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强调了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利用对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民生建设的重要性。近年来, 我国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 规模化养殖水平显著提高, 保障了肉蛋奶的供给, 但大量养殖废弃物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和利用, 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自2013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发布以来, 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成为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 各地政府不断加大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管理力度, 采取控制环境承载力、合理规划布局、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粪污零排放及达标排放等多项“严管”措施。但养殖污染的分散性、公共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些措施和政策的效果^[1]; 而且养殖总量控制与养殖成本提高的同时也引发了猪肉产品供给安全和养殖户生计保障等重要民生问题。故有学者提出对于畜禽养殖面源污染防治, 从宏观视角选择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政策的同时, 不能忽略微观层面“由内到外”和“自下而上”从源头上深度剖析养殖主体的环境行为^[2-4]。因此, 加强对规模化畜禽养殖户环境行为的引导和规制, 促进规模养殖户采取环境友好行为, 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模化养殖是当前我国生猪养殖的主要模式之一，为此, 以规模化生猪养殖户为研究对象, 基于扎根理论开展养殖主体环境友好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从养殖活动及规制政策中探究养殖主体环境友好行为的深层次原因, 并构建环境行为的理论模型, 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能够避免假设-演绎推理方式之下呈现出的环境友好行为逻辑解释不统一的现象。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 公共政策和环境心理学领域学者开始持续关注农村畜禽养殖主体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规制问题。总结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 以下2个方面的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一, 影响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因素有哪些?其二, 除直接的行政监督干预之外, 养殖户环境行为的社会性、经济性规制措施有哪些?这些规制措施的有效性如何?

针对第1个问题, 当前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心理认知因素、人口学统计特征、养殖特征等方面探索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影响因素。学者们关注的心理认知因素包括环境态度^[5-6]、风险感知^[7]、主观规范^{[4, 8]}、环境价值观^[9]、环境意识^{[2, 5]}、环境影响认知^[2]以及行动意向^[10]等。针对这些因素, 不同学者不仅在具体因素的选取和表征上存在差异, 而且研究结论也未能统一。如张郁等^[5]主要关注环境态度与风险感知因素, BURTON^[6]则重点关注环境意识和环境影响认知的影响。刘雪芬等^[8]和林丽梅等^[4]都分析了养殖户主观规范的影响效应, 但关于主观规范的表征及其对养殖户环境行为影响效应的分析结果却迥然不同。林丽梅等将主观规范作为核心变量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主观规范对养殖户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刘雪芬等则将主观规范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提出主观规范因素对养殖业私人经营行为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人口统计特征研究主要集中于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等方面, 养殖特征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于养殖收入^[11-12]、养殖年限^{[2, 7]}、养殖规模^[3-4]等。对于人口统计特征和养殖特征方面的行为差异得到多数研究文献的证实, 但各因素作用方向及程度却莫衷一是。

关于第2个问题, 税收与排污费是国外学者结合政策实践关注的重点^[13]。国内学者普遍共同关注畜禽养殖污染补贴对养殖主体污染防治行为、沼气技术采纳、低碳养殖行为以及粪污处理行为等^{[3, 5, 14-15]}, 实证分析发现排污收费及技术推广与指导等政府规制措施对规模养猪户绿色养殖模式的演化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16]。此外, 粪便处理技术支持、粪便排污费、粪便排污技术标准、沼气补贴和粪肥交易市场亦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畜禽养殖污染管控措施^[17-18]。

