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途径。然而, 社会上一直对农户适度经营的规模莫衷一是, 对多大面积是适度规模经营存在一定的争论^[1-2], 缺少合适的方法进行评价。适度规模经营指在一定的、适合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 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设备、经营管理和信息等)达最优组合并有效运行, 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3]。依据该定义, 现有学者也多从经济学角度来确定农户适度经营规模, 如张海亮等^[4]从农户视角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研究得出,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江浙地区农户的适度经营规模应为1.33~1.67 hm²; 钱贵霞等^[5]采用贝克尔家庭生产函数推导出的农户最优规划模型进行测算, 得出2002年粮食主产区(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湖北和四川)农户最优土地规模为4.52 hm²; 张侠等^[6]通过分析土地适度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和我国推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 对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分区测算, 1996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负担0.67 hm², 即每个劳动力适度经营规模为0.67 hm²。而国外相关研究也多从经济学角度开展分析, 主张农地经营者规模越大, 获取资源、科技、信贷、信息和市场等方面的能力就越强, 因而比小规模更能抵抗风险和获得经济优势^[7-8]。但是, 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农户的适度规模是不足的, 还需综合考虑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因素^[9]。如在调研中发现, 上海市松江区政府从促进社会就业、保障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 将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限定在6.67~13.33 hm²之间。此外,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在种植模式与农作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10-12], 如刘朝旭等^[13]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 发现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种植双季稻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王建军等通过调查数据对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经营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在劳动力配置、水稻种植模式选择和水稻生产技术采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张忠明等^[15]研究也表明, 规模经营农户比小规模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农业现代科学技术, 以降低对人力和自然环境的依赖; DALOǦLU等^[16]研究也表明, 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方式的比例存在差异。目前针对农户适度经营规模的研究大部分忽视了因农户经营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环境效应差异, 缺少对社会-经济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研究。因此, 笔者尝试从社会-经济-环境3个方面综合分析不同农户经营规模的农业土地利用效应, 探寻一种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农户经营规模, 以期为促进农户适度经营规模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洞庭湖区位于26°03′~30°08′ N, 110°29′~114°15′ E之间, 包括长沙市、常德市、岳阳市、株洲市、湘潭市以及益阳市^[17], 该区主要以平原、盆地以及低山丘陵等地形地貌特征为主。洞庭湖区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 年平均降水量为1 215~1 548 mm, 多年平均气温为16~18 ℃, 年均日照时数为1 348~1 792 h。洞庭湖区土地面积为735万hm², 耕地面积约为169万hm², 占湖南省耕地总面积的44.2%。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洞庭湖区成为我国水稻主产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作物产量的提高、比较效益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原因, 该区的水稻种植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80年仅有较少的水田种植单季稻, 而2005和2014年全区单季稻种植面积分别占水稻总播种面积的27.5%和16.7%^[18]。

因桃江县地处湘中偏北、洞庭尾闾, 与长沙市的距离适中, 并且县境地貌类型多样, 所以选取该县作为洞庭湖区的典型案例区(图 1)。桃江县辖15个乡镇, 772个行政村, 8 163个村民小组, 2013年年末总人口88.91万, 其中农业人口77.77万, 占87.47%。桃江县耕地、园地、林地以及其他农用地面积分别为4.45万、0.52万、11.47万和1.76万hm²，2013年桃江户均0.20 hm²。另外, 2014年全县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用量为1 734.0 kg(氮肥1 107.0 kg、磷肥397.5 kg、钾肥229.5 kg), 其折纯量为441.0 kg(纯N 261.0 kg、P₂O₅ 49.5 kg、K₂O 130.5 kg)。改革开放以来, 桃江县农业土地流转蓬勃发展, 2014年桃江县≤3.33 hm²规模经营流转户7 610个, 流转面积1.74万hm², ＞3.33~6.67 hm²的规模经营流转户827个, 流转面积0.41万hm², ＞6.67~33.33 hm²规模经营流转户389个, 流转面积0.56万hm², ＞33.33~66.67 hm²规模经营流转户70个, 流转面积0.54万hm^2[19]。由于桃江县主要以水稻种植为主, 水稻播种面积占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93%, 因此, 笔者所研究的农户专指水稻种植户。

