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1世纪以来，跨国移民人口日益增长并逐渐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重要因素^[1]。跨国移民通过文字、图像、装饰品、食物和言行举止等明显的族裔符号，与当地居民进行了“我者”和“他者”的区分。族裔符号是移民群体在居住空间和休闲消费空间中进行“领域化”的重要策略，有助于形成辨识度较高的族裔景观^[2]。族裔景观是移民群体在空间维度上的外显性标识，是反映移民群体特有生活或生计方式，具有明显族裔文化特色的景观^[3]。

族裔景观和族裔经济空间的形成，普遍与族裔群体的聚居行为、经济社会活动和生活文化等密切相关，在移民城市中较为常见。主流群体对族裔经济空间和景观中的族裔符号较为敏感，族裔符号成为他们感知、想象、接纳或抗拒族裔群体的重要媒介^[4]。如广州小北形成的以跨境贸易和清真生活为特征的非洲人族裔经济景观，引发了部分当地居民的排斥心理，产生出各种对抗行为以回应非洲人的“越界入侵”^[5]。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欧美人、日韩人社区中形成的以酒吧、咖啡店、特色高级料理等为特征的族裔经济景观，则出现“优势文化孤岛”现象，成为当地居民或游客体验异国风情的高品质消费高地^{[6, 7]}。类似的还有广州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景观，不仅是外国人族裔群体维持和生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本地消费者也能通过空间环境的消费和族裔文化的感知，接纳或认同族裔群体^[8]。这与海外学者提出的族裔空间旅游化存在类似特征：部分族裔社区出现从族裔群体的居住和消费空间，向为当地人和游客提供以族裔为主题的休闲、消费和娱乐空间转变的趋势^[9]。尤其是族裔饮食消费空间，为本地社群提供了通过日常消费感知异国情调和体验城市多元文化的机会^[10]，被学者视为全球与地方互动^[11]、多元文化邂逅及协商差异文化的重要场域^[12]。地方特性是由全球和地方力量共同（再）发明、（再）生产、（再）捕捉和（再）创造形成的，是一种社会文化再编码的过程^[13]。全球—地方互动下的多元文化协商与地方新意义生产，成为在地化研究的重要主体^{[14, 15]}。

因此，本文以苏州淮海街为例，基于西方的族裔经济理论视角，探讨中国语境下跨国族裔经济空间的形成及其在地化变迁和机制。本文研究的族裔经济空间在地化，主要是通过地方政策制度、地方社会文化资源等分析，探讨地方要素如何主动参与和影响跨国空间的在地化进程，进而形塑和赋予跨国空间新的地方意义。本研究有助于推动移民研究的文化转向，深化对城市跨国空间转型治理及跨国移民地方嵌入的理解，为地理学视角下族裔经济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提供检验平台，促进中西方的移民研究对话。

2 相关研究理论 2.1 族裔经济理论及相关研究

族裔经济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博纳西奇和莫代尔^{[16, 17]}提出，泛指少数族裔群体成员从事的经济活动，包括任何移民或少数族裔的商家业主拥有并经营的企业（或雇主和雇员属同一族裔群体的企业）。莱特^[18]等强调族裔经济的概念包括企业所有权的族裔性，即族裔成员所拥有和经营的企业及企业控股权，包括雇主、同族雇员和不付酬劳的家庭成员；企业雇工渠道和就业网络的控制权的族裔性，即族裔成员通过该渠道和网络，把同族成员引导进入同族或非同族成员所拥有和经营的企业和行业，或主流劳务市场的某些行业及政府的公共部门。

在欧美等国家的族裔经济研究中，关注较多的有：一是自雇率较高的族裔群体，如华人、日本人、韩国人、伊朗人、古巴人和犹太人等，他们都有自己的族裔经济^[19]。这些案例中，族裔经济大多与族裔社区和族裔文化存在强联系，其中以唐人街的族裔经济尤为突出。唐人街的族裔经济主要包括餐饮业、零售业和服务业等，其行业主要元素——资金、劳动力和消费者，都掌握在华人手里。华人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劳动力及生产和服务对象都以华人为主。因而，唐人街的族裔经济呈现明显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20]。二是自雇率较低，但雇员在某个行业的比例较高的族裔群体，如非裔黑人、墨西哥裔人和拉美裔人。他们控制着某些行业或公共部门的雇工渠道，从而形成自己的族裔经济^[21]。这种情况下，族裔经济与族裔社区、族裔文化则不一定存在相关性，如位于洛杉矶非裔社区中的韩裔商业活动^[22]。

