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居林是乡村绿色基础设施，与乡村生产生活、文化习俗具有高度关联性，基于我国对乡村建设与振兴的重视，乡村人居林受到高度关注^[1]。目前围绕乡村人居林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包括：一是理论研究，已经形成较完整理论体系，对其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其类型划分为庭院林、道路林、水系林和围村林^[2]；二是功能研究，主要针对人居林小气候环境^[3]、负离子^[3]等功能因子进行系统研究；三是评价研究，评价核心指标包括树冠覆盖^[4-5]及以其为核心衍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基于加权面积比重的质量评价方法^[6]；四是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庭院林^[7]、水岸林^[8]和道路林^[9]等不同类型乡村人居林以及典型乡村人居林结构特征^[10]，展开结构优化^[11]研究；五是构建技术^[12]研究，主要包括用地潜力^[5]、植物配置和培育技术等方面；六是建设模式研究，针对具体村庄，研究因地制宜、因人而需^[13-15]的建设模式。从目前这些研究对象的区域来看，福建省、浙江省和山东省^[16-18]是主要研究地，具有深厚研究基础。但这些区域的乡村随着近年高速推进的新农村建设，相同地区的部分村落逐渐在建筑及村域环境方面发生快速变化，其乡村人居林特征也相应产生变化。目前对于同一地区新村与旧村人居林的对比研究还较为空缺，而该方面研究能够很好地反映在乡村更新建设过程中人居林具体特征变化。因此，笔者基于现有研究基础与研究缺口，选择鲁中南乡村发展与建设的代表地区—安丘市凌河镇展开相关研究，分析该地区新村与旧村人居林特征及差异，从人文角度探讨变化影响因素，以期为后期乡村建设提供优化调控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山东省安丘市凌河镇位于鲁中南低山丘陵地区，全域平原面积占32%，现辖的68个行政村基本位于平原地区，人口数量总计10.2万。村落形制与庭院具有较强的鲁中南民居特征，村居建筑整体坐北朝南呈条块状行列式布局，庭院内部遵从"口"、"凸"字型空间格局，伴有不用类型与形态的庭院林分布^[19]。1970至1990年代部分村落陆续进行更新或重建，近年来又实施一系列绿化建设，使得该地区乡村具有现代新农村特征，同时也保留原有乡村特征，是研究新旧村落人居林的理想地区。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点设置

以90%以上建筑存在更新作为新村定义的参照条件，凌河镇共计29个村庄可视为新村。依据村庄具体区位、人口和历史沿革等因素，选取新村和旧村代表共24个村庄作为研究样点，包括13个新村（李家小戈庄、大路村、石家庄村、吕家埠、郑家河、黄家小戈庄、密家庄、偕户村、张布袋村、新中阿村、佘家庙子、富家庄村和关王庙子）和11个旧村（土山村、涝洼村、秦家河、百鹅疃、东董家庄、柳沟村、芷芳村、牟山店子、宫家岭、川里院和柳沟店子），其具体空间位置和人口密度见图 1。

2.2 实地调查

于2016年7-8月在山东省安丘市凌河镇，以行政村边界为范围对所选村庄乡村人居林，包括围村林、道路林、水岸林和庭院林进行实地调查：一是记录树木种类、数量、株高和胸径等基本信息，以及GPS定位信息；二是结合高分辨率航空影像对调查范围内人居林树冠覆盖斑块位置与林木种类进行现场核实；三是对居民进行抽样访谈，记录植物用途及栽植原因。

2.3 树冠覆盖率解译

依据安丘市凌河镇矢量行政边界，基于安丘市凌河镇2013年7-8月经过正射校正的真彩色高分辨率航空影像（影像栅格大小为0.25 m×0.25 m，Transverse-Mercator投影），结合现场调查对比校正，经目视解译与GIS处理后，得到2016年24个调查样点村庄树冠覆盖面积，再结合各村庄行政边界面积，由某村树冠覆盖率为该村树冠覆盖面积占该村行政边界面积的比例计算得到各村庄树冠覆盖率。

2.4 优势植物分析

基于植物调查数据，统计全部调查样点范围内各种植物数量，并结合其GPS定位信息，分别统计属于新村和旧村范围内各种植物数量，由某范围内某植物优势度为该植物数量占该统计范围内植物总数量的比例分别计算得到整体、新村和旧村范围内各植物优势度。具有较高优势度的植物为优势植物，其对该地区植物景观起关键构架作用。

