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农业作为民生之基，其基础性地位不可动摇。然而如今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的耕地退化和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生态问题日渐突出，在此情况下农户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不但是响应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体现，更是保护耕地，发展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农业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言“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在中国小农经济占重要地位的特殊情景下，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主体，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为农户树立科学的生态观，提高农户的生态自觉意识^[1]，使其自觉地采纳并主动实践绿色化生产技术是推动我国生态农业体系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动力^[2]。

目前，家庭农场已初步具备生态自觉性，即已开始注重采取减少农业污染、保护地力、节约资源的绿色生产技术^[3]，而作为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主体的农户，其生态自觉性如何？对此，已有学者认识到培育主动使用并因地制宜创新生态农业技术“新农人”的重要性^[4]。也有研究指出自然环境、外部技术支持、政府政策等客观条件会限制农户自觉采纳绿色化生产技术的意愿和行为^[5-8]，但鲜有研究考虑到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自觉采纳绿色化生产技术的影响。即使有研究关注到家庭总收入会影响农户生产方式的选择意愿^[9-10]，也仅仅将其作为众多变量之一，而且多以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为重点^[11]。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行为选择是在预测行为选择后果的基础上，做出他们认为能达到利润最大化的选择^[12]，而且“前景理论”认为大多数人在面临收获时，是寻求风险规避的。尤其是在确定的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不愿冒险而会选择确定的收益。在当前大部分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经济结构单一，不考虑市场价格、自然条件等情况下，农户根据已有的农业生产经验，对按照传统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收益较为确定，采用新技术一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另一方面所带来的收益无法确定，因此对于新技术的采纳十分慎重。尤其是在排除了政府政策及技术条件等外部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无论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还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家庭经济水平是影响农户生态自觉性的重要约束条件。可见，将家庭经济水平作为关键影响因素纳入模型，研究其对农户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有利于丰富已有研究，对促进绿色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蔡颖萍等^[3]对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分析为基础，从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生产主要形式的现实情况出发，探究小农户的生态自觉性如何，家庭经济水平是否会影响农户的生态自觉性，从而影响绿色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生态自觉性是否更高？为了回答以上问题，笔者通过描述性研究对比分析不同家庭经济水平农户的生态自觉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家庭经济水平纳入模型，通过实证方法揭示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生态自觉性的影响以及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能否有效提高农户的生态自觉性的问题，期望为政府推广绿色化生产技术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绿色化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以2016年7—8月对山东省平度市、莱西市、安丘市和湖北省新洲区的调查农户为主要考察对象。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550份，剔除有效信息漏答、前后信息矛盾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536份，问卷有效率为97.45%(表 1)。此外，将2016年12月通过全国性培训调研所获得的新型农业主体——合作社的120份调查问卷一并加入，对不同主体绿色化生产的生态自觉性进行对比分析。

1.2 样本特征

在536个有效样本中，男性为主，占比为67.7%；在年龄方面，以41岁及以上农户为主，占比为88.8%；在受教育水平方面，以初中水平为主，占比为46.6%，高中及以上占比较低；农户以不兼业为主，占比为60.8%(表 2)。总体来看，样本以男性为主，年龄偏高且总体受教育水平低，务农为其主要营生，兼业较少，较符合当前农户的基本情况。

1.3 变量设置 1.3.1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定格在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技术，目的是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13]。然而，实践中农户普遍采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长期过量施用农药化肥，丢弃甚至焚烧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的生产和食品安全问题，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破坏^{[14-17, 2]}，违背了绿色发展的要求，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积极转变生产方式，改善生态环境显得尤为重要。生态农业作为一种积极采用生态友好方法、全面发挥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式^[18]，此时更应被提倡与推广。因此，结合农业部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减少普通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基本实现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借鉴已有研究对生态农业的界定，根据蔡颖萍等^[3]对家庭农场生态自觉性的定义，笔者将农户主动进行秸秆还田及自觉减少普通化肥和农药施用量这3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视为农户具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生态自觉性。