族裔经济作为族裔群体适应当地社会的重要策略，也是他们在当地生存和生活的重要保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族裔经济对族裔群体拢集社会文化资本、维系族裔身份认同、加强劳动力社会依附等生存策略的作用^[23]。具体来说，族裔成员通过族裔经济的途径，为自己创造自雇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作为可能被主流经济排斥或避开歧视的有效策略^[24]；缓冲族裔群体与本地劳动力在主流劳动市场中的竞争而产生的矛盾^[25]；为同族成员树立起企业家的成功形象和榜样，有助于培养企业家精神，激励更多同族成员成为未来的企业家^[26]。因此，族裔经济理论主要用于解释西方国家两个重要的移民社会现象：一是不同的族裔群体如何通过本族群的族裔资源运作和社会排斥机制，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流动模式和结果，也即解释社会流动结果的差异问题；二是不同的族裔群体如何通过本族群的雇工渠道和就业网络进入主流经济，从而出现不同的经济整合结果，也即解释弱势群体收入和就业机会不均的问题。

2.2 族裔经济在地化

随着族裔群体的社会融合程度提高、完成资本资金积累或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等原因，族裔群体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往往经历了从族裔经济向族裔文化经济转变的过程^[27]。族裔经营者可能在参考本土文化惯习的基础上，对商品内容和装潢环境等做出一定让步，不仅服务族裔同胞，同时也将本地居民和游客纳入服务对象范围^[28]。换言之，族裔群体早期由于自身资源的不足，利用族裔文化资源作为谋生及维系身份认同的工具；后期则可能在经营中嵌入族裔文化元素，以迎合主流消费者并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当族裔经营者开始通过商品或服务的文化差异性来吸引本地顾客时，原本属于族裔经济范畴的店铺就会出现“文化经济化”现象，从而转变为“族裔文化经济”^[29]。如台湾小缅甸街的缅甸裔商户以族裔文化展演者的身份，在经营活动中嵌入族裔文化元素，构建回应他者凝视和想象的异国生活拟态^[30]。从族裔经济到族裔文化经济的转变，也意味着族裔经济出现了在地化。

族裔经济在地化和族裔景观的产生因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移民群体在生活、生产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景观，是与移民群体传统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譬如民居、宗教设施等；另一种是移民群体出于维持或促进族群发展等目的而形成的景观，包括两类：一是加强移民成员对族群归属感的景观，该景观往往饱含了移民成员的共同记忆，有助于唤起归属感，如博物馆、纪念馆等；二是引起当地社会或其他族群对本族群的关心，从而为本族群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景观，移民群体常将这种景观作为旅游资源或商业资源加以灵活使用，如族裔饮食店、物产店等，多见于移民成员居住的地域或聚居区^[31]。由于移民群体容易受到大众污名化印象或排斥异己的影响，族裔店铺在区位及地租的选择范围较窄，容易产生空间集聚现象，形成具有族裔特征和较为清晰边界的在地化族裔经济空间^[32]。

然而，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族裔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案例，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非移民国家”的国情背景下，中国的跨国移民大多以“旅居型”为主^[33]，在中国短暂居留几年后即返回母国。“旅居型”移民出于快速适应当地生活和顺利开展业务活动的目的，往往选择复制母国的生活方式作为当地适应的生存策略，对具备特定技能、语言能力、服务接待方式和共同价值观的族裔经济需求更为强烈^[34]。但由于中国对跨国移民的居留、工作和经商等方面的严格管控，为跨国移民提供服务的大多为非族裔的中国人。因而，在中国城市中出现的具有族裔特色的经济活动，大多具有较为明显的“本地经营者/雇员提供、具有族裔文化特色、主要满足跨国移民日常生活需求”的特征。这打破了西方研究中“族裔群体的族裔需求受本族裔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限制或偏好而难以在主流市场中得到充分满足”^[21]的普遍认识，也与“族裔经济活动的族裔所有权和控制权”^[18]不太相符。中国语境下的族裔经济空间在景观形态、功能发育、发展变迁等诸多方面具有异于西方的本土化特点，这也是本文的着眼点。

