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国种植业、渔业、牧业等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生计转型问题随之受到国家以及区域的重点关注^{[1, 2]}。社区生计转型指的是乡村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生活的职业或产业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而此种过程具有生计策略、模式与结构等的历时性动态特征^{[3, 4]}。而随着旅游成为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战略实践的重要抓手，中国许多乡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实现了乡村及社区居民的生计转型，“传统农业乡村”由此成功转型成为了“乡村旅游地”^[5-7]；同时也存在不少乡村在旅游发展的作用下居民生计出现“转不动”“转不顺”“转不成”等状况；而由此致使此种乡村旅游地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8]。不难发现，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乡村人地关系系统的适应性调适，而旅游发展作用下乡村生计转型过程存在人地关系实践的复杂性。而学界针对旅游生计转型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旅游生计转型的理论框架、影响因素与关系、适应性、可持续评价等方面。首先，关于理论框架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基于旅游情境对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SLF）进行框架模块内容要素修正，并科学构建了旅游可持续生计转型的理论框架^{[1, 9, 10]}。其次，关于旅游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内部性与外部性两种类型因素而展开分析^[11]。外部性关联的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状况、气候变化与灾害、季节性、政策制度等^[11-13]，而内部性影响因素主要指向的是驱动旅游生计转型的“生计资本”^{[11, 14]}。基于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少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旅游生计转型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15, 16]}、旅游市场季节性与生计策略^[13]、结构制度与生计策略^{[17, 18]}等的关联影响关系。再者，文化适应性^[19]、生计资本与策略的适应性^[20]等成为旅游生计转型适应性研究文献主要关注的焦点问题。最后，基于转型结果导向不少文献从多元、自由、节奏、韧性等视角对生计转型可持续性进行了科学评价^{[14, 21]}。

显然，上述文献探讨丰富并拓展了旅游生计转型的研究视角与内容，并对旅游地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但上述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这些以结果为导向所建构的旅游生计转型理论框架具有传统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模块化、结构化、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而致使其无法解析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的复杂非线性拓扑网络结构；第二，旅游生计转型影响因素与关系的研究忽略了非人物质性与能动性，同时转型影响关系的探讨大都局限于内部稳态、依赖性结构的分析，而对动态生成性特征关注较少；第三，旅游生计转型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研究成果基本都是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出发深度关怀“人”的转型适应性以及可持续性，而缺乏一种“社会—物质”的去中心化、扁平化关系视角来审视转型过程网络关系。而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拼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因其物质性、能动性、欲望性、领域化等特色内涵而成为一种解释社会事物空间关系演化与生成逻辑的竞争优势性理论^{[22, 23]}。该理论视角重点关注物质、空间、关系等关键要素，并主要聚焦于多元情境探讨城市与乡村拼装^{[24, 25]}、政策拼装^[26]、日常生活拼装^[27]、疗愈性拼装^[28]、携宠旅游拼装^[29]等主要议题。而乡村旅游地作为人与非人元素典型存在的一种社会空间，其生计转型过程关联人与非人的多元异质能动性。同时，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是一个不断生成与演化过程；而以往内部性互相依赖的稳态关系视角难以发掘生计转型的“后关系”特征，因之亟需引入一种后结构的“拼装”理论，从“异质生成空间”以及“后关系”视域出发对生计转型的社会—物质性过程进行另类探讨。而在“拼装”视角下研究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亟需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如何理解拼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内涵与特征？拼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存在何种驱动力？拼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过程及其逻辑是怎样的？这有利于从一种“拼装”新视角深入发掘与认知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动态演化逻辑规律并为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居民生计转型与福祉增进、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等提供过程性的学理解释与实践参考。