1.3.2 解释变量

家庭经济水平。徐世艳等^[19]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指出农户家庭收入构成将影响农户的技术选择。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选择农户家庭支出比例较大的农业支出、学生花费和对家庭支出影响较大的贷款情况衡量农户家庭经济负担；选取可以总体反映农户家庭收入情况和其他收入来源的家庭净收入和兼业情况衡量农户的家庭经济收入；选择收入稳定性、家用电器和住房结构衡量农户的家庭生活水平。

1.3.3 控制变量

农场主及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因素均会对其施用普通农药、化肥，自觉采用新技术，改变生产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2, 20-21]}，同时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务农年限和绿色认知代表农户的个体特征，选择种植面积、地块总数和总人口代表农户家庭特征，选择政府政策和技术指导代表外部环境，并将地域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环境共同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设置见表 3。

1.4 模型构建

主要考察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主动对秸秆进行还田利用”、“农户是否主动减少普通化肥的施用”以及“农户是否主动减少普通农药的施用”3者均属于二分类离散选择变量，避免了个人特征“线性地”影响被解释变量而造成的影像问题^[22]。因此，选取Binary 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假设农户的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由式(1)决定：

$ \begin{array}{l} {\rm{Logit}}({P_j} = 1) = \phi \left( {{\alpha _i}{E_i} + {\beta _i}{I_i} + {\gamma _i}{H_i} + {\delta _i}{M_i} + } \right.\\ \;\;\;\;\;\;\;\;\;\;\;\;\;\;\;\;\;\;\;\;\;\;\;\;\;\;\;\left. {{\varepsilon _i}{L_i}} \right)。\end{array} $

(1)

式(1)中，i为第i个被调查农户；α、β、γ、δ、ε为各变量估计系数；P_j为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的0-1变量，若农户有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则P_j=1，反之则P_j=0。E表示农户家庭经济水平；I表示农户个体特征；H表示农户家庭特征；M表示外部环境；L表示地域。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

部分农户已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具有一定的生态自觉性(表 4)。

表 4显示，接近2/3的农户采用还田方式处理秸秆，生态自觉性较高；超过半数农户已自觉减少普通农药施用；主动减少普通化肥施用的农户较少，仅占42.35%。这说明虽然农户有了一定的生态自觉性，但总体较低，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农户化肥的施用情况，着重提高农户主动减少普通化肥施用的生态自觉性。

2.2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下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

由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可知，大多数农户为纯农户，兼业农户数仅占39.2%，这说明农户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收入。因此，利用农业机械数量、农业收入和土地规模等农户家庭的农业基础情况，反映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自觉采纳绿色化生产技术的影响。同时，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主体，相比于传统农户有更充足的资金，其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与农户的差别也可以有效地反映家庭经济水平是否会影响农户的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因此，加入120份通过全国性培训调研所获得的新型农业主体——合作社的调查问卷，进一步分析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生态自觉性的影响(表 5)。按照农户农业机械数量、农业收入、土地规模与所有农户平均数的大小关系，将农户划分为两类。根据经营主体的不同，分为农户和合作社新型主体两种形式。

由表 5纵向对比可知，总体来看，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农户生态自觉性更高，合作社的生态自觉性优于农户。在秸秆还田意愿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收入，收入多的农户频率比收入少的农户高19.91百分点；而影响最小的是土地规模，规模大的农户频率比规模小的农户高11.46百分点；合作社频率比农户高14.24百分点。在秸秆还田行为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土地规模。土地规模大的农户频率比规模小的农户高29.74百分点；影响最小的是农业机械数量，数量多的农户频率比数量少的农户高16.89百分点；合作社的还田行为比农户高14.06百分点。在主动减少普通农药施用情况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收入。收入多的农户减少比例比收入少的农户高30.49百分点；影响最小的是农业机械数量，数量多的减少比例比数量少的仅高12.51百分点；合作社的减少比例比农户高10.37百分点。在减少普通化肥施用情况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土地规模。规模大的农户减少比例比规模小的农户低14.52百分点；影响最小的是农业机械数量，数量多的农户比例比数量少的农户低3.60百分点。合作社频率比农户高23.48百分点。