1.2 数据来源

采取随机分层典型抽样方法, 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来确定样本村:(1) 农户类型，考虑样该研究的典型性和数据分析的有效性, 选择农户类型比较多的样本村; (2) 社会经济状况，经济状况较好和较差的样本村都要选取; (3) 自然环境，选择代表丘陵、岗地和山地3种自然环境的样本村。基于上述原则, 在桃江县每个乡(镇)分别随机抽取2个典型样本村(图 1)。在样本户的确定上尽可能覆盖不同经济收入状况、不同家庭特征、不同居住地位置以及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基于上述样本选择方法, 于2012—2013年间深入桃江县对农户的经营规模、种植结构、投入产出以及家庭收入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 共计调研420户, 其中有效问卷399户, 有效率为95%。由于目前还有许多经营规模≤0.67 hm²的农户, 所以在各个乡镇调研的此类农户数量较多, 合计158户。因桃江县经营规模＞6.67 hm²的大农户还相对较少, 所以仅调研了31户该类型的农户, 其中＞6.67~20.00 hm²的农户有23户, 而＞20.00 hm²的农户有8户。各类型农户的调研结果见表 1。氮和磷的损失率分别来源于文献[20-21]的研究结果。

2 研究方法

农业土地利用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而有意识地对土地资源进行开发、经营和利用的活动, 是人类-环境关系的纽带和桥梁^[22]。农业土地利用具有多尺度、多效应的特征。一方面, 人类通过农业土地利用持续不断从耕地中获取食物供给, 以保障区域或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 另一方面, 农业土地利用通过农作物的种植, 影响地表与大气之间的能量、水分和元素的交换过程, 进而对农业气候、水和土壤等资源环境产生影响^[23-24]。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不同农户类型的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效应。因此, 笔者尝试构建一个综合评价方法体系, 分析不同农户类型的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农户类型的合理分类是农业土地利用效应评价的基础。参考桃江县统计局的划分标准, 并依据实际情况^[19], 根据农户经营规模将农户类型划分为6类, 即经营规模面积≤0.67、＞0.67~2.00、＞2.00~3.33、＞3.33~6.67、＞6.67~20.00和＞20.00 hm²。

2.1 农业土地利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科学地选取评价指标对评价不同农户经营规模农业土地利用的综合效应至关重要。基于此, 本着系统性、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25], 设置了一个综合平衡的农业土地利用效应评价指标框架, 共包含9个农业土地利用效应指标(表 2)。在评价指标体系中, 社会效应指对社会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主要以单位土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劳动力投入作为评价指标; 经济效应指农业生产的经济产出、经济效率和生产效率, 以单位面积农地纯利润、农户人均收入以及单位土地面积投入产出比作为评价指标; 环境效应指在自然过程或者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因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 导致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的过程。该研究只关注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 而它的环境效应主要与农药与肥料的不合理施用有关, 故仅选用农药施用次数、肥料投入量、氮素损失以及磷素损失作为评价指标。其中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指标是正向指标, 其值越大越好; 环境效应指标是逆向指标, 其值越小越好。

根据农户调研数据, 并依据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计算方法, 得到不同规模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评价指标值(表 3)。

在确定权重时,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 不便于分析, 故首先应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使所有指标无量纲化, 以消除指标量纲不同带来的影响。

设有m个方案的n个指标构成的矩阵X=(x_ij)_m×n, 称为决策矩阵。在该决策矩阵中, 对于正向指标, 标准化公式为

$ {\mathit{r}_{\mathit{ij}}}{\rm{ = }}\frac{{{\mathit{x}_{\mathit{ij}}}{\rm{ - }}{\mathit{x}_{\text{min}}}}}{{{\mathit{x}_{\text{max}}}{\rm{ - }}{\mathit{x}_{\text{min}}}}}{\rm{ \times 100, }} $

(1)

而对于逆向指标, 标准化公式为

$ {\mathit{r}_{\mathit{ij}}}{\rm{ = }}\frac{{{\mathit{x}_{\text{max}}}{\rm{ - }}{\mathit{x}_{\mathit{ij}}}}}{{{\mathit{x}_{\text{max}}}{\rm{ - }}{\mathit{x}_{\text{min}}}}}{\rm{ \times 100}}。$