3 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选择

本文以苏州高新区的淮海街为例展开案例研究。苏州高新区被誉为长三角“日资第一高地”，区内形成多处日本移民较为集中的居住区，配套有日本人学校、日系诊所、日资银行和日资购物中心等生活服务设施。淮海街位于高新区CBD核心区的狮山路中段，呈南北走向，全长约600 m，南端为松下电子、日本电波等日企，西侧及西北侧为日本移民的主要居住区，西南端为日本人学校（图 1）。淮海街是日本移民在高新区的重要休闲消费空间，也是日本人聚居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两侧聚集了大量为日本移民服务的经济型店铺，以日语和日本元素符号为主要标识的广告、店铺招牌等标志着族裔经济空间的形成。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当前跨国移民的研究多以微观小样本的案例形式展开^[6]。本文采用同样技术路线，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获取一手数据。其次，本文主要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主题分析法是质性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方法，通过在分散的资料数据中识别、分析和报告主题，呈现主题之间的关系，进而识别其中的抽象规律，该方法有助于揭示数据资料的内在联系和意义^[35]。

实地调研于2016年4月、2022年1月期间实施，两次调研刚好选在淮海街改造前后，有助于把握改造前后的变化。首先通过实地调研，记录高新区日本人居住区的地理范围，淮海街店铺的经营内容、设施语种、商铺外观等信息；其次对参与淮海街经营、改造和管理的重要行动者进行深度访谈。本次调研得到与淮海街关系紧密的苏州xx日企副总经理及与苏州有密切业务联系的上海xx日企总经理的支持，两位均是长三角日本人团体的核心成员。受疫情影响，对两位日本友人的访谈通过线上进行，访谈内容主要聚焦近30年长三角日本人社会的发展变化，日本移民与淮海街的关系及其变化等。通过滚雪球的方式，笔者团队对第一批在淮海街创业的核心人物及在淮海街经营10年以上的多位重要经营者进行了多次线下访谈，以确保访谈内容的准确性和充实性。

线下访谈对象全部为中国人，包括：店铺相关人员（16名）、街道办经济发展局（2名）、街道管理公司（4名）、当地居民（2名）和游客（2名），合计26人（表 1），访谈时长0.1—1.5 h不等。访谈内容包括淮海街的发展历史、改造前后店铺的经营内容和策略、经营者的创业动机和经历、顾客群体属性的变化、与日本顾客的联系交流、对街道改造的态度、未来发展计划等。对街道管理者和政府部门的访谈主要针对淮海街的改造目的、改造项目以及成效等。其中No.19是万物梁行公司（隶属万科）的管理人员，负责淮海街改造设计、日常街道维护管理、统筹处理街道日常事务等；No.21是负责管理淮海街相关组织事务及沟通淮海街经营者的政府人员。安保人员的访谈主要针对淮海街改造后的街道管理问题进行了解。

4 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变迁 4.1 淮海街族裔经济空间的兴起

1990年代初，随着苏州高新区的开发，当地政府积极对外招商引资，吸引了松下、丰田等第一批日资企业，在淮海街道南端形成日资企业集聚的日本工业园区，由此带动了企业指向型移民的到来。当时在苏州的日本移民以日本公司海外长期派遣的员工及其家属为主，大多居住在淮海街附近的锦华苑、吴宫丽都等小区，短期派遣的员工更多入住附近的香格里拉、日航等酒店。以日本工业园区和日本人学校为中心，逐渐发展形成边界较为松散的日本人聚居区。日本移民的到来及其对族裔经济的高需求刺激了族裔经济市场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移民政策限制了小资本创业和当地就业为目的的外国人入境，传统的族裔经济由于族裔经营者和族裔劳动力的缺位而难以在中国城市中形成^[7]。

