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是地球上最富生物多样性和最具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之一,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全国第二次湿地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湿地总面积为5.36×10⁷ hm², 与第一次湿地资源普查结果相比减少339.63万hm^2[1]。尽管我国政府在湿地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如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或湿地公园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天然湿地, 但是湿地保护的现状仍不容乐观, 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创新的环境保护政策, 是一种将外部的、非市场的环境价值转化为现实的财政激励措施的有效方式, 让保护环境者得到补偿, 使其主动去保护生态环境, 从而提供更多的期望的生态系统服务^[2]。与森林、草地生态补偿相比, 湿地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研究仍相对缺乏。相关研究表明湿地周边农业围垦和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湿地生境的因素^[3]。国务院《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率先在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开展补偿试点^[4]。

湿地周边的农户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评估其受偿意愿对制定完善的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农户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的生态补偿有利于提高他们在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内外经验表明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是破解湿地周边经济发展与湿地资源保护的有效手段, 开展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7]。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湖泊湿地、森林等生态系统, 研究区主要包括黄河三角洲、鄱阳湖等, 涉及沿海滩涂湿地生态补偿、基于保护区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开展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相对较少。因此, 探讨基于农户视角的生态补偿意愿研究意义重大。基于此, 笔者选择“国家生态补偿试点”之一的江苏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为案例研究区, 通过对保护区周边农户开展问卷访谈, 采用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估算农户的受偿意愿, 基于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 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今后开展生态补偿政策设计和实施工作提供科学数据和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是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成员, 也是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重要成员, 是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滨海湿地之一, 区内有480种植物、281种鱼类、48种哺乳动物和45种两栖类动物^[8]。该保护区位于江苏盐城沿海, 保护区总面积为24.73万hm², 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尽管该保护区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尺度上都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但日益增强的江苏沿海开发活动对保护和保存该保护区现有的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提出了严峻挑战。鉴于该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我国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将其确定为国家生态补偿试点, 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亚洲发展银行和江苏省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为保护区筹集资金以促进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以及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9]。此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17年10月, 调查范围涉及保护区周边的乡镇(村), 包括滨海县临海镇、海通镇, 大丰区三龙镇、大丰林场, 以及射阳县新洋港镇、黄沙港镇、黄尖镇。

2 研究方法 2.1 条件估值法(CVM)

CVM作为典型的陈述偏好方法, 通过构建假想市场, 询问人们对环境物品质量变化的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 是当前生态经济学中应用最广泛的关于环境物品非市场价值评估的方法之一^[10-11]。该方法自开发以来, 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应用的领域涉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6, 12-14]}、环境管理^[15-17]和生态补偿^{[7, 18-20]}等方面。

2.2 问卷设计

精心设计调查问卷和开展面对面式调查, 为CVM的成功应用提供基础^[10]。借鉴CVM关于受偿意愿的原理和调查方法, 根据国内外问卷设计方面的经验, 首先到珍禽保护区了解保护区的基本情况, 设计开放式问卷并在保护区周边乡镇选取30户农户进行预调查, 了解农户开展的农业活动情况、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预调查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居民采取了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土地利用方式。保护区北部主要种植结构为小麦和水稻两季种植, 保护区南部主要采用小麦和玉米两季种植模式。此外, 预调查还发现部分村镇的农户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经营, 由此带来的收益增加值大约为15 000元·hm^-2。相关数额在正式调查时为受访者提供投标额度参考。基于预调查结果修改和完善问卷。考虑到当地农户不熟悉CVM、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情况, 在问卷中设计了简单且便于回答的支付卡式问卷, 为确保问卷回收的效率和质量, 全部采用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

最终确定的正式问卷内容含3个部分:(1)农户基本信息, 包括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和年收入; (2)询问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知晓度; (3)问卷的核心内容, 即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调查, 询问农户放弃当前种植行为造成损失的受偿意愿。为避免农户选择不符合实际的较高受偿意愿值, 在调查中向农户说明该调查不会产生任何的政策影响力, 强调受偿金额是基于农户个人的意愿。问卷核心问题如下:为了保护丹顶鹤等珍禽的生存环境, 假设政府给予您一定的补偿让您放弃耕种土地, 您能接受的耕地最低补偿金额为0、1 500、3 000、4 500、6 000、7 500、9 000、10 500、12 000、13 500、15 000元·hm^-2·a^-1中的哪一项, 才能弥补因保护湿地给您的家庭造成的损失。