(2)

式(1)~(2) 中, r_ij为指标x_ij的标准化值, r_ij∈[0, 100]; x_max和x_min分别为指标x_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此构建极差变换标准矩阵R=(r_ij)_m×n。

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AHP)在确定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评价指标权重时, 存在过于主观的问题。为了弥补其不足, 在主观选择和客观分析的原则下, 综合应用AHP和熵权法确定权重值。首先利用AHP和熵权法分别计算指标权重, 其计算方法参照文献[29-30]; 然后, 再运用乘法集成法确定最终的组合权重(w_i)。其计算公式为

$ {\mathit{w}_\mathit{i}}{\rm{ = }}\frac{{{{\mathit{w'}}_\mathit{i}}{\rm{ \times }}{{\mathit{w''}}_\mathit{i}}}}{{\sum\limits_{\mathit{i} = 1}^\mathit{m} {{{\mathit{w'}}_\mathit{i}}{\rm{ \times }}{{\mathit{w''}}_\mathit{i}}} }}。$

(3)

式(3) 中, w_i′为指标i的主观权重值; w_i″为指标i的客观权重值; m为指标个数。据此计算得到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表 4)。

由于熵权法的评价结果与评价指标数值密切相关, 因此只适用于指标层权重的确定, 而不适用于准则层^[31]。故仅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确定指标层权重, 而采用AHP确定准则层权重。在应用AHP确定准则层权重时, 由于政府、农户以及学者对社会-经济-环境效应的视角不同, 导致其指标权重存在差异^[32]。例如, 对政府而言, 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同等重要的基础上, 追求较好的社会效益是其主要目标; 对农户而言, 其更注重追求长久持续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实现是保证持久经济效益的前提, 而环境效益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而从学者的角度分析, 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同等重要。因此, 依据政府工作者、农户和学者的视角, 经过相关政府官员、农民和学者对农业土地用效应各个方面重要程度的讨论, 利用AHP分别确定了上述3种视角下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效应的权重。通过计算, 在政府视角下, 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所占权重分别为0.50、0.25和0.25;在农户视角下, 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所占权重分别为0.26、0.64和0.10;而在学者视角下, 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权重均为1/3。

2.3 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的计算

在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评价时以农户作为评价单元, 各评价指标采用农户样本的指标平均值。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值的计算公式为

$ {\mathit{Y}_{\rm{w}}}{\rm{ = }}\sum\limits_{\mathit{i} = 1}^\mathit{n} {\left[{{\mathit{w}_\mathit{i}}{\rm{ \times }}\sum\limits_{\mathit{j} = 1}^\mathit{m} {{\rm{(}}{\mathit{r}_\mathit{j}}{\rm{ \times }}{\mathit{w}_\mathit{j}}{\rm{)}}} } \right]}。$

(4)

式(4) 中, Y_w为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值; w_i为准则层权重; r_j为指标归一化值; w_j为指标权重; m为单一效应评价指标数。

2.4 协调度分析

为了度量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况的好坏程度, 避免仅根据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评价值来确定农户适度规模的不足, 引入协调度指标分析不同农户经营规模农业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应的协调程度。原则上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评价中社会、经济和环境效应的指标值越接近, 则协调度越高, 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33]。协调度(C)的计算公式为

$ \mathit{C}{\rm{ = 1 - }}\mathit{S/M}。$

(5)

式(5) 中, S为准则层指标值的标准差；M为准则层指标的平均值。C值介于0~1之间, 其值越接近1, 表明农业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环境效应间的协调程度越高。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农户经营规模农业土地利用的单一效应分析

