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盟是人们会见、会谈和缔结协约的总称。在中国，会盟源自于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的集会、会议和盟誓风俗。在夏商周时期，会盟有复杂的礼仪和程序，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西周以后，由于“礼乐崩坏”，会盟活动的礼仪和程序大大简化。我国春秋时期是会盟的繁盛时期，会盟活动从诸侯之间的结盟到诸侯国内部君主与臣属之间的联盟甚至民间的私盟之风都很盛行。这些会盟活动对于调节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会盟，是解决诸侯国之间矛盾冲突的主要手段之一，主要是争霸战争的需要。“据《春秋》记载，242年间共有战争483次之多。然而在这些争霸战争过程中，朝聘会盟则有450次。会盟以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和宗教仪式功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先秦时期帝王在秦东的会盟活动比较频繁，这些会盟活动与先秦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战争活动有密切的关系。秦东指以渭南市为主要区域的关中东部地区，在历史上亦属于秦国东部，属于地域文化概念。《史记》所记载的帝王在秦东的会盟活动主要在华山、杜平、彤、王城、临晋、阴晋等地，这些地方是远古时期黄帝、舜禹及春秋战国时期秦、魏、韩、赵等国的会盟之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华山自古被称为黄帝会群仙之处，众仙之都。在原始社会时期，华山就被古代先民认为是“居天下中心”的地方，中华民族的祖先华族最早就居住在华山脚下。华族以华山作为最初的居住地，与远古先民的生存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秦东地处秦晋豫黄河金三角中心地带，渭河、洛河在此与黄河交汇，西岳华山耸立其中。远古时期的秦东降雨充沛，森林草原交错于河山圣水之间，气候宜人。距今200多万年前的“汾渭古湖”，是秦东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地质环境。当时关中地区为一广阔的湖盆，地质史上称为“汾渭古湖”，它的范围，东起潼关一带，北部为现汾河盆地部分，西到今宝鸡一带，南界秦岭，在陕西北缘靠北山。“汾渭古湖”东西300公里，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秦东地区的位置正好在“汾渭古湖”的中间地带。数万平方公里的“汾渭古湖”就像展翅腾飞的大鸟，大鸟的翅膀构成了“汾渭古湖”的基本形状，洛河从翅膀中间流过，华山处于大鸟的头部，就像是大鸟的头，好像预示着中国远古文化的产生与腾飞。距今约200万年，在“汾渭古湖”的中心地带，产生了“甜水沟文化”。距今100万年左右，“汾渭古湖”演变为“渭河盆地”。“渭河盆地”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封而不闭的盆地，有全国罕见的“羽状水系”^[2]10，土地肥美，水草茂盛，成为早期人类生息繁衍的良好选择。秦东地区正好处于渭河盆地的中心地区。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诞生了“蓝田猿人”“大荔人”(早期智人阶段，属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时代)、韩城禹门口“滨河洞穴文化”“育红河文化”“沙苑文化”“老官台文化”“史家文化”(传说中的炎帝时期)、“泉护村I期”文化(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泉护村Ⅱ期”文化(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等远古文化。

优越的居住条件、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华山成为众多氏族部落汇聚的中心地带。伏羲氏、华胥氏、女娲、炎帝、黄帝、帝喾、蚩尤、夸父、尧舜禹等部落氏族都活动于华山一带。在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战争中，这些氏族部落或战或和，汇聚于华山脚下。在原始部族的大发展和大融合过程中，华山始终处于发展和融合的中心地带。古人类的活动区域沿着黄河这条线由北向南然后在黄河由北向东的转弯处呈现扇面展开，华山正处于这个扇面的轴心位置。在《西山经》中，华山是“西山之首”，“是西山、北山和中山三大区的接合点，在《禹贡》中是冀、豫、雍、梁四州的接合点”^[3]137。上古时期众多著名原始部族都与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南方祝融氏族部落从南山出发，经由华山，而到达中山，“完成环游东亚大陆的壮举”^[3]137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4]73《书经》《尚书·禹贡》都记载，华山是“轩辕黄帝会群仙之所”，清东荫商撰著的《华山经》也讲到华山是“白帝少昊司之，百神之所冢也……轩辕氏莅止，乃会神祗”^[5]2。所谓黄帝与诸神相会之地，褪去神话传说的外衣，实际上是黄帝与部落联盟首领的会盟之地。华山上有“聚仙坪”“群仙观”即是对黄帝华山之会的纪念。《史记》所记载的黄帝“与神会”，是华山之会的典型代表。虞舜的华山之会进一步说明了华山之会的内容。例如舜“五载一巡狩”，在巡狩过程中“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辑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还瑞……遂觐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4]121。舜在巡狩过程中，要进行祭祀，访问群神，都要召见四方长官和诸侯。巡狩西岳，同样如此。由此可见，祭祀、巡狩、会盟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国家活动。华山之会的内容也包括祭祀、巡狩、会盟。华山作为西山之首，被尊为百神之首。《西山经》曰：“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3]171冢者首也，即为百神之首。是最早被封为神山的两岳(东岳、西岳)之一，为古代帝王封禅拜神之地，远古先民认为华山是天下中心，视华山为“大冢”而顶礼膜拜。因此，远古时期的华山之会意义非凡。

