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被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科学家关注, 气候变化适应性也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1]。人类的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明智之举^[2]。在目前的环境情势下, 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冲击比发达国家更为剧烈^[3], 尽早地采取针对不同地域的适应措施尤为必要^[4]。目前, 国外围绕农业人口这一气候变化脆弱人群的气候感知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5]。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成果相对较少, 研究区域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地区^[6-9]。基于社会经济视角的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分为家庭和区域2个研究尺度^[10]。在家庭尺度上, 形成了感知-适应的研究关系框架, 即通过对感知的分析来揭示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过程^[11]。家庭尺度上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是制定相关适应策略的基石, 故而必须知晓沟通对象的感知情况^[12]。

青藏高原作为全球的高海拔地区, 被称为“第三极”和“亚洲水塔”^[13],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十分敏感, 是研究气候变化的理想区域^[14-15]。近几十年温度的升高已经明显影响到青藏高原的植被生长^[16], 全球变暖导致青藏高原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正在发生改变^[17-18]。藏东南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 相较于腹地有特殊的生态系统。该地特殊的地理条件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形成了特殊的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山地生态系统。这一区域不同海拔梯度山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少有报道^[19-20], 鲜见不同海拔社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

以藏东南察隅县境内的察隅河流域居民为对象, 通过实地调查走访, 研究了该流域不同海拔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 分析了居民的感知情况与海拔的相关性, 以期为当地居民适应气候变化和计划性地调整生产生活策略, 以及为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不同区域合理的应对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与调查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察隅县属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过渡地带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西北高东南低, 相对高度差达3 600 m, 垂直高差悬殊, 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和山地河谷地貌。谷地海拔南部边缘海拔只有1 400 m, 全县平均海拔2 300 m^[21]。察隅河是西藏东部大河之一, 发源于德母拉山, 源头海拔5 475 m, 全长295 km, 流域面积1.8万km^2[22]。察隅河流域上游分东西2支, 分别源自2个山脉, 由岗日嘎布拉分隔。西支是贡日嘎布曲, 发源于岗日嘎布啦附近, 东支是桑曲, 源自德姆拉附近, 属双干河流。2条支流在零零通交汇为察隅河, 最终出境汇入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河流——布拉马普特拉河。察隅河流域位于孟加拉湾背部, 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 降水较丰富, 年降水量可达800 mm, 高山上以降雪为主。河流水量丰富, 下切作用显著, 形成高山深谷地貌。贡日嘎布曲源自岗日嘎布拉的现代冰川末端, 全长约170 km, 流域面积4 900 km², 落差5 140 m, 平均海拔约3 980 m。桑曲全长178 km, 流域面积7 200 km², 落差约4 870 m, 平均海拔约3 840 m, 是一条典型的以峡谷为主、局部相间宽谷盆地的山地河流^[23]。研究区域是察隅河的主干河流桑曲流域。该流域属于西藏林芝察隅县管辖范围, 文化环境一致, 居民为藏族, 有少量僜人, 总人口28 730, 其中农牧民24 617人^[24]。该流域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包括森林、草地、农田、河流和湖泊等, 当地居民生产方式相对单一, 主要是农牧业, 兼以药材采集。

1.2 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为2015年6月, 选取察隅县境内察隅河流域3个不同海拔的村庄为调查地点, 分别是古井村(3 313.5 m)、罗马村(2 891.1 m)和空挡村(2 476.4 m), 调查地点之间海拔落差达420 m左右(表 1)。随机选取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当地居民普遍文化程度低, 由受培训的藏族学生调查员通过现场访谈来填写问卷。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和权属关系, 可以保证问卷的广泛性和客观性。被调查的居民均为世代居住于当地的藏民, 均从事农牧业生产。发放调查问卷共计300份, 排除乱答和漏答以外, 回收有效问卷268份, 有效问卷率达89.3%。问卷内容包括2个方面: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和职业等)以及居民对当地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共设置了11个问题来调查不同海拔居民对当地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

