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观照现实的镜子。关于中国体育文化的研究视角聚焦于起源、变迁、传承、演变、发展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体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以先前研究为基础,从历史学和生物学2个领域进行尝试研究,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体育文化生态展开分析,认为各国家和民族的体育文化是构成世界体育文化圈的“因子”,彼此依存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和影响世界体育文化生态圈；全球化发展为各体育文化因子提供了交流和碰撞的机会,在此过程中,有些体育文化因子会随着所属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和话语权而更加强势,其中的强弱变化对体育文化生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在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的对垒与博弈,打破了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原有的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推进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无奈退让,共同构筑了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新景象。

1 中国体育文化生态概述

体育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内容广博的集合性概念,不同民族、地域、国家的体育文化呈现差异性较大的特质,共同存在和相互影响的体育文化类型组成了世界体育文化圈。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世界体育文化圈如同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不同类型的体育文化如同系统中的构成因子,彼此交流、摩擦甚至碰撞,共同构成了总体呈动态平衡状态的体育文化生态。关于体育文化生态的界定和内涵分析,须上溯至文化生态层面。关于文化生态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侧重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在探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的先驱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等,他们的思想受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较大。1955年,克罗伯的学生斯图尔德发表了标志着文化生态学诞生的著作——《Theory of Culture Change》(《文化变迁理论》),对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进行了阐述,同时认为,文化与其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生态环境的“相似”和“相异”与“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的关联紧密。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生态学日渐成熟,影响逐步扩大。

在国内,文化生态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有些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的著作仅把文化生态作为一部分内容简要介绍。关于文化生态的界定,国内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王长乐^[1]认为文化生态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是一个社会稳定和存续的基本条件”。李学江^[2]把文化生态看作“文化生成、传承、存在的生态状况”,此概念以“文化的生态状况”为落脚点,未能使文化生态得以具体表达。管宁^[3]对文化生态的界定更为具体:“文化生态是指就某一区域范围中,受某种文化特质的影响,文化的诸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所呈现出的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现实人文状况。”此概念以“现实人文状况”为落脚点,较前者更为明确地表达了文化生态是一种“人文状况”。其他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吴圣刚^[4]认为，文化生态是“不同特质、不同品种的文化聚合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有机整体”。方李莉^[5]认为，“文化生态是一种观念性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关于文化生态的概念,因视角不同而在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文化生态的具体所指应该是文化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关于体育文化生态,国内学者涉及较少。布特等^[6]认为:“体育文化生态是把体育文化作为整个社会的子系统,考量其与自然、社会、人自身之间如何平衡协调,如何实现它们的共生、共存、共荣目标,为体育可持续发展创造环境平台。”除此之外,先前研究中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待或研究体育文化的较多,而未见明确界定体育文化生态概念的研究。基于体育文化特征、文化生态内涵和体育文化生态的界定,笔者认为，体育文化生态是指体育文化与其起源、变异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文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以各种关系为基础而共同构筑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观念性的存在,包含其中的每个因子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整个体育文化生态产生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会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其他构成因子。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则是从地域维度的具体界定,即泛指从古至今在中国疆域内的体育文化生态。从历史的纵向梳理来看,中国体育文化生态伴随中国文化、社会生态的改变而改变,近代以前、近代至现代、现代、未来,中国体育文化所呈现的景象有很大不同。

2 自然而然: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基本样貌 2.1 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保持稳定

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在近6 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26个文明形态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曾遭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冲击,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中原文化所同化。再者,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虽经过了孔子、孟子、荀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清末新儒学等文化变革,但其整体的内核并无本质改变”^[7],总体上保持了连续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传承千年、一脉相承的特质。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而言,“土生土长”的古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始终在一种相对稳定和平衡的文化生态中自然演进。

以蹴鞠为例。根据崔乐泉^[8]从“史料＋文物”为视角的研究,被认定为世界足球起源的蹴鞠起源先于战国,且有史料证明蹴鞠在战国时期较为流行,而“战国末年的楚国民间,蹴鞠活动也是极为兴盛的”。秦朝统一六国之后,蹴鞠似曾一度低落,然而,汉代蹴鞠活动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始兴盛,且从民间到贵族,再到军队都得到了普遍推广。时至三国,蹴鞠仍为重要的军事体育项目,两晋南北朝时代,因战乱、割据和文弱之风蔓延蹴鞠日趋衰落,直至隋唐时期又复兴,并且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宋元时期,蹴鞠广泛普及,出现了女子蹴鞠和俱乐部形式的“齐云社”球会。明代的蹴鞠以“多人游戏”最为流行。清初,传统的蹴鞠活动仍然流行,还出现了与满清“冰嬉”结合的“冰上蹴鞠”。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的蹴鞠活动逐步被传入的近代足球取代,走向消亡。通过对蹴鞠在历朝历代发展情况的梳理可见,在战国至晚清的2 000多年里,蹴鞠仅仅在秦朝处于低落状态,虽经中断,但在适宜的条件下又会广泛开展。此外,其他如武术、龙舟等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承载项目的发展轨迹也大同小异。由上述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演变推知,在文化生态未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总体演变也呈现出自然演进的样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为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的自然演进提供了良好且稳定的文化生态保障。

