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消费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之一，因此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理论研究上，通常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消费者如何决定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配置，即多少用于现期消费与多少储蓄以备后用。这是跨期消费决策问题，它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因为不仅消费的跨期波动会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而且消费与储蓄的配置也会影响资本形成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二是消费者如何决定给定的消费支出在各种商品之间进行分配。这一跨商品消费决策是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理解消费者对各种商品需求的决策过程，将有助于评估政策变动是如何影响消费者福利，以及在政策变动过程中相关各方的福利收益与损失的。同时，消费决策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有助于贫困程度的准确测量以及相关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现代消费理论自从20世纪30年代发端以来，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工作，其研究朝着宏观与微观层面不断地深化和拓展，特别是对消费决策过程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消费理论。其中，迪顿的研究成果无疑推动了该理论领域的发展。迪顿对消费行为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一是在跨商品消费决策方面，他与米尔鲍尔提出的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将跨商品需求系统估计的复杂性和一般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是在跨期消费决策方面，迪顿质疑了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模型，提出了震惊学界的“迪顿悖论”(Deaton paradox)，促使跨期消费决策的研究重心从加总数据转向微观消费数据；三是消费理论在发展经济学应用方面，迪顿在需求系统和个体跨期选择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家庭调查数据深入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发展问题，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向微观化转变。

正因为这样，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安格斯·迪顿，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新闻公告中称，迪顿加深了我们对消费各个方面的理解，其研究关注的问题对贫困国家以及人类福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政策的制定以及学术界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强调个人消费决策与整体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迪顿推动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转变。

安格斯·迪顿^①，1945年出生于英国爱丁堡，先后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1967)、硕士(1971)和博士(1974)学位。迪顿历任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初级研究员(1969)、菲茨威廉学院研究员和研究主任(1972)、布里斯托尔大学计量经济学教授(1976-1983)、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1979-1980)、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研究员(1990-1991)。1983年起至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森学院和经济系担任国际事务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讲座教授和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迪顿曾担任美国经济学学会主席(2009)、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计量经济学期刊》(Econometrica)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计量经济学协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等成员。2014年，入选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15年入选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①本节资料来自迪顿的个人简历以及迪顿自传中的阐述，Deaton A. (2011) ，Puzzles and Paradoxes: A Life in Applied Economics. https://www.princeton.edu/~deaton/downloads/deaton_puzzles_and_paradoxes_v1_5_11_17_11.pdf。(Angus Deaton)

迪顿的研究围绕消费理论问题展开，在此基础上向相关的问题扩展，并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富裕与贫穷国家健康的决定因素，以及印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贫穷的度量问题。迪顿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兴趣与他求学和工作经历密切相关。迪顿从小深受父母家庭教育的影响，13岁进入了著名的公立学校费蒂斯中学(Fettes College)。公学老师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培养学生，费蒂斯中学也投入大量的资源，旨在将大部分的毕业生送到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迪顿后被剑桥大学录取。在剑桥大学学期期间，迪顿原是学习数学，后曾经一度迷茫而转入经济学专业，发现经济学比数学更适合他兴趣，之前的数学训练在计量经济学课程和数理经济学考试开始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剑桥大学可供学生选择的各种讲座、指定教师指导学生阅读与批改讨论论文的教学方式对迪顿之后的成长影响至深^②。迪顿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其中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和布伦伯格(R 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对迪顿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消费函数简单而又严谨，通过仔细的表述和处理，能够为当时各种杂乱无章的证据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从此主导对该主题的思考和研究。尽管后来迪顿意识到其中的不足，但是其研究的基本原则却如影随形：一个好的理论能够解释所能见到的所有证据，例如一个好的消费理论要能解释消费的横截面模式、时间序列模式以及国际模式的各种证据。这个过程也形成了迪顿学习、思考和写作的模式。迪顿认为，经济学关乎三件事情——理论、证据和写作——即有关世界如何运行以及各种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具体机制和故事，能够按照理论解释甚或与之相互矛盾的证据或谜团，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释机制或者从理论和证据的组合中提取经验教训的写作。

②关于英国教育模式的优缺点及其与法国和美国教育模式的比较，可以参看许成钢《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载于《比较(第一辑)》，吴敬琏主编，2002年7月。

