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2003年郝勤等撰写的《论体育传播学的性质特点及其理论框架》一文的刊发和2004年《体育新闻学》一书的出版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新闻传播分会的成立作为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起点,那么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刚刚过去了10余年。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还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作为体育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领域,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近年关注了哪些体育新闻与传播现象？主要采用了哪些研究视角？是否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与母学科的研究相比有何区别？与西方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有何差异？未来如何发展？这些是在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经历10年后需要梳理和思考的问题。本文利用CNKI数据库,以“体育新闻”“体育新闻报道”“体育新闻评论”等为搜索词条,以2012—2015年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的论文为检索条件,进行模糊检索,经过甄别和筛选,剔除重复和不属于本学科研究范畴的样本,共获得论文236篇。本文拟通过对近4年发表的236篇学术论文进行梳理,试图解答上述问题。

1 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内容分类的建构

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是体育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不明晰,研究边界模糊,研究范式尚未确立,而其母学科新闻传播学也面临范式再造的现实^[1],对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内容的分类还处于探索期。

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内部的分类具有不同的角度。根据学科的分类标准,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是一级学科,属于文学门类,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2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分设了新闻业务、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等研究领域;传播学也有传播思想史、编辑与出版、广告学、公共关系、新媒体、舆情研究等研究领域。艺术学也是一级学科,属于文学门类,下设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包含了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等研究领域。

陈力丹等^[2]将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分为新闻理论研究、新闻实践研究、传播学理论研究和新闻传播史研究4个方面,而未将广播电视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的研究纳入其中。《体育新闻传播学发展报告(2008—2011)》是国内最早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研究内容进行分类的研究,该研究借鉴新闻传播学研究分类以及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现实,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分为体育新闻业务类研究(包含对体育新闻采写、报道、编辑、评论、转播、解说、摄影等内容的研究)、体育传播类研究(包含体育媒介、体育公共关系、赛事宣传与运行、奥林匹克传播、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新闻传播教育类研究^[3]。将之与我国学科分类对照发现,体育解说的研究应属于艺术学,而非新闻传播学。由于体育解说、体育电视节目编导、赛事转播和体育电影的研究属于小众化的交叉研究领域,且学术交流主要集中在体育新闻与传播的研究者中,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新闻传播分会每年举办的体育新闻与传播研讨会也涵盖了上述研究领域的成果；因此，本文尊重存在的现实,将在学科归属上属于艺术学的体育解说、体育电视节目编导、赛事转播、体育纪录片、体育电影的研究也纳入研究视野。经过调整,本文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内容分类如下。

(1) 体育新闻理论与业务:体育新闻理论与体育新闻史、体育新闻采写、报道、编辑、评论、摄影。

(2) 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体育传播理论与传播史研究、体育媒介(包含体育频道)研究、体育公共关系研究(体育赛事媒介运行、新闻服务、新闻发言人、危机应对)、体育与政治外交、体育新闻受众、体育记者、体育文化传播和赛事转播权研究。

(3) 体育解说与体育影视:体育解说、体育电视节目编导、赛事转播、体育纪录片、体育电影。

(4) 体育新闻与传播教育: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

表 1显示,2012—2015年共发表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236篇,平均每年发表 58篇。其中体育新闻理论与业务82篇,体育传播理论与实务72篇,体育解说与体育影视68篇,体育新闻与传播教育14篇。这4年中,发表在体育期刊的论文71篇,发表在新闻传播期刊的论文148篇,其他类别的刊物17篇。由此可见,新闻传播类期刊是体育新闻与传播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

2 体育新闻与传播学术论文呈现的主要特点 2.1 以新媒体、体育公共关系、赛事直播、体育广告、体育解说和体育电影为研究热点

近4年来,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对新媒体的关注明显增多。体育新媒体研究主要聚焦于门户网站的体育频道的报道特点、体育微博的特点、体育APP的应用等。如《移动终端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我国网络体育新闻传播中的畸变现象与成因分析》《微博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特征研究》。《网络传播环境下的体育新闻传播模式和特征分析——以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为例》一文从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报道的视角探讨了网络传播环境下体育新闻的传播模式和特征,认为体育新闻报道应从“传播者中心”向“受众中心”转变、强化行业自律、提升媒介公信力以及通过协同合作创新新闻媒介商业模式等方面促进体育新闻媒介进一步发展^[4]。