综上所述, 当前学术界虽针对畜禽养殖面源污染防治开展了丰富的研究, 但依然需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第一, 多数文献主要通过设计结构化量表对养殖主体进行大样本调查, 采用量化研究方式检验理论假设, 从研究结论来看, 关于养殖主体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 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第二, 关于各影响因素对环境友好行为的作用机制, 现有的研究文献大多缺乏深入研究。很多文献侧重于考察各独立解释变量对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 缺少一般性行为理论框架对各影响因素与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系统化理论解释。第三, 基于横截面数据开展的环境规制与养殖户环境行为因果关系的探讨, 难以准确揭示规制政策的真实效应。笔者拟运用扎根理论的质化研究方法, 以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作为变量范畴, 探究其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的作用机理, 以期为政府制定有效引导和约束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2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由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率先提出, 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 其研究对象应该是“解释性真实(interpretive realities)”, 强调社会科学研究要基于对日常真实生活的仔细观察以及被观察者对事件的理解。因此, 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运用系统化的分析程序, 从实地观察获取的大量定性原始资料着手, 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系统分析和归纳, 逐步提取出相关概念和范畴, 然后不断对这些概念和范畴进行浓缩, 并梳理各个概念、范畴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最终实现理论构建^[19]。该方法舍弃了假设-演绎的方式, 通过规范、严谨的研究程序所构建的理论牢牢扎根于经验数据, 能够克服一般定性研究缺乏规范的方法论支持、研究过程难以追溯和检验、得出的结论说服力不强等问题, 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最科学的方法论和最适于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20]。

对于畜禽养殖环境友好行为形成机理, 不仅学术界暂无成熟的变量范畴和表征量表，而且从实地调研和访谈来看, 很多养殖户甚至是畜禽养殖管理部门对养殖污染防治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因而直接设计无差异的结构化问卷，对养殖户进行大样本量化研究未必有效。鉴于此, 通过非结构化访谈方式对畜禽养殖管理部门以及代表性养殖户进行访谈以收集第一手资料, 严格依据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相应程序, 基于定性文本资料, 经由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等步骤构建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逻辑的理论模型。

2.2 资料来源说明

以规模化生猪养殖户(据《中国畜牧业年鉴》统计口径, 规模化指常年存栏50头以上的专业养猪户)为研究对象, 采取问题聚焦访谈法和实地观察记录等方法来获取原始的定性资料。由于扎根理论方法要求受访者对研究问题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故将基层政府畜禽养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具有较高受教育背景的养殖户等作为焦点人群开展实地访谈。课题组于2016年在福建省南平、龙岩、三明等生猪主产地共选择247位受访对象。其中, 规模化养殖户代表共214位, 非养殖主体共33位。规模养殖户样本的选取按照多段与分层抽样方法获取。首先, 根据生猪养殖业的发展水平, 在3个设区市分别选取延平、邵武、新罗、上杭以及尤溪共5个县(市、区), 运用分层逐级抽样方法在5个地区抽取样本养殖户, 即在每个县(市、区)随机选取3~4个养殖总量差异化的乡镇, 依据村庄生猪养殖密度随机选取高、中、低的3~4个行政村, 再在各村庄选取3~4户具有较高教育背景的重点养殖户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规模化养殖户的基本资料统计如表 1所示。

非养殖主体访谈对象主要包括3类主体：一是上述5个县(市、区)及其下辖部分乡镇的畜牧管理部门和环保部门负责人, 共10人; 二是具有较高受教育背景的规模化生猪养殖户代表, 共16人; 三是与生猪养殖粪便资源化利用关系密切的种植户和普通村民, 共7人。访谈工作主要采用个人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针对养殖户代表共进行了26场焦点访谈(平均每个焦点小组约8人), 每次访谈耗时1~1.5 h; 针对畜牧与环保工作人员、种植户、普通村民及养殖户代表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 共开展33人次访谈, 每次访谈时间约1~1.5 h。在所获取的第一手访谈资料中, 随机选择134份(115份养殖户和19份非养殖户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和变量筛选, 剩余113份(99份养殖户和14份非养殖户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

3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通过对大量原始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标签、登录等整合工作, 在持续比较分析过程中实现对访谈内容的概念化和范畴化。为了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影响, 在整合过程中要求尽量从受访者原话标签编码中发掘初始概念(表 2)。