在此背景下，以当地中国人为主的第一批创业者，利用淮海街靠近日本移民的工作与生活空间的便利区位，开设了日式酒吧、日料店/居酒屋等餐饮娱乐类店铺，以满足日本移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而经营者也发现，这些日式餐饮娱乐类店铺适合成为承接当地政府与外资企业，特别是与日资企业开展商务洽谈的非正式场所（No.1）。因此，在全球化推动日本企业海外扩张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入驻苏州工业园区，依托日本移民的聚居行为和族裔饮食需求，加上招商引资的业务洽谈需求，刺激了日式餐饮娱乐类店铺开始以淮海街为中心的集聚。

进入21世纪，日式餐饮娱乐类店铺随着日本工业园区的规模扩张进一步集聚，并产生了规模效应。到2006年前后，街道已形成日式酒吧（60余家）为主、日料店（20余家）为辅的经营态势（No.2）。2014年5月的百度地图时空地图数据显示，淮海街道两侧的店铺合计137家（表 2），包括：餐饮类65家、休闲娱乐类35家、生活服务类26家和其他11家。其中，餐饮类店铺在淮海街的占比最高（47.4%），日本顾客利用频率较高的日式餐饮（日本料理店、居酒屋等，32.8%）和酒吧/KTV/俱乐部（22.6%）类店铺占比超过一半。可见，淮海街主要承担了日本移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及为当地政府与日资企业搭桥牵线的重要空间职能，形成了以日式餐饮娱乐类店铺为特色的族裔经济空间。

4.2 淮海街更新改造后的变化 4.2.1 空间景观的“族裔化”

2019年，当地政府为进一步打响“长三角第一日资高地”品牌和促进招商引资，依托街道的族裔特色对淮海街进行了更新改造。更新改造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更新、交通规划、使用区域扩张、街道景观改造、商铺外立面和招牌改造五个方面，费用由当地政府承担，万科作为总承包公司负责沟通落实。为了凸显街道的族裔特色，族裔文化的他者形象通过店铺的日式装潢、日式门店招牌、日语标识等日本文化符号直接传递给消费者，构成符号联系物到族裔文化的他者想象。如日料自助餐商家通过夸张的雪蟹模型装饰门店，茶饮店铺将日本产的牛奶盒作为店铺装潢的一部分，以此加强消费者对店铺的“族裔”认知。改造前后的空间景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图 2a、图 2b），改造后的淮海街更显异国风情的族裔特色。

尽管当地政府和店铺经营者通过文化移植的方式对空间景观进行了“族裔化”改造，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族裔景观存在本质区别，难以反映日本移民真实的生活或生计方式。“族裔”在其中更多是作为被消费的元素符号，成为吸引日本顾客和本地消费者的商业资源，为本地社群提供了通过日常消费感知异国情调和体验城市多元文化的机会。

4.2.2 顾客群体构成的多样化

从2019年4月百度地图时空地图数据及2022年1月的实地调研（表 2）可知：2019年淮海街道两侧的店铺合计143家，其中餐饮类店铺增至86家，日式餐饮和酒吧/KTV/俱乐部类店铺的占比仍维持在半数，但生活服务类从2014年的26家减至18家，其他类别变化不大；2022年淮海街两侧的店铺合计171家，包括：餐饮类113家、休闲娱乐类39家、生活服务类8家、其他类6家，新增文化体验类5家。餐饮类店铺数量进一步增加，日式餐饮和酒吧/KTV/俱乐部类店铺仍占据重要地位，而生活服务类店铺则进一步缩减，五金店、中古店、影像店等均被取代。

尽管淮海街店铺的经营业态在改造前后变化不大，但顾客群体构成已发生较大转变（表 3b）。改造前，大部分店铺以日本顾客为目标客群，街道的空间功能主要是满足日本移民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消费需求。改造后，淮海街的顾客群体构成逐渐多元化，特别是游客和本地居民等大为增加，促使部分店铺经营者调整店铺定位和经营内容，以适应新涌现的中国顾客群体。这一转变在日式餐饮类店铺中较为明显，改造后的日式餐饮类店铺将中国顾客也纳入重要的顾客群体，甚至是改变经营策略主打中国顾客。从访谈可知，基于顾客群体构成的变化可将目前58家日式餐饮类店铺分为五种：日本顾客为主，中国顾客较少（3家）；日本顾客为主，中国顾客增加（7家）；中日顾客基本持平（23家）；日本顾客减少（5家）；中国顾客为主（14家），剩余6家店铺或正在装修或情况不明。“改造后，游客和本地消费者增多虽然是好事，但有时候日本客人来了，发现店里已经坐满了中国客人，或者是预约已满而无法接待他们，很容易导致日本常客（这边的日料店都是以日本常客为主）的流失，现在店铺已改为预约制了⋯⋯不少日本客人也感觉到相对私密的私人空间被侵占，安全感丧失⋯⋯慢慢地也就不来这里（淮海街）了”。（No.2）由此，淮海街由原来的日本顾客为主的消费结构，转型为日本顾客、本地居民、游客等多样化群体共存的消费结构。