2.5 人文特征分析

基于人对植物的功能需求，将人文特征类型划分为观赏审美、食用补给、情感寓意（出于情感或庇护心理保留或栽植的植物，如风水植物、寓意植物）、防护绿化（没有特殊情感寄托，仅出于绿化环境或防护功能保留或栽植的植物，如桉树防护林）、保留效仿（顺应他人或地区流行趋势而保留或栽植的植物）和无人文关联6种类型。依据植物用途与栽植原因（结合植物株高和胸径辅助判断）调查访谈结果，由统计范围内某人文特征类型比例为该类型个体数量占统计范围总个体数量的比例分别，计算得到总体和各村庄的各种人文特征比例。

3 结果与分析 3.1 树冠覆盖率 3.1.1 整体树冠覆盖率

树冠覆盖率计算结果显示，2016年24个调查村庄整体树冠覆盖面积为1 213 875.7 m²，树冠覆盖率整体为10.05%，各村庄树冠覆盖率见图 2。所有调查村庄中，旧村芷芳村树冠覆盖率最高，达21.28%，旧村秦家河村树冠覆盖率最低，为3.68%。进一步与2012年树冠覆盖率^[7]比较发现，2012年24个村庄总树冠覆盖面积为1 753 714.7 m²，树冠覆盖率为14.51%，近5 a该地区整体树冠覆盖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3.1.2 新村与旧村树冠覆盖率

旧村2012和2016年树冠覆盖率分别为12.05%和9.07%^[6]，其中各旧村2012和2016年树冠覆盖率分别为芷芳村为24.75%和21.28%、牟山店子村为20.23%和16.97%、东董家庄村为28.26%和15.55%、百鹅疃村为19.83%和14.20%、柳沟村为16.54%和12.63%、宫家岭村为18.72%和10.56%、土山村为10.57%和8.63%、川里院村为19.29%和7.80%、涝洼村为8.26%和7.52%、柳沟店子村为9.27%和7.08%以及秦家河村为7.30%和3.68%。

新村2012和2016年树冠覆盖率分别为16.86%和11.18%^[6]，其中各新村2012和2016年树冠覆盖率分别为偕户村为22.11%和16.33%、张布袋村为19.41%和15.82%、佘家庙子村为19.32%和13.49%、大路村为21.10%和12.33%、李家小戈庄村为20.86%和11.84%、吕家埠村为14.18%和9.66%、新中阿村为13.62%和9.65%、关王庙子村为26.30%和9.47%、黄家小戈庄村为9.65%和9.30%、石家庄村为16.42%和9.10%、郑家河村为15.05%和7.93%、密家庄村为15.82%和7.21%以及富家庄村为10.35%和6.08%。

比较新村与旧村2012和2016年树冠覆盖率变化幅度发现，旧村总体下降幅度为3.43%，新村总体下降幅度为5.68%，新村大于旧村下降幅度。2012-2016年新村树冠覆盖率较旧村却出现大幅度下降，这可能与研究区新村改造建设中持续推进的以樱花等景观树种主导的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有关，该行为导致原有大树冠树种被小树冠景观树种所更替，新村大冠幅树种数量减少，树冠覆盖率出现相对较大幅的降低。

3.2 植物景观 3.2.1 整体植物景观

实地调查数据表明，记录植物种类共计72种，隶属34科、61属，其中庭院林72种，道路林15种，围村林5种，水岸林5种，庭院林植物种类最为丰富。凌河镇优势植物见表 1。由表 1可知，凌河镇乡村主要植物种类为杨树（Populus spp.）、日本樱花(Cerasus yedoensis)、白花泡桐（Paulownia fortunei）、柿树（Diospyros kaki）、香椿(Toona sinensis）、木瓜海棠（Chaenomeles cathayensis）和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这7种植物优势度合计超过90%，杨树优势度接近40%，该地区新村与旧村整体上仍是以杨树景观为主。

3.2.2 新村与旧村植物景观

基于优势植物种类及优势度，分别解析新村与旧村庭院林、道路林、水岸林和围村林景观，结果如下。

（1）新村与旧村庭院林景观。由表 1可知，新村庭院林优势植物景观为杨树、日本樱花、柿树、白花泡桐、二球悬铃木（Platanus orientalis）、木瓜海棠和香椿景观，旧村庭院林优势植物景观为杨树、白花泡桐、日本樱花、柿树、刺槐、国槐（Sophora japonica）和垂柳（Salix babylonica）景观，优势度合计均超过90%。与旧村相比，新村二球悬铃木、木瓜海棠和香椿成为优势景观，刺槐、国槐和垂柳景观优势性消失。虽然新村和旧村庭院林杨树优势度均超过50%，以杨树景观为主，但新村杨树优势度比旧村下降10.1%，新村杨树景观减少。同时，与旧村相比，新村日本樱花优势度上升11.3%，日本樱花景观增多；柿树优势度变化较小，仅1.6%，柿树景观保持稳定；新村白花泡桐优势度降低7.1%，白花泡桐景观减少。