1967年毕业后，迪顿在英格兰银行经济情报部门工作，之后又回到剑桥大学，参与了理查德·斯通(J R N Stone)主持的剑桥增长项目，对其后来的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项目研究者中，迪顿负责消费和需求部分研究。在此之前，人们的研究基本采用斯通的原始算法估计模型。迪顿通过对需求分析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估计非线性模型的程序集，并得到收敛良好的参数估计，不过，它仍然存在严重的缺陷(迪顿，1974a，1974b)。这段研究经历成为其后来的需求系统研究的源头。与此同时，斯通等人所进行的构建国民经济核算的复式记账体系的研究，以及在1970年代深度参与联合国开发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的研究，激发了迪顿后来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测量的研究兴趣。

1974年迪顿通过提交了有关需求系统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①。但是当时剑桥大学缺乏教授职位，迪顿因此接受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的邀请，来到布里斯托尔大学担任计量经济学讲座教授。在此期间，迪顿与米尔鲍尔(J Muellbauer)一起研究需求系统，1980年合作发表了《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的论文。该文奠定了其在需求系统研究中的地位，两人因此获得计量经济学协会首届弗里希奖章。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合作完成了《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该著作对消费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相关模型的建立及实证检验都力求详尽，旨在阐释消费者行为理论如何直接与数据关联、如何根据结果进行修改或者反驳，以及如何评价政策的福利效应。因此，该著作自出版以来数次修订重印，已成为学习与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标准参考书。

①剑桥大学修改规则，允许研究人员提交资助的研究以获得博士学位。

1983年，迪顿转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国际事务和经济学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迪顿将其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从跨商品的需求研究扩展到消费的跨期选择，同时参与世界银行的生活标准测量项目(living standard measurement study)，将视野从发达国家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丰富了迪顿对于消费行为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使其拓展了新的方法。在此期间，迪顿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学者。1985年，迪顿和布兰德(Blinder)重新检视了时间序列消费函数，促使其反思有关跨期消费选择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由此开始了消费和收入时间序列性质的思考。1989年，迪顿与卡贝尔(Campbell)合作发表了《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一文。正是在这一篇论文中得出了令经济学界震惊的“迪顿悖论”。之后，他试图从流动性约束等消费者在微观决策过程中面临的约束方面探寻迪顿悖论的解决(Deaton，1991)。1992年，迪顿出版了《理解消费》一书，在总结跨期消费决策与跨时选择模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微观与宏观之间、截面资料与面板数据之间以及它们与总量时间系列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与宏观经济学分析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普林斯顿大学具有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术氛围。在到普林斯顿大学之前，迪顿曾经帮助世界银行设计生活标准测量调查方案(Deaton，1981)。到普林斯顿大学之后，迪顿得到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 A Lewis)等人的支持，他借助家庭调查数据，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贫困测量的相关问题(Deaton，1988)，以及诸如贫困陷阱等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Subramanian和Deaton，1996)等等。迪顿在这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Deaton，1997)一书中。该书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家庭调查及其设计的基本知识，并且讨论了在使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处理发展中国家家庭调查数据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该书的出版正好顺应发展经济学家从高度概括的模型转向分散的微观研究的潮流，这种用微观数据来检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无疑得到了认同。迪顿深入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参与发展中国家相关问题的辩论。其中，迪顿与印度政府一起改进其贫困测量指标，并参与了印度贫困问题的大辩论(Deaton，2005)。迪顿还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被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所主导的问题。例如，迪顿以埃及曾经因美国内战导致的棉花价格高涨突然变得富有，政府大量增加支出，随后棉花价格暴跌使其被英国接管的这一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拉罗克(Guy Laroque)合作研究了初级产品价格行为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Deaton和Laroque，1992；Deaton和Laroque，1996)，扩展了投机性商品需求和存货理论^①。该理论有助于理解数据中包含的信息，充分的估计表明理论的很多方面与事实不相吻合，理论如何修改以便能够更好地处理起作用的机制。

①投机性商品需求和存货理论最早由芝加哥大学的古斯塔夫森(Ronald Gustafso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20世纪70年代经过斯蒂格利茨等人的发展，迪顿和拉罗克将其变成能够用数据检验的理论。

