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红色文化的重要构成,它根植于巴蜀大地、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紧扣20世纪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代主题,与巴蜀地区悠久历史文化相融合,以“智勇坚定、求真务实、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品格为核心内容[1],对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科学认识要建立在对红色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基础之上。
1.1 红色文化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民主革命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活水源头,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根本和灵魂。所谓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基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2]。
首先,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形态上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同于苏联探索出的“城市武装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以宽广胸襟和历史眼光,科学分析近代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主要矛盾、阶级力量和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敢于打破常规,克服教条、本本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束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正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形态上的集中体现。
其次,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政党文化上的有力彰显。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理念,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始终坚持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服务人民的政治本色决定了其红色文化中必然孕育着民权价值和民生价值,一方面,红色文化中与劳动人民表达基本权利诉求相关的规定、制度和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服务宗旨的民权价值要素,例如反对压迫、实现政治民主和权力民主,保障公民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等;另一方面,红色文化中基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和观点,人民文化生活和民主政治相关的规定、制度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服务宗旨的基本立场,例如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等[3]。
第三,红色文化是当代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宝贵资源。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在中国语境下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增强国家的文化传播力、世界影响力和国际认同力,其核心就是“文化国力”。红色文化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宝贵资源,这是因为承载着红色文化精神的文化物质载体,如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地、伟人故居等见证了中国革命血雨腥风的每一个时刻,还原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征程中的每一个历史场景。这些红色文化的外显形式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红色文化“从宏观层面看,它可以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经济思想,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经济行为;从微观层面上看,红色文化以现代意识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主体,使其树立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时间观念、效益观念,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发挥直接作用”[4]。
1.2 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政治价值意蕴作为红色文化重要形态的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同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红色文化精神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思想文化形态,其本质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价值意蕴。
其一,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方法论层面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思想内核,集中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同张国焘错误路线坚决斗争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川陕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川陕革命根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四川军阀混战的矛盾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现。”[5]
其二,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情感层面上体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爱国精神和使命意识,使爱国主义传统在巴蜀大地发展到新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是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生动表达,集中体现了四川老区人民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特别是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四川人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障正面战场的物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度成为“抗日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四川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外来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使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传统达到了新的境界。
其三,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折射出老区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巴蜀儿女的共同期盼。面对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和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红四方面军和四川革命老区人民从全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6]。四川老区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重大的牺牲,充分彰显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精神。时至今日,这种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革命主义精神仍然激励着全体巴蜀儿女为四川在西部率先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
2 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实践性、民族性和理论性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红色文化体系的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内容实质上体现为方法论与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在内的政治价值观的高度统一,在特征上体现为社会实践性、民族历史性和科学理论性的高度统一。
2.1 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社会实践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范畴的政治价值观,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无疑要归属于相对于客观物质的哲学范畴的精神、意识或者思维。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的客观存在性铸就了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人类社会丰富的实践活动为精神世界的构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生活,无不是以当时已有的社会发展状况为条件。没有社会实践的丰富素材和感性表达,即使是低水平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不可想象的。四川革命老区精神亦是如此,它的形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热浪潮,形成于巴蜀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革命斗争之中。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的事业归根到底是人民的事业。在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形成过程中,人民群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顽强斗争,没有人民群众献身为国、支援前线的伟大贡献,就不会使四川革命老区精神达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度和境界,一切精神世界外部的美化和勾勒都显得“苍白无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曾调遣四川军阀和中央军共50多万兵力,先后四次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川老区人民在共产党员徐向前、李先念、廖承志等人领导下,先后经过万源保卫战、“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围剿和进攻,取得了包围革命根据地的重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四川老区人民彰显了救国救民、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主主义精神。据统计,在红军入川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有32万余人参加了红军,有48.9万人参加了各级地方武装组织,有260余万人次参加了各项支援前线的工作,有26.7万余民众壮烈牺牲。同时,四川人民先后向工农红军提供粮食5亿多斤、衣被122万余套[5],为前线战役的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物质保障和有力支援。
2.2 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民族历史性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也是“红色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任何文化形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总是深深烙印在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之中。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伟大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的文化传统[7]。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深深地扎根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力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特质和民族情怀。
