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与日俱增, 组成成分日趋多样化^[1-4]。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而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2]。近年来, 各地农村在持续的试验、推广过程中逐步形成“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或“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市、区)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农村生活垃圾的分散性、范围广和随意性等固有特征容易导致完全由政府主导治理，陷入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等困境。农户的积极配合成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程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农户既是生活垃圾污染的制造者和受害者, 同时也是垃圾治理的主要受益者, 如何引导其积极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针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 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有学者从加强基础设施供给^[3]、强化处理技术利用^[4]、构建和完善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以及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5]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研究，提出应构建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三位一体合作的治理模式^[6]。另有一些学者基于实证层面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 分析认为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体特征等因素均对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有正向影响^[7]。以农户生活垃圾定点倾倒行为为对象的研究证实农户是否按规定定点倾倒垃圾, 不仅取决于农户自身因素, 而且与当地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因素密切相关^[8]。另有学者利用调研数据分析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农户支付行为与支付意愿悖离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农户健康状况、农户年家庭人均纯收入、筹资额度高低的认知以及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对环境改善效果的认知、社会网络等因素是导致农户支付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显著影响因素^[9]。关注农户固体废弃物排放行为的研究还指出农户态度以及包括政府行为在内的一些外部约束条件是农户固体废弃物排放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10]。在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实证研究中, 多数研究仅限于以某一项具体行为为研究对象, 研究范围较窄。而在涉及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仅零星考虑认知或情境因素, 未能系统地进行因素类别归纳和对治理情境调节效应进行验证。对此, 不同于当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中的政府功能以及治理模式创新的研究特点, 笔者以微观农户主体为研究对象, 根据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农户参与的特点, 将农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细化为垃圾分类、垃圾集中处理费支付以及垃圾定点倾倒3类行为，分析农户心理认知与其处理行为响应的作用关系, 同时以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情境因素为调节变量, 观察其在认知与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 以期充实农户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1 理论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认为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后的结果。它提供了一个分析认知影响行为的完整框架, 包括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和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并认为其他因素只能通过这3者来间接地影响行为^[11]。TPB被众多环境行为研究文献采用, 如运用于研究澳大利亚农户的水环境保护行为倾向^[12], 还被用于构建城市居民节能行为以及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理论模型^[13-14]以及探讨农户环境意识、环保意愿、环境保护措施采纳3个因素的作用关系^[15]。TPB理论较好地支撑了这些研究的开展, 但该理论的主要缺陷是未将外部因素引入模型, 而是统一假设农户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一致且稳定, 并且忽略了农户的异质性。GUAGNANO等^[16]于1995年提出了预测环境行为的ABC理论, 指出环境行为(B)是个人的环境态度变量(A)和外部条件(C)相互作用的结果。而HINES等^[17]应用元分析(meta analysis)整合了128篇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文献, 提出了一个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概念模型, 认为个性变量、行动技能、行动策略知识和环境问题知识4个变量对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该模型还提出由于个性变量和情境因素都是动态变化的, 两者的交互作用会增加预测环境行为的难度, 但会使预测更为准确。可见, ABC理论和负环境行为模型都认为在认知基础上外部情境因素也是影响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笔者将3种理论模型结合应用, 基于农户异质性假设, 以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情境特征为调节变量讨论农户参与认知与行为响应的内在机理与差异，据此构建理论研究模型，如图 1所示。

1.2 研究假设 1.2.1 农户认知

(1) 行为态度。有研究证明态度对行为有显著影响^[18-19]。针对美国不同地区农户的实证研究得出, 积极的环境态度能够提升农户的环境友好行为参与度^[20]。国内也有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对环保的认知程度与农户特征有关, 是响应农户行为的关键因素^[21]。农户行为态度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2]。亦有研究发现在行为科学层面, 农户对于排放固体废弃物的态度是影响农户排放废弃物行为最显著的因素^[17]。近年来, 农村生活垃圾造成的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和水污染越来越被农户所感知, 但在不同农户之间存在污染感知和治理认知的差异, 农户对进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必要性认知越强烈, 行为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 反之, 则越低。再者, 农户对自身参与对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性认识也是决定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决策的深层次因素, 农户认为自身参与越重要, 则其行为响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据此, 笔者提出的假设(H1a)为:农户行为态度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响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2) 主观规范。主观规范指农户为了迎合家人、村民以及政府等所属群体的希望而表现出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方向的判断, 即农户响应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外部压力。AJZEN^[11]认为, 行为有时受环境压力的影响大于个体态度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 主观规范是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指标, 是影响农户固定废弃物排放行为意向的直接因素^[17]。同时有实证研究指出虽然农户已经充分认识到农村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但农户普遍存在依赖思想和观望情绪, 主动采取行动参与不够^[23]。由于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 观念相对保守且面子意识强烈, 农户间存在较强的行为参照群体效应和从众效应。生活垃圾处理又是一项村级公共事务, 其公共性进一步增强了主观规范对农户参与行为的约束。在农村, 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响应主要受到来自亲朋邻里和政府等农村社会网络的影响。因此, 主观规范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假设(H1b)为：农户主观规范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2 治理情境的调节作用