1.3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 2为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在被调查者中, 不同海拔村庄的男性和女性比例略有不同, 整体上大致相当。在年龄组成上, 古井村调查居民年龄主要在20岁以上, 21~30、31~40、41~50、51~60和大于60岁居民比例分别为16.2%、20.2%、24.2%、14.1%和25.3%;罗马村调查居民年龄主要分布在21~40岁, 21~30和31~40岁居民比例分别为84.0%和12.0%;空挡村调查居民年龄主要在30岁以上, 31~40、41~50、51~60和大于60岁居民比例分别为15.9%、20.5%、29.5%和29.5%。各乡村居民文化程度较低,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居民分别占79.8%、84.0%和88.6%, 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 分别占13.1%、12.0%和6.8%。职业主要是畜牧业、种植业或两者兼备, 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比例极少。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海拔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分析

由图 1可见,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分别有91.7%、88.9%和97.7%的居民认为气候发生了变化, 罗马村有11.1%的居民不知道气候是否发生变化, 古井村和空挡村分别有8.3%和2.3%的居民认为气候没有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不同海拔居民认为气候发生了变化。

对于气候变化的程度, 不同海拔居民的态度略有不同, 但绝大多数居民认为气候变化程度明显。在认为气候发生变化的居民中,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分别有91.7%、95.5%和97.7%的居民认为气候变化明显, 认为气候变化不明显的居民分别只占8.3%、4.5%和0, 空挡村有2.3%的居民不知道气候变化程度是否明显。

不同海拔居民对气候如何变化的感知有所不同。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分别有75.0%、100%和48.3%的居民认为夏季变暖, 分别有41.7%、100%和49.4%的居民认为冬季变冷, 分别有8.3%、0和1.1%的居民认为气候变湿, 有16.7%、0和1.1%的居民不知道气候如何变化, 此外古井村有8.3%的居民认为气候变干。总之, 不同海拔的大部分居民对温度的感知特别强烈, 认为夏季和冬季的温度变化比较明显, 但对湿度的感知很弱, 只有极少数居民感知到了湿度的变化, 这部分居民主要分布在海拔最高的古井村。

将以前和现在的气候状况作比较, 不同海拔居民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 认为以前气候好是居民的主流态度, 分别占50.0%、56.5%和61.4%, 随着海拔的降低持该态度的居民比例增大。认为现在气候好的居民分别占8.3%、13.0%和6.8%, 认为以前和现在的气候差不多的居民分别占8.3%、17.4%和15.9%, 不知道气候变化状况的居民分别占33.3%、13.0%和15.9%。

不同海拔居民对当地年降雨量的感知略有不同。在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 认为年降雨量增加的居民分别占60.8%、56.5%和63.6%。认为年降雨量减少的居民分别占29.9%、26.1%和22.7%, 认为年降雨量不变的居民分别占9.3%、17.4%和13.6%, 没有不知道年降雨量是否变化的居民。

对于当地冰川面积的变化,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认为冰川面积增加的居民分别占8.3%、13.6%和45.5%, 认为冰川面积减少的居民分别占33.3%、50.0%和20.5%, 认为冰川面积不变的居民分别占58.3%、36.4%和34.1%, 没有不知道冰川面积是否变化的居民。总之, 随着海拔的降低, 认为冰川面积增加的居民比例增多, 但认为冰川面积减少和不变的居民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对于当地河流水量的变化,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认为河流水量增加的居民分别占46.7%、56.0%和79.1%, 居民比例随海拔降低而增加。认为河流水量减少的居民分别占50.0%、44.0%和20.9%, 此外古井村有3.3%的居民不知道河流水量是否变化。

对于当地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认为当地农作物病虫害增加的居民分别占33.3%、58.3%和72.7%, 居民比例随海拔降低而增加。认为当地农作物病虫害减少的居民分别占0、29.2%和18.2%。认为当地农作物病虫害不变的居民分别占25.0%、8.3%和6.8%。不知道当地农作物病虫害是否发生变化的居民分别占41.7%、4.2%和2.3%, 其中古井村不知道农作物病虫害变化情况的居民比例偏高。