拼装理论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而出现的一种以“物”和“关系”为导向而用于诠释社会事物发展进程逻辑的新型本体（或方法）论^{[30, 31]}（Material-and relationaloriented ontology）。此种社会空间理论由法国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瓜塔里（Guattari）最早提出并由德兰达（DeLanda）、慕勒（Müller）等学者进行进一步丰富与拓展^{[32, 33]}。“拼装”（assemblage）又被称为“组装”“拼装体”，其指向的是由人与非人等多元异质元素经过共同交互作用而以领域化、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等空间进程逻辑生成的一种社会临时空间形式或多元体^{[33, 34]}。这种拼装思维以一种元素复杂动态性关联运转的“机器”隐喻而区别于具有稳定态、元素易替换的“结构”；而异质性、能动性、欲望性、关系性、生成性、领域化等成为了德勒兹实践哲学的标识性特征^[32]。由于拼装理论内涵存在复杂性，本文仅聚焦“异质性”“能动性”“欲望”“领域”四大内涵特征展开理论阐释。

首先，“拼装”理论认为拼装元素存在多元异质性（heterogeneity），如物质内容形式（material）以及表达形式（expressivity）^{[34, 35]}。这些多元异质元素不仅仅是关乎人类的，还包括非人类有生命体以及非人类无生命体元素^{[22, 23]}。例如，学者蔡晓梅等提出太极休闲景观中不仅存在身体、太极剑等非人类无生命体异质元素，同时也存在“动物”这一非人类有生命体元素^[23]。非人类物质元素不仅被认为应该纳入社会事物空间关系的系统分析中，还应该重视其与人类主体能动性（agency of human）具有广义对称性的非人类物质主体能动性（agency of matter），即一种非单纯受人类控制的消极或惰性客体，而是一种积极参与并影响日常生活的活性主体^{[22, 23]}。而这种能动性可以通过非表征的形式在行动过程中对其能动性意义进行识别^[23]。以“步行”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为例，学者一般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步行速度、步行类型等对步行主体的影响，其中强调作为主体的步行者在步行过程中的主位体验及其情绪情感^{[36, 37]}。而当以“拼装”的视角观察“步行活动”与“步行健康”关系之时，“步行”这一活动与“健康”的关系因步行过程中身体、天气等非人异质元素及其能动性作用而变得更为丰富；而这些非人物质能动性则可以从步行非表征情境中与步行过程其他物质元素发生的互动性联系以及关联影响而予以识别^[38]。

而“欲望”（desire）是拼装理论先驱德勒兹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31-33]。德勒兹认为“欲望”并不是弗洛伊德与拉康等主导的传统精神分析学所分析的“一种对匮乏的向往与获取”，而是代表一种“生产性”^[32]。匮乏式的“欲望”观念无形之中遮蔽了“欲望”的非理性与生产性特征。而具有生产性特征的“欲望”则表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一样能够生产社会现实 ^{[39, 40]}。对于德勒兹的拼装理论而言，“欲望”是拼装生成性背后的重要驱动力；而“拼装”是“欲望”的重要表征^{[22, 23]}。显然，“欲望”通过自身生产力把持续流动且零散的多元异质元素组装成一个临时稳定拼装体进而驱动社会物质发展进程^{[22, 23]}。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的“欲望”概念是不存在任何表达的主体和对象。作为一种自由的生理能量，欲望的唯一客观性在于流动，且总是涌现于拼装体中 ^{[39, 40]}。而不少学者借鉴“欲望”的理念分析社会事物发展进程的驱动力与内在逻辑^{[23, 41]}。在太极休闲疗愈拼装的研究中，“欲望”作为生产力促使太极剑动作中健康、太极服、太极音乐、太极鞋等异质元素持续而随机进出太极景观^{[23, 41]}。而“欲望”作为一种积极性生产力，其所散发出的能量驱动着多元分散的异质能动性元素产生外部联系并持续生成拼装体；而由于受到内、外力的影响所发生的聚合、解离、塑造、重塑等临时性拼装过程被称为“领域”过程，即“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22, 31]}。其中，“领域”的生成性也得益于能动性异质元素与其他元素发生另类的同一性关联而引起拼装元素进入或退出^{[22, 31]}。学者Prince引入拼装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创意产业政策国际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地方以及关联行动者的复杂协商与博弈过程^[42]。而有学者认为全球食品贸易边界拼装的“领域化”指的是区域食品制度的协商与合作；“去领域化”指向粮食、生物危机对食品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再领域化”表明更完善的全球食品贸易系统的构建^[43]。