2.2 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平衡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农耕社会千百年来循环式地周而复始,未曾走入难以克服的困境。“战乱—稳定—战乱”的周期性循环中王朝兴衰更替,虽然中间有游牧民族的入主,但中国古代社会的农耕经济基础从未真正动摇,反而在一次次的动乱和短期的分裂中具有了更大的承受力。回望历史可见,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其演进轨迹总体成波浪型,波峰和波谷始终未触及引发社会颠覆性变革的上下“框线”。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态总体上呈现平衡稳定的状态,这样的社会生态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层面的保障。

古代中国社会环境的稳定还依赖于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宗法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各封建王朝,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9]。宗法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稳定影响深远:首先,通过促进“重人伦、重亲情、重家庭生活”传统的形成维护了社会稳定;其次,促进了“重传统轻变革、重伦理轻科学”思想的形成,使人们思想守旧、保守,戒除了变革思想的产生;再次,通过专制主义思想的灌输,增强阶级意识,从而维护统治地位。“三纲”“五常”等理论禁锢了人们的个性,从而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了数千年。宗法制度以佑护社会结构稳定的形式维持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稳定。此类现象在体育领域也存在,如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师承”体系,纵向传承是中国传统武术传播的主要形式,“师传口授、师传心授”是主要的方式,师父在武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师父与徒弟之间建立起来的师徒关系,经过千百年的积累和发扬,已经成为一种武术传承方面的制度,以其强大的力量促推武术的延续和传承。通过中国传统武术中师徒关系的例证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所依赖的社会环境保障,其根源正是长期存在的宗法制度。

3 龙虎交争: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现实境况

鸦片战争以降,历史的车轮“碾碎”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体制,西方诸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近代中国长久封闭的大门,“西洋”文化如同一股夹杂着“病菌”的疾风,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四散,西方文明的涌入极大地冲击和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方列强的冲击,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基础被摧毁,甚至中华民族都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与反应、引进和拒绝、对立与折中、效仿和移植、容纳与倾倒、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可谓步步败退,溃不成军”^[10]。伴随西方文化而来的西方体育文化及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2种体育文化形态的同时存在和抗衡,使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在博弈中逐渐失衡。

3.1 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因中西文化对抗而失衡

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使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封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瓦解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抗衡博弈在“亡国、亡天下”的严峻形式下展开^[11]。①“师夷长技”阶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第1次真正意义上的碰撞。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发动的“洋务运动”中,一系列的举措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层面开始变革。②由学习“西技”到学习“西政”阶段。维新派企图以西学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用“托古改制”的办法变革现实,结果创造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1900年,革命思潮成为时代主潮流,在西方政治学说引入中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社科类著作,开始从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文化,即学习“西政”。③新文化运动阶段。新文化运动旨在改造国民的国民性,“国民性的改造归根结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12],新文化所要做的是在伦理层上改变旧文化,反传统情绪表现强烈,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初步完成,从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变^[13]。由此看来,西方文化的传入“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观念文化上对西方的认识逐层深化”^[14]。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演变过程是近代中国文化生态变化的缩影,这种变化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较大,传统体育的发展空间被挤压、发展路径日益窄化,以至于武术为了进入学校体育课而不得不在教法等方面按照西方体育的标准进行改革。总体而言,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因中西方文化的对抗而逐渐失衡。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农耕文明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以农耕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古代封建经济基础被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增加,资产阶级不断发展,社会生态原来的稳定和平衡状态逐渐被破坏。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以大动荡为前奏的,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态发生巨变的力证。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社会,“救亡图存”成为国之大事,自然无暇顾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其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因此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并非停滞不前,在民间和学校,中国传统体育在与西方体育的抗衡中缓慢发展。

3.2 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在失衡中的应对

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大变化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的体育文化生态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的部分体育项目开始攻城略地,中西体育文化的抗衡和博弈使近代中国的体育文化生态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2个方面:①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亚类体育文化出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土体育”)和西方体育文化(“洋体育”)的并存;②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中国占据了军队和学校2个领域,而中国传统体育更多地在民间寻求发展空间。

