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认证标准与认证风险 1.1 有机野生采集及其产品认证标准

针对有机野生采集,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欧盟有机法规、澳大利亚国家有机标准、美国有机标准和国内相关法规给出了基本相同的定义, 可归纳为对生长在天然区域、森林和农业区域的可食用的植物或植物部分的采集活动即为野生采集^[1]。

随着有机农业的发展, 野生采集产品以其天然无污染等独特优势被纳入有机产品认证范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基本标准、欧盟理事会有机农业标准(EC834/2007)、美国国家有机标准(NOP)和日本有机农业标准(JAS)对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认证标准均有相关规定, 其内容基本一致, 主要强调采集环境无污染和采集活动可持续等方面^[2], ^[3]11-169。

我国的有机产品国家标准^[4]关于野生采集产品给出了6个方面的规定:采集区域边界清晰、采集区3 a内未受禁用物质污染、采集区保持有效缓冲带、采集活动不得破坏生态环境、制定可持续的管理方案以及采集后处理防止污染和混杂。

1.2 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认证风险

目前, 认证实施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细节都以国内外有机标准为基础, 由各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然而大量的风险细节只能定性描述, 根据生产方和认证检查员的主观描述判断是否通过有机认证, 客观性和可信度较差, 不同的认证机构或认证检查员对同一产品可能产生不同的判断结果, 这就需要对影响有机完整性的风险建立统一的衡量标准。

有机完整性指有机生产过程对有机农业理念和原则的贯彻^[5]。风险分析就是为了更好地识别、评估和管理威胁有机完整性的风险因素^[6]。目前, 关于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认证风险, 尚缺乏相关学术研究。随着欧盟、美国和日本将风险分析方法引入了检查和认证体系中^[3]130-135, 2014年我国新实施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也引入了风险分析方法, 生产基地环境的评估、检查时间和频次以及取样检测项目的确定、监督检查的实施过程都需要建立在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7]。

2 有机野生采集产品风险分析

在搜集并分析文献资料和认证案例数据的基础上, 根据国际国内有机标准的要求, 综合考虑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生产过程, 从采集区环境等方面进行风险分析, 并将风险因素逐级细化。同时, 针对不同的风险因素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2.1 采集区环境

采集区环境是保证产品有机完整性的基础, 环境本身受污染的风险大小影响着产品受污染的风险大小。对采集区环境的风险进行细化, 从生境特征、采集基地边界划定和有害生物防治历史3个方面进行分析, 给出适当的评价指标并划定风险等级。

2.1.1 生境特征

从生境特征可判断生境本身污染物存在的风险大小和生境受外来污染源污染的风险大小。不同物种的生境差别很大, 同一物种也可能分布于多种环境中。野生采集环境主要包括森林、草地、湿地和荒漠等自然环境。这些环境在不同地域又存在差异, 在此主要考虑环境受污染风险的差异。一般认为森林的自然环境较好, 很少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 实际上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和危害十分严重, 而我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还较落后, 使用化学农药的现象普遍存在^[8]。草地主要有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 人工草地一般会采取常规的栽培管理措施, 不适宜进行有机野生采集。湿地包括天然或人工的成片浅水区, 无论天然湿地还是人工湿地都需警惕水体污染风险。我国水体污染状况不容乐观,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松花江、辽河、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和珠江7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的700个国控断面中, 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19.0%和8.9%;而我国湖泊水质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国控重点湖泊(水库)比例分别为16.1%、6.5%和8.1%^[9]。荒漠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 人类活动较少, 除近年来荒漠排污事件涉及的区域以外, 其他区域基本未受污染。

采集基地周边的污染源主要有排污工厂、矿区、常规农田、固体废弃物处理场地、公路等。排污工厂主要排放污水或有害气体, 其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很大, 受污染程度与距污染源远近的关系尚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持。矿区主要排放污水、粉尘等, 可能产生重金属污染。常规农田主要带来农药漂移的风险。固体废弃物处理场地主要有垃圾堆、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场等, 造成周边水体、土壤和空气污染。公路周围环境由于受汽车尾气的污染, 空气中有害物质较多, 且土壤中积累了一定量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 根据2014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干线公路两侧150 m范围内集中出现铅、砷和多环芳烃等污染物超标现象^[10]。采集基地环境受污染的风险大小与其距污染源的距离密切相关。

