层面来阐释绿原诗歌中的美学^[37]。张严锋认为诗人一生诗风的几次转变始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景观，那就是若隐若现的宗教色彩。通过对绿原诗歌宗教色彩的考察，进而从苦难情感的寄托、坚忍精神的诗歌呈现以及哲理化表达的“符号象征”对绿原诗歌作开阔性的解读^[38]。任岩岩则从绿原诗歌意象的变迁入手来探寻其与诗人感情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透析潜藏在诗歌意象中诗人的内在情感^[2]。吴仲华则挖掘了绿原诗歌中的动物诗，通过具体探究，认为“绿原曾以无比悲悯之心来写动物世界如何受着人类的奴役和虐杀”^[39]。

有的研究者则从内在的精神层面对绿原的诗歌进行解读。蒋力认为绿原是一个有着自己风格的人，结合绿原40—70年代的经历以及诗歌创作，从“他的诗是荆棘，他的诗是血液”、“真理的价值在于追求”、“永远喝不完的第一杯苦酒”三个方面写出了绿原的人格魅力^[40]。蒋士美、邹惟山认为“绿原诗歌不仅体现出了那个时代青年的苦闷与追求，而且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和民族命运，同时也包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对人生价值的探求，以及诗人在宗教、哲学层面的形而上思考。它们共同构成了其诗歌的精神内核，显示出一种入世的态度与出世的情怀的高度统一”^[41]。苗雨时通过对绿原不同时期的诗歌文本分析，认为他的诗歌显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中搏动的灵魂，同时也展现了他的诗歌艺术的生命性特征^[42]。

4 文学史视野中的绿原诗歌研究

文学史视野中的绿原诗歌研究，通常把绿原诗歌创作放在两个群体中论述，一个是“七月诗派”，一个是作为80年代复出的“归来诗人”，散见于各个文学史书以及其他书籍、文章中，在共性中略提其创作的特色。朱江天认为“绿原、阿陇、鲁黎、曾卓这几位代表诗人以自己的创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七月诗派的现实主义特征，同时也延伸、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显示出现实主义在诗歌领域的多元发展趋向和巨大的包容性”^[43]。他认为绿原的诗歌属于反讽型现实主义，阿陇的诗歌为主体型现实主义，鲁黎的诗歌为浪漫型现实主义，曾卓的诗歌则为象征型现实主义。宋梅在探讨七月诗派与时代紧密配合，表现出昂扬的战斗风格和厚重的抗争精神中对绿原略有论述^[44]，像这样的文章还有不少。

也有与其他诗人的比较，如曾卓、牛汉等，大都是被文学史归为同为一个流派的诗人。任洪渊探讨了有七月派的三位诗人今天诗学的特色，指出“曾卓的诗是秋天般明洁的意象和秋水一样清丽深挚的抒情，绿原的诗是一种可能把思与诗融合为一的智慧，牛汉的诗是生命力的激荡和冲击”^[45]。钟友循以曾卓、绿原、牛汉诗歌的不同风格特征，从情感、信念、品格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认为“七月派诗人真正是一首以其柔婉雅丽之态，唱出了‘七月派’诗歌血火交迸、凌厉高蹈的生命状态主旋律的当代杰作”^[46]。徐荣街也是立足于“七月派”论述绿原和牛汉，探讨他们从40年代到复出后的创作^[47]。

李志元主要对于组成归来诗人的“九月派”诗人、“七月派”诗人以及被打成“右派”诗人的创作进行论述，认为这批“‘归来的诗人’复兴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短时间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写下了大量积淀着个体生命沉痛经历的诗篇”，认为“诗情表面上冷峻凝重，但内里热烈、力透纸背，这是绿原‘归来’后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48]。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在第五章第四节，分析论述比较了绿原的《又一名哥伦布》与曾卓的《有赠》，认为他们个性中有共性，都是苦难时代生命的忠实记录，是受难者的炼狱之歌^[49]。

在此也有结合绿原的诗歌创作来对文学史进行反思性的研究。刘文尧认为作为“七月派”代表的绿原对宗教价值的思考体验以及对宗教修辞的吸收和改造促使其诗歌形成了深邃而充满张力的独特风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个特点对研究文学史很有启发意义：第一，如何看待“七月派”诗人的创作；第二，如何看宗教与中国现当代新诗的密切联系；第三，如何看待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模式^[50]。吕晓洁也是通过研究绿原在向阳湖 “五七”干校期间的诗歌创作现象启发大家重新审视文学史，首先是如何对待干校期间的文学创作问题，其次是如何看待一个诗歌流派的问题^[23]。

5 研究的不足

2005年5月15日关于绿原诗歌的创作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对绿原60多年诗歌创作成果予以肯定的一个标志，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开启一个绿原研究的新阶段。苏品晶的《一颗虔诚的诗心——“绿原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51]从各个方面综述了一些诗人以及诗评家对于绿原诗歌创作的看法，他们给予绿原的诗歌很大的肯定，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绿原是一位具有很大研究价值的诗人。但是结合以往绿原诗歌研究者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在绿原诗歌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我们以后的研究者亟待努力的地方：一是，在诗歌的阶段性研究上，晚后期诗歌研究还不深入，尽管对此时期的诗歌特点有总体的把握，但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延伸不够多，并且关于进入新时期以来的绿原对现代诗学理论的接受情况探讨得少。阮娟的《浅谈新诗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以绿原诗歌创作和理论为例》^[52]也只是简单地探讨了绿原诗歌创作深植现实生活的理论。二是，在对其诗歌的宏观把握上，立意角度有所雷同，角度选择多样化不够，“七月派”诗人的烙印有时候影响了对于绿原诗歌个性化的评价，“去主流化”后的价值研究不够。三是，关于绿原诗歌理论、诗学传统探讨较少。在论述的时候只是概要地提到国内诗人宗白华、鲁迅、胡风以及艾青等对他的影响，国外则是艾略特、里尔克、歌德等，但是没有很深入地去探讨。黎秀娥的《透视绿原与鲁迅的相遇》^[53]认为绿原的诗是在鲁迅精神的滋养中渐渐成长起来的，是他创造性地介入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较为全面探讨的有张海玉的《“人之诗”论——“七月”诗派绿原的诗歌与人格》^[1]，分析了其诗歌理论与“七月”诗派的诗歌理论有必然联系，探讨了影响绿原诗性人格的三个重要因素即是鲁迅精神、胡风文艺理论以及歌德人格气质，但总体还不深入。

目前关于绿原诗歌创作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但是能够为研究者所搜集的资料不少，尤其是《绿原文集》（六卷本）的出版，另外还有关于绿原个人的访谈录，以及亲人、友人对他的回忆琐记都可以丰富研究，希望以后的研究者能够从历史的视野，在对绿原诗歌整体创作特点的把握上，立足于文本，纵深地开拓绿原研究的其他角度，挖掘绿原诗学生命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