（2）新村与旧村道路林景观。由表 1可知，新村道路林优势植物景观为日本樱花、柿树、杨树、广玉兰（Magnolia grandiflora）、木瓜海棠、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二球悬铃木景观，旧村道路林优势植物景观为杨树、柿树、日本樱花、国槐、刺槐、垂柳、合欢（Albizia julibrissin）景观，优势度合计均接近100%。新村和旧村对应形成以优势植物为主体的道路林景观，但两者存在差异。与旧村道路林相比，新村道路林杨树优势度减少31.8%，杨树景观大幅减少；日本樱花优势度提升33.5%，日本樱花景观大幅增多；柿树优势度减少1.4%，柿树景观保持相对稳定；广玉兰、木瓜海棠、紫薇和二球悬铃木优势度从0分别提升至4.2%、3.2%、2.6%和1.1%，在新村成为优势景观；而国槐、刺槐、垂柳和合欢优势度分别从3.8%、3.5%、3.4%和1.9%下降至0，相应景观消失。

（3）新村与旧村水岸林和围村林景观。新村与旧村水岸林和围村林优势植物景观差异不大。由表 1可知，新村与旧村水岸林均以杨树、垂柳、刺槐、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和连翘（Forsythia suspensa)景观为主，但旧村水岸还尚存部分榆树（Ulmus pumila）景观。新村与旧村围村林范围与边界已较为模糊，种类也较为单调，均以杨树为主。

3.3 人文特征 3.3.1 整体人文特征

依据实地问卷与访谈结果，并按照人文特征划分标准，凌河镇乡村人居林包括审美观赏类、食用补给类和情感寓意类3种人文特征类型。整体而言，凌河镇有45种植物具有明确功能需求，占总植物种类的62.5%。

25种以审美观赏需求为主，占总植物种类的34.7%，包括龙爪槐（Sophora japonica var. japonica）、紫藤（Wisteria sinensis）、海桐（Pittosporum tobira）、大叶黄杨（Buxus megistophylla）、垂柳、黄金柳（Salix alba var.tristis）、广玉兰、白兰（Michelia alba）、木槿（Hibiscus syriacus）、丁香（Syringa oblata）、迎春（Jasminum nudiflorum）、连翘、桂花（Osmanthus fragrans）、女贞（Ligustrum lucidum）、紫薇、日本樱花、紫叶李（Prunus cerasifera）、榆叶梅（Amygdalus triloba）、蔷薇（Rosa multiflora）、月季（Rosa chinensis）、木瓜海棠、棣棠（Kerria japonica）、红瑞木（Swida alba）、银杏（Ginkgo biloba）和日本小檗（Berberis thunbergii）。

16种以食用补给需求为主，占总植物种类的22.2%，包括花椒（Zanthoxylum）、核桃（Juglans regia）、葡萄（Vitis vinifera）、山楂（Crataegus pinnatifida Bunge）、苹果（Malus pumila）、桃（Amygdalus persica）、杏（Armenia vulgaris）、梨（Pyrus）、李（Prunus cerasifera）、樱桃（Cerasus pseudocerasus）、枸杞（Lycium chinense）、桑树（Morus alba）、无花果（Ficus carica）、石榴（Punica granatum）、柿树、冬枣（Ziziphus jujuba）。

4种以情感寓意需求为主，占总植物种类的5.6%，包括国槐、合欢、刚竹（Phyllostachys viridis）和榆树。

这说明凌河镇地区乡村人居林植物种类较多地受村民审美观赏、食用补给和情感寓意需求影响，且植物人文特征以审美观赏和食用补给两个类型为主。

3.3.2 新村与旧村人文特征

新村与旧村具有人文特征的庭院林、道路林和水岸林优势植物种类及优势度统计结果见表 2。

（1）新村与旧村庭院林人文特征。由表 2可知，从人文特征类型数量上来说，旧村包含审美观赏、食用补给和情感寓意3种类型，新村包含审美观赏、食用补给2种类型，情感寓意类植物优势度由3.5%降至0，情感寓意类人文特征消失，其对应植物为国槐，访谈结果表明在当地文化中国槐虽被喻为万事无愁，但近年国槐虫害较重，因此新村建设过程中逐渐摒弃院落门前种植国槐的传统。从人文特征类型优势度上来说，新村审美观赏与食用补给优势度均有所增长，其中，新村审美观赏类型优势度比旧村高11.7%，食用补给也高4.3%，该结果与植物景观研究结果相符，新村比旧村呈现更多的日本樱花、木瓜海棠（审美观赏特征类型）和香椿（食用补给特征类型）景观，这说明审美观赏与食用补给功能是乡村庭院林首要需求。