由于“生境特征”具有上述复杂性, 将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划定为5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当生境特征符合高风险值情况时, 需要进一步考察污染物种类和量。降低这一风险的措施主要是合理选址, 所选采集基地应当位于远离污染源的自然环境中, 与污染源之间有足够的缓冲带。

2.1.2 采集基地边界划定

基地边界明确与否以及确定边界的难易程度都会影响野生采集有机产品的安全性。如果采集基地边界划定不明确, 则采集活动有可能超出有机认证的范围, 超出范围的区域由于未进行检测和认证, 该区域采集的产品就存在被污染的风险, 不能作为有机产品出售。在进行认证的过程中, 采集单位需要向认证机构提供采集基地的详细地图, 要求地图上标注边界和周围环境。采集基地面积一般很大, 有些基地处于地形复杂的山区, 在认证检查过程中, 检查员很难到达每一处边界进行确认。

将“采集基地边界划定”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划为3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降低这一风险的措施主要是标明采集基地边界, 对采集人员进行培训, 使采集人员熟知边界; 检查员对面积大和地形复杂的采集基地要适当增加检查样点。

2.1.3 有害生物防治历史

有害生物防治历史作为评估“采集前36个月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风险大小的依据。认证机构在认证过程中原则上要求申请单位提供当地政府部门出具的“未使用禁用物质”证明, 证明该采集基地在申请认证前36个月内未受到禁用物质污染。采集前36个月是否使用过禁用物质, 有些情况下政府部门缺乏明确依据, 无法直接出具证明。这就需要通过了解区域有害生物防治历史来间接评估风险大小。大多数采集活动在天然环境中进行, 其生态系统具有相对稳定性, 不易爆发病虫害, 同时也为了保护其生物多样性, 不进行化学防治, 采集环境被化学农药污染的风险很小; 但也有部分采集活动发生在人工林区, 由于物种单一, 容易爆发病虫害。在林业有害生物爆发的年份一般会开展防治工作, 林业上常用的防治方法是化学防治。据统计, 目前我国每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约0.2亿hm²次, 农药使用量近3万t, 其中, 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占一半以上^[8]。此外, 也有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无污染或污染小的防治方法, 并逐步受到重视。有的土地曾经开发为人工湿地或人工林, 进行过土壤肥力、病虫害管理, 但后来不再进行人工管理, 近3 a内没有进行过病虫害防治, 这种情况下原来残留的农药化肥也基本上降解消耗殆尽。如果近3 a内进行过人工管理(施肥或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 则不能在此进行有机野生采集。

将“有害生物防治历史”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归纳为3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如果有相关记录表明此区域进行过有害生物防治, 则需要引起注意, 进一步调查其防治方法、时间等信息。所以申请单位应该向认证单位提供当地农林部门出具的近3 a有害生物发生记录和防治记录, 申请单位和认证单位均应根据这些记录判断“采集前36个月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风险大小。

2.2 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野生采集中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影响产品有机完整性的重要因素, 如果采集活动造成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 则违背有机生产的理念和标准。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风险进行细化, 从物种受威胁程度和受保护级别等方面进行分析, 给出适当的评价指标并划定风险等级。

2.2.1 物种受威胁程度和受保护级别

同传统的有机农业生产相比, 野生采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 许多野生植物由于过度采挖而濒临灭绝。来自国家林业局网站的报道称, 我国已有4 000多种植物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其中, 1 000多种处于濒危态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这种过度采挖导致野生植物及其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的现象就已经出现, 到90年代初, 77种典型中药材成为濒危种, 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11]。近些年，野生植物遭毁灭性采挖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2014年前后, 青海野生黑枸杞遭到毁灭性采摘; 内蒙古草原上的防风、柴胡、金莲花等野生药用植物遭到大量采挖, 留下深坑, 造成草场退化; 四川、湖北等地发现多起采挖珍稀野生植物的案件。

为保护我国珍稀濒危植物资源,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为一级和二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禁止采集,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采集需要持有国家林业局印制并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采集证。我国1984年公布了《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将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级别分为3级。1992年出版的《中国植物红皮书》, 参考世界植物红皮书等级制定方法, 采用了“濒危”、“稀有”和“渐危”3个等级^[12]。我国保护野生植物的相关名录主要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一批、二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中国植物红皮书》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此外, 还有各省制定的地方重点保护名录, 各保护名录发布时间和保护对象各有特点, 对保护等级和受威胁等级的划分也不统一, 因此, 笔者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一批、二批)》^[13]为基本依据, 结合其他保护名录提供的信息, 综合判断物种的受威胁程度和受保护级别。