迪顿还将研究延伸扩展到其他与福利相关的问题，其中有两个研究特别值得一提。一是对健康和不平等的研究。健康与不平等不仅是影响福利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决定人们的收入和消费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为流传的威尔金森假说(Wilkinson Hypothesis)认为，收入不平等在社会氛围中所扮演的角色犹如空气中的污染，它损害了所有人的健康。尽管迪顿认为支持威尔金森假说的证据有很多问题，例如选择性报告等，但正是在研究这些报告的过程中迪顿发现了不平等的阴暗面(Deaton，2003等)。2013年，迪顿总结出版了《大逃亡：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的起源》^②一书，该书关注人类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讨论了诸如不平等到底是有益于发展还是有害于发展、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等问题。二是迪顿对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普林斯顿大学，迪顿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卡尼曼与盖洛普公司(Gallup)一直在合作收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人们如何评估其生活的数据。迪顿受到卡尼曼的影响，重点研究“幸福”的测量及其对政策和福利经济学的用处。2009年，迪顿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就职演讲中大力提倡使用自我报告的幸福测量指标(Deation，2010)，并且作为专家参与了盖洛普公司世界调查问卷的设计。迪顿还使用盖洛普数据分析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观幸福指标如何变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对两个幸福悖论的探索(Deaton，2013)。

②其中译本书名为《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迪顿的经济理论及方法创新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他与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西姆斯一起被誉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计量双塔组合。迪顿对经济学的贡献使其获得了各种荣誉。他被罗马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塞浦路斯大学等多个高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且担任了马歇尔讲座、凯恩斯讲座等著名讲座的主讲嘉宾。此外，迪顿也因其对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众多的奖项，包括剑桥大学经济学研究史蒂文森奖(1971)、计量经济学协会首届弗里希奖章(1978)、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协会加尔布雷斯奖(2009)、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获得者(2012)以及旨在奖励推动经济思想前沿的列昂惕夫奖(2014)等。

正如迪顿所说的，一个好的理论要能够解释所见到的所有证据。同样，一个好的消费理论也要能解释某个给定时点上消费的横截面模式、跨期消费选择的时间序列模式，以及不同国家消费的国际模式。迪顿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对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的。一是他在比较了已有的需求系统的缺陷的基础上，与合作者提出了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二是他在反思消费的永久收入假说基础上，与合作者发现永久收入假说对消费平滑性的推断与数据是相违背的。三是他在需求系统和个体跨时消费研究的基础上，与合作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下面将从这三个方面阐述迪顿的理论贡献。

在微观经济学教材中，对某个时点上的消费者选择通常可以表示为：在给定收入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的约束条件下，理性的消费者选择一组商品数量使其效用函数最大化。将这个最大化过程的解表述为一个方程组，其中的每一个方程表示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自身价格、其他商品价格以及消费者的支出之间的关系。这个方程组就是商品的需求系统。这样的系统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用处，可以用于分析政策变动对各种商品需求的影响，计算消费者剩余的变动，进而分析政策变动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以及哪些人受益哪些人受损。

在实际估计需求系统时，通常研究人员对需求系统进行参数化设定，即假设商品的需求与其自身价格、其他商品价格和消费者支出之间存在着精确的函数关系，并使用市场需求的加总数据进行估计和检验。然而，需求系统的设定除了必须与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拟合得足够好之外，还必须能够用于检验消费者是否理性。也就是说，只有与理性消费者假设相容的需求系统，才能够用于计算有意义的福利效应、构建价格指数以及预测政策变化对需求的影响等。根据消费者选择理论，理性的消费者的需求系统必须具备三个性质：

(i)齐次性：如果所有的价格和支出全部翻倍，那么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

(ii)对称性：商品1的希克斯需求对商品2的价格的导数等于商品2的希克斯需求对商品1的价格的导数；

(iii)半负定性：希克斯需求的所有导数组成的替代矩阵是半负定性的，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下，提高一种商品价格不应该导致其需求量的增加。

因此，需求系统要能够用于检验性质(i)—(iii)是否被满足。早期有关需求系统的设定，如斯通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linear expenditures system，LES)，内在地满足上述的三个性质，因而无法用于检验消费者是否理性。1967年，巴滕(A P Barten)将斯通的线性支出系统扩展成广义的线性支出系统，并且使用荷兰的数据进行估计和检验，发现上述的三个性质都不满足。迪顿对巴滕的结论提出了挑战。迪顿使用英国的数据重新估计了巴滕模型其他可供选择的设定，发现齐次性并未被强烈拒绝；他进一步论证道，理性假设被拒绝可能是因为消费者确实不是理性的，或者消费者是理性的但是需求系统的设定出了问题(Deaton，1974a)。

