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91;
3.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stry Policy and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jing 100091, China;
3.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of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jing 100872, China
2014年以来, 政府密集出台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一系列养殖环保政策法规, 各地纷纷重新划定“禁养区”, 加大了环保执法力度, 畜禽规模养殖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 同时新政策更加突出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 以种养结合、循环利用为主体, 解决粪便还田利用的瓶颈问题。江苏是畜禽养殖大省, 2015年全省生猪出栏2 978.32万头, 规模化水平较高, 全省年出栏500头以上的大中型规模养殖比例达64%, 居全国第6, 而全省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下散户为47.8万户, 生猪出栏量仅占全省出栏总量的12%,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域内河网密布,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形势严峻。2012年9月, 江苏省农委与省环保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源污染减排工作的意见》, 将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到农业源污染96%的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作为农业源减排的“一号工程”。2016年8月, 江苏省农委出台《江苏调整优化畜禽养殖布局推进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 规划截至2017年底, 完成全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关闭或搬迁工作, 到2020年, 全省稳定生猪出栏量在3 000万头左右, 年出栏50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比例达80%, 家禽出栏7.5亿只, 羊出栏800万头, 奶牛存栏21万头; 规模场畜禽粪便处理设施基本全配套, 粪便综合利用率达95%, 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与种植业布局相协调的生产格局, 实现畜禽养殖污染基本治理和畜禽生产基本稳定的双重目标。
畜禽粪便具有资源属性, 种养结合是实现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和治理养殖污染的重要途径。在国家、省域尺度, 我国种养总量失衡与省域间结构差异并存。2009年, 我国单位耕地面积的畜禽氮污染平均负荷已达138.13 kg·hm-2, 其中四川等6省市高达202.98 kg·hm-2以上, 远超出欧盟农业政策规定的粪肥年施氮量170 kg·hm-2的警戒线, 其余大部分省区已接近该警戒值[1]; 2010年, 我国畜禽养殖环境总容量为129.56亿头猪当量, 实际养殖总量约占环境容量的1/4, 但考虑化肥的使用情况, 约有20个省超过本省50%环境容量[2]。在县域尺度, 阎波杰等[3]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安徽省县域耕地畜禽养殖废弃物氮负荷量的空间格局和空间演变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2004—2012年间, 安徽省各县市耕地畜禽养殖废弃物氮负荷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潜在的空间依赖性。在农场或园区尺度, 研究认为种养结合园区能够较好地实现养殖废弃物循环利用和系统能量投入产出平衡, 但合理的经济激励政策、科学的养分管理措施、足够的农田消纳面积和适当的养殖密度是实现种养结合良性循环的关键[4-6]。欧美发达国家畜禽养殖业规模化发展较早, 他们大多采取集约化、农场化的种养结合模式, 养殖场通过配套足够的土地或与周边种植业农场合作以消纳畜禽粪便, 并且根据土地面积严格控制养殖规模[7], 这种农场间的种养合作被认为是经济和效率优化的结果, 可以实现畜禽养殖和农作物生产的畜禽粪便交易成本最小化以及肥料利用效率最大化[8]。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被广泛运用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愿意的影响因素研究。张晖等[9]基于长三角地区207户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运用多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的影响因素; 王鹏等[10]基于福建南平地区286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运用多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张郁等[11]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 研究了环境风险感知对湖北省280户规模生猪养殖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文献回顾发现, 在政策层面推动区域种养结合, 实现畜禽养殖生产与生态协调发展, 既要考察区域种养平衡状况, 为种植与养殖产业空间规划布局做好支撑, 又要量化分析养殖业主实施种养结合意愿的影响因素, 为制定激励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当前, 在种养平衡和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意愿方面的研究已十分丰富, 但综合运用这2种方法更有助于系统研究特定区域种养结合问题。