从社会、经济和环境效应单一层面对比分析, 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单一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表 5可知, 仅从社会效应分析, 经营规模在＞6.67~20.00 hm²间的农户单一效应最佳, 其次是＞3.33~6.67和＞2.00~3.33 hm²之间的农户, 而经营规模≤0.67 hm²的农户社会效应最差。主要原因是:(1) 相较于劳动力投入, 保障粮食安全更为重要, 因此在社会效应评价中粮食安全指标的权重占了很大比例; (2) 依据表 3可知, 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随农户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经营规模≤0.67 hm²的农户其年均产量为6 598.50 kg·hm^-2, 而经营规模在＞6.67~20.00 hm²间的农户, 其产量已达9 810.60 kg·hm^-2, 是小农户产量的1.49倍。而随着规模扩大至20.00 hm²以上, 其年均产量有所下降, 为8 197.20 kg·hm^-2。调研分析发现, 这主要与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及种植双季稻的意愿有关。当农户经营规模较小时, 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就业, 此时农户种植双季稻的意愿较低, 导致粮食产量较低; 而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 农业收入逐渐成为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此时农户种植双季稻的意愿也逐渐增加, 特别是在农户经营规模为＞6.67~20.00 hm²时, 农户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最高, 此时农户双季稻种植面积是单季稻的2.8倍, 使得粮食产量较高; 然而, 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继续扩大, 受家庭劳动力限制以及雇工工资快速上涨的影响, 农户种植双季稻的意愿又开始下降, 粮食产量也随之下降。

仅从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耕地面积＞0.67~2.00、＞6.67~20.00、＞3.33~6.67、＞2.00~3.33、≤0.67和＞20.00 hm²的农户。主要原因是:(1) 通过调研分析发现, 经营规模为＞0.67~2.00 hm²的农户其每公顷农地年均纯利润最高, 达12 603.0元, 而经营规模＞20.00 hm²的农户单位面积农地纯利润最少, 仅为3 736.5元。这主要是由于当农户经营规模≤0.67 hm²时, 小农户多采用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尽管其单季产量相对较高, 并且家庭劳动力充足, 但是受1 a只种植单季稻因素的影响, 农户单位土地面积纯利润相对较低; 而当农户经营规模＞2.00 hm²时, 随着规模扩大, 家庭劳动力逐渐不能满足种植需要。在农忙时节, 特别是“双抢”时节不得不雇佣一定量的劳动力, 由于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 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 导致其单位土地面积纯利润反而减少; 此外, 当农户经营规模在＞0.67~2.00 hm²间时, 由于无需雇佣其他劳动力, 并且农业收入来源多样(除了从事种植业之外, 还会从事养殖业), 使得该类型农户有机肥的还田率较高, 从而导致其具有相对较高的产量和纯利润; (2)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 投入产出比先增加后下降, 农户经营规模在＞0.67~2.00 hm²时, 投入产出比最大, 此时生产效率最高。而当农户经营规模扩大至20.00 hm²以上时, 其投入产出比仅为0.79, 表明此时农户的生产效率最低; (3) 尽管农户人均收入随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递增, 如≤0.67 hm²的农户, 其人均收入仅为11 597.70元, 而经营规模＞20.00 hm²的大农户, 其人均收入为36 389.60元, 是小农户人均收入的3.14倍, 但由于与农地纯利润和投入产出比相比, 农户人均收入指标权重仅为0.39, 不足以改变经济效应的评价结果。

若仅从环境效应分析, 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次数、肥料投入量以及氮素和磷素损失量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在农户经营规模为>6.67~20.00 hm²时, 这些评价指标达最大值。但由于环境效应是逆向指标, 故其环境效应值在农户经营规模为＞6.67~20.00 hm²时最低, 其次是＞3.33~6.67和＞2.00~3.33 hm²规模农户, 再次是＞0.67~2.00和≤0.67 hm²规模农户, 而经营规模＞20.00 hm²的农户环境效应最佳。从农户调研数据分析, 这一方面与复种指数变化相关, 从表 3可知, 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 双季稻种植比例增加, 导致单位耕地面积施用农药次数和肥料投入量也随之变化。如小农户单位耕地面积的肥料投入量为1 261.20 kg·hm^-2, 而经营规模在＞6.67~20.00 hm²间的农户肥料投入量为2 237.40 kg·hm^-2, 是小农户的1.77倍。然而, 当农户经营规模>20.00 hm²时, 由于劳动力的限制, 双季稻种植比例又开始下降, 导致其单位耕地面积的农药施用次数和肥料投入量减少。另一方面, 也与不同农户经营规模的农事过程相关, 通过调研发现, ≤0.67 hm²农户多为精耕细作, 缺少科学种植经验, 导致小农户的单季作物农药施用次数和肥料投入量过多, 而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 其种植方式越来越科学, 每一季作物的平均农药施用次数和肥料投入量呈减少趋势, 导致其氮素损失和磷素损失也随之减少。