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变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2个阶段:①“五四”运动以前,西方体育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色彩,如军国主义色彩浓重的“兵操”堂而皇之地进入学校体育;②“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的论争也在体育思想方面展开,如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发表、恽代英学校体育改革思想的提出、鲁迅反对“国粹派”体育的斗争等,都说明了国人对学校体育的新认识。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近代体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①学校体育发展的转折。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以后,在中国盛行了20年的兵操正式退出学校,而代之以田径、球类等运动项目。②妇女体育初步发展。“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冲击使妇女的地位发生变化,在“男女平等”思想的作用下,部分女子学校开始实施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运动会上也有了女子表演和比赛项目,妇女体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③体育主权的收回。“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所有关于体育运动的事宜均由外国人操纵,体育组织由外国人发起,负责人、裁判员、教练员、领队等都由外国人担任,比赛规则、器材、服装等都按照西方体育的标准执行,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改观,中国人自己办体育的呼声日渐高涨。1924年成立了中国人自己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由中国人组织召开了第3届全运会。总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近代体育也逐渐具备了应对挑战和冲击的调适能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也在博弈中逐步得到调和,近代中国体育格局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生态的新变化。

4 鹊巢鸠占:现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境况 4.1 现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面临“西化”挑战

经历了近代社会动荡、文化危机、民族危亡之后,中国于1949年迈入现代的门槛。“由‘夷狄’而‘西儒’,由‘野蛮’而‘先生’,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观念”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演进路线不能忘记;“‘师夷长技’与‘用夏变夷’之争，‘中体西用’与‘大兴西学’之争,科举与学校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打倒孔家店’与保存‘国故’‘国粹’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也不该忘记”^[10]。近代中国体育事业是在中西文化论争中艰难发展的,是在变革中缓慢成长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体育打开了良好局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体育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跨越式的发展使中国体育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较大的影响力。尤其是竞技体育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均有大幅度发展,国人体质明显改善,体育逐渐走入百姓的平常生活,体育产业发展迅速,体育文化逐步与世界接轨。中国体育取得的进步和成绩令国人骄傲,然而,现代中国的体育文化生态正伴随外来文化的进入而发生改变。“近代以来,在东西方体育文化碰撞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从主角变成配角,从古代体育的主流变成现代体育的边缘……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不断地被遗忘和抛弃”^[7]。在“霸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锋和对垒中,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体育生态圈的体育文化多样性面临一家独大的挑战,西方体育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领域的“霸权”姿态已经根深叶茂,西方体育文化的垃圾污染已经无以复加,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空间已经被挤压至低点,体育价值观的西化倾向日趋严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再生能力也被“阉割”,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已失去了对垒和抗衡的能力而日渐式微。现代中国的体育文化生态的“西化”趋势已较为明显,以西方体育为主导的中国体育文化生态格局正逐步重构。

4.2 现代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处于彻底失衡的边缘

世界体育文化生态需要体育文化的多样化,中国体育文化生态也同样需要。“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也是人类能够应付各种复杂情况、迎接各种挑战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15]。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现状却日益令人担忧,可以断言,西方体育的一枝独秀和铺天盖地以及国人传统意识的消褪,将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危机再次出现,因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再生和创新能力已经深层弱化,西方体育文化充斥各个角落,国人的体育价值观也已逐渐“西方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生长环境已被破坏。西方文化在近代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所植根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都发生了近代化转型,“土壤”的西方化改造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失去了营养供给,同时播下了西方体育的种子。此消彼长的情况发展到现代便愈演愈烈,西方体育的种子已经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体育则日渐枯黄,这一点具体表现为学校体育项目体系中传统体育项目缺失、大众体育中西方体育项目“受宠”、竞技体育中传统体育难登大雅之堂等方面。

(2)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面临中断危机。体育文化的传承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建博物馆、拍成照片、制作视频等形式都是辅助手段,形成代际传承机制才会实现活态化的保护与传承;然而,年轻一代在学校里上的是以西方体育为主的体育课,电视里看到的是西方体育项目的直播,关注的是西方职业体育的明星轶事。

(3)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消沉。囿于客观条件所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已如同强弩之末,“传统”的被动失守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失去了内在的精神力量,创新和再生产也因失去动力和动量而变得飘渺。作为体育主体的人,已经在观念层上发生了改变,已把西方体育等同于体育来认识和理解,传统体育则被置于遗忘的角落。

