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表面总面积约为5.1亿km²，其中，海洋面积约为3.6亿km²，占总面积的70.6%。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海洋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人口剧增和陆地资源的日益衰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海洋^[1]。然而，受过度捕捞、破坏性海洋作业、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海洋生物资源面临严重威胁^[2]。为加强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加强全球海洋资源的管理。为此，国际社会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以联合国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以下简称《公约》)、粮农组织(FAO)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工作尤为突出。

2010年，CBD启动了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洋区域(ecologically or biologically significant marine areas，EBSAs)的描述进程，目的是利用CBD制定的EBSAs描述标准识别出全球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洋区域。EBSAs进程的开展对于我国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以及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到，EBSAs的描述可能对我国航运、渔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等产生潜在影响。笔者重点回顾了描述EBSAs进程的背景与进展，概括了“区域性研讨会”以及“可持续海洋倡议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最后，展望EBSAs进程下一步工作，并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促进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1 EBSAs背景与标准 1.1 背景与演变

1992年，第1次地球峰会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提出“描述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高生物多样性和高生产力以及其他关键生境区域，对这些区域开展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3]。1995年《公约》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第2次会议(COP 2) 讨论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雅加达任务”，制定了世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为各国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指导性文件^[4]。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第2次地球峰会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符合国际法和基于科学信息的海洋保护区域，包括到2012年建立代表性保护区网络”的目标^[5]。在此背景下，《公约》设立了EBSAs进程，用于支持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管理^[6]，EBSAs进程演变见表 1^[6-26]。

1.2 描述标准的发展

2004年，“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成为COP 7的重点议题，会议决定设立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深海基因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开展研究^[7]。2005年，工作组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建立海洋保护区问题进行合作的备选办法”召开第1次会议，梳理现有的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海洋区域的描述标准，并编制汇总报告^[8]。2005年，《公约》秘书处在加拿大召开研讨会，编制了EBSAs描述标准初稿。在COP 8的决议要求下，2007年召开的《公约》亚速尔群岛研讨会上完善了EBSAs描述标准(表 2)^[9]。2008年，COP 9审议并正式通过了这一标准^[11]。

1.2.1 《公约》渥太华EBSAs标准研讨会

在建立海洋保护区及保护区网络方面，为给《公约》、FAO和IMO开发一个通用的EBSAs描述标准，2005年，《公约》秘书处在加拿大渥太华组织召开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的EBSAs描述标准研讨会，形成了EBSAs描述标准的初稿，包括独特性、生命历史阶段、脆弱性、生产力、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性6个方面^[9]。

1.2.2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8次会议和亚速尔群岛研讨会

2006年，COP 8为实现“到2010年实现全球海洋区域10%的有效管理”的目标，运用系统方法和预警方法，提供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科学和技术的信息和建议，并要求各缔约方召开研讨会完善EBSAs描述标准^[6]。2007年亚速尔群岛研讨会确定了新的EBSAs描述标准，包括7个方面：(1) 独特或稀有；(2) 对物种的生活史阶段具有特殊重要性；(3) 对濒危物种和/或栖息地具有重要性；(4) 脆弱、敏感或者恢复慢；(5) 具有生物生产能力；(6) 具有生物多样性；(7) 具有自然性^[10]。

1.2.3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9次会议

2008年，COP 9通过了《确定开阔海域和深海栖息地中需要加以保护的重要生物生态的海域的科学准则》和《建立包括开阔海域和深海栖息地在内的代表性海洋保护区网的选址的科学指导意见》2个附件，正式确立了全球海洋区域EBSAs描述进程，并要求对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应用EBSAs科学标准的实施情况保持持续关注^[27]。

1.2.4 《公约》渥太华研讨会

2009年，加拿大联合德国在渥太华召开《公约》专家研讨会，与会的许多专家就如何使用EBSAs描述标准做了一系列报告。会议主要集中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如何开展EBSAs标准的运用，与会方一致认为与其他一些在国家及政府间组织〔FAO、IMO和工业标准组织(ISA)〕以及环境非政府间组织(NGOs)(如鸟盟、保护国际)的描述标准相比，EBSAs科学描述标准更具有兼容性^{[12, 28]}。

1.2.5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

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召开的COP 10通过了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也称“爱知目标”)，其中，目标11重申了“通过建设得到公平有效管理和有效连结的典型生态保护区系统以及采取其他区域性保护措施，保护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意义重大的区域”^[13]。会议要求《公约》秘书处组织一系列区域性EBSAs研讨会，开展区域性的EBSAs描述。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且强调EBSAs的描述完全是一项科学和技术性工作，对任何国家不具有经济和法律影响，相关文件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区域”更改成“开阔海域和深海栖息地”^[14]。