4.2.3 店铺经营逻辑的多元化

在族裔经济理论中，随着族裔经营者的社会融合程度提高、完成资本资金积累或社会经济地位上升，他们的经济活动容易出现从族裔经济到族裔文化经济的变化^[27]。也即，族裔群体在早期由于自身资源的不足，利用族裔资源作为谋生及维系认同的工具，他们更多采取容易成功的社会文化逻辑（身份认同、族群关系等）；后期则可能转为迎合主流消费者以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在社会文化逻辑的基础上兼顾经济逻辑（租金、成本、利润、市场需求等）。这在店铺J、K、L中表现明显（表 3a），J、K、L是传统日本饮食中常见的拉面店、居酒屋和日式烤串店。其经营者为一名在苏州长期居留的日本移民，熟练掌握中文并与中国人组成跨国家庭，地方融入程度较高。在创业早期，经营者的族裔身份天然地为其招揽众多日本顾客，改造前店铺80%的消费群体为日本顾客。街道改造后，店铺J、K的日本顾客大量流失，从80% 降至40%，中国顾客的份额则从20% 增至60%。原因在于，该店铺从装修风格与经营内容上有利于中国顾客产生族裔文化的他者认知，经营者的族裔身份与族裔饮食的原真性结合，加上作为日本友人形象的地方宣传，均强化了对中国顾客的吸引力。店铺L的日本顾客占比仍较高，主要是因为饮食习惯差异、店铺位置较为偏僻、店铺装潢的族裔符号并不突出等。

中国本地经营者则大多是基于经济逻辑，租金、成本、市场需求等极大地影响了店铺的经营策略，利润差是其差异化经营策略的根本原因。通过挪用族裔符号和提供地道的日式饮食，吸引消费能力和水平更高的日本顾客。为此，他们需要各种策略去呈现“族裔性”。根据访谈资料，本地经营者大多具备与日本相关的某种经历，这成为他们表达“族裔性”的重要前提。如留日经历者及中日跨国婚姻成员，他们拥有日本社会经验，熟知正宗的日式接待服务方式，日语沟通能力较好，这些因素有助于提供原真性较好的族裔式产品和服务。大多经营者也要求本地雇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日语沟通能力，并接受过日料或日式接待服务的培训。由此，形成易于被日本移民所接纳的具有族裔特色的经济活动。改造后，在日本顾客流失、中国顾客增加的趋势下，店铺经营者开始通过挪用族裔符号来彰显异国情调，调整迎合本地消费者惯习的口味，招揽和吸引中国顾客。如店铺O通过改变出餐顺序、调整菜品与服务流程、增加高端化和定制化套餐等方式，满足中国顾客对高端日料的体验需求，中国顾客从改造前的10% 增至改造后的90%。但也有经营者认为淮海街是中日友好交流的重要桥梁，坚守以往的经营策略。如店铺B注重地道口味和日式服务的提供，采用预约制方式留住日本常客，日本顾客仍占7成以上。