为此,笔者试图估算江苏全省及各地市种养平衡空间状况, 并考察畜禽养殖场种养结合意愿的影响因素, 以期为江苏省种养产业规划布局和畜禽养殖场种养结合政策出台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区域种养平衡估算(1) 数据来源。畜禽养殖存出栏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3年《江苏统计年鉴》和《江苏农村统计年鉴》, 部分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畜牧业年鉴》。参照文献[9, 12]和畜禽养殖生产实践, 生猪的饲养周期一般为199 d, 以年出栏量作为当年饲养总量; 牛按用途分为肉牛、役用牛和奶牛, 肉牛一般1 a内出栏, 役用牛和奶牛饲养周期一般大于1 a, 故肉牛采用年出栏量作为当年饲养总量, 役用牛和奶牛采用年末存栏量作为当年饲养总量; 羊、马、驴和骡的饲养周期一般大于1 a, 故采用年末存栏量作为当年的饲养总量; 家禽的饲养周期一般小于1 a, 故采用年出栏量作为当年的饲养总量。
(2) 估算方法。农田生产系统的氮磷平衡状况是决定土壤肥力、农作物产量和农业环境影响的重要因素, 系统氮磷缺损会降低土壤肥力, 造成作物减产; 系统氮磷盈余会增加土壤氮磷的流失风险, 威胁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13]。鉴于农田氮磷流失监测困难, 随机性强, 运用土壤表观养分平衡理论, 核算农田生产系统氮磷等养分盈余或缺损状况, 是分析农业环境影响的重要方法。土壤表观养分平衡理论的核心是农田系统养分守恒, 在农田系统中化肥和畜禽粪便是养分输入的主要来源, 作物移走和养分损失则是养分输出的主要途径, 良性的农田系统养分输入量与输出量应相等, 即:化肥养分输入量+畜禽粪便养分输入量=农作物移走养分量(假定农作物秸秆全部还田)[14]。为评估特定区域畜禽养殖污染水平, 假定畜禽粪便不跨区域流动。计算公式为
$ M = F/S{\rm{ }}, $ | (1) |
$ f = {Y_{{\rm{N/P}}}}/({Y_{\rm{m}}} + {Y_{{\rm{N/P}}}}), $ | (2) |
$ F = {Y_{\rm{m}}} + {Y_{{\rm{N/P}}}}-{Y_{\rm{c}}}, $ | (3) |
$ {Y_{\rm{m}}} = \mathop \sum \limits_{i = 1}^m {Q_i} \times {r_i} \times {p_i}, $ | (4) |
$ {Y_{\rm{c}}} = \mathop \sum \limits_{j = 1}^n {C_j} \times {\theta _j}。$ | (5) |
式(1)~(5)中, M为区域农田土壤氮(磷)盈余强度, kg·hm-2; F为农田土壤氮(磷)盈余量, 万t; S为农作物播种面积, hm2; f为化肥氮(磷)投入占农田氮(磷)投入比例, %; Ym为畜禽粪便含氮(磷)量, 万t; YN/P为化肥中氮(磷)折纯量, 万t; Qi为第i种畜禽的存栏或出栏量, 万头或万只; ri为第i种畜禽的粪便排泄系数, t·a-1; pi为第i种畜禽的粪便的氮(磷)含量, %; Cj为第j类农作物年产量, 万t; θj为第j类农作物100 kg产量所需的氮(磷)比例, %; Yc为农作物移走的氮(磷)量, 万t。采用M值估算区域农田土壤氮(磷)环境风险, f表示化肥投入对农田氮(磷)盈余的贡献。
畜禽粪便和农作物氮磷含量参照文献[12, 15-16]获得(表 1~2)。
该研究中养殖场种养结合指畜禽养殖场将养殖与种植相结合, 利用畜禽粪便就近还田用于农作物种植。根据已有研究, 畜禽养殖场实施种养结合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主要有:
(1) 养殖场业主对养殖污染的认知。与传统农户散养不同, 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便的随意排放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养殖业主对养殖场畜禽粪便排放对周边环境危害的认知程度越高, 通过种养结合治理粪污的意愿越强[17]。
(2) 政策引导作用的影响。现行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政策主要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2类。环保部门对养殖场环境监管越严格, 养殖场通过种养结合治理粪污的可能性越高; 业主对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经济激励政策了解越多, 开展种养结合治理粪污的意愿可能越强; 已获得过相关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政策补贴的养殖场, 实施种养结合治理粪污的意愿可能越强[18]。
(3) 社会网络行为影响。养殖场业主处在特定社会网络之中, 业主的种养结合意愿受到周边社会网络行为的影响[19]。采用种养结合的同行越多, 可能意味着实施种养结合的经营风险越小, 业主实施种养结合的意愿可能越高。养殖场因环保问题影响到与周边村民、村委会或政府的关系, 其来自社会的环保压力越大, 业主实施种养结合的意愿可能越高。