村庄生活垃圾处理特征等外部因素是导致农户认知向实际行为转化的关键, 而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分析结果所得到的政策启示往往更具可操作性, 这也是笔者的主要研究动机。已有研究表明, 公用收集设施中垃圾的清理频率和垃圾收集设施供给数量等对农户环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24]。农村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集体行动是刺激农户行为响应的外部因素^[23]。同时, 研究还证实生态补偿政策对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具有调节作用^[25]。实证数据表明一些外部约束条件也在较重要的影响层级上对农户固体废弃物排放行为有影响^[17]。此外, 学者还提出是否建立村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对农户生产性废弃物资源处理方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6]。村庄公共物品的管理维护工作是比前期投资建设工作更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是确保该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关键^[27]。清理频率是农户认知与行为响应的关键影响因素, 若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 将集中并放大生活垃圾污染的严重性。相反, 生活垃圾集中清理频率高, 能够让农户产生清洁及时的直观感受, 从而提高其进行生活垃圾处理的积极性。生活垃圾处理是一项频繁的日常生活事务, 便利性是其重要评价指标, 农户住房到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设施的距离成为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主要调节因素, 较近距离带来的便利性有助于促使农户产生积极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邻避效应固然是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中的重要现象, 但这在地域辽阔的农村地区还不是主要问题, 农户的行为决策更多地是从便利性角度加以考虑。因此, 理论分析显示, 农户住房至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距离对农户认知与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再者,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数量是生活垃圾治理服务质量的直观因素, 也是影响认知与行为响应的直接因素。综上, 针对治理情境因素调节作用的研究假设如下：农村生活垃圾清理频率正向调节农户认知与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之间的关系(H2a); 住房至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距离负向调节农户认知与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之间的关系(H2b);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数量正向调节农户认知与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之间的关系(H2c)。

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描述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5年4—7月对福建南平地区农户的抽样调查, 调研区域主要涵盖南平市延平区、邵武市、建阳区、建瓯市及武夷山市5个主要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农村环境整治的县(市、区)。2012年起, 该研究区域正逐步推进环境综合整治, 形成“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市、区)处理”的政府主导型垃圾处理模式。同时充分遵循村民自治原则, 由村民小组聘请保洁员负责村庄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和垃圾收集工作, 乡镇主要负责建设垃圾压缩转运站或购置压缩式垃圾车, 开展生活垃圾清运工作。农户样本的选取采用了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 由于山区农村偏僻或邻近程度是导致生活垃圾治理情境差异化的重要因素, 故选择以村庄至县城的距离为抽样依据。在每个县(市、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随机选取3个乡镇, 依据乡镇的村庄布局随机选取3个距离县城较远、中等以及较近的村庄, 再在每个抽样的行政村中随机选取6~7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调研共收集问卷284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最终问卷数量为270份, 有效率为95.01%。由表 1可知，样本农户中, 男性多于女性, 年龄集中在40~59岁, 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者居多, 家庭人均年收入以1万~1.5万为主, 大部分家庭人口在4~6人之间, 村干部占比为6.46%。

2.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2。

(1) 因变量。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农户行为分为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支付行为以及生活垃圾定点倾倒3类。根据调研数据统计, 样本农户中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农户比例为28.5%, 有支付生活垃圾处理费用的农户比例为61.9%, 多数农户选择将生活垃圾倾倒至指定垃圾收集点, 占比为81.9%。将3类行为均进行二分类变量处理, 即有发生某项行为赋值1, 未发生相应行为赋值0。