迪顿在其后的论文中进一步阐述了需求系统错误设定的问题(Deaton，1974b)。他强调了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消费者选择构建于个人需求层面，即使消费者是理性的，加总的市场需求系统也未必满足上述的性质；第二，线性支出系统以及广义的线性支出系统所设定的函数形式可能约束性太大而无法抓住数据的特征。总之，迪顿表明，之前的需求系统构造狭隘，使得消费者行为被假设所束缚，限制性太强，以致无法真实地反映实际的消费者选择。如何设计一个具有充分一般性又使得估计和应用足够简单的需求系统，既能够解决加总问题又能够检验消费者是否理性，就成为需求系统设定问题的关键。

迪顿和米尔鲍尔借助与价格独立的广义对数(price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ogarithmic, PIGLOG)偏好族来解决加总问题。米尔鲍尔证明这类特定的偏好允许需求在不同消费者之间进行精确的加总，因而市场需求的表述就好像是理性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决策的结果(Muellbauer，1976)。他们通过支出函数来表示消费者的PIGLOG偏好，在此基础上推导了以预算份额形式表示的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

其中，w_i是商品i的预算份额，α_i、β_j和γ_ij是相关的参数，正数和负数的β_j分别表示商品j是奢侈品β_j>0还是必需品β_j<0，γ_ij表示表示商品i对商品j价格变化的反应，P是价格指数，定义为

若消费者是理性的，方程(1)中的近乎理想的消费系统的参数将受到如下的约束：

给定方程(3)—(5)的参数约束条件成立，可以证明，方程(1)中所表述的需求系统加起来等于总支出，并且具备齐次性和满足斯勒茨基(Slutsky)对称性，通过进一步的约束也可以满足半负定性。因此，可以对该需求系统相关参数约束条件进行检验，以便检验消费者是否理性。

迪顿和米尔鲍尔还进一步论证了该需求系统在不同家庭之间加总的问题、模型的一般性、参数的约束、模型的估计以及该需求系统与广义的线性支出系统之间的关系等。结论表明，该需求系统有其他需求系统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它能够给出其他需求系统的任意一阶近似；满足消费者选择的公理；能够完美地加总消费者需求；其函数形式与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不需要进行非线性估计因而简单；通过对参数进行线性约束，能够用于检验齐次性和对称性约束。其他的模型只是拥有这些优点中的一个或多个，没有其他模型能拥有全部这些优点(Deaton和Muellbauer，1980)。

迪顿和米尔鲍尔还将该需求系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数据进行估计和检验，发现该需求系统能够解释商品预算份额方差的很大一部分，但是除非通过加入时间趋势考虑某些遗漏变量，该系统与消费者根据惯常的静态预算约束支配的需求函数假说不一致。这些结论表明，必须对当前价格和总支出之外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的建模，才能以理论上前后一致、实证上稳健的方式解释广泛的需求模式。虽然首次估计没有对假设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但是迪顿和米尔鲍尔坚信，他们提出的需求系统结构简单且具备一般性和灵活性，并且与理论具有一致性，因此提供了未来进一步扩展和修改的平台(Deaton和Muellbauer，1980)。

在迪顿提出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之后，众多的学者对它不断改进，提出了二次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Quadratic AIDS)(Banks等，1997)和拟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QuasiAIDS)(Lewbell和Pendakur，2009)等，这些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经济学、消费价格指数的测量、跨国福利比较等研究领域。总之，该模型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极大地影响了实际政策的评估。因此，1980年迪顿与米尔鲍尔合作发表的这篇论文被评选为《美国经济评论》创刊100周年中最具影响力的20篇论文之一。