1.2.6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1次会议

2012年，COP 11决议请求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主管政府间组织在今后开展EBSAs描述工作以及制订保护和管理措施时，应当考虑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以及社会和文化标准，并建议将土著和地方社区纳入这一进程，加强具有重要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海洋区域的保护和管理^[29]。

1.2.7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2次会议

2014年，COP 12决议要求在现有描述标准以及科学指导意见的基础上，汲取一系列协助描述符合EBSAs研讨班的经验教训，以及收集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意见，拟定实用的备选方法，进一步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开展EBSAs描述工作。同时，承认传统知识作为描述符合EBSAs描述标准的信息来源的重要性，将传统知识的使用问题纳入区域性EBSAs研讨班的培训材料^[30]。

2 EBSAs进程现状 2.1 EBSAs区域性研讨会

2010年，COP 10要求《公约》秘书处组织区域性研讨会，采用3类标准(第Ⅸ/20号决定附件1中的EBSAs描述标准，其他已在国家和政府间达成一致的兼容互补的标准以及满足第Ⅸ/20号决定附件1所规定的标准)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区域描述进行科学指导，推动EBSAs的描述工作。同时，COP 10采纳了以政府间区域性研讨会形式开展EBSAs进程的工作流程，即通过研讨会形式收集科学数据和技术信息，在与其他国际机构分享的基础上，将汇编报告提交至“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会议(SBSTTA)”讨论，讨论通过后将建议草案提交至《公约》缔约方大会审议，形成EBSAs汇总报告，最终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缔约方、其他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31-32]。

自2011年以来，《公约》秘书处已组织召开了12次区域性研讨会(表 3)。研讨会专家来自相关的国际组织或机构，或由相关《公约》缔约方推荐，技术指导则主要由澳大利亚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和美国“杜克大学”担当^[33]。2012年的COP 11和2014年的COP 12分别对已举办的第1期(2个地区)和第2期(7个地区)区域性EBSAs研讨会汇总报告进行审议，进一步要求在缔约方选定的区域举办更多的研讨会。第3期区域性研讨会的总结报告也在2016年4月的SBSTTA20会议上通过审议，并提交2016年底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COP13审议。

2.2 可持续海洋倡议能力建设研讨会

2010年，COP 10会议强调，在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管理方面，需要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支持^[31]。研讨会的举办(表 4)应为海洋资源综合管理和海洋及沿岸空间规划工具执行方面的经验交流作出贡献，促进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并解决在筹备这些研讨会过程中提出的其他区域性优先事项，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全球性平台，提升全民伙伴关系，实现COP 10通过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爱知目标。以第1期和第2期区域性EBSAs研讨会的经验来看，开展能力培训有助于提高区域性EBSAs研讨会的效率及成果产出。因此，自2012年以来的COP和SBSTTA会议均强调，需要在EBSAs描述上继续开展能力建设。

2.3 登记册与信息共享机制

2008年，COP 9首次提出必须建立一种机制，用于审查和分享从实际应用中获得的科学信息以及各种经验和结果^[27]。2010年，COP 10要求《公约》秘书处与各缔约方开展和其他国家政府、联合国相关的海洋方面的国际组织合作，建立登记册和信息共享机制，用以登记应用EBSAs描述标准的科学技术信息与经验，使之与类似的倡议交流信息相互协调；提出区域性EBSAs研讨会报告经《公约》COP审议并通过后列入登记册，同时提交联合国大会相关特设工作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29]。

2012年，COP 11要求《公约》秘书处与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联合国相关组织协作，进一步完善登记册和信息分享机制。同时鼓励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建立区域性的原始数据信息登记册，酌情考虑其保密性，并与信息共享机制和其他相关数据资源链接，请求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进一步提供运用EBSAs描述标准的相关经验，以便根据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提供的信息将其列入登记册或信息分享机制^[34]。

2014年，COP 12要求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利用登记册和信息共享机制中所载的科学信息开展海洋空间规划，以期实现爱知目标。同时建议联合国大会以及其他主管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在执行任务时，应充分利用登记册中所载的EBSAs科学信息^[33]。

3 EBSAs工作展望

到2015年底，基本完成全球开阔海域和深海栖息地EBSAs描述，包括涉及我国相关利益的东亚海地区EBSAs描述。从COP12及最近的SBSTTA20决议来看，EBSAs进程下一步重点工作包括以下4个方面。