2.3 调查过程偏差处理法

采用的CVM是假想市场评估法, 在评估过程中可能存在偏差。为此, 从问卷设计、问卷调查到最后的检验工作均采取相关策略以避免或减少相关偏差的存在。采用的偏差处理策略见表 1。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基本特征统计

此次调查总计发放131份问卷, 由于采取的是面对面入户访谈形式, 问卷反馈率很高, 排除一些有明显错误的问卷(主要是没有回答完整和前后回答矛盾的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125份, 问卷有效率达95.42%。这说明问卷设计质量较好, 事关保护区周边农户的切身利益, 农户参与调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高。调查人员均为较具亲和力的滩涂湿地方向的研究人员和经过系统培训的学生, 掌握了CVM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熟悉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和农业生产结构基本知识。

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 2。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 男性受访者为80人, 占总有效调查人数的64%, 女性为45人。受访者平均年龄为56.6岁, 年龄最大的为79岁, 年龄最小的为22岁, 表明当前从事种植活动的农户年龄相对偏大。受访者家庭人口规模为3.5人·户^-1(江苏省2016年户均人口规模为3.17人·户^-1)。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33.6%、48.0%、16.8%和1.6%, 表明其受教育程度偏低, 高中以下学历者占81.6%。调查样本125户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15 683元, 与2016年盐城市公布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 748元的统计结果一致, 表明此次调查的结果真实可信。由于调查区域处于盐城沿海滩涂地区, 村级土地面积较大, 受访家庭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约为0.74 hm²。

3.2 受偿意愿分布

在125个受访农户中, 有112个农户有受偿意愿, 占有效问卷的89.6%, 其中, 88%的农户选择非零受偿意愿值。投标额度分别为0、1 500、3 000、4 500、6 000、7 500、9 000、10 500、12 000、13 500、15 000元·hm^-2·a^-1的农户数占受访农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00%、2.68%、11.61%、15.18%、16.07%、18.75%、5.36%、6.25%、4.46%、4.46%和13.39%。保护区周边农户的受偿意愿主要分布在3 000、4 500、6 000、7 500和15 000元·hm^-2·a^-1等, 受偿意愿为7 500元·hm^-2·a^-1的农户最多, 其次是受偿意愿为6 000元·hm^-2·a^-1的农户。投标值在3 000元·hm^-2·a^-1以下的农户数占比为4.68%, 投标值为15 000元·hm^-2·a^-1的农户数占比为13.39%。

根据调查的受偿意愿(WTA)分布频率, 计算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期望值(E_WTA)为

$ {E_{{\rm{WTA}}}} = \sum\limits_{i = 1}^{11} {{A_i}{P_i}} 。$

(1)

式(1)中, A_i为投标额度, 元·hm^-2·a^-1; P_i为某个投标额度投标人数的分布频率。将调查数据代入式(1), 得到盐城珍禽保护区受偿意愿为7 727.7元·hm^-2·a^-1。进一步按照式(1)分别计算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周边农户的受偿意愿, 得出缓冲区周边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为9 387.75元·hm^-2·a^-1, 其中, 下坝村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为10 887.15元·hm^-2·a^-1, 实验区周边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为6 067.65元·hm^-2·a^-1。

3.3 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相关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是验证CVM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也是制定特定区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关键依据^[5]。以农户是否愿意接受补偿作为被解释变量Y, 愿意为1, 不愿意为0。以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生态补偿满意度和生态保护认知度为解释变量。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人口数、耕地面积、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其中, 性别为二分变量, 其他均为连续变量。各个解释变量的定义见表 3, 建立的二项Logistic模型为

$ {\rm{ln}}\;p/\left( {1-p} \right) = {\beta _0} + {\beta _1}{X_1} + {\beta _2}{X_2} + \cdots + {\beta _8}{X_8} + \mu 。$

(2)

式(2)中, p为农户愿意接受生态补偿的概率(Y=1), 1-p为农户不接受生态补偿的概率(Y=0)。X₁, X₂, …, X₈为回归模型中的各个变量, 具体见表 3。β₀, β₁, …, β₈为模型待估参数; μ为误差项。