如上所述，需求系统研究的是在某个时期给定总支出的情况下家庭如何在各种商品之间分配其消费的问题。但是，当家庭在决定其跨期消费时，总支出并不是给定的。人们在各个时期会将其收入的多少用于消费呢？与居民消费对应的是储蓄，总消费和总储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它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因为储蓄随时间的变化对一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周期具有重要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考虑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时，假设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保持不变。20世纪50至60年代，弗里德曼(M Friedman)提出永久收入假说以及莫迪利亚尼提出生命周期理论，使得总消费分析更接近于实际情况，这些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储蓄率随短期收入波动而变化的经验事实，其观点是消费者会在时间上平滑消费，因而将暂时增加的收入中的一部分储蓄起来。随着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的发展，霍尔(R Hall)等人明确地对家庭跨期优化问题进行建模，推动了有关消费的大量的经验研究。一般认为，这些模型跟数据之间吻合良好，并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模型之中。虽然构建这些模型是以消费者个人选择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在经验研究时却是使用总消费和总收入数据进行评估。显然，其理论模型与经验检验是不一致的。为此，迪顿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使得跨期消费研究的焦点从加总数据向个体消费数据转变。

迪顿及其合作者在重新检视跨期消费的时间序列消费函数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其他人没注意的问题(Blinder和Deaton，1985)。他们证实了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是不成立的。具体地说，总消费增长对总收入的预期变动反应极其敏感，但与永久收入假说以及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测相反。迪顿由此意识到，之前其他研究人员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永久收入假说及生命周期模型隐含着某些含义。迪顿通过研究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含义是，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模型意味着对总消费和总收入数据来说，收入应该比消费更为平滑(Deaton，1987)。该含义与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测截然相反，因为生命周期模型意味着消费者要对消费进行跨期平滑，而永久收入假说意味着在计算永久收入的过程中收入的暂时波动会被烫平掉，所以不管是永久收入假说还是生命周期模型，都意味着消费应该比收入更平滑。收入的暂时波动要能被烫平，就相当于假设收入要围绕一个不变的确定性趋势波动。迪顿论证道，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上来讲，这都不是一个合理的假设(Deaton，1987)。这个发现正是“迪顿悖论”的雏形。

随后，迪顿进一步探讨了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含义，并且使用加总数据对该含义进行实证评估(Campbell和Deaton，1989)。具体的分析和评估的过程如下。坎贝尔和迪顿假设永久收入假说可以由下述的方程表述：

其中，c_t表示t时期的真实人均消费，y_t表示t时期的真实人均劳动收入，E_t表示t时刻的期望算子；r是真实利率，设为常数；A_t表示t时期末的真实人均非人力资本财富，财富的变化服从下式：

对方程(6)求差分，并将方程(7)带入，得到

其含义是，消费的变化由劳动收入的冲击所驱动。更确切地说，消费的变化等于某个年金，该年金的现值等于未来劳动收入期望值的变化的贴现值之和。坎贝尔和迪顿发现一阶自回归模型很好地拟合了1953年第2季度到1985年第4季度美国劳动收入数据的一阶差分：

根据汉森和萨金特(Hansen和Sargent，1981)的证明，若y_t服从形如ALy_t=a+ε_t的自回归过程，其中AL是L阶滞后算子，则方程(8)意味着A1/1+rΔc_t=rε_t/1+r。根据式(9)有AL=1－1.442L+0.442L²，因而可得到下述结论：

其中，1+r/0.558+r随着r的增大而缓慢递减，即使r大到10%，该式也才等于1.76，因此方程(10)清楚地表明，消费变化的标准差应该比劳动收入冲击的标准差大1.76倍。劳动收入冲击的标准差为25.2，然而现实中消费变化的标准差再怎么高估也只有27.3^①。因此，永久收入假说的理论与现实的数据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一结论被称之为“迪顿悖论”。

①事实上，27.3是耐用品消费(更准确地说是耐用品购买支出)变化的标准差。按照坎贝尔和迪顿(1989)的估计，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变化的标准差是12.4，按总消费均值与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均值比例调整可得，总消费的标准差为15.8。

迪顿探讨了悖论之所以出现的三种可能解释：第一，消费者可能不是理性的，因此模型本身是错误的；第二，使用加总数据以及代表性消费者进行分析可能是有问题的，个人消费者可能是理性的，问题出在加总过程中；第三，个人消费者可能是理性的，但是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遇到了模型中没有考虑到的约束限制，诸如流动性约束等。与其对需求系统的研究精神一致，迪顿认为观察到的行为可能是消费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应该从加总问题以及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限制入手。正是这样，迪顿认为应对消费者的个人选择进行深入的分析(Deaton，1992)。