5 从全球化到在地化：淮海街的空间转型 5.1 形成发展期的淮海街

1990年代初，淮海街作为苏州最早的商业地产，两侧商铺产权主要归国企单位、当地投资者和港台客商等群体所有，并被租赁给当地人进行生活服务类经营活动。在积极吸引外资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工业园区带来了日本移民的集聚，并逐渐形成日本人聚居区。淮海街利用其毗邻日本移民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的区位优势，成为承载日本移民日常休闲消费的空间载体，逐渐从面向本地人的便民商业空间，转为面向日本移民的族裔经济空间。淮海街的店铺除几家由日本人经营外，大多由中国的本地经营者和雇员来运营。由于当时日料在国内尚未普及，日料的消费单价较高，这些店铺大多将在附近居住和工作的日本移民视为重要的顾客群体。其经营模式深受日本的工作方式与社交文化的影响，中午充当为日本公司职员提供套餐服务的食堂，晚上或节假日成为日本移民的重要社交场所，在新年会、忘年会等重要节庆时提供聚会的包厢服务。由此，日本移民与中国本地经营者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顾客与店铺之间形成较为固定的常客消费模式。日本移民通过聚餐、喝酒等抒发工作压力，或联系、维持移民成员间的亲密关系。而跟随丈夫派遣来苏州的日本家庭主妇，在淮海街的西餐厅、咖啡厅等定期举办联谊活动，交换在当地生活的经验和知识，维系日本人社会的关系网络。

淮海街的跨国族裔经济空间形成，宏观层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企业海外扩张的内生需求与中国城市招商引资的外生需求，两者契合发展的产物；微观层面是依托日本移民的聚居行为和族裔饮食需求刺激产生的产物。虽然其异于传统族裔经济的“族裔经营者/雇员+族裔消费者”的结构模式，主要呈现为“中国本地经营者/雇员+日本移民消费者”的结构模式，但淮海街中的族裔经济与族裔社区（日本人聚居区）和族裔文化均存在强联系，并满足了日本移民的以下需求：一是满足其在异国他乡顺利适应当地社会的策略需求，是其在当地生存和生活的重要保障；二是为日本移民提供了身份认同、情感交流和维系移民关系网络的场所，具备了巩固族裔认同边界的重要功能。因此，淮海街作为非正式的跨国移民公共服务资源，对日本移民的地方适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5.2 转型期的淮海街

进入21世纪，日资企业的东南亚转移及日企海外派遣政策的变化，带来了海外日本人口的结构变化和规模缩减。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36]及日本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37]，近十多年江苏的日企数量基本维持在一千家左右，但日本移民的人口规模已大幅缩减，自2012年人口规模达到峰值的10734人后逐渐减少，至2021年已不足6000人。而2012年前的日企派遣员工以家庭派遣、长期劳务派遣为主，此后出于节省劳动力成本及企业在地化发展等原因，转为单身派遣、短期劳务派遣的模式^[38]。

与此同时，苏州为实现“去低端制造，引高新技术”的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当地政府开始重视城市的宜居性，希望通过淮海街的更新改造，提高日本移民在当地生活的满意度，从而抓住人才、留下企业，作为打响“长三角第一日资高地”品牌和吸引日企回流的重要一环。然而，改造后的淮海街一跃成为城市休闲消费的新热点。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具有族裔特色的文化经济空间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追求多元文化体验的新型城市消费空间。淮海街的经营者或回应打造日资高地目标，继续经营正宗的日式餐饮以维持原本的日本顾客；或顺应城市文化经济发展，在经营中嵌入族裔元素以迎合本地消费者。由此，前一阶段的日本移民与中国本地经营者的共生关系逐渐被打破，以当地政府、开发商（万科）、当地居民和游客为主的地方性力量开始取代日本移民占据主导地位，并与中国本地经营者形成新的互惠互利模式，共同推动淮海街的空间转型。淮海街从原来的为日本移民提供族裔式产品和服务的族裔经济空间，转型为面向多元群体、具有城市消费主义和符号意义的文化经济空间（图 3）。