（2）新村与旧村道路林人文特征。由表 2可知，新村道路林人文特征类型比旧村减少，以国槐、合欢为代表的情感寓意类型人文优势度消失（优势度由5.7%降至0），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国槐如前述，合欢则因在当地文化中寓意"鬼影"（合欢光影摇曳浮动似鬼影）而在新村道路中逐步减少种植。同时，新村审美观赏类型优势度比旧村显著上升，其值超过50%，该结果与前述植物景观研究结果吻合，新村呈现更多的日本樱花、广玉兰、木瓜海棠和紫薇（审美观赏特征类型）景观，这说明新村道路建设中视觉效果成为首要需求。

（3）新村与旧村水岸林人文特征。新村水岸林人文特征与旧村差异不大，仅表现为以榆树为代表的情感寓意类植物减少，榆树在当地传统文化中有"余钱"的概念，水边种植榆树喻为"余钱长留"，但新村人工化水岸已不适合榆树生长，因此趋于减少，植物寓意文化特征逐步随植物客观生长环境与村民主观需求的变化而改变。

4 讨论

人居林树冠覆盖形成直观的乡村整体绿化与环境基础，人居林植物景观反映乡村环境具体地带性，两者从宏观到具体共同形成乡村森林风貌，乡村范围内的村民出于生存与生活的物质和情感需求，对整体绿化空间与不同类型人居林植物而做出的行为，可能导致乡村森林风貌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如下两点。

（1）人口密度与树冠覆盖减少量存在正向关联，人口密度高与树冠覆盖减量大在乡村同时显现。新村每村平均人口密度（800人左右）高于旧村（不到500人），但新村树冠覆盖率在5 a内减少5.68%，高于旧村的3.43%。由图 1~2可见，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树冠覆盖率则越低，如芷芳村人口密度较低，但树冠覆盖最高。这可能与村庄人口数量越大，在总居住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压缩人居林空间以优先满足生活与居住对空间的需求，特别是对大树空间的清理与改变，从而导致树冠覆盖面积大幅减少。但人口密度与树冠覆盖率（或某类型人居林树冠覆盖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函数关联，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分析。而从调控乡村绿化与环境建设的角度，在因人口增长而绿化空间愈来愈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更多地采取保留大冠幅乔木的做法，在有限用地内形成更大的乡村整体林荫风貌。

（2）村民需求对人居林特征存在不同影响。与旧村相比，新村人居林人文特征与景观特征差异集中在庭院林与道路林，且对人文特征而言，新村庭院林食用补给类型优势度比旧村高4.3%，道路林则高1%；新村庭院林审美观赏类型优势度比旧村高11.7%，道路林则高40.1%；而旧村庭院林情感寓意类型优势度与新村高3.5%，道路林则高5.7%。新村与旧村庭院林和道路林审美观赏类型与情感寓意类型人文特征差异相对较大，食用补给类型差异平均值最小，该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受研究区饮食生活习俗的影响。研究区村民对食用补给植物种类的需求趋于稳定，形成较为稳定的植物景观，如柿树景观具有较好稳定性。而由于环境社会、村民审美变迁等因素，因观赏与情感而生的植物景观可能具有较强波动性。因此，可以通过文化寓意和视觉美感引导等手段影响村民对植物偏好，从而自下而上调控乡村绿化植物景观，但还需进一步探讨针对性引导的具体方式。

5 结论

（1）2016年凌河镇24个调查村庄整体树冠覆盖面积为1 213 875.7 m²，树冠覆盖率整体为10.05%，较2012年有所下降，且新村下降幅度较大，新村平均树冠覆盖率由2012年的16.86%下降至2016年的11.18%，旧村平均树冠覆盖率由2012年的12.50%下降至2016年的9.07%。

（2）研究区新村与旧村整体上杨树景观仍具有较大优势性。新村与旧村水岸林景观差异不大，庭院林和道路林景观呈现一定差异。与旧村相比，新村庭院林杨树和白花泡桐景观减少，刺槐、国槐和垂柳景观优势性消失，同时日本樱花、二球悬铃木、木瓜海棠和香椿景观增多，柿树景观保持稳定。与旧村相比，新村道路林杨树、国槐、刺槐、垂柳和合欢植物景观减少，日本樱花、广玉兰、木瓜海棠、紫薇和二球悬铃木景观增多，柿树景观保持相对稳定。

（3）研究区乡村人居林整体人文特征包括审美观赏、食用补给、情感寓意3个类型。旧村庭院林包含审美观赏、食用补给、情感寓意3种类型，新村则只包含审美观赏、食用补给2种类型，缺少情感寓意类，新村审美观赏与食用补给类型的优势度均比旧村有所增长，审美观赏和食用补给仍旧为乡村庭院林首要需求。与旧村相比，新村道路林和水岸林情感寓意类型逐步减少，植物寓意文化正逐步随植物客观生长环境与村民主观需求的变化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