对变量赋值后, 采用SPSS 16.0软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模型模拟, 结果见表 4。

由表 4中回归方程的5%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可知, 年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与其受偿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B=-0.098, P=0.023 < 0.05), 表明农户年龄越大, 受偿意愿偏低。这与获得的调查结果一致, 年龄较大的农户担心自己年龄偏大,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且担心今后的生计。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与其受偿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B=-0.152, P=0.040 < 0.05), 耕地面积越少的农户愿意接受补偿的数额越高。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农户的受偿意愿(B=1.573, P=0.011 < 0.05), 保护区周边农户对湿地生态补偿的熟悉程度越高, 其受偿意愿越强, 这与前文中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相符合。其他变量如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人口数与受偿意愿之间不具有相关关系。由前文的分析可知保护区周边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且研究区大多数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 平均人口数为3.5人·户^-1。家庭年收入变量不显著, 这与CVM要求农户受偿意愿不受其收入影响的假设相符, 导致这些变量与农户的受偿意愿不具有相关关系。

4 讨论

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与协调经济发展的双赢举措。生态补偿政策的可持续和有效实施, 需要综合考虑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及影响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得出保护区周边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7元·hm^-2·a^-1。缓冲区周边农户的受偿意愿普遍高于实验区周边农户, 主要是由于农业种植结构不同而产生的受偿意愿差异。南部小麦和玉米的种植收益要高于北部小麦和水稻的种植收益, 这与问卷调查反映的情况相符。大丰区下坝村地理位置最接近保护区, 农户平均受偿意愿最高, 为10 887.15元·hm^-2·a^-1, 生态补偿意愿较强烈。同时, 在冬季盐城珍禽保护区丹顶鹤等国家保护动物会在保护区周边乡镇停歇、觅食, 造成农田减产的损失。农户要消耗大量精力来看管农田中的动物, 加之, 当前农产品价格偏低, 农户普遍反映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收益不高。若给予农户相对合理的补偿额度, 农户愿意放弃耕种土地, 只需少量自留地。但大多数农户都很关心失去耕地后的生计问题。这也是今后工作中的重点, 笔者拟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探讨生态补偿前后农户的生计问题。同时, 可综合考虑这些珍稀鸟类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情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农户的受偿意愿, 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

调查发现国家在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周边乡镇的生态补偿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38.4%的农户不了解生态补偿实施的方法、补助金额和补助期限等具体政策, 不了解和不太了解的共占80.8%。由Logistic模型分析可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受偿意愿。因此, 需要加强国家生态补偿政策在基层组织的实施与有效落实, 通过电视、广播和自媒体等多种途径大力宣传保护区生态补偿相关政策, 提高保护区周边农户在生态补偿中的参与度。

此次调查存在13个不愿接受生态补偿的农户案例。根据调查反馈结果, 农户不愿接受补偿的考虑主要包括: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不健全; 政府执行效率不高, 力度不够; 补偿资金不足, 补偿标准偏低; 担心影响收入; 农户自身的发展能力没有得到提高。因此, 需要科学制定补偿标准和实行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以提高生态补偿效率, 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案例研究中还存在2个零受偿意愿的农户, 这些农户认为生态补偿不能解决环境退化的问题。

基于CVM探讨了盐城珍禽保护区周边农户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保护区周边土地利用类型复杂多样, 除农田外还包括淡水养殖鱼塘、海水养殖鱼塘和芦苇公司芦苇田等。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要考虑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切身利益, 补偿标准要考虑不同用地类型。因此, 今后的研究要扩大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深入调查与研究, 提出保护区周边不同用地类型的生态补偿标准。

5 结论

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周边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年龄相对偏大, 平均年龄为56.6岁。受访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81.6%的农户为高中以下学历。农户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提高, 受偿意愿比较强烈, 89.6%的农户具有生态补偿意愿。受偿意愿主要集中在7 500和6 000元·hm^-2·a^-1等, 采用CVM研究得出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7元·hm^-2·a^-1。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周边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存在明显差异。

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偿意愿受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及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的显著影响。其中, 年龄、耕地面积分别与农户受偿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年龄较大的农户受偿意愿偏低, 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的农户愿意接受补偿的数额就越高; 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农户的受偿意愿。

致谢：此次问卷调查得到吴菲儿、高卓、李星宇和王力同学的大力帮助,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