据此, 首先对247位被访谈对象的观点陈述资料进行整理归类, 为保证概念和范畴的清晰界定, 删除回答过于简单或模糊的语句, 对有效的访谈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 最终共得到764条原始语句及相应的初始概念。其次, 由于初始概念资料数量非常庞杂且不同概念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需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范畴化过程中, 一方面要剔除重复频次极少的初始概念(频次少于2次), 仅选择重复频次在3次以上的初始概念。为节省篇幅, 表 2仅节选每个范畴的3条原始资料语句及相应的初始概念。

3.2 主轴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上, 为进一步提炼形成主范畴, 还需进行主轴编码, 即基于因果关系、时间关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和功能关系等梳理由开放式编码编译出的概念类属的逻辑联系, 对开放式编码中被分割的资料进行聚类分析, 基于此分析每个聚类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潜在联结关系, 最终实现在不同的范畴之间建立合理的逻辑关联。据此, 除环境友好行为外, 共归纳出行为意向、心理认知、行为实施成本、环境规制政策4个主范畴。各个主范畴及其对应的开放式范畴如表 3所示。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概念类属的逻辑关系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处理范畴与范畴间的关系。这一过程的目的旨在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 同时进一步提炼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的联结关系, 并以“故事线”形式描绘整体行为现象, 最终根据“故事线”即可发展出新的实质理论构架。据此思路所构建的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如表 4所示。

笔者确定了畜禽规模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以及对其有显著影响的行为意向、心理认知、行为实施成本、环境规制政策4个主范畴。其中, 心理认知因素是间接内驱因素, 通过影响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意向间接决定养殖户的环境友好行为; 行为意向是心理认知-环境行为的中介变量, 它直接决定养殖户是否实施环境友好行为; 行为实施成本和环境规制政策则调节着行为意向-环境行为之间的联结关系。以此典型关系结构为基础, 得到畜禽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即认知-意向-情境-行为模型, 如图 1所示。

3.4 饱和度检验

利用另外的113份访谈样本记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 结果发现, 上述理论模型范畴较为充实丰富, 对于所提炼出的4个主范畴(行为意向、心理认知、行为实施成本、环境规制政策)均未发现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 且这4个主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构成因子, 表明上述认知-意向-情境-行为模型是饱和的。

4 模型阐释与研究发现

据上述分析可知, 认知-意向-情境-行为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释生猪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形成机理。具体来讲, 环境友好行为的驱动因素可以归纳为4个主范畴:行为意向、心理认知、行为实施成本和环境规制政策, 但他们对养殖污染防治行为的作用机制并不一致, 具体阐释如下。

4.1 心理认知因素的间接作用效应分析

心理认知是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间接驱动因素, 通过影响行为意向间接决定养殖户是否实施环境友好行为。心理认知是养殖户对养殖活动及其污染事件的综合认识、分析判断、做出决定的心智过程^[21]。通过深度访谈和实证研究发现, 养殖户心理认知由环境态度、环境问题感知、主观规范等因子决定, 这些因子通过影响养殖户的心理偏好从而促使环境友好行为的发生, 是一种前置因素或诱致因素。目前诸多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都把心理认知视为环境行为最重要的一个预测变量^{[4, 10, 18]}, 但由于多数研究基于量化结构数据的研究, 对心理认知与其环境行为内在影响机理尚缺乏深入的剖析。在此, 基于深度访谈和实证研究, 从心理认知构成因子及其强度进行深入分析。

环境态度是养殖户对实施环境友好行为所持有的一般而稳定的具有明显倾向的主观评价^[22], 包括生态理性、责任认知和环境知识3个方面。当养殖户对污染防治必要性认知、对自身主体责任的认同度越高或相关的环境知识储备越多, 则其采取环境友好行为的动机将越强烈。从环境态度因子的强度来看, 当前养殖户对于养殖污染防治尚且缺乏理性认识, 认为“A16和工业污染比起来，养猪污染较轻, 环境能自然消解”, 同时, 知识储备不够同样阻碍养殖户形成积极的行为实施倾向。而得益于当前研究区域大力度的“谁污染谁治理”宣传引导政策, 访谈过程中能普遍感受到养殖户对自身责任的理性认知。