在体育传播研究方向上,体育明星形象塑造、体育广告和赛事转播权等应用性研究成为热点。《中国优秀运动员公众形象塑造的质性研究》一文通过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向度的质性解析,探索了目前中国优秀运动员公众形象的形成背景、影响因素和策略^[5]。在对体育广告的研究中,有的文章关注体育明星的广告说服机制与影响效果,有的从媒介生态环境的角度探讨体育广告的传播效果,有的研究关注跨国企业体育广告传播中“中国元素”^[6]。

近年来,由于体育赛事与新媒体合作进入“蜜月期”,赛事转播不仅仅局限于电视媒体,赛事转播权的问题受到关注,从法律角度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研究近年来也成为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领域。2012—2015年对该领域研究的论文有14篇,如《利益平衡视角下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一文，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实质及其历史演变、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属性之辨、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等出发,提出基于利益平衡视角完善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的观点^[7]。《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研究——侵权法权益区分的视角》一文，从侵权法权益区分的角度讨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将体育赛事转播权定性为侵权法意义上的权利,根据侵权法中的权益区分理论,提出体育赛事转播权虽不是法定权利,但属于侵权法意义上的权利,侵权法可对其提供原则保护而非例外保护,当权利遭到侵害时,应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8]。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大型赛事媒体运行、新闻服务以及新闻发布等涉及公共关系实务的研究进入体育传播实务研究的视野,体育公共关系研究持续受到关注。《大型体育赛事新闻中心的媒体运行机制研究》《中国网球公开赛媒体运行服务探析》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在体育解说与体育影视方向上,赛事直播和体育电影是研究重点。《网络直播的优势与制约因素——以网络直播体育赛事类节目为例》一文，分析了网络体育直播的优势:受众广泛、获取方式多样、互动性强、时空适应性强及其在技术瓶颈、管理管理、市场环境、营销模式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新媒介环境下体育赛事的电视直播解说》一文，认为新媒体的体育赛事传播应以一个长远的目标为立足点,信息时代传统媒体的严格行业分工已不复存在,相关媒体从合作走向融合。新媒介环境下的体育赛事传播,倘若能够回归到传播业对于受众需求关注的本质之上,更能在跨媒体的背景下,达成更为彻底的媒介融合与革新^[9]。体育解说是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交叉领域。笔者共检索到与体育解说相关的研究论文80多篇,而近4年来,对体育解说的研究热度依然不减,不少论文对新媒介环境下体育解说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体育电影研究主要以“电影文学”为主要载体,研究内容涉及美国体育电影的主题叙事、新中国体育电影发展、中外体育电影比较以及体育电影的发展策略等内容,如《体育电影的主题叙事》《中美体育电影主题叙事的比较研究》《影视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体育电影百年历程》等论文。

2.2 研究方法以描述性为主

在传播学学科化的过程中,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将传播学建构为一个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以协助政府、企业管理为主要研究目标，以大众传播5W过程模式为特征的学科。虽然在此后传播学的发展中,批判学派、文化研究逐渐涉入传播研究领域,并与经验研究并列,共同构成了传播学的诠释主义范式和批判主义范式,但来自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依然在西方的传播学研究和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对2012—2015年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的梳理发现,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虽然实证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但采用思辨、文献法的论文明显多于实证量化分析,“现象描述+主观性评析”为其主要特征。

2.3 研究视角逐渐多元

2012—2015年的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与上一个4年相比有了较为广阔的视角,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开始出现。部分论文不局限在传统的新闻学或传播过程模式范畴内进行研究,而是运用了多学科的视角,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学术研究,这在体育传播类的论文中尤其明显。