(4) 养殖业主个体特征。养殖业主行为决策与其个体特征密切相关[20],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业主环保意识越高, 实施种养结合的意愿可能越高; 养殖场养殖规模越大, 畜禽粪便排放量越大, 环保压力也就越大, 实施种养结合开展粪污治理的意愿可能越高; 养殖场通过流转或与周边农民合作的方式, 拥有的配套土地越多, 通过种养结合开展粪污治理的意愿可能越高; 养殖场经营效益越好, 越有能力开展环保治理, 实施种养结合开展粪污治理的意愿可能越高; 同时, 种养结合不仅是消纳养殖粪污的一种手段, 也是一种经营模式, 需要养殖业主具备生态农业经营能力, 养殖业主对种养结合经营难度的认知, 也会影响其实施种养结合的意愿。
据此, 以畜禽养殖场种养结合的意愿为因变量, 以养殖业主环境认知、政府引导行为、社会网络行为和养殖业主个体特征等因素为自变量, 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分析畜禽养殖场种养结合意愿的影响因素。多元Logistic模型的表达形式为
模型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畜禽养殖密集的环洪泽湖流域淮安(淮阴区、淮安区、清浦区)和宿迁(泗阳县)184家规模化养猪场的调研。环洪泽湖地区是江苏畜禽养殖密集区, 2013年淮安和宿迁2市生猪、肉牛和家禽出栏量分别占全省总量的23.68%、26.92%和24.34%, 且紧邻湖区的洪泽县等6县(区)生猪、肉牛和家禽出栏量分别占全省的12.92%、22.86%和11.98%。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于2011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五大淡水湖泊保护与发展报告》指出, 洪泽湖每年入湖污染物总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湖泊的自净能力, 且对洪泽湖周边产业调查发现, 湖区万元产值污染水平以畜禽养殖业的排污水平最高。从一定程度上而言, 环洪泽湖地区畜禽养殖业发展所面临的污染问题正是现阶段江苏畜禽养殖业发展面临环境约束的缩影。模型相关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3。
从农田氮磷盈余强度的变化趋势(图 1)来看, 2001—2013年江苏全省及各地市氮磷盈余强度总体上呈现出上升—下降的2阶段特征, 且相对于2001年, 2013年全省及多数地市氮磷盈余强度下降幅度较大, 全省农田氮磷平衡状况正在改观。在农田氮盈余强度方面, 全省和南京、无锡、常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7地市在2003年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 苏州和扬州2地市在2004年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 镇江、南通和徐州在2007年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 泰州农田氮盈余强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徐州和宿迁氮盈余强度虽然呈现下降趋势, 但2013年的氮盈余强度明显高于2001年。农田磷盈余强度与氮盈余强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全省以及南京、无锡、连云港、淮安、盐城及宿迁6地市在2003年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 苏州和扬州在2004年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 镇江和南通在2007年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 泰州磷盈余强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而常州和徐州磷盈余强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但徐州磷盈余强度在2011年后有所回落。
从农田氮磷盈余强度水平(图 1)来看, 各地市普遍存在农田氮磷盈余现象, 苏北各地市氮磷盈余强度普遍高于苏南、苏中地区。2013年, 全省农田氮盈余强度为113 kg·hm-2, 其中4地市高于全省总体水平, 从高到低依次为徐州(253.91 kg·hm-2)、宿迁(180.78 kg·hm-2)、连云港(120.29 kg·hm-2)和淮安(117.77 kg·hm-2); 9地市低于全省总体水平, 从高到低依次为盐城(83.12 kg·hm-2)、常州(75.11 kg·hm-2)、南通(70.00 kg·hm-2)、扬州(52.90 kg·hm-2)、苏州(49.96 kg·hm-2)、无锡(48.98 kg·hm-2)、南京(24.42 kg·hm-2)、泰州(4.88 kg·hm-2)和镇江(-8.26 kg·hm-2), 镇江自2012年已出现农田氮亏损, 泰州已接近农田氮平衡。2013年, 全省农田磷盈余强度为23.13 kg·hm-2, 其中3地市高于全省总体水平, 从高到低依次为徐州(80.78 kg·hm-2)、宿迁(43.63 kg·hm-2)和常州(35.21 kg·hm-2); 10地市低于全省总体水平, 从高到低依次为淮安(20.01 kg·hm-2)、南通(16.87 kg·hm-2)、盐城(16.27 kg·hm-2)、连云港(12.69 kg·hm-2)、无锡(4.88 kg·hm-2)、苏州(2.97 kg·hm-2)、扬州(-0.81 kg·hm-2)、南京(-1.85 kg·hm-2)、镇江(-15.38 kg·hm-2)和泰州(-18.55 kg·hm-2), 南京、镇江、扬州和泰州分别自2012、2009、2011和2007年起出现农田磷亏损。