3.1 信息利用

基于各缔约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以及技术条件，鼓励各方采用EBSAs描述标准，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海域开展国家层面的EBSAs描述工作。同时，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主管政府建立具有代表性的海洋保护区网络，或在海洋和沿海区域采取其他区域性管理措施时，充分利用EBSAs登记册和信息分享机制中的信息。同时，鼓励联合国大会、政府间组织和相关国际组织利用EBSAs登记册信息。考虑到EBSAs描述仅是一项科学工作，是否开展相关的EBSAs描述工作以及是否利用EBSAs科学信息，是有关缔约方或者其他主管政府的自愿行为。

3.2 标准完善

从2011年至今，随着一系列区域性EBSAs研讨会的召开，秘书处汲取研讨会的成果、经验及教训，并收集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意见，EBSAs描述标准不断完善，EBSAs描述方法工作也不断更新和深化。从2013年开始，《公约》相关会议多次强调将传统知识融入EBSAs描述标准，并纳入EBSAs描述培训材料，鼓励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从2006年CBD着手制定EBSAs描述标准及之后相关的专家工作组会议情况来看，我国均未参与其中，建议在后期过程中，积极参与，争取主动权。

3.3 信息审查

各缔约方和认为适宜这么做的其他国家政府，依照其国家立法采取单边或双边行动，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定，对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组织负责管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现状进行科学和技术分析。符合EBSAs描述标准的海洋区域，须开展同行评议，方可提交《公约》秘书处录入EBSAs信息登记册。从以往EBSAs研讨会描述EBSAs所依据的背景材料来看，数据的可靠性需进一步加强，且专家的主观意见权重较大，为了维护我国相关海洋权益，我国应重点评议可能涉及中国相关海域的EBSAs信息。

3.4 能力培训

《公约》秘书处与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协助希望举办区域性EBSAs研讨会的缔约方，就利用EBSAs科学标准开展EBSAs描述召开技术培训研讨会，包括就如何使用EBSAs科学信息召开区域性能力建设研讨会，最终为实现爱知目标做出贡献，并向2016年底召开的COP 13报告进展情况。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一贯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能力建设，在发展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4 我国应对措施

EBSAs进程在2010年已成为《公约》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中最重要的议题，占据的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EBSAs的推进，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沿海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纷纷投入到EBSAs进程中，表明了各相关组织对EBSAs进程的认可和重视。2014年的COP 12及之后的SBSTTA会议焦点集中于在EBSAs描述后是否需要对EBSAs人类活动影响进行评估。考虑到《公约》的广泛性(193个缔约国)，未来不排除部分国家在联大框架下提出建议，将EBSAs作为未来公海保护区选划基础的可能性。因此，以EBSAs为基础建立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这将对目前的国际海底区域管理制度、海洋自由航行制度、海洋遗传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全球海洋利益格局。

我国是传统海洋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应以发展的眼光，从我国战略利益的高度出发权衡我国在EBSAs进程中的利弊得失，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合法权益，降低EBSAs进程的发展对我国有关产业、体制的消极影响，对于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海洋形势，我们应提前做好应对。

4.1 完善国内工作机制

目前，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部门达10多个，包括环保、海洋、农业、国土、林业、中科院、教育、科技、教育、质检、知识产权和中国军方等部门，往往由多个部门分而治之。各部门都从本部门利益出发，积极推动制定、强化给本部门授权的法律和工作机制，造成部门结构性和管理职能矛盾。EBSAs进程涉及国家管辖范围内外海域的描述，对我国的海洋权益，包括航运、渔业、采矿及石油开采等行业均具有重大潜在影响，需进一步加强部门间协调，建立跨部门共同参与的EBSAs选划研究与审核工作机制。建议建立由中央海权办、外交、农业、海洋、环保和中科院等部门组成的长期协调机制，理顺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及分工，形成合力，加强我国在该进程的应对能力。组建包括海洋法、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专家的政策和技术支撑团队，长期跟踪，尽早制定对策。

4.2 加强基础研究和调查

我国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和调查方面还存在较大空缺。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研究零星而分散，仅有针对鱼类、贝类、甲壳类(虾蟹)及其他经济或有害无脊椎动物及藻类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才开始中国海洋生物分类和多样性的系统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基本了解了中国近海生物主要门类的物种组成、分布、数量及多样性特点。然而，关于深海、大洋等陆坡2 000 m水深以外的海洋区域的基础资料比较匮乏，亟需开展实地及野外调查。

4.3 积极参与《公约》相关的履约和谈判

建议抓住以EBSAs进程为基础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管理制度尚未建立的有利时机，积极参与，主动出击，将国家利益和需求融入其中，争取一定国际海洋事务的话语权和规制权，创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海洋新秩序。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相关问题的谈判。建议增加我国专家力量的前期参与和投入，持续跟进，积极作为，争取谈判的主动性和保持公约参与的持续性，为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以及履约谈判提供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