(1) 对西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如《美国体育与传播研究经典著述评析——兼论美国体育与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一文，采取文本分析及词频分析法,对美国体育传播研究的5本重要著述进行了梳理。该文认为,美国体育与传播研究呈现如下脉络:提出建构独立的体育与传播领域的呼吁—体育与传播研究文化回路框架的建立—媒介体育、媒介体育文化复合体等新的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体育与传播研究文化回路框架的完善—传播学研究框架的提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呈现。此外,美国体育与传播研究呈现去中心化、开放性和跨学科的特征^[10]。《当代体育传播中的几个议题》一文，对体育传播的定义、与毗邻学科的关系、发展沿革、学派和前沿学术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距进行综合研究,厘清过往一些含混不清的概念和模棱两可的表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研究依据^[11]。《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体育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基于文化研究的视角》一文，对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协商、整合在体育传播中的呈现进行了分析,并对国外体育传播研究的议题进行了梳理^[12]。

(2) 从符号学角度对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的解读开始出现。《伦敦奥运会会徽的符号传播研究》一文，运用符号学研究中常用的试推法,对伦敦奥运会会徽的设计理念提出了多种假说,并对假说进行了论证^[13]。《符号学视角下体育与软实力的关系》一文，认为体育软实力的彰显是一个完整的符号呈现过程,国家层面上的体育软实力正是通过不同意义的传达实践其符号价值。只有在维系符号表达的准确性、保持符号表达的连贯性和理解符号表达的长期性等方面积极努力,才有可能提升体育软实力的符号价值^[14]。

(3) 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角度进行分析的论文渐成气候。如《人类学视域下的体育媒介仪式研究》一文，认为体育媒介仪式通过与媒体联接、即时传播、拓展外围文本等方式实现了媒介仪式语义的形成、主体文本的实现和仪式语境的建构^[15]。该项研究为学界更深入地探究现代仪式变迁的理论动因与人类学内涵提供了新的渠道。

2.4 体育新闻业务类论文与体育传播论文刊发期刊存在分野

从论文发表的期刊来源看,2012—2015年,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上发表的体育新闻与传播的研究论文148篇,占总数的65%,其次在体育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65篇,占总数的30%,在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占5%。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中,发表于体育类“权威”核心期刊(《体育科学》)上的仅2篇,无一篇发表于新闻传播类“权威”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于新闻传播类的期刊主要是《新闻知识》《青年记者》等以探讨新闻业务为主的期刊。与2008—2011年相比,发表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上的论文比例略有下降,发表在体育类期刊上的论文比例略有上升。

3 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评析 3.1 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内容独立性逐渐显现

体育新闻传播学是新闻传播学和体育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理论主要来源于新闻传播学。目前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与新闻传播学有较大的不同。研究结果显示,2012—2015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与新媒体体育赛事报道、体育媒体的媒介融合、体育赛事营销研究、体育文化传播研究、体育明星的危机公关、形象构建研究、体育转播权的法学研究和体育影像研究等几个方面。近4年来,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专著主要集中在体育新闻传播史,而在课题立项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体育文化的解读是热点。

根据陈力丹等^[16]对2012—2014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议题的研究,在同一时段内,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新闻理论研究话题主要有新闻真实性、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新闻法治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新闻的知识形态、对新闻客观性原则和专业主义的再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② 在新闻实践上，主要集中在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生产主体研究以及关于新闻叙事的微观研究。③ 在传播学理论上,主要集中在对传播学科的反思、传播学的东西方主义、发展传播学和媒介环境学的梳理和展望、传播学科的范式演进、结构功能主义与传播研究、媒介化社会研究。④ 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此外在传播技术史、传播学学术史方面也有一些成果。⑤ 在研究方法上,这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除了数理统计、内容分析法、叙事学方法的使用外,大数据挖掘、民族志研究、计量经济学、社会网络分析等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开始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大量使用。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的新鲜话题则包含了大数据研究、微博研究、微信对传媒格局的影响、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介环境下的媒介、网络反腐、灾难报道、公共事件及危机公关、对外国家形象研究等内容^[17]。段卉等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传播学研究论文持续性研究主题包括媒介批评、政治传播和风险传播(危机传播);此外,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传播学理论研究活跃度高,不断有学者引入新的传播理论和推进旧理论的新发展”^[18]。