回归结果显示, 养殖业主对养殖场对周边环境污染程度的认知、是否获得过养殖环保政策补贴、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业主文化程度、养殖规模(年存栏规模)和配套土地面积6个因素对养殖场种养结合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而养殖场业主对畜禽养殖粪便资源化利用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否得到同行的推荐、是否因环保问题影响到与周边农民、村委会或政府的关系以及养殖场经济效益情况这4个因素不具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 养殖业主对周边环境污染程度的认知对其种养结合的意愿具有显著负影响, 与前文预期假设不一致。模型中变量X1的系数为负, 即养殖业主认为养殖场对周边环境影响越小, 开展种养结合的意愿越高, 与预期假设不一致, 原因可能来自2个方面:一是因养殖污染问题十分敏感, 养殖业主在填写调查问卷时有意回避该问题, 刻意淡化养殖场对周边环境污染的程度; 二是种养结合能实现畜禽养殖粪便的资源化利用, 经营得当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养殖场即便能够较好地处理好养殖粪污, 未对周边环境未造成污染, 仍愿意开展种养结合。
(2) 是否获得过养殖环保财政补贴对养殖业主的种养结合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 与前文预期假设一致。模型中变量X3的系数为正, 养殖业主获得过养殖环保财政补贴, 开展种养结合的意愿越高, 与预期假设一致。种养结合是治理养殖污染的一种手段, 在环保领域享受过财政补贴的养殖业主, 相对于未享受过补贴的业主, 其对政策导向的认知更清晰, 会更愿意相信实施种养结合会得到政策的支持, 由此开展种养结合的意愿就越高。
(3) 是否有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对养殖业主的种养结合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 与前文预期假设一致。模型中变量X4的系数为正, 养殖业主面临的环境监管压力越大, 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意愿越高, 与预期假设一致。新《环境保护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实施, 尤其是禁养区的划分, 使养殖场面临前所未有的环保压力, 养殖场环保不达标将面临高昂的处罚, 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倒逼养殖场开展种养结合与污染整治。
(4) 业主文化程度对其种养结合意愿具有显著负影响, 与前文预期假设不一致。模型中变量X7的系数为负, 养殖业主文化程度越低, 开展种养结合的意愿越高, 与预期假设不一致。已有研究中, 养殖业主环保意识会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与预期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养殖业主多是年轻一代, 对种植业缺乏经验, 从专业化的角度理解, 认为自身经营好种养结合的难度较大, 同时种养结合更是一种传统理念, 文化程度低的业主一般年龄较大, 对种养结合的认同感更强。
(5) 养殖场年存栏生猪规模对其种养结合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 与前文预期假设一致。模型中变量X8的系数为正,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养殖业主的种养结合意愿越高。养殖规模越大, 畜禽粪便处理的环保压力越大, 养殖场更愿意开展种养结合治理畜禽粪污。
(6) 养殖场的农地配套规模对其种养结合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 与前文预期假设一致。模型中变量X9的系数为正, 养殖场配套的土地面积越多, 养殖业主开展种养结合的意愿越高。农地是种养结合的必备条件, 养殖场能够流转到足够的农地或周边农民愿意与其达成粪肥消纳协议, 养殖场才具备开展种养结合的条件, 实施种养结合的意愿就会越高。
3 结论与建议基于对省域农田氮磷平衡状况的考察, 2001—2013年间江苏全省及各地市普遍存在农田氮磷盈余现象, 化肥的过量投入是造成农田氮磷盈余主要驱动因素, 全省及各地市氮磷盈余强度总体上呈现出上升—下降的2阶段特征, 苏北各地市氮磷盈余强度普遍高于苏南、苏中, 但相对于2001年, 2013年全省及多数地市氮磷盈余强度下降幅度较大, 全省农田氮磷平衡状况正在改观。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养殖场种养结合意愿的影响因素, 得出养殖场是否获得过养殖环保政策补贴、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养殖规模和配套土地面积等因素, 对养殖场种养结合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种养结合是促进畜禽粪肥还田、防治畜禽养殖污染和实现化肥减量化的重要手段, 在省域层面推动畜禽养殖业种养结合, 应在执行中央政府出台的相关法规政策的基础上, 做好农田养分管理和种养平衡空间规划, 科学合理地确定各地畜禽养殖规模, 实现畜禽粪便排放与农业种植需肥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匹配。加强畜禽养殖环境监管, 并对实施种养结合的畜禽养殖场给予扶持, 鼓励大中型养殖场流转土地, 开展农牧一体化经营, 引导小规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散户采取多元化的集中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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