将“物种受威胁程度和受保护级别”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归纳为4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降低这一风险的措施主要是获得合法的采集证, 并按照采集证上规定的采集量进行采集; 对于受威胁程度和受保护级别较高的物种要适当降低采集量。

2.2.2 资源的更新能力

资源更新能力指受到采集活动干扰后植物资源恢复的能力, 主要由生长和繁殖能力来体现。一般草本植物尤其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生长能力较强, 木本植物的生长速度与其所处环境关系密切, 水热充沛的地区大多数植物种类生长速度快, 而干旱或寒冷地区的植物生长缓慢。植物的繁殖方式多样, 有些物种靠根、枝条等营养器官繁殖, 繁殖速度快, 但其扩散范围有限; 有些物种靠种子繁殖, 种子量、种子大小和扩散能力等又各不相同; 有些物种兼具种子繁殖和营养器官繁殖, 可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实际上, 资源更新能力还需要同时考虑采集方式等因素, 叶片、枝条等部位的更新能力相对较强, 而花、果实、根部等部位的更新能力相对较弱。

哪种生长方式、繁殖方式更具优势, 并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只能通过文献等相关资料对特定物种进行具体判断。更新能力的强弱影响着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更新能力越强的物种, 相应的采集活动对环境和物种本身可持续性的风险越小。将“资源的更新能力”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划分为5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控制这一风险的措施是对采集人员进行培训, 规定只能采集一定大小和成熟度的植物, 对幼小的植株要保护, 以促进植物种群的更新。

2.2.3 采集方式

不同的植物利用部位不同, 但采集方式可归结为采枝、采叶、采花/果实/种子、挖部分根、采茎杆、割皮、挖全株/完整根、采子实体。不同的采集方式对植物本身及其栖息环境的影响不同, 从而影响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枝叶较容易更新, 因此采枝、采叶对植物本身的生长和繁殖影响很小。采花/果实/种子对植物的繁殖有一定的影响, 每年植物的花、果实、种子的数量是有限的, 很难像枝叶一样通过再生来补偿。挖部分根则是针对根系发达的植物, 只采挖根的一部分, 留下的根可以继续为植物生长和无性繁殖提供条件。采茎杆主要是针对草本和灌木, 它们的茎杆一般不止一个, 采挖部分茎杆对其影响不大, 而乔木一般只有一个主茎, 采伐其茎杆将导致树木死亡。割皮是对个别木本植物进行的, 如中药材植物杜仲、厚朴等, 割皮也分为部分剥皮、环剥和全株剥皮, 部分剥皮的树木剥皮后成活率较高, 环剥的树木有时也能长出新的树皮, 全株剥皮一般会导致植株死亡。挖全株或完整根是破坏性最大的采集方式, 一般都会导致植株本身死亡, 同时影响其繁殖后代, 并且还会严重破坏自然环境, 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在最为常见的130种植物药中, 有85种的采集方式是采挖地下部分或全株、剥皮等能导致植物死亡的利用方式, 厚朴(剥皮)、甘草(挖根)、红豆杉(整株)等野生资源持续减少, 其数量和分布范围迅速缩小, 甚至有些植物在其原生地已经绝迹^[14]。

将“采集方式”这一风险因素中所有实际情况划为5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控制这一风险的措施主要是对采集人员进行培训, 在采集方式不可更改的前提下尽量保护植物和环境, 割皮采用能促其再生的方式, 采挖地下部后将地面恢复填平。

2.2.4 采集量/区域内资源量

区域内资源量指一定时期某区域内目标物种的可采集产品总量, 采集量指采集证书或者采集计划中规定的一定时期内在该区域的采集量。采集量/区域内资源量比值越小, 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风险越小; 比值越大, 造成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的风险越大。资源丰富，生长繁殖能力强，采集方式破坏性小, 则采集量可适当增大; 反之, 采集量应减小。由于受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不同、不同植物生长繁殖能力不同、不同植物采集部位和采集方式不同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很难判断一个物种的最适采集量是多少, 但必须保证物种下一代的繁衍更新。