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领域相比,体育新闻传播学表现出与母学科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性表现为:① 在新闻业务研究上关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对体育新闻、赛事报道的影响,关注媒介融合和媒介转型下体育媒体的发展;② 在体育传播研究上,关注体育对外传播的特征和作用;③ 体育新闻传播史得到重视。在研究主题上,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话题虽然较为单一,却具有特殊性,如体育明星的形象建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体运行和新闻服务、对体育文化的解读和批判以及少数民族体育传播等。在研究领域上的差异决定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研究领域,其所涉及的包括体育赛事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体育教学中的人际传播等选题也超越了母学科的研究范畴,进入了与体育学下属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教育学等分支学科融合的领域。

从西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看,西方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注重引入文化学、社会学、美学、哲学、历史学、符号学、叙事学、阐释学、现象学、修辞学、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研究等多元理论与方法,学术背景更多元,跨学科研究促进了该科学的发展,也呈现出该研究领域逐渐独立的趋势。

3.2 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不足

当然,与母学科和西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相比,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1) 理论研究不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逐渐呈现出独立性,但该学科基本理论薄弱,诸如体育、传播、体育传播、体育文化等基本概念还较为模糊,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边界不明晰,学科范式尚未建立。

(2) 研究方法阙如。从研究的样本看,大多数体育新闻传播领域学术论文缺乏问题意识,以描述性研究为主,方法单一。如果说我国的体育文化研究呈现出经验主义范式的特征,在方法的运用上却并未遵循该范式的方法,多为经验性总结、逻辑思辨以及应然性研究。部分定量研究也是简单地应用数理统计和内容分析法,缺乏对变量关系的探讨。叙事学、大数据挖掘、民族志研究、计量经济学、社会网络分析等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几乎未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出现;对文本个案和单独历史事件的解读也缺乏宏观的社会、历史关照。有学者指出,中国传播学者对媒体与社会记忆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改变以往用个案研究来诠释或验证既有理论的状态,而应力求扎根于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判断也同样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

(3) 研究视角局限。目前我国大多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者还未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对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认识还较为“平面”,更多地将体育传播的研究定位于体育+传播概念化的认识。在认识上的单一性,导致体育传播研究存在窄化和固化的危险。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这一概念也是多元的话语方式,既有传递的意义,也有共享和互动的意义,还有权利和控制的意义,而在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者更多将传播理解为传递,而忽略了其他意义,造成了视角的局限。

(4) 新媒体与体育传播关系的研究缺乏突破。在体育新闻业务方面,对新媒体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多,尤其对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变化等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对赛事转播权问题的讨论也值得关注,但是多数论文还是停留在上一时期的范式,并无太大的进展。在体育新媒体的研究中,主要聚焦于门户网站体育频道的报道特点、体育微博的特点、体育APP特点,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缺乏理论工具和研究工具支撑。在对体育新闻受众、体育迷的研究上,近5年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成果。

4 影响我国体育与新闻传播研究的因素 4.1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偏差影响研究视域

体育新闻传播学脱胎于新闻传播学,在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上深受母学科影响。从传播学在我国的引进和发展看,被称为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威尔伯·施拉姆在向中国“推销”传播学时,将这一融合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学科与新闻学捆绑,将其作为“新闻学发展的新阶段”,而且强化了其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学引入中国后,“他(施拉姆)所提出的传播学体系成为中国学者想象‘传播学’的主要参照,而席勒及其代表传播批判理论处于缺席状态”^[19]。此外,由于处于政治安全和学科认识原因,包含“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诠释经验主义范式和批判理论范式”的传播学理论，“按照新闻理论的框架被重新裁剪,大众传播受到重视,其他的传播研究领域受到冷落”^[19]。

母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差极大地影响了作为分支学科的体育新闻传播学,在过分强调大众传播知识体系背景中受到训练的体育传播研究者,自然更熟悉大众传播研究范式、理论,而忽略了传播学其他的范式和理论。

4.2 实用主义阻碍研究的深入

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目前国内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向与选题受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申报影响较大,学界重视研究热点问题及实践问题,却忽略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从目前体育新闻传播学发表的论文和立项的课题看,依附于行政管理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型研究多,以诠释、批判为导向的思辨研究少,实用主义阻碍了对学术的追求和思考,阻碍了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导致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对体育新闻与体育传播特殊规律与特点研究不够,体育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成果较少。

4.3 参与研究人员有限,学术教育不足

目前国内开展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是10余所体育院校,从参加历届全国体育新闻传播研讨会的人员看,国内专门从事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人数大约有百余人,以4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