(2) 自变量。农户对生活垃圾处理的认知包括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2个方面, 其中行为态度通过“进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必要性”和“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处理对提升治理水平是否有作用”2个问题加以考察, 设置二分类答题选项, 肯定回答赋值1, 否定回答赋值0。主观规范由家人、村民以及政府3类群体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形成的压力加以考察。农户认同相应主体对其行为发生形成压力赋值1, 未形成压力赋值0。最后通过加权平均法测算综合得分, 并将其作为自变量进行模型测算。

(3) 调节变量。从生活垃圾清理频率、住房到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距离以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数量3个方面表征治理情境调节变量。其中, 清理频率和农户住房到垃圾收集设施距离由农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回答。垃圾收集设施数量的考察根据农户对当前设施数量的满意度进行二分类变量处理, 满意赋值1, 不满意赋值0。

(4) 控制变量。该研究主要从个人、家庭以及村组织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在农户个人层面设置4个变量, 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家庭层面, 主要将家庭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放入模型, 由农户对家庭实际的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进行估计所得; 村组织层面, 由农户对村委会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处理的积极性评价进行表征, 并设置二分类变量, 认为村委会组织动员工作积极赋值为1, 认为其不积极赋值0。

2.3 模型构建

由于农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均为二分类变量, 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农户心理认知、治理情境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此外, 待检验的研究假设还涉及调节变量的作用, 对于这些假设, 按照调节效应检验的普遍做法, 采用多层次回归方程方法进行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begin{array}{l} {g_{1j}} = {\alpha _{0j}} + {\alpha _{1j}}{v_1} + {\alpha _{2j}}{v_2} + {\alpha _{3j}}{v_3} + {\alpha _{4j}}{v_4} + {\alpha _{5j}}{v_5} + \\ {\alpha _{6j}}{v_6} + {\varepsilon _{1j}}, \end{array}$

(1)

$\begin{array}{l} {g_{2j}} = {\beta _{0j}} + {\beta _{1j}}a + {\beta _{2j}}s + {\beta _{3j}}{v_1} + {\beta _{4j}}{v_2} + {\beta _{5j}}{v_3} + \\ {\beta _{6j}}{v_4} + {\beta _{7j}}{v_5} + {\beta _{8j}}{v_6} + {\varepsilon _{2j}}, \end{array}$

(2)

$\begin{array}{l} {g_{3j}} = {\chi _{0j}} + {\chi _{1j}}a + {\chi _{2j}}s + {\chi _{3j}}f + {\chi _{4j}}d + {\chi _{5j}}n + {\chi _{6j}}{v_1} + \\ {\chi _{7j}}{v_2} + {\chi _{8j}}{v_3} + {\chi _{9j}}{v_4} + {\chi _{10j}}{v_5} + {\chi _{11j}}{v_6} + {\varepsilon _{3j}}, \end{array}$

(3)

$\begin{array}{l} {g_{4j}} = {\delta _{0j}} + {\delta _{1j}}a + {\delta _{2j}}s + {\delta _{3j}}f + {\delta _{4j}}d + {\delta _{5j}}n + {\delta _{6j}}pf + \\ {\delta _{7j}}pd + {\delta _{8j}}pn + {\delta _{9j}}{v_1} + {\delta _{10j}}{v_2} + {\delta _{11j}}{v_3} + {\delta _{12j}}{v_4} + {\delta _{13j}}{v_5} + {\delta _{14j}}{v_6} + {\varepsilon _{4j}}。\end{array}$

(4)

式(1)~(4) 中，a、s和p分别为农户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综合得分; f、d和n分别为生活垃圾清理频率、家到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距离、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数量; v₁、v₂、v₃、v₄、v₅和v₆分别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人均垃圾日产量和村委积极性这6个控制变量；j=1, 2, 3分别表示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生活垃圾处理费支付行为以及生活垃圾定点投放行为3类处理行为；α、β、x和δ分别为4个模型的常数项及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模型(1)~(4) 分别用于检验控制变量、农户认知、治理情境对农户行为的影响以及治理情境对农户行为的调节作用。