1991年，迪顿构建了消费者个人消费决策的局部均衡模型，明确地考虑受借贷约束的消费者的最优跨期消费行为，这为解决“迪顿悖论”提供了一把钥匙(Deaton，1991)。迪顿的策略是，首先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劳动收入服从某个随机过程，然后从该随机过程中推导出信贷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消费规则，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消费、储蓄和资产积累对收入变化的反应上，由此讨论了是否有可能构建一个受信贷约束的代表性代理人模型，以便解释美国总消费和总收入时间序列数据的主要特征。迪顿的研究表明，在信贷约束条件下，储蓄和资产积累的行为对收入的随机生成过程的设定相当敏感：如果劳动收入随时间变化是独立同分布的，那么资产将起到缓冲作用，预防性储蓄和信贷约束使得消费者有动机持有资产；如果收入的随机过程是正自相关但是平稳的，资产仍然起到缓冲的作用，但是效果要差得多；如果收入是随机游走的，受信贷约束的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将其收入全部消费掉。迪顿还在信贷约束的条件下，进一步分析了劳动收入增长率是平稳的且增长率模拟总收入增长率正自相关的情况，此时模型产生了反常的结果，即当消费者按照最优消费规则消费时，储蓄是反周期的，在经济萧条开始的时候上升，而在繁荣开始的时候下降。

因此，迪顿的结论是，在加总之前必须对个人消费进行明确的建模，以取代代表性代理人模型。迪顿强调了个人收入冲击与总收入冲击之间的差异，个人收入与总收入有共同的冲击成分，但是个人收入的方差被个人所受到的特质冲击(idiosyncratic shock)所主导，但是特质冲击在加总的过程中被平均掉了。这意味着，从个人收入中推导出来的个人消费之和，与设想的代表性家庭根据标准消费理论从总收入过程中推导出来的总消费，其表现将相去甚远。迪顿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其中个人收入增长是负相关的，总收入增长是正相关的，其结论表明储蓄是顺周期的，该模型能够更好地与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相吻合。

迪顿对消费和收入的研究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后的研究一方面围绕个人收入的时间序列性质展开，另一方面旨在把迪顿的局部均衡模型扩展为一般均衡模型。带有特质冲击和信贷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部分。迪顿认为，“迪顿悖论”的解决最有可能来自于对加总进行严肃的思考，并且以日益丰富且信息含量更高的微观经济数据解决宏观经济问题之时(Deaton，1992)。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凯恩斯主义提出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对消费的跨期研究过于依赖加总数据的状况。今天可以看到，研究人员即便是旨在了解宏观层面的关系时通常也会从个体层面开始，然后谨慎地加总个体数据以计算出整体经济的数值。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这一学科遇到了发展瓶颈，出现了衰落和进入了“收益递减”阶段。究其原因，一是发展经济学缺乏自身的微观基础。它只不过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出发去审视发展中国家并采用新古典分析工具研究其经济发展问题而已，结果是发展经济学无法形成统一的学科范式(叶初升，2005)。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缺乏应有的微观数据来检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以及评估脱贫政策的效果。如果仅依靠总消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发展中的家庭经济状况的分析就显得远远不足，抑或毫无帮助。诸如贫困程度、收入分配等最基本的问题，以及贫困家庭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反应等，也同样缺乏必要的数据和合适的分析方法。正是这样，迪顿在需求系统和个体跨时消费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家庭微观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迪顿强调建立不同商品的家庭消费数据集的重要性，并参与设计了家庭调查方案。迪顿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的家庭调查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设计家庭调查项目方案时，他探讨了应收集哪个变量的数据及哪种类型的数据等最基本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从福利的测量来看，与有季节性变化的收入数据相比，消费是测量低收入国家贫困程度的核心变量。这是因为，一方面消费支出更容易测量，另一方面消费支出能够更加准确地测量低收入国家在物质方面的福利水平(Deaton，1981)。尽管面板数据是跨期消费模式的理想数据类型，但他发现要获得真正有意义的面板数据是十分困难的，更多的是重复收集的横截面数据。为此，迪顿阐明了如何使用这些横截面数据构造“伪面板数据”以跟踪相同年龄的个体消费者队列(cohort)的跨期消费模式(Deaton，1985)。所谓的队列是指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组个体或家庭，因此可将队列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消费的模式。迪顿证明了伪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未必比真正的面板数据糟糕，真正的面板数据中可能会出现个体系统性地退出，这将导致结论出现偏差。因此，对于世界银行的大型家庭调查项目，迪顿建议收集重复的横截面数据，这样不仅收集起来更简单、成本更低，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跟踪队列而不是个体的行为随时间的变化更可取(Deaton，1986)。