5.3 淮海街空间转型原因

进一步，通过与西方族裔经济研究的对比，深究淮海街空间转型的深层原因。首先，在西方的族裔经济研究中，移民成员通过族裔经济的途径，为自己创造自雇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作为在当地立足及应对主流社会排斥或歧视的重要策略。然而，中国的跨国移民现象始于近30年，以“旅居型移民”居多，其人口迁移机制、入境后的生存策略、日常生活实践、社会融合等，都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传统移民有所不同。中国的日本移民基本以三资企业人员及其家属为主，大多进入以日本企业或其他跨国公司为主的跨国人才劳动力市场，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39]。由此也决定了日本移民并不需要依靠族裔经济这一途径来达到族群在当地生存发展的目的。其次，族裔经济作为族裔群体在异国他乡立足及族群发展的重要生存策略，族裔群体在其中扮演着投资者、经营者、雇员、消费者等多重角色，并形成完整的上下游族裔经济产业链。但在中国，这一经济活动主要由本地人主导，投资者、经营者、雇员等大多是中国人，日本移民在其中仅扮演了较为单一的消费者角色。这意味着中国语境下的面向跨国移民的经济活动，仍局限于传统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契约的金钱关系，没有形成类似唐人街族裔经济中的基于互利互惠的雇主与工人、业主或顾客的关系，也即缺乏关键的族裔性的凝聚力（Bounded Solidarity）和被族裔性所强化的信任机制（Enforceable Trust）^[40]。同时，它缺乏资金、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三体一位的族裔垄断优势，无法有效控制生产、经营和销售等关键环节。基于移民主体的消费市场，与基于本地主体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分离，导致族裔消费受制于本地资本和本地劳动力的合力，加剧了中国语境下跨国族裔经济空间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也是其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实现“旅游化”和“在地化”空间转型的根本原因（见 图 4）。

6 结论与讨论

基于淮海街案例的历时性深入调研，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淮海街的在地化变迁，从结果上看，从原来的为日本移民提供族裔式产品和服务的族裔经济空间，转型为面向多元群体、具有消费主义和符号意义的文化经济空间。它主要是通过地方政策制度（更新改造项目）、地方社会文化资源（经营者和消费者）等地方要素主动参与跨国空间的转型过程来实现。具体表现为：一是空间景观的“族裔化”，当地政府和店铺经营者通过文化移植的方式对空间景观进行了“族裔化”改造，使其更容易被族裔文化“他者”的中国顾客所识别；二是顾客群体构成的多样化，当地居民和游客成为改造后淮海街店铺的重要消费群体，消费群体的属性呈现本土化趋势；三是店铺经营逻辑的多元化，族裔（日本）经营者在参考本土文化惯习的基础上，对商品内容和装潢环境等做出让步，而中国经营者通过挪用族裔符号的策略去呈现“族裔性”，调整迎合本地消费者惯习的口味，招揽和吸引中国顾客。由此，形塑和赋予了淮海街国际友好交流与多元文化邂逅和协商的新地方意义。②淮海街的在地化变迁机制，主要受三个层面的影响。宏观层面上，主要受全球地方化背景下日企重新调整生产布局、日企海外派遣策略变化、中国移民政策等要素的影响，带来了日本移民人口规模的缩减；中观层面上，是当地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社会、经济、政治与制度，对移民群体迁入后的日常生活和空间实践进行调适和应对的产物；微观层面上，是消费端的移民群体与供给端的当地经营者，两者之间的跨国共生合作关系被打破，逐渐转换成当地居民、游客与当地经营者的本土传统经济关系。

与西方移民国家以移民融合或同化作为重要的社会目标不同，现阶段我国应当关注跨国移民在短暂居留期间内的地方适应与地方贡献。尽管中国语境下的日本人族裔经济活动大多是“中国本地经营者/雇员+日本移民消费者”的结构模式，但其仍为日本移民在迁入地的生活提供便利和维持“家”的想象，有利于唤起和强化日本移民的身份认同，促进日本移民的情感交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作为非正式的跨国移民公共服务资源，它有助于移民的地方适应。未来通过对比不同移民群体，如日裔、韩裔、非裔经济活动的结构模式和特征，可以进一步解释不同移民群体的地方适应差异问题，为当地政府的移民治理提供政策建议和科学依据。其次，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变迁，可能带来移民群体与本地社群争夺空间资源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在淮海街的案例中，当地居民与游客的增加及其对空间资源的消费利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移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造成了冲击和挤压。日本移民面对空间资源的挤压只能另寻替代品，如工业园区的师惠坊已在逐渐承接从淮海街流出的日本顾客，新的族裔经济空间由于日本消费者的聚集正在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原本以族裔消费市场作为“族裔性”重要标志的淮海街经济活动，随着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本地一体化，未来可能逐渐失去“族裔性”而转变为本土化空间。具有族裔特色的经济活动对移民群体的地方适应至关重要，面对生活资源减少带来的矛盾及城市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移民群体和当地政府应当如何应对和协调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