理论上, 根据种群动态增长的逻辑斯蒂增长模型, 当控制种群数量为环境容纳量的1/2时, 种群数量的增长速度最大, 也就是说最大采集量应当是环境容纳量的一半。然而，这一理论对于大多数植物尤其是采收部分器官的多年生植物并不适用。对于野生采集的植物, 应当确保其可持续更新的最大年允收量^[15-16]。由于不同物种之间更新繁殖能力、种群大小及采集方式差异较大, 所以每一物种的最大年允收量都不一样, 完成对每一物种最大年允收量的确定工作异常艰巨, 难以短期内完成。实际上, 对最大年允收量的确定主要依据不同的采集部位进行粗略估计, 例如, 采集地下部或全株, 最大年允收量为区域内资源量的10%;采集茎、叶, 最大年允收量为30%~40%;采集花、果实和种子, 最大年允收量为50%^[17]。但这种方法也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可。

考虑到采集量对资源可持续性的复杂影响, 将“采集量/区域内资源量”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划分为5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控制这一风险的措施是制定可持续的采集管理方案, 对采集量严格控制; 认证机构可根据对采集基地资源量的估测和采集单位提供的运输和仓储记录来判断采集量的风险大小。

2.3 产品混杂和安全

因野生植物混杂生长, 同一区域可能同时出现与目标物种相似的物种, 采集时可能误采这些相似的物种。有些物种与目标物种有相似的利用价值, 有些则有毒。在采集后的各环节中也可能与人工栽培的产品混杂, 从而影响产品的有机完整性。产品混杂的风险在国内外有机产品标准中均没有提及, 然而, 不同于栽培作物, 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长过程不受人为管理, 许多同属物种与要采集的目标物种十分相似, 采集过程中容易误采。

食品重金属污染是食品安全关注的一个重点, 有机食品尤其要严格控制重金属污染的风险。目前, 关于野生食用菌重金属超标的研究和报道很多, 有机产品目录里的野生食用菌种类在不同产地的研究中几乎都有重金属超标的记录^[18-24]。但由于国家标准中没有规定有机野生采集产品必须检测重金属含量, 采集单位和认证单位都缺乏产品重金属的相关数据资料；因此, 笔者研究中无法将产品重金属考虑在内, 但是建议采集单位或认证单位开始检测野生采集产品的重金属含量并记录, 积累数据资料, 为今后的重金属风险评估打好基础。

将产品混杂和安全这一风险因素进行细化, 从同区域易混相似物种分布和人工栽培情况2个方面进行分析, 给出适当的评价指标并划定风险等级。

2.3.1 同区域易混相似物种分布

野生植物在其生境中同时存在难以辨别的相似物种时, 野生采集常发生误采危险, 尤其是有些误采物种会导致人畜中毒。例如, 我国每年都有多起毒蘑菇中毒事件,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都发布了预防食用野生蘑菇中毒的警示^[17]。即使没有毒性, 有些相似物种缺乏目标物种所含有效药用成分, 也会影响采集产品质量。

由此, 将“同区域易混相似物种分布”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划分为5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控制这一风险的措施主要是对采集人员进行培训, 或者雇用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采集; 对于分布着毒性较高的易混相似物种的区域不建议进行采集。

2.3.2 人工栽培情况

相当多的物种存在不同规模的人工栽培, 而野生资源非常匮乏, 尤其是某些大宗中药材。由于野生产品价格偏高而产量有限, 市场上常出现以人工栽培产品冒充野生产品的情况。市场上人工栽培占比越大的产品, 混杂充当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可能性越大, 如接骨木(Sambucus williamsii)、绞股蓝(Gynostemma pentaphyllum)、黄连(Coptis chinensis)等均有大面积的人工栽培。也有一些植物目前还没有成熟的人工栽培技术, 也就没有被人工栽培产品混杂的风险, 如独活(Heracleum hemsleyanum)、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等。

由此, 将“人工栽培情况”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归纳为5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降低这一风险的措施主要是严格核对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销售量和采集量, 对于以人工栽培为主而野生资源匮乏的产品, 不鼓励进行野生采集。

2.4 采集后处理

采集后的初步处理是加工前的最后一道生产程序, 处理过程越复杂, 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可能性越大。参考相关文献资料, 将采集后处理这一风险因素细化为现场处理、运输和储藏3个方面进行分析, 给出适当的评价指标并划定风险等级。