第二，迪顿研究了如何使用家庭调查数据以便更准确地测量贫困的程度。贫困的程度通常使用维持基本生活必须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费用来测量，但是这样的测量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贫穷定义在个人层面，而消费数据通常在家庭水平上收集，那么如何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测量规模或结构不同的家庭的贫困程度？最常用的测量个人福利的方法是人均家庭总支出，这相当于假设儿童和大人消费一样多。因此，使用人均家庭总支出将会高估有儿童的家庭的贫困程度。对此，经济学界一直试图构造某种适当的折算标准以对儿童的消费进行折算。然而，经济学家对于什么样的折算标准各持己见，难以形成共识。迪顿及其合作者比较了不同规模家庭的福利水平，且分析了儿童消费支出的测量，他们使用斯里兰卡等国的数据，认为一个更合理的儿童消费支出估计是成人的30%—40%(Deaton和Muellbauer，1986)。二是如何处理价格以及质量不同的商品，特别是当不同地方的家庭面临不同的当地价格，或者当家庭消费不同的商品且价格和质量无法直接观察时，如何从消费或支出的数据中测量贫困的程度？迪顿在一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中，根据调查数据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单位价值(unit value，即支出除以数量)来替代市场价格，构造了一个消费者质量和数量选择决策的理论模型，结合科特迪瓦家庭调查数据的具体情况，证明了在进行质量效应以及测量误差的修正之后，单位价值可以用于构建当地市场价格(Deaton，1988)。此外，与贫困测量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全球贫困线的制定，迪顿及其合作者使用62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构建了针对穷人的购买力平价汇率(purchasing power parity for the poors，PPPPs)，与购买力平价(PPPs)不同，PPPPs使用的加权权重针对的是穷人的消费篮子。他们将其用于计算全球贫困线，结果表明，PPPPs和PPPs在估计全球贫困问题上差异不是很大(Deaton和Dupriez，2011)。

第三，迪顿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探讨了贫困国家消费的特征以及贫困的决定因素。迪顿在对印度消费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异常的现象，其中最著名的是食品与家庭规模之谜。这是他与帕克森(C Paxson)就家庭食品消费的规模经济及其效应进行合作研究时发现的。根据理论逻辑推测，家庭规模经济也意味着在人均收入相同的大家庭和小家庭中，相比起来，大家庭的生活状况更好些，因为诸如住房、供热和煮饭等家庭的公共产品，与家庭成员不成比例增加；在人均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大家庭可能用公共产品替代私人产品，而把节省下来的支出用于食品消费，使得像食品消费这样的私人物品消费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食品需求通常远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家庭规模经济效应从理论上意味着大家庭的人均食品支出更多。然而，他们发现的结果是，保持人均收入不变，大家庭人均食品支出更少，而且食品消费减少最多的地方正是他们期待有最大增加的地方(Deaton和Paxson，1998)。这一食品与家庭规模之谜可能与另一个悖论相关。在检视印度的食品与营养的事实及其解释时，迪顿及其合作者发现，印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然而，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下降，他们猜测减少的原因可能是重体力劳动减少的结果(Deaton和Drèze，2009)。迪顿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贫困陷阱以及经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研究。贫困陷阱指的是低收入导致低卡路里摄入量，使得人们无法全力进行工作，从而其收入保持在低水平；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问题对脱贫政策和对贫困国家的国际援助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如果国际援助旨在鼓励经济增长，但是增加的收入却没有导致卡路里摄入量的显著增加，那么将国际援助重新定位于直接的食物救助可能是更好的办法。使用印度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及其合作者发现，食物对收入的总弹性大约等于0.8，而卡路里的弹性大概是这个数的一半，并且随收入的增加缓慢递减，因而收入增长确实改善了穷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同时，他们也发现每天活动所消耗的卡路里仅占其日工资的5%不到，因而营养不良无法解释贫困。总之，迪顿对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收入增加确实导致卡路里消费的增加，而不是营养不良导致贫困(Subramanian和Deaton，1996)。