王城在今大荔县朝邑镇老朝邑(朝邑古县城)东。王城也称“携王城”，两周之间“二王并立”时期携王余臣建都于此，与周平王对峙。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携王被晋文侯所杀，携王城长达20年之久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春秋末期，大荔戎族沿洛河而下进入大荔县境内，灭掉了同阝国，占据厘(莱)国故地称“大荔戎”，大荔戎在此地筑王城，立国称“大荔戎国”，其王城即周携王余臣所居之处。秦厉共公十六年(前461)秦以兵2万伐大荔戎，取其王城，大荔戎国灭亡，秦在此地设立临晋县，王城属于临晋，存续于战国时期。

王城之盟有两次，是秦晋之间的两次会盟，反映了秦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第一次王城之盟是韩原之战的结果。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在韩原(今陕西韩城市南)作战，两国都把其精锐力量投入作战，秦缪公和晋惠公也都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在混战中，晋惠公被秦军俘虏，秦国大获全胜。晋惠公在韩原之战被俘后，秦缪公打算以晋惠公来祭祀上帝，庆祝胜利。但是秦缪公遇到很大的阻力，随即改变了注意，于是便有了第一次王城之盟。

《史记·秦本纪》记载：

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为请晋君。夷吾姊亦为缪公夫人，夫人闻之，乃衰绖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缪公曰：“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七牢。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4]23

《史记·晋世家》记载：

晋君姊为缪公夫人，衰绖涕泣。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初封，曰‘其后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乃与晋侯盟王城而许之归。^[4]177

《秦本纪》和《晋世家》两段记载，详细描写了王城之盟的全过程，反映了秦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周天子和缪公夫人也就是晋惠公姐姐的求情保住了晋惠公的命，但其代价是“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晋惠公丧师失地，带着屈辱和泪水回到晋国；秦缪公则满载而归，秦国的地域拓展至黄河西岸。第一次王城之盟反映了韩原之战后秦晋之间秦强晋弱的政治军事格局，秦国甚至可以对晋国的政局施加重要影响。王城之盟后的“秦晋之好”有了新的内涵，八百里首尾相连的“泛舟之役”只能成为历史的回忆。

第二次王城之盟发生于晋文公元年(前636)，距离第一次王城之盟约10年。公元前637年9月，在秦国做人质的晋惠公的儿子圉在晋惠公病故后逃回晋国，继承了王位，即晋怀公。晋怀公的不辞而别，引起秦缪公极大的不满和失望。秦缪公又将长期在外流亡的晋公子重耳接到秦国，厚加款待。在晋怀公即位不足半年，即公元前636年2月，秦国派军队护送重耳回到晋国，赶走晋怀公，使重耳在晋国曲沃即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回国后，晋怀公旧部吕省(即阴饴甥，晋国大夫)、郤芮(晋国大夫，曾跟随晋惠公夷吾出逃)图谋纵火烧掉晋文公的宫殿并烧死晋文公。晋文公得知这一消息后，感觉到国内缺乏可信赖的政治力量，决定寻求秦缪公的支持。

《史记·晋世家》记载：

怀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徒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不知。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遂以吕、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党多，文公恐初入国，国人卖己，乃为微行，会秦缪公于王城，国人莫知。三月己丑，吕、郤等果反，焚公宫，不得文公。文公之卫徒与战，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缪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晋国复而文公得归。……秦送三千人为卫，以备晋乱。^[4]179