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看,主要由接受新闻传播学教育和接受体育学教育的研究者构成,前者接受的学术训练主要在新闻院系,新闻学强调思辨、逻辑推理、文献研究的学术传统深刻影响了传播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新闻院系的缺失和作为文科生的新闻院系学生天然对实证方法的“反抗”,是施拉姆推崇的实证主义范式在我国部分传播学学者中难以推行的原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不足导致体育新闻传播大多数研究停留在描述的层面,难以对现象之间的深层关系进行分析。此外,学科背景的单一也使年轻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者们难以展开跨学科研究。毕业于新闻传播院校的年轻研究者不熟悉体育的规律和基本理论,在体育学理论研究上的欠缺也影响了他们对体育现象的认识和判断。对后者而言,国内新闻传播学使用最广泛的教材在对传播学的介绍上存在偏差,导致体育学背景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者将传播概念窄化,对传播局限在“广而告之”或“信息扩散”的层面,这在大多数的民族传统体育传播的研究中比较明显。

5 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发展方向 5.1 重新审视基本概念和研究路径

建构独立的研究框架和领域,需要重新审视基本概念。目前在体育传播研究中,对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和体育与国家形象传播的研究是重点。就查找到的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论文看,对体育文化概念的认识相差很大,有的将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有的认为体育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有的则将体育文化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体育文化的多义性,对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应然描述状态,主要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探讨如何推动我国的体育文化建设,而缺乏对体育文化传播基本概念的探讨、传播结构的梳理以及从文化学角度对具体体育现象的阐释和解读。体育文化概念的复杂性是由体育概念和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决定的。

一般意义上,我国的体育理论研究者将体育分为广义的体育和狭义的体育,广义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包含竞技体育、体育教育、大众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而狭义的体育是指竞技体育(sport)。就竞技体育而言,不同的运动项目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如篮球的文化符号就不同于马术,游泳的文化意义有异于足球;从广义的体育看,体育教育中作为传播者的教练员与作为受传者的运动员之间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符号的解读与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的游戏、娱乐本质大相径庭。对包含了体育意识、体育消费行为和体育媒介消费行为的城市体育文化和乡村体育文化的研究路径也有极大区别。目前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还未深入到这些具体的、具有差异性的体育文化现象中。对体育与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也大体如此。

传播不仅仅是“人类信息传递”的意义。从话语研究的角度看,传播是传递、控制、游戏、权力、撒播,也是共享和互动^[20],传播的不同话语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也决定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内容。从这些不同的话语方式中可以看到我国体育传播现象的无限丰富意义。当然,从游戏学角度对体育符号的解读与从政治学角度对体育符号的解读意义不同,且各有趣味。

5.2 从跨学科视角审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

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是一个需要从多学科角度进行考量的领域。如果说体育传播现象是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对象,从不同学科出发对其的观照和审视则构成了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框架、结构和逻辑。体育传播的基本概念、体育传播研究的核心、边界、研究框架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从史学角度对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和体育媒体的变迁缺乏宏观层面的思考。个案研究缺乏“后退一步”,应将体育新闻传播、体育媒体的变迁放在社会宏观背景、社会结构改变、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变迁中审视。

5.3 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发掘问题

从传播学在美国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作为一门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存在,传播学的先驱们在宣传、公共关系、广告上的研究,促使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形成。在我国体育事业面临大变革、大发展的前提下,我国体育系统对体育传播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认识还处于单向宣传和新闻控制的层面,体育传播在体育事业发展、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的认识需要新的研究成果的支持;体育赛事包装、媒体运行、媒介服务、推广平台搭建、立体传播网络构建等体育公共关系实务需要体育传播研究做出回应;体育观念、体育意识、体育精神的推广需要体育传播研究者们更关注人的需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媒介通过各种软硬件技术对使用者生活的时间空间进行“侵入”,超越和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接触概念和认知,对移动传媒及其用户的研究需要建立新的研究逻辑,对现实体育信息环境与虚拟体育信息环境中人与人关系的研究、信任研究、社会资本研究是本领域的重点;体育媒介发展的动力、品牌塑造及体育媒介产品形象的提升也需要研究者们提供科学、可靠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