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涉及不同时空演化阶段各种转型主体、因素、策略、关系、过程及结果等社会结构性范畴及其动态关系，其与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具有总体的一致性^{[44, 45]}。但是由于受到结构主义视角结构化、整体性、线性稳态的观点影响，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复杂动态性规律难以科学发掘。而拼装理论以“异质生成空间”与“后关系”为本体论对社会事物空间进程逻辑具有强解释力 ^{[31, 32]}。近年拼装理论解释情境开始发生“乡村转向”，有学者开始用其构建的乡村“社会—物质”拼装理论框架解释乡村社会空间演化进程规律 ^[24]。而乡村旅游地作为“乡村”的一种类型，“拼装理论”在分析“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这一社会事物空间关系生成过程的逻辑方面也具有适用性，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适用性解释。其一，拼装理论强调“异质性”与“能动性”^{[31, 32]}。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中实则存在诸如“话语”“政策”等非人异质性元素，这些异质性元素在生计转型中的能动性作用常常被忽视。而拼装理论的“异质性”与“能动性”观点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主—客、人—非人等的二元对立格局，并能对生计转型过程中人与非人元素能动性交互作用进行“去中心化”视角的有效分析。其二，旅游生计转型过程中元素涌现性、动态生成性、外部联系性等特征凸显。而拼装理论强调“领域生成”的过程性逻辑^{[31, 32]}，其能够厘清乡村旅游地生计空间关系演化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其三，“拼装”理论主张“欲望性”^{[31, 32]}，重视社会空间中的非表征与非理性因素，其认为这些因素能够成为社会事物空间发展进程演进的重要驱动力。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多种类型阶段的演替现象，这种生计转型的“演替”背后常常对涌现于事物关联性发展过程中的“欲望”视而不见。而“拼装”的“欲望生产”理念恰好能够对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深层驱动力予以另一种科学的解释。综上，不难发现拼装理论本体论、认识论等对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问题具有强解释力与适用性。

“生计”被认为是涉及资本、能力与活动等关键要素的一种谋生方式 ^[46]，而“生计”话语的典型应用情境为乡村旅游地。乡村旅游地是指一种在社会性与现代性影响下具有“乡村社会”和“旅游世界”双重复杂特征的场域与空间^[47]。此种乡村旅游地空间囊括了社会存在性空间与社会意识性空间；而这些空间具体又是由乡村生活与生产空间、精神空间、公共空间、旅游社会空间等构成^[47]。由此，可以将“乡村旅游地生计”理解为：乡村旅游发展关联因素嵌入传统生计系统而形成的一种稳定性谋生方式与空间结构形态^[14]。显然，上述“乡村旅游地生计”的概念内涵体现的是一种相对确定性与稳态结构的社会空间观。而在21世纪之后，随着后结构主义“拼装论”的兴起，此种稳态社会空间观逐渐受到质疑。作为拼装论代表性学者德勒兹则提出了“拼装”关系性社会空间观的具体内涵，即由人—非人等多元社会物质性异质元素受到能动性的影响与被影响共同发生作用而生成的一种临时性社会空间^{[31, 32]}。受到拼装论思潮的影响，以物质性与关系性为导向的乡村社会—物质拼装的概念以及理论框架也被相关学者提出^[24]。而此种乡村拼装的社会空间观关注融合“结构”与“能动性”特征的跨尺度关系性空间的生成，其表现在向上尺度化触及宏观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而向下尺度化又涉及乡村微观日常 ^[24]。同时，“拼装理论”在休闲与旅游领域的应用成果也逐渐显现。有学者立足于拼装哲学基础上提出“疗愈性拼装”概念，并指出其是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视角审视人与非人的复杂外部能动性联系并不断生成一个具有疗愈性影响的社会空间^{[23, 28]}。基于疗愈性拼装理论基础，相关文献指出饮食健康的拼装体是在饮食心理与习惯、饮食文化环境与文化信仰、食品本身等复杂异质元素能动关系性作用下而动态生成的一种组装性饮食空间^[48]。同时，“携宠旅游拼装”被视为在“欲望”力量驱动下，受到旅游者、宠物、景区、酒店、民宿、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旅游情境中多元异质关联性元素交互作用的影响而产生携宠旅游拼装体效应的一种生成过程^[29]。此外，Serena和Philipp K指出了“旅游”亟需“拼装思维”，相关研究需要重视旅游目的地、旅游品牌、旅游组织等情境中的人、思想、物体等异质元素能动性及其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临时稳定性生成空间^[49]。无疑，休闲与旅游领域涉及的“拼装”概念内涵包括异质性、欲望性、能动性、领域生成等特征要素；而大部分学者从空间论或过程论对旅游领域拼装的内涵进行了科学阐释，这为乡村旅游地情境下生计拼装概念的提出以及内涵的界定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