吕省、郤芮企图以纵火烧死晋文公的方式来自保，而履鞮则选择投靠晋文公的方式来自保，履鞮的自保方式救了晋文公一命，也成就了第二次王城之盟。履鞮是晋宫宦官，曾经两次奉命追杀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重耳即位后，为了赎罪保命，履鞮将吕省、郤芮的计划密告晋文公。晋文公改装潜行，离开晋国来到秦国，与秦缪公会于王城，得到了秦缪公的庇护和支持，并在王城避难。秦缪公在黄河岸边诱杀了吕省、郤芮等人，并派兵护送晋文公回国。晋文公依靠秦缪公的大力支持，清除了国内的吕省、郤芮等异己势力，得以复归王位。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都是通过王城之盟而得以保住王位的，大荔王城在春秋时期秦晋关系中的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第二次王城之盟后，晋国在晋文公在位期间，一直和秦国保持联盟关系，秦晋之好步入蜜月期。王城可谓是秦晋之好的纽带。

秦魏赵秦东之会指的是公元前355年的秦魏杜平之会，公元前350年的秦魏彤之会和公元前348年的魏赵阴晋之会。《史记·魏世家》：“(魏惠王)十六年(前355)，与秦孝公会杜平。”^[4]217《史记·魏世家》：“(魏惠王)二十一年(前350)，与秦会彤。”^[4]218《史记·赵世家》：“(赵肃侯)二年(前348)，与魏惠王遇于阴晋。”^[4]209这几次会盟在《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也有记载。杜平属于战国时期秦国的疆域，在今陕西澄城县韦庄镇业善村。彤属于战国时期秦国疆域，在今陕西华县南瓜坡镇故城村。阴晋属于战国时期魏的疆域，在今华阴市西岳庙东北0.5公里处。公元前389年秦魏阴晋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公元前361年魏国迁都大梁后，战国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魏国空前活跃，与各国的交往日趋频繁。魏迁都大梁这一年，魏惠王曾和韩昭侯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相会，公元前358年，与赵成侯在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相会，第二年又在部(今河北高邑东)相会，公元前357与韩昭侯在巫沙结盟。由于魏国对于韩、宋、鲁、卫等国施加压力，到公元前356年鲁共侯(或作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韩昭侯都入魏朝见魏惠王。公元前355年，魏惠王曾入齐和齐威王会见，并曾一同到郊外田猎，同年又和秦孝公在杜平相会。其他各国之间的会盟活动也日渐频繁。“大国国君相互会见，目的在于争取与国；大国迫使小国入朝，则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6]303杜平之会是魏国魏惠王实施联盟赵国、韩国，与秦国缓和关系以全力对付齐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杜平之会上，魏惠王自视甚高，态度傲慢，“杜平之会，俨然称王也”^[7]344，以大国王者自居，与发展势头正猛的秦武公渠梁并没有谈拢，反而使得杜平之会成为秦魏河西之战的开端。《孟子正义·梁惠王章句上》云：“魏是杜平之后，兵败子虏，国威日替，中间颇示贬损。”^[7]344魏国在公元前355年与齐国和秦国的会盟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反而成为魏国遭受来自东西方两大强国攻击的开端。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使魏国遭到齐国的迎头痛击。对秦国而言，杜平之会的意义非凡。此次会盟是战国时期秦国崛起的象征，是战国时期秦实行商鞅变法之后的第一次会盟，打破了中原诸侯长期不与秦国会盟的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魏国并没有达到与秦国缓和关系的目的。第二年，秦国就向魏国河西地区发起了进攻，秦孝公八年(前354)，秦在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斩首7000级，取少梁(今陕西韩城市南)。杜平之会实际成为秦魏河西之战的开端。紧接着，秦相继进攻魏的襄城(今河南方城县东北)、解邑(今山西解县)、安邑(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固阳(今陕西米脂县，一说为今陕西合阳县)，夺取了韩国的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新郑市东北)，对魏国、韩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周显王十九年(前350)，即魏惠王二十年，魏惠王先后与齐、赵结盟缗和，转而用主力军对秦作战，收复连年失去的土地，包围秦孝公于上郡定阳，大有直捣咸阳之势。秦孝公极为惊恐，不得不到彤与魏惠王相会。秦国表示愿意退还西河之地，包括被占领的安邑在内。杜平之会拉开了秦魏河西之战帷幕，彤之会平息秦魏河西之战的烽烟。从秦魏两国元首的杜平之会到“彤之会”结束，其间先后经历五年(前355—前351)，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有魏赵韩和齐楚宋卫秦等大小八个国家。战国七雄中，仅有一个燕国得以置身事外。另外，赵肃侯与魏惠王的阴晋之会是魏国和赵国调整双方关系的会盟，与秦魏河西之战有着密切关系。杜平之会、彤之会、阴晋之会，是影响战国局势的重大会盟。