对于当地农作物的播种时间,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认为当地农作物播种时间提前的居民分别占58.3%、14.3%和2.3%, 居民比例随海拔降低而减少。认为当地农作物播种时间推迟的居民分别占16.7%、14.3%和18.2%。认为当地农作物播种时间不变的居民分别占25.0%、71.4%和79.5%, 罗马村和空挡村大部分居民认为播种时间不变。

对于气候变化是否对居民自身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认为气候变化对自身产生影响的居民分别占75.0%、74.1%和72.7%, 认为气候变化对自身没有产生影响的居民分别占25.0%、25.9%和27.3%。总之, 认为气候变化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居民占大多数。

对于认识气候变化的途径, 古井村、罗马村和空挡村通过自身经历认识气候变化的居民分别占83.3%、100%和90.9%, 通过媒体和他人认识气候变化的居民分别占16.7%、0和9.1%, 没有居民通过政府宣传认识气候变化。在认识气候变化的途径中, 自身经历是最主要的途径, 这与当地居民主要从事具体的农牧业生产实践有关。通过媒体和他人认识气候变化的居民比例不高, 这主要是由于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接受相关的媒体信息, 并且还没有气候变化的意识。政府宣传在居民认识气候变化的途径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2 感知比例与海拔的相关性分析

感知气候变化明显、冰川面积增加、气候状况以前好、河流水量以及农作物病虫害增加的居民比例随着海拔降低而增加, 只有感知农作物播种时间提前的居民比例随海拔降低而减少。对以上不同感知指标与海拔进行相关性分析, 只有感知气候状况以前好的居民比例与海拔呈显著负相关(P < 0.05), 其他感知指标与海拔的相关性均未达显著水平。

3 讨论

公众对环境的感知具有复杂性, 信息的传递过程和个人情况差异均会导致感知差异。许多研究表明, 性别、族别、受教育程度、年龄、收入和地理位置等都是影响公众气候变化感知的重要因素^[25]。察隅河流域居民具有相同的文化环境, 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相对偏低, 使得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相对较大。

根据察隅河流域不同海拔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调查, 大部分居民认为气候发生了明显变化。有一定比例的居民认为夏季变暖、冬季变冷, 能够明显感知到温度变化, 但对湿度的感知不强烈。李林等^[26]研究了1961—2007年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气候显著增暖, 年平均气温以0.37 ℃·(10 a)^-1的速率上升, 冬季较其他季节明显, 2月气温由冷向暖的转变最显著, 8月最不显著, 且在某些区域有变冷迹象, 高原边缘地区气候变暖趋势要明显于高原腹地。张东启等^[27]的研究也表明喜马拉雅山区的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藏东南位于高原边缘的喜马拉雅山区东段,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比青藏高原腹地更为剧烈。陈宝雄等^[28]分析了1954—2009年藏东南原始林区气候变化特征, 结果表明藏东南林区年平均气温升高0.9 ℃, 其中冬季升温高达1.47 ℃, 林区年降水量增加185 mm, 整体气候趋于暖湿化, 藏东南林区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比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显著, 且海拔越高越显著。李缔华^[29]的研究则表明自1980年以来察隅县气温呈升高趋势, 降雨量呈下降趋势。付玉^[30]根据察隅县周围气象台站1972—2001年的资料统计得知, 30 a来该区域年均温呈逐渐上升趋势, 30 a增温达0.6 ℃, 并且在6—9月增温趋势显著, 增温1 ℃左右。这些研究印证了当地居民对温度的感知情况。笔者所调查的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山区东段, 海拔较高, 对温度的变化高度敏感^[31], 这可能是导致居民感知夏季增温明显的原因。居民感知到冬季变冷的态度与气候变化的趋势不同, 这可能与冬季降雪增多有关, 使当地居民直观地认为冬季变冷。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根据分析结果可知，海拔可能影响到当地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随着海拔降低, 认为以前气候比现在好的居民比例增大, 3个不同海拔村庄的居民均有超过半数认为以前气候比现在好。张继承等^[32]的研究认为虽然青藏高原环境变迁呈现由边缘地区向腹地恶化的多层次结构, 但是藏东南地区是生态环境好转程度最大的流域; 史培军等^[33]也将藏东南—西南划分为中国的湿暖趋势带, 生态环境趋于好转。这些研究与笔者所调查到的感知情况相悖。当地居民之所以出现这样与观测事实不符的态度, 可能是由于他们考虑的不是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 而是在生产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当地森林和林下资源减少、病虫害增加等现象, 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居民对气候感知的传导过程。