主观规范强化了养殖户对批评的回避和通过融入社会来获得承认的渴望^[23]。这一点在具有“熟人社会”特征的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对于养殖户而言, 其在决定是否实施环境友好行为时的主观规范心理效应来自其所感知到的社会规范、相似人群的行为方式、政府政策导向等。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并非单纯出于成本收益评估的理性行为选择, 更是对相似主体行为选择的参照和对其他利益主体相应诉求的积极响应, 一定程度上具有利他主义与集体行动的属性。随着政府加强对禁建区、禁养区的划定和执行, 养殖户对相应的限制养殖政策“耳濡目染”, 强化了其所感知到的政策压力。此外, 随着农村居民的环境与健康意识的日益增强, 其对生活环境污染的敏感度也逐渐提高, 由此形成的特定群体规范也成为养殖户采取污染防治行为的重要约束。

环境问题感知是指养殖户对由养殖污染导致的环境变化给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带来各种影响的心理敏感程度。角色身份的多样性是导致养殖户形成复杂问题感知的关键原因。养殖户在养殖污染及其治理中涉及多元利益需求和多重复杂角色, 既是污染的制造者、治理政策的执行者, 也是面源污染的受害者。损失风险感知、问题意识以及政策感知3个范畴恰恰与其复杂身份特征相吻合。畜禽养殖具有生产经营的一般性质, 养殖户生产决策大多基于成本收益评估, 因此, 在养猪业面临极大的环境风险的当下, 损失风险感知成为影响养殖户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重要认知来源。同时, 当前短频、高压的治污措施并没有使养殖户真正意识到污染防治的必要性, 访谈过程中养殖户多次提及“农村地区对养殖污染的自动消解作用”。此外, 养殖户的政策不稳定性感知亦是动摇其积极治污心理倾向的重要原因。

4.2 行为意向因素的中介效应分析

行为意向直接决定养殖户是否实施污染防治行为。认知行为关系的相关理论及研究证实了认知与最终行为的不完全一致性现象^{[4-5, 8]}, 但对于不一致性的内在机理并未有统一解释。据范畴界定与归纳, 养殖户行为意向包括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2个类属, 目标意向为由环境友好行为衍生的目标驱动因子, 执行意向表现为以具体技术、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为行为动机因子。养殖户对养殖污染的风险感知促使其形成以规避损失、健康及环境风险为目标的治污心理偏好。以生计维持为目的的动机来源反复地被众多养殖户所强调:“A18做了污染环保设施, 就可以继续养猪。”由于农牧生态循环以及有机肥销售市场的发展滞后, 养殖污染治理所产生的附加效益并未对养殖户形成有效激励。心理认知偏好影响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意向, 而行为意向直接决定污染防治行为实施的作用机理, 故将行为意向界定为影响心理认知-行为关系的中介变量。

4.3 行为实施成本和环境规制政策的调节效应分析

行为实施成本是影响养殖户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内在情境因素, 是环境友好行为的启动因素; 环境规制政策是影响养殖户实施污染防治行为的外在情境因素, 是环境友好行为的强化因素。它们是使环境友好行为动机得以实现的因素, 通过影响行为意向-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强度或关系方向而起作用, 属于调节变量。当前, 多数规模养殖仍以家庭户经营形式为主, 是典型的理性小农经营, 直观、短期的成本-收益评估是其进行行为决策的直接依据。而在具有一定集体行动性质的环境友好行为实施中, 在将行为动机付诸行动时, 养殖户对自身行为能力及其效果的评估同样属于其成本和收益评估的范畴。如若时间成本、心理成本以及经济成本相对较低, 将促进行为意向向实际行为转变, 反之, 即便拥有强烈行为动机, 实际行动的付诸也会受到极大限制。