2.4.1 现场处理

在野外采集时根据产品特性, 需要不同的现场处理。磨菇类产品从菌柄基部采集, 然后除去附着的泥土和其他杂质。野菜类产品需要摘除老叶和病虫害破坏的叶子, 清除附着的泥土和杂质。野生水果需要清洗泥土和杂质, 树莓、桑葚和蓝莓等质地很软的浆果浸水容易变质。野生坚果除了清除杂质和泥土以外, 没有其他复杂的处理要求。野生中药材一般也只需清除泥土和杂质, 待下一步干燥处理。一般的野生采集产品都不需要复杂的现场处理, 主要包括清洁泥土和杂质, 初步分级包装。过程越复杂, 产品受到污染的风险越大。

将“现场处理”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归纳为3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控制这一风险的措施主要是尽量采用简单的处理方式, 同时保证清洁处理中使用的水是清洁无污染的。

2.4.2 运输

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产品混杂和污染的风险, 将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划分为4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控制这一风险需要及时清洗运输工具, 使用专用的运输工具或者与非有机产品同时运输时保证有明显的区分标志或区分措施。

2.4.3 储藏

储藏过程中容易发生产品混杂和污染的风险, 将这一风险因素中的所有实际情况划分为4个风险等级并赋予风险值。及时清洗储藏场所, 使用专用的储藏场所或者与非有机产品使用同一个仓库时保证有明显的区分标志, 可以有效降低这一风险。

3 有机野生采集产品风险因素层次结构关系

根据上述风险分析过程将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风险逐级细化, 并将风险因素的评价指标和风险等级进行整合归纳, 见表 1。

4 讨论及结论

以国内外认证标准为基础, 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对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生产全过程进行分析, 重点关注野生植物生长环境、野生植物资源特点等方面, 逐级分析并筛选出影响有机野生采集产品有机完整性的风险因素。

将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生产过程的风险因素归纳为4个部分, 即一级指标:采集区环境、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产品混杂和安全、采集后处理; 对每一部分进行分析和筛选, 共划分为便于直接用于评估的12项具体风险因素即二级指标。作为一次初步探索, 笔者研究尚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方面。“生境特征”这一风险因素涉及野生植物的生境类型、与污染源距离等问题, 并且污染源类型和污染物扩散方向也会影响生境受污染的程度, 因此, 目前对生境特征的风险难以进行准确定量的评价。同时, 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有机产品的产地环境质量标准, 常规有机产品的产地环境标准目前采用普通农产品的相关国家标准, 而对于野生采集的产地环境标准尚没有相关规范性文件涉及^[25]。目前需要出台相关标准和规范以保障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安全性, 同时也为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产地环境评估积累数据。“资源的更新能力”与植物种类、繁殖特点、采集部位、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难以总结其规律, 因此还未找到科学的量化评价方法。“采集量/采集区资源量”这一风险因素的评估首先需要对采集区资源量和最大允许采集量进行科学估计, 然而, 由于不同植物的生存环境、生长繁殖特点、采集部位和采集方式等因素存在差异, 对于最大允许采集量难以划定统一的标准, 相关的科学研究比较缺乏并且难有定论^[15-16]。尽管重金属超标在野生采集中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但是关于野生采集产品中的重金属含量, 缺乏足够的检测数据和研究, 笔者研究暂无法将重金属这一风险因素纳入风险层次结构关系中, 有待今后补充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 有机认证需要考虑的风险因素还包括生产组织模式、采集人员、企业自身管理制度等方面, 但是笔者的研究着重关注生产环节, 暂未将企业管理及其他因素考虑在内。后续的工作中将把企业管理等风险因素纳入风险因素层次结构中, 使风险评估体系更加完善和实用。另外, 一些风险因素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 而这类风险因素大多是《有机产品》国家标准明确规定的, 例如“是否使用化学农药”, 认证机构对生产方进行认证检查时, 此类风险相对容易识别, 因此, 在此研究中未纳入“一票否决”类的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层次结构关系的建立有利于明确有机野生采集产品的风险环节和风险来源, 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的风险防范措施。同时, 也为进一步规范风险评估和有机认证工作奠定基础。有机野生采集是合理利用和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 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有机野生采集, 严格遵守有机农业的生产原则, 不仅可以促进野生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还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提高山区人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