由表 5横向对比可知，家庭经济水平高的农户秸秆还田意愿与行为符合度更高，减少普通农药的施用也更为明显。在秸秆还田意愿与秸秆还田行为方面，土地规模小的农户秸秆还田意愿频率比秸秆还田行为高18.28百分点，规模大的农户则相同；农业收入少的农户，秸秆还田意愿频率比秸秆还田行为高15.21百分点，农业收入多的农户则高6.63百分点；农业机械数量少的农户秸秆还田意愿频率比秸秆还田行为高13.08百分点，农业机械数量多的则高10.27百分点；农户的秸秆还田意愿频率比秸秆还田行为高12.32百分点，合作社的秸秆还田意愿频率比秸秆还田行为高12.50百分点。在主动减少普通化肥施用与普通农药施用方面，土地规模大的农户主动减少普通农药施用比例频率比减少普通化肥高48.57百分点，土地规模小的农户仅高5.82百分点；农业收入多的农户减少普通农药施用频率比普通化肥高46.96百分点，农业收入少的仅高5.91百分点；农业机械数量多的农户减少普通农药施用频率比减少普通化肥高31.50百分点，农业机械少的仅高15.39百分点；合作社对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更加合理，因此其减少普通农药频率比减少普通化肥高6.67百分点，农户高19.78百分点。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1)家庭经济水平的限制使农户力不从心，即使愿意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但出于家庭经济水平的制约，农户实际的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却不理想；(2)家庭经济水平高的农户更能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方式，秸秆还田比例和主动减少普通农药施用量比例远远高于农业基础稍差的农户；(3)以普通化肥作为肥料，农户仍难以放弃“高投入、高产出”的传统观念，施用量减少不明显；(4)作为新型农业主体的合作社，其生态自觉性高于农户。总体而言，家庭经济水平的基础性地位不可动摇，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农户有更高的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

2.3 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生态自觉性的影响分析

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后，通过Binary Logistic模型，利用Stata 11软件估计以家庭经济水平为主的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外部环境和地域对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的影响(表 6)。模型Ⅰ为基准模式，投入的变量只有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外部环境和地域，模型Ⅱ是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家庭经济水平变量的总模型，模型Ⅲ则为模型Ⅱ的边际回归模型。

2.3.1 核心解释变量

(1) 家庭经济负担。农业支出在5%和10%显著水平上对农户生态自觉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贷款情况和学生花费分别在5%和1%显著水平上产生负向影响。具体来说，农业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减少普通农药和化肥施用量将分别提高6%和4%；贷款情况和学生花费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减少化肥施用量的可能性将分别降低13%和6%。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支出越多，家庭负担越小，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就越高。农业支出较多的农户为农业生产付出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其对农业生产也更加重视。家庭经济负担小的农户，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因此，绿色化生产作为一种新型、被提倡的农业生产方式，自然更能引起这部分农户的关注，在家庭经济水平允许的情况下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也将随之提高。

(2) 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净收入在5%显著水平上对农户的生态自觉性产生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家庭净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秸秆还田量和减少普通化肥施用量均将提高2%。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较高家庭净收入的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较高。由前文对样本的描述可知，大部分农户无兼业，因此，农户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农业收入，家庭净收入较高的农户，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较好。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家庭净收入较高的农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发展绿色化生产，因此，其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较高。

(3) 家庭生活水平。收入稳定性和家用电器对农户的生态自觉性产生正向影响。具体来说，收入稳定性每增加一个单位，秸秆还田量将增加6%，减少普通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将分别提高10%和12%。家用电器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的秸秆还田量将增加2%。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生活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可能的解释是，家庭生活水平越高、收入越稳定的农户，对绿色化生产技术的认识也相对较高，同时可以较好地预估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因此，其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自觉性更高。