3 模型结果分析

利用Stata 12.0软件分别对农户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费支付与倾倒行为进行分层回归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其中, 模型1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2为增加农户心理认知之后的回归结果, 模型3为将农户心理认知与治理情境分别回归的结果, 模型4为增加农户认知与治理情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值得说明的是, 为细致分析各类治理情境对农户处理行为的调节效应, 根据加权平均法计算农户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的认知综合得分, 并将其与各治理情境进行交互项设置。同时, 为了避免加入交互项可能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对调节变量进行“对中”处理, 即用原变量值减去其平均数来对其进行中心化处理。

表 3表明, 农户行为态度对其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H1a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农户主观规范对其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对垃圾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投放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假设部分得到验证。这是因为生活垃圾处理费支付和定点倾倒行为是典型的农村公共事务集体行为, 熟人社会中, 来自村民及政府的压力是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在当前农村暂且未成为政策引导的重点, 也未成为村民间相互监督的行为, 更多是农户及其家庭自发行为, 因而主观规范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由模型3和模型4的检验结果可知, 首先, 治理情境因素中清理频率对农户认知与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故研究假设H2a得到验证。其次, 农户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而对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假设H2b部分得到验证。可能原因是较远距离的设施安排导致的不便利性会促成农户选择将对生活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害或不便处理的生活垃圾进行投放, 而将其他如厨余等较好处理或消解的生活垃圾就地、就近处理。从而形成设施距离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正向显著影响。再者,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数量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但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不具有调节作用, 故研究假设H2c部分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中, 性别在所有分层回归模型中均影响显著, 对垃圾分类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与垃圾处理费支付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TINDALL等^[28]和DAVIDSON等^[29]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即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较高水平的环境友好行为参与度(如回收废物、买有机物品和物质再利用等), 但缺乏参加公共环境行动的积极性。年龄及年龄的平方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这说明在农村农户年龄与其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呈“U”型曲线变动趋势, 即农村地区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表现出积极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 中年群体相对较少进行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但在加入认知与治理情境变量之后, 年龄变量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表明年龄对其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有限, 这与刘莹等^[8]及许增巍等^[9]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收入水平仅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现为低收入农户具有较为积极的分类行为, 这主要是因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一般保留有收集可回收利用废物的习惯。农户收入水平对其垃圾定点倾倒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与刘莹等^[8]的研究结论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生活垃圾处理行为表现积极与否不需要太多的经济支撑, 生活垃圾处理费用的支付额度也相对较低, 调研区域内多数村庄生活垃圾处理费支付水平为每年每户60元, 不会产生较大的经济压力。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对农户处理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明家庭生活垃圾产生量越多, 农户越倾向于表现出积极的处理行为。村委会开展生活垃圾处理组织动员的积极性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费支付行为及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委会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 是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最直接和最基层的执行组织。因此, 村委会的积极动员是农户积极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 而分类行为并不在当前措施实施的范围内, 故不具有显著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农户的行为态度对3类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户的主观规范对其垃圾处理费支付行为与定点倾倒等具有集体性质的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清理频率在农户心理认知与处理行为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即清理频率越高, 则农户心理认知向处理行为的转化的可能性越大。农户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而对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数量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但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不具有调节作用。

4.2 政策启示

(1) 应加强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基础设施供给, 包括改善偏远农村地区的交通条件, 完善村庄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规划布局, 提高垃圾收集设施数量和清运服务质量, 这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农户垃圾分类和定点倾倒行为的可能性, 同时通过让农户享受优质的生活垃圾处理服务来有效提升其支付意愿及行为。

(2) 完善乡规民约, 强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量。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是一项极为日常且频繁的生活事项, 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理想的习惯状态。乡规民约不具有强制性, 却在农村熟人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 应充分认识和利用这一特点提高农户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3) 针对重点人群积极开展环保宣传教育, 提高农户环保与参与意识。当前农户对自身污染者意识和污染者付费意识相对淡薄, 视政府治理行为为理所应当, 普遍存在以政府为完全责任主体的错误认知。鉴于女性群体和中青年群体等在生活垃圾处理中的消极行为表现, 应将其作为环保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因此, 政策着力点在于全面且重点突出地运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宣传教育措施以强化农户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和污染者付费意识。

(4) 提高村委会的组织动员积极性。要加大村委会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的积极作为, 包括设施管理维护、保洁制度落实、相关的宣传教育以及村民参与的组织动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