随着海拔的降低, 认为冰川面积增加、河流水量增加以及农作物病虫害增加的居民比例越来越高。这表明, 随着海拔降低, 越来越多的居民感受到气候变化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感知到河流水量增加的居民随海拔降低而增多, 是因为随着海拔降低, 下游水量会多于上游, 同时藏东南川西区是青藏高原降水量增多最显著的地区^[26], 喜马拉雅山区东段降水的确是以增加为主^[27]。这与当地居民对降雨量的感知基本一致。冰川面积比例随海拔降低而增加的情况可能与降雨有关^[34]。但是杨威等^[35]对调查区域西侧岗日嘎布冰川的研究表明,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该地区冰川经历了严重的损耗与退缩, 尤其是小冰川呈现出更为明显的退缩状态。其他研究也表明, 位于青藏高原最边缘的藏东南冰川退缩幅度最大^[36]。冷湿气候有利于冰川的积累^[37], 虽然降水量是冰川发育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 但温度是冰川发育数量的主要影响因素^[38]。位于藏东南的察隅河流域整体上趋于暖湿化^[33]。当地居民对冰川面积变化的感知态度相对而言比较分散, 整体上还没有十分明晰的主流态度, 其对冰川面积的感知途径主要来自于自身的观察, 而冰川地带离居住地较远, 并且少有在冰川地带从事生产实践的居民, 这可能影响到了居民对冰川面积变化的感知。感知农作物病虫害增加的居民比例随海拔降低而增加, 这与升温有紧密的关联^[39-40]。随着海拔的降低, 温度也相对升高, 病虫害的发生概率也随之增高。当地气候的暖湿化已经对农牧业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居民可通过生产活动直接感知。

王世金等^[41]研究了玉龙雪山地区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 结果表明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强度与海拔显著相关。笔者的研究结果与其不同。其所划定的调查范围海拔落差不到1 000 m, 且所处山区的地形也不同, 而笔者的研究区域海拔超过1 000 m, 且研究区域全为同一河流的河谷地带, 受环境因素影响更小。此外, 王世金等的研究着重于感知的强度, 这也与笔者研究着重于感知人数比例不同。笔者研究结果中, 大多数感知状况与海拔无显著相关性, 这可能是由于调查区域仅局限于察隅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带, 海拔落差不够大, 拟在后续研究中增加下游村庄来研究当地居民的感知状况与海拔的关联。在对气候变化的感知途径中, 绝大部分居民通过自身经历来感知, 少数居民通过媒体或者与他人交谈来得知气候变化信息, 当地政府没有起到相应的宣传引导作用。这间接说明了当地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缺失。无论从实际的监测数据还是居民的感知而言, 气候变化都已成为客观事实, 同时也对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影响。鉴于当地海拔较高, 产业单一, 居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很弱, 当地政府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体, 需加强气候变化风险的宣传教育, 建立防灾减灾体系, 拓展当地的产业格局, 根据不同海拔村庄的气候环境制定不同的适应计划, 尽可能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

4 结论

察隅河流域不同海拔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调查表明大部分居民认为气候发生了明显变化, 有一定比例的居民认为夏季变暖、冬季变冷, 能够明显感知到温度变化, 但对湿度的感知不强烈。海拔可能影响到当地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 随着海拔降低, 认为以前气候比现在好的居民比例增大, 不同海拔的居民均有超过半数认为以前气候比现在好, 认为冰川面积增加、河流水量增加以及农作物病虫害增加的居民比例随海拔降低而增加。在对气候变化的感知途径中, 绝大部分居民通过自身经历来感知, 少数居民通过媒体或者与他人交谈来得知气候变化信息, 当地政府没有起到相应的宣传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