(4) 政策、导向方面对传统体育文化的遗忘。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在树立国家形象、促进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举国体制”的指挥棒下,体育政策、导向的竞技体育偏向现象较为突出,而竞技体育的主流即为西方体育,传统体育未能走向奥运会的赛场,只能在国内的全运会上少量存在,全国和地方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对传统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未脱离西方竞赛体制。

(5) 国人体育价值观的西方化。国人体育价值观改变的速度也始料未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大体育口号”是国人体育价值观变化的良好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西方体育为主导的体育文化信息的背景下,传统的体育价值观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16]。尤其是新生的年轻一代,“80后、90后、00后”对西方新兴体育项目(轮滑、蹦极、攀岩、定向运动与野外生存、电子竞技、BMX极限单车运动、跑酷、小轮自行车等)的崇尚和追求也会从根本上改变体育价值观,传统的体育价值观将逐渐被“新鲜、刺激、好玩、惊险”的体育观念所取代。总之,新中国的体育文化生态在近代“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就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衰弊缓行和西方体育文化的“鸠占鹊巢”。

5 百花齐放:未来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愿景

所谓体育文化生态,乃多种体育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状态。文化的发展需要继承历史,需要与时俱进,也需要放眼未来,当前的世界体育文化被西方体育所引导和主宰,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国际体育文化事项也以高昂的姿态引领全球体育文化的发展。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而言,但凡“一家独大”现象存在,就不能称之为好的、平衡的、稳定的生态,毕竟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文化生态发展的重要动力。展望未来,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势必伴随中国的复兴和崛起而呈现“百花齐放”的样貌,而这也正是体育文化生态的应有之意。

5.1 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将回归本源

纵向梳理中国体育的发展史不难看出,近代以前的千百年来,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始终以传统体育文化为基本范畴,其间虽然伴随各种部族战争或冲突出现过民族文化的交流,但最终都在“兼容并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逐步走向融合,形成了各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底蕴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稳步传承和延续,为中国体育文化提供了稳定的文化生态,中国体育文化生态也总体稳定平衡。然而,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发生转向,西方体育文化裹挟着迥异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在中国大地漫延生根,打破了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原来的那份宁静,出现了“龙虎相争”的对垒博弈和“鹊巢鸠占”的二元结构。从短期来看,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这种失衡将维持一段时期。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已成为平常事,现代中国文化也将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合理定位、彰显个性、展现风采。在此背景和形势下,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将突破原有的“二元结构”和“一家独大”的失衡状况。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西方体育文化以及其他类型的体育文化将向着“多元共存、互相吸纳、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将以其“人文关怀”的优势和“崇尚人与自然和谐、追求天人合一、主张顺应自然”的品格为体育文化注入新的精神内涵。可以预见,西方竞技体育所倡导的“超越自我、超越自然、超越极限”的竞争精神将不断融入“人文精神”,在与其他体育文化类型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逐步祛除各种“异化”现象,最终回归至“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点；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将不断吸取和融入其他体育文化类型的可取之处,最终在本源层面与西方体育文化等其他体育文化相融合,各类体育文化都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和世界体育文化生态都将逐步实现本源回归。

5.2 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将复归平衡

体育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文化事项。体育文化为人类所共同创造和共有,每一种体育文化的起源、产生、演变和发展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环境和基础,并且在长期的传承和演化中形成了独有的个性和共同的属性;但是,不论何种类型的体育文化,其产生和存在的本原基础乃“人的需要”。体育和体育文化因人的存在而存在,因人的需要而延续和发展,体育和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变化始终与人类所推动的社会变革同步。

从长远来看,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终将复归平衡,在中国地域范围内生存和生活的人,始终受生命力和融合力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断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而生的传统体育文化也渐渐显现出在满足人本身需要方面的优势,与西方体育文化所倡导的“竞争、超越自然、追求极限”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各种“异化”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体育本质的反思。体育存在的意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人文体育”的基本内涵。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充分挖掘体育的多元价值,结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传承和推广优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动中华体育文化走向世界。鉴于此,体育文化生态将伴随着多种形式的体育文化交流和多元共融而逐步回归平衡状态。

6 结束语

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本文尝试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切入,结合体育史学的历史分期,围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关系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体育文化生态的演变情况进行梳理,试图描绘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样貌。本文选取历史和文化生态角度对中国体育文化生态历史演变的研究实属一次尝试,切入视角上虽有别于过往研究,但也显得较为宏观,对历史演变细节的详述尚存不足,今后将在体育文化研究之“实”和“质”上继续探索,以期道尽其中的逡巡曲折和义理面向,同时也期望更多的体育史研究者能关注这一研究视角,探求更多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