秦临晋原为魏国大荔，因此城面临晋水而得名，在战国末年，曾多次作为秦王与韩王、魏王会盟之场所。《史记》所记载的临晋之会，共有四次，即公元前313年的秦魏之会、公元前310年的秦魏之会、公元前308年的秦韩之会和公元前302年的秦魏韩之会。

公元前313年的第一次临晋之会是秦惠王和魏襄王举行的一次双边会谈。和杜平之会相比，秦魏两国的状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杜平之会魏国国君尚能够“俨然称王也”，但是四十余年后的秦晋之会，魏国已经是雄风不再，而秦国则霸气日盛，可以对魏国指手画脚了。秦惠王十一年(前314)，秦伐义渠，取二十五城，进一步巩固了后方。接着又连续向魏国、韩国、赵国发动进攻，三国丧师失地，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不得不屈服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韩国不得已将太子仓送到秦国作人质，向秦屈服。此次秦晋之会，魏襄王也不得不服从于秦惠王的意志，立魏公子政为太子，秦惠王“又让十七岁的太子嬴荡娶了魏襄王之女，立为正夫人”^[8]397。而且，魏国和韩国也不得不唯秦国马首是瞻，加入秦国领导下的三国连横集团，以共同迎击楚军。此次临晋之会虽然只是秦惠王和魏襄王的双边会盟，但是促成了三国连横集团的形成，对战国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此次会盟的第二年，秦国“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4]318。

第二次临晋之会是公元前310年。这一年秦武王嬴荡继位，魏襄王朝贺，秦国国内政治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张仪集团得不到秦武王的信任，甘茂集团得到秦武王信任，“公孙郝、甘茂贵。甘茂善魏，公孙郝善韩”^[9]1146 。这一年，秦伐义渠、丹、犁，魏国是战国时期的大国，其政治倾向对秦国至关重要，秦武王与魏襄王临晋之会当与此有关。

第三次临晋之会是公元前308年，是秦武王与韩襄王的一次会盟。此次会盟的原因是秦武王要求韩襄王允许他借道韩国宜阳，让秦国的军队经宜阳开赴周都洛阳，实现其“入周举鼎，由王而帝，虽死不朽”^[6]438的宏大抱负。但是韩襄王这次拒绝了秦武王的要求，原因是“韩襄王知道孟尝君正在重新策动合纵伐秦，于是拒绝向秦借道”^[6]438。借道不成，秦武王当年即派甘茂攻打宜阳，魏国则助秦伐韩，宜阳破，秦斩杀韩军六万。秦武王破宜阳后“兵车直通三川”，进入东周，举鼎而亡。

第四次临晋之会是公元前302年，是秦昭王与魏襄王和韩国太子婴的一次会盟。这次三国会盟与齐相孟尝君伐楚有关。这一年孟尝君准备伐楚，担心秦国救楚。孟尝君的门人公孙弘设计诳楚怀王答应参加四国伐秦，并允诺如此齐国不再发动三国合纵伐楚，楚国还可以收回被秦国占领的汉中故地。楚怀王畏惧三国伐楚，同意加入合纵伐秦。孟尝君随即发动齐、魏、韩三国第二次合纵伐楚，楚军苦不堪言。楚怀王被孟尝君欺骗，又得罪了秦国。秦国不但不救助楚国，反而加入伐楚阵容。为此，秦昭王邀约魏襄王和韩襄王在临晋会盟。魏襄王如约赴会，韩襄王惧怕被秦昭王扣留，托病派太子韩婴赴会，三国相会于临晋。秦昭王表示愿意与魏、韩和解，和齐魏韩三国一同伐楚。为表诚意，秦昭王把蒲坂(今山西永济市)归还魏国。魏襄王答应把秦国的想法转达给孟尝君，秦昭王很高兴。但是秦昭王“怒于韩襄王不肯赴会，于是不还韩地”^[6]483，因为孟尝君准备伐楚之后紧接着要组织合纵伐秦，因此没有答应与秦国共同伐楚的要求。

四次临晋之会反映了战国时期秦、魏、韩等诸侯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日趋强大的秦国主导者秦晋之会的主动权，在多次会盟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同时，临晋之会也对当时的战国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史记》所记载的帝王在秦东的会盟活动，历史跨度大，活动频次较高，内容丰富，时间持久、涉及秦东大部分地区，显示了秦东地区在先秦时期政治和军事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是秦东地方战争文化的重要内容。华山之会反映了远古时期黄帝、舜禹等帝王在华山脚下活动的丰富内容；王城之盟阐释了“秦晋之好”的深刻内涵；杜平之会和彤之会是河西征战开幕和谢幕的象征；四次临晋之盟反映了秦晋魏韩之间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