3.2 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及协调度分析

不同视角下各农户经营规模农业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应值见表 6。从表 6可知, 在政府视角下, 经营规模在>6.67~20.00 hm²间的农户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最高, 其次是＞3.33~6.67 hm²农户, 再次是＞0.67~2.00 hm²农户, ≤0.67 hm²农户最差; 在农户视角下, 经营规模为≤0.67 hm²的小农户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最差, 之后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增加，土地利用综合效应逐渐升高, 农户经营规模在＞3.33~6.67 hm²之间时最好, 然后随着规模的继续扩大, 其综合效应递减; 而在学者视角下, 经营规模为＞3.33~6.67 hm²的农户综合效应最优, 其次是＞0.67~2.00 hm², 再次是＞2.00~3.33 hm², 而经营规模≤0.67 hm²的农户最差。

根据式(5) 计算, 得到不同农户经营规模的协调度值, 依据协调度值由大到小排序, 依次为＞2.00~3.33 hm²(0.99)、＞3.33~6.67 hm²(0.78)、＞0.67~2.00 hm²(0.74)、≤0.67 hm²(0.65)、＞20.00 hm²(0.62) 以及＞6.67~20.00 hm²(0.28)。表明经营规模在＞2.00~3.33 hm²之间的农户农业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环境效应发展较协调, 其次是经营规模为＞3.33~6.67 hm²的农户, 而经营规模为＞6.67~20.00 hm²的农户协调度最差。

综合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与协调度, 从政府视角分析, 尽管经营规模为＞6.67~20.00 hm²的农户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最佳, 但是其社会-经济-环境效应发展最不协调; 从农户和学者视角分析, 经营规模在＞3.33~6.67 hm²之间的农户不仅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效应, 而且3者协调度较高。因此, 笔者认为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 桃江县农业土地利用适度经营规模应在＞3.33~6.67 hm²之间。

4 结论与讨论

依据调研数据, 通过构建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指标体系, 从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方面综合分析了不同农户经营规模的农业土地利用效应, 并应用层次分析和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尝试探寻一种社会-经济-环境均适宜的农户经营规模, 以期为政府制定适宜的政策促进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理论支持。主要结论有:

(1) 仅从社会效应分析, 经营规模为＞6.67~20.00 hm²的农户社会效应最佳, 其双季稻种植面积是单季稻的2.8倍, 远高于其他农户规模, 同时其单位土地面积粮食产量最高; 若仅从经济效应分析, 经营规模为＞0.67~2.00 hm²时农户的经济效应最好, 其单位土地面积纯利润最高, 并且其投入产出比也最大; 而仅从环境效应分析, ＞20.00 hm²的农户环境效应最优。

(2) 从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应分析, 在政府视角下, 经营规模为＞6.67~20.00 hm²的农户综合效应最高, 其次是＞3.33~6.67 hm²的农户; 在农户视角下, 经营规模为＞3.33~6.67 hm²的农户综合效应最优; 而在学者视角下, 最佳农户经营规模同样在＞3.33~6.67 hm²之间。综合上述分析,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桃江县的最适宜农户经营规模为＞3.33~6.67 hm², 不仅社会-经济-环境效应较好, 而且3者协调度较高。

依据适度经营规模的定义可知, 农户适度规模并不是一个常量, 它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 不同地区、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 其适度规模都不是统一的。因此, 该研究所确定的桃江县农户适度规模在＞3.33~6.67 hm²之间, 也仅指在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的最适宜规模。此外, 由于数据有限, 笔者仅依据经营规模将农户划分为6类, 研究得到的最佳农户经营规模是一个范围, 而不是具体的数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将来可在大量调研数据的支持下, 按照农户经营规模大小进一步细分农户类型, 从而探寻一个更加准确的社会-经济-环境效应均适宜的农户经营规模, 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