第四，迪顿借助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家庭内的性别歧视问题。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儿子比女儿更受欢迎，但是形成家庭性别歧视的机制仍不清楚。一个机制可能是女儿相比于儿子被给予更少的资源，但是要对此进行检验很困难。即使研究人员能够和不同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以收集消费的数据，家庭仍然可能在被观察时改变行为。为了克服这个测量问题，迪顿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使用家庭消费数据间接地估计女儿是否比儿子给予的更少。具体来说，迪顿探讨了当一个家庭了有了孩子时，诸如烟酒等成人商品是否减少，以及减少的幅度在孩子是儿子时是否更大。迪顿使用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没有发现正常情况下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Deaton，1989)。但是，他后来的研究工作表明，当家庭面临逆境时就出现比较明显的歧视(Duflo，2012)。可见，发展中国家家庭内的性别歧视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文化和社会问题。

总之，迪顿有关贫困、福利等方面的研究，推动了发展经济学从理论向新实证的转变2007年1月，吴敬琏主编的《比较(第28辑)》在其“发展经济学专题”一栏中集中提供了五篇与发展经济学相关的论文，讨论了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迪顿在使用家庭调查数据特别是消费数据以衡量生活标准和贫困问题上有高超的水平，他清楚地阐述了一些与发展相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与政策制定高度相关，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发展机制的理解。

综上所述，迪顿以消费为出发点，将消费问题的研究从跨商品需求扩展到跨期消费决策，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主题也从消费行为不断扩展到影响福利因素的更广泛的问题。他在整个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理论开拓和实证分析方法的创新与改进，产生了诸多重要成果，推动了微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微观计量分析方法的发展，其理论研究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总结起来，迪顿的研究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色：

一是从研究方法看，迪顿首先注重理论的开拓，他所发展起来的AIDS是一个结构简单、在普遍意义上与效用理论相符合的需求模型。同时，他又特别重视变量的测量、数据的收集问题以及家庭调查方案的设计。迪顿曾经批评论学术界对数据构造、数据整理不够重视的情形，他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一书中试图弥补这个缺陷。更重要的是，他能根据数据的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巧妙的计量方法。如面对缺乏真正的面板数据，他提出从横截面抽样的时间序列中构造伪面板数据，跟踪队列而不是个体，并且证明这个方法可得到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结论；又如面对缺乏价格数据的情况，他提出了单位价值替代价格的办法，等等。

二是从研究的主题看，迪顿涉足与消费相关的一系列主题。这些主题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研究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及政策含义。这得益于其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正如迪顿自己所言，世界银行的研究项目也为他提供了有实质重要性的有趣研究问题的来源，避免了学院派研究过于追求智力上的兴趣的缺陷，跟世界银行有关研究人员的讨论，使得他成为一个接地气的应用经济学家。

迪顿对微观经济学的开拓，特别是有关发展经济中的贫困、健康及福祉等问题的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对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以及减少贫困的政策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启示。

第一，必须重视微观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数据库是开展微观计量分析的前提。目前，我国的微观经济数据库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建立了中国人口普查数据(Census)、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等。这些数据库有的是国家相关部门调查建立起来的，也有课题组对城市与农村群体、农民工、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后建立起来的。客观来看，目前微观数据库普遍存在规模小、数据缺乏、指标设计不科学等问题。即便是被认为权威性较高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很多方面也不太符合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存在样本错配、指标缺失、指标异常、样本选择和测度误差等诸多问题(聂辉华等，2012)。数据库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基础性工作，不仅需要经济学、统计学等专家积极参与调查问卷的设计，如收集哪些相关变量哪种类型的数据，而且需要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作为保障。

第二，必须加强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应是未来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合理地引导消费行为，可以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由于城乡居民在消费规模、消费环境、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可以借鉴迪顿等人的消费理论，深入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动态特征，探讨不同阶层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制定相应的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差别化引导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的稳定增长。

第三，必须加强贫困的测量以及贫困问题的研究。贫困问题不仅是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政府多年来致力解决的难题。长期以来，关于贫困线的定义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贫困度量指标也形成了相当多的文献讨论(Bardhan等，1999)。我国目前公布的贫困线基本接近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但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与争议。客观上看，构建一系列度量贫困的指标以识别贫困，是制定减少贫困的有效政策措施的前提。因此，可以借鉴包括迪顿在内的有关贫困理论研究的成果，加强贫困问题成因等问题的研究，从我国自身发展规律出发，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解决贫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