养殖污染问题主要体现在外部性和公共环境产权上, 从理性小农角度出发, 在缺失外部监控的条件下, 规模养猪户往往缺乏环保意愿。环境规制是对养殖污染外部性、产权不明晰和对养猪户环保动机缺失的补充。不同政策规制职能的履行对养殖户污染防治过程的信息摄取、防治技术指导以及政策的传达等方面具有不同的作用。相应地, 不同规制水平下的规模养猪户污染防治行为会有不同的反映与表现。当环境行为较难实施的时候, 其对行为意向的依赖就会减弱, 而情境变量对环境行为影响力就会增强^{[21, 23]}。正如当前, 研究区域实施高强度的治污管制以及猪价市场行情趋好等情况, 在这些情境因素对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实施产生较大作用效应的同时，养殖户自身所秉持的治污意向作用效应则被大大削弱。可见, 行为成本及环境规制措施内外部情境变量与行为意向之间并非平行作用的影响因素, 而是此消彼长共同作用于养殖户的污染防治行为。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研究表明, 环境心理认知、行为意向、行为实施成本和环境规制4个主范畴对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 心理认知是前置变量, 行为意向是心理认知与行为关系的中介变量, 行为实施成本和环境规制政策分别是行为意向和环境行为的内外部情境调节变量。基于此, 构建了认知-意向-情境-行为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逻辑解释模型。这一模型分别证实和进一步补充了Ajzen等的计划行为理论(The Planed Behavior, TPB)和Guagnano等的态度-情境-行为(Attitude-Context-Behavior, ABC)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由意向直接决定, 意向则形成于特定的心理认知因素, 但其假设行为个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一致且稳定。对此, 笔者所构建模型则综合考虑不同情境变量对主体行为的影响以及特定情境变量对不同个体行为的差异情况。ABC理论认为环境行为是个体的环境态度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即将所有心理认知统一归纳为环境态度, 对其内在心理效应的产生缺乏深层解释。对此, 研究认为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不仅受到外部情境因素(环境规制政策)的调节, 还受到内部情境因素(行为实施成本)的调节。此外, 通过深度访谈拓展心理效应的构成因子, 包括环境态度、主观规范和问题感知等, 以主观规范为例, 群体参照、社会压力和政策压力等因子都是中国文化情境下农村地区的特有元素, 提高了对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动机形成的解释力。

5.2 政策建议

(1) 加大对生猪养殖户的宣传教育力度, 丰富宣传方式和手段, 运用和强化非正式制度的惩戒监督、价值导向和传递内化等功能以提升养殖户生态责任意识, 强化其对养殖环境、健康风险和损失的认知及其对相关政策的理解能力和感知水平, 促进养猪全过程环境友好行为的实施。与此同时, 加强对猪场周围民众环境风险的宣传教育, 从而更好地发挥周围民众对猪场排污的监督作用。

(2) 基层相关部门在制定污染防治补贴和提供技术支持时要多听取养殖户意见, 并通过协商、对话与决策等渠道达成合理及适用的区间, 提高养殖户对规制措施的心理接受程度, 降低其心理成本。同时, 应通过技术培训、生态补贴、集中型治污设施的投入等为养殖户提供技术及经济等条件支持, 以降低养殖户进行污染防治的相对成本。

(3) 进一步完善生猪养殖污染物治理的奖惩措施, 创新对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生态补偿的方案, 加大对猪场未实施标准化建设的整改和检查工作, 多管齐下, 全面完善对生猪养殖全过程风险的管控及养猪户环境友好行为奖惩制度的实施。

(4) 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增大, 每个养殖主体纷纷开发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农业种植地以消纳养殖废弃物实属困难。对此, 从用地政策、资金扶持、设施补贴等相关配套措施入手支持种养结合模式生态农业产业链的发展, 同时加快有机肥生产、销售及消费等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