(4) 兼业情况和住房结构。兼业情况和住房结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样本农户的限制，兼业农户仅占39.2%，未对家庭的经济情况产生影响。而绿色化生产技术是近年才开始推行的，农户的住房最晚建于5 a前，与现在相比，家庭情况变化较大，因而住房结构对农户的绿色化生产技术的生态自觉性也没有产生影响。

2.3.2 控制变量

(1) 农户个体特征。务农年限、绿色认知均在5%显著水平上对农户的生态自觉性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务农年限越长、绿色认知越高的农户生态自觉性越高。务农年限较长的农户对普通农药危害益虫、损害土地质量的感受尤为明显。因此，务农年限较长的农户在不减产的条件下更愿意选择绿色化生产方式，其生态自觉性自然较高；农户对绿色化生产技术的认知越高，其了解程度越深，则更有利于其响应国家号召，主动采用保护环境、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技术。

(2) 农户家庭经营特征。种植面积在5%显著水平上对农户的生态自觉性产生正向影响，总人口分别在5%和1%显著水平上对农户的生态自觉性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种植面积大、总人口少的农户生态自觉性更高。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有足够的基础条件开展绿色化生产，更愿意尝试新方式，从而选择更优的生产方式以提高自己的投入产出比。总人口较多增加了家庭负担，绿色化生产存在一定风险，农户对于选择绿色化生产技术将更谨慎，其生态自觉性也相应较低。

(3) 外部环境特征。技术指导在1%显著水平上对农户的生态自觉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指导将增加农户减少化肥施用量的信心，减少减产的顾虑，因而更愿意采用减少化肥施用的绿色化生产方式。

(4) 地域。地域差异在1%显著水平上对农户的生态自觉性产生影响。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域差异会导致农户的生态自觉性有所差异。山东省与湖北省农作物类型及机械化程度不同，导致农户的秸秆还田生态自觉性不同。前人研究指出，家庭耕地面积越多，农户越倾向于增施化肥^[23]，调研地区内的湖北省和山东省平均每户种植面积分别为0.35和0.68 hm²，山东省化肥减施情况较差，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23]一致。

3 讨论与结论

从家庭经济水平的角度研究农户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生态自觉性是绿色化生产问题研究的一个有效补充。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一切行为决策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其行为决策所考虑的重要方面则是经济基础，即整个家庭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户兼业较少，以农业为生，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业收入。在此情况下采用新技术时，农户无法根据已有的经验判断可能存在的风险，更不能预期采纳新技术后所能获得的收益，仅靠政策宣传无法使农户完全信服，政府的强制执行更无法达到目的。因此，将家庭经济水平纳入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行为决策影响的程度，以此探究提高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主动性的有效途径则更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证明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农户的富裕程度，增加农户采用新技术的资本，从而有效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主动性，增强农户的生态自觉性。同时，笔者也发现虽然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户减少普通化肥的施用，但目前现实中减少普通化肥施用的实施情况较差。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家庭经济水平的重要性，周琼等^[24]也表示家庭年收入将正向影响化肥替代品的采用行为。目前，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农户施用化肥较多，其原因包括以下3个方面。(1)化肥作为肥料，具有增产增收作用。虽然提倡减少普通化肥的施用，但农户仍认为在土壤肥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化肥施用可以增加土壤肥力^[25]。(2)传统“高投入、高产出”的错误观点。化肥施用经验化而非基于科学分析，使得农户倾向于过量施用化肥^[26]。(3)作为风险相对较高的产业，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对农业的影响不容忽视。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农户更希望通过人为增加化肥施用以达到旱涝保收的目的^[27]。因此，需要扶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农户收入多元化，为提高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奠定经济基础。同时，要加快新型农村建设步伐，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结合地域特点，因需施教，着力提高农户的科技文化水平，增进其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了解，引导农户科学种田。最后，应积极研发新技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促进农户生态自觉性的提高。但是，目前还存在数据限制的问题，家庭经济水平指标的选取不够全面，测量维度尚且不足，更加全面且充分地选取指标以反映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自觉性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