从根本上看,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属于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分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征程中十分重视精神力量的培养和运用,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就是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四川领导革命斗争期间,广大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勇于牺牲的高尚情怀、百折不挠的顽强品质、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勇于牺牲的精神面貌[8]。这不仅是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本质与核心,更是中华民族尚德、爱国、敬业、奉献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集中的反映和最真实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准确理解和把握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民族性特征,还要坚持包容并兼的唯物主义原则和态度。老区人民的社会实践决定了老区精神的内容与层次,老区精神是对老区人民浴血奋战的爱国情怀和舍身忘我的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当前,社会语境发生了很大改变,受物欲渗透的影响,人们对于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也日趋淡化和模糊,因此,把握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语境至关重要。无论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将老区精神寄托于外部因素而放弃其历史传统,还是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片面宣传“左”的意识形态而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都不符合弘扬老区精神的民族性要求。
2.3 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科学理论性社会实践的现实直接性和具体历史性决定了人们的认识活动及认识成果具有相对性,人们的认识能力、认识范围和认识水平总要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及个人知识结构和立场的制约和限制。因此,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和社会语境下,人的认识活动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而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将“碎片化”和“点状式”的认识行为和认识成果以一般化、普遍化和系统化的形式加以呈现,使受到时空条件和个人因素影响的实践活动提升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认知体系和思想方法,从而对实践活动进行总体性地阐释、批判性的反省、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9]。同理,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形成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持续保持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就要以理论化的形态对其概括和总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为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向理论形态转化提供了坐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精神力量,“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与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内涵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紧密的关联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包括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内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沉淀。另一方面,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诸多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具有同质性。例如,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党中央整顿财经、开源节流、严格财政纪律、惩治贪污腐败的工作要求,建立健全了根据地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监督管理的政策规定,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防止贪污浪费,对贪污盗窃、损害革命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形成了“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价值体系规范和社会活动准则,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正如有学者所言:“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在行为层面是严守纪律、团结协作的大局意识,生动诠释了服务人民、遵纪守法的价值尺度和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来源和真实写照。”[4]
3 传播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理路与方法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人民主体性特征决定了弘扬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巴蜀儿女的共同事业,要以此为契机提升巴蜀文化软实力,同时要不断赋予四川革命老区精神以新的内容,努力解释并回答时代发展的新课题,彰显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
3.1 传播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巴蜀儿女的共同事业人民群众是红色文化传播的实践主体和评价主体,弘扬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全体巴蜀儿女的共同事业。一方面,要在四川革命老区精神传播活动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作用,把老区精神的创造权利、选择权利、转化权利和评价权利交给人民群众,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精神,激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四川革命老区精神转化为人民群众“爱国奉献、爱岗敬业、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并在这种力量鼓舞下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实现人民群众“人生出彩”的美好梦想。另一方面,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旨归,精神的力量只有以物质的形式才能完美地呈现出来,才具有现实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当前,四川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仍有较大差距,现有国家扶贫重点县18个,62个县有扶贫任务,脱贫致富仍然是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的首要问题[11]。因此,要将四川老区精神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转化为推动四川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使改革发展稳定的成果惠及老区人民。
3.2 传播四川革命老区精神要以提升巴蜀文化软实力为核心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是巴蜀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内核,只有与四川文化强省建设战略目标相结合,与四川文化软实力提升工程相衔接,才能最大限度彰显革命老区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共产党人在四川革命老区精神形成中的文化创造和精神创造,继承和发扬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丰富遗产;更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思想育人功能,大众化、生活化的传播形式将革命老区精神实质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塑造健全人格的催化剂,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通过“观红剧、唱红歌、读经典、传箴言”等方式,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大中专学生广泛传播老区精神的积极因子,营造浓郁的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环境,探索新媒体环境下革命传统教育的新手段,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和教育载体。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需要以物化的形式加以呈现,物化的形式可以使“软实力”原本抽象的概念更让公众容易理解和接受,进而以非常现实、生动、感性的生活素材直接与公众产生稳定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更持久、更具说服力。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发掘四川革命老区精神蕴藏的无穷力量,要以先进的生产方式体现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时代性特征,充分依托四川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资源,倾力打造具有四川红色文化特点的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红色文化产品市场化改革途径,实施红色文化创新发展战略,加大红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创办扶持具有本地特色的红色文化产品和红色文化品牌,将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文化优势转化为推进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优势。
3.3 传播四川革命老区精神要不断解释并回答时代发展的新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消费习惯和日常生活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适应了新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社会传统伦理规范和道德体系造成冲击。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为例,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强调根据人的需求发展经济生产,强调利益驱动,因此,它承认公民的合法利益,允许人们通过正当的手段去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动力。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原则是有矛盾的[12],由此导致了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一些共产党员坚守了党性原则,无论物质生活发生怎样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追求始终不变,例如焦裕禄、孔繁森等;另一种是利己主义思想对少数共产党员的价值观产生消解性影响,党性原则丧失,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党内逐步蔓延,刘志军、刘铁男等一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落马就是最好例证。总之,中国社会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党的思想理论、行为作风、党内政治心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13]。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就是要用革命老区精神的内核去解释回答时代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将文化冲突转化为弘扬革命精神的新机遇,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发掘四川革命老区精神蕴藏的无穷力量,要以制度伦理体现四川革命老区精神的时代意蕴。将“求真务实、勇于实践、排难创新、不胜不休”的四川革命老区精神渗透在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和行为规范中,通过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建立违约失信、权力寻租、道德失范的监督和惩戒机制,探索善德美德奖励和传播制度,健全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以完备的制度体系和透明的权力运行规范规避消解利益冲突,纯洁党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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