从上述乡村拼装、休闲与旅游拼装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乡村社会—物质拼装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对“乡村旅游地生计”具有较强解释力，而“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物质性、关系性、能动性、领域化等多元特征的乡村社会空间。而此种空间不仅包含人的主体性元素，还涉及非人的主体性元素。在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过程中，此种人与非人的多元异质元素在“欲望”社会力量驱动下不断能动地发生相互关联与共同影响进而生成临时性的“领域化”生计拼装体。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不同阶段生计拼装体的领域化动态生成不仅仅依赖于乡村政策、制度、话语等宏观结构性元素的能动性力量，同时也取决于众多触及乡村微观社区以及居民内生性日常物质的能动性。例如，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研究中常常将社区或居民生计资本、制度、话语等视为一种静态且非活性元素。然而从拼装视角出发，不难发现此种观点严重忽略了这些元素的物质性、能动性以及动态领域性等拼装特征。具有物质主体性的这些元素可以能动地组织与构建多种复杂情境下的生计网络，进而通过能动性元素的流动与外在联系使得富有社会—物质拼装特征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得以动态实现。由此，在理解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内涵之时须要秉持一种物质性与关系性的拼装思维。综上，可以借鉴“属+种差”概念定义范式科学系统界定“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的核心概念，而该概念的“属”可视为一种过程性的社会空间形式，“种差”为生计拼装的欲望性、关系性、动态性等标识特征。鉴于此，“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的概念最终可以界定为：随着乡村旅游地历时演进与发展，由于受到“欲望”积极性生产力驱动，具有能动性的乡村“人”与“非人”多元异质元素经过内外部交互性关联与共同作用，进而发生生计空间领域化展演逻辑与拼装进程，由此最终生成具有福祉性动态影响关系的一种临时性乡村社会空间。

从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的概念内涵也易于识别拼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所具有的异质性、能动性、欲望性、领域生成等特征。第一，多元异质性。异质性指向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人与非人等多元异质性元素；同时，须要从“物—人”关系的广义对称性思维出发将物质性元素视为生计转型社会网络中的重要行动主体^{[50, 51]}。第二，物质能动性。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不仅会历时性人为或自然涌现出多元异质主体，同时这些多元异质主体元素具有能动性特征^[24]。从主体异质性而言，这种能动性可以划分为“人”的能动性与“物”的能动性；而非人的物质能动性可以通过其关联影响，以及观察、接触、共情等非表征形式而捕捉其能动意义^[52]。第三，欲望性指向的是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某个阶段或阶段演替过程中所涌现出的一种非表征、非理性因素，其作为一种生产力就像是一台“机器”带着生计转型关联的人与非人异质元素的能动性源源不断地循环运转^[23]。第四，“领域生成”指的是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中人、事、物等元素通过外部联系与交互作用后不断发生元素身份属性的“编码”与“解码”，从而生成一种领域化、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的临时性空间状态^[22]。

以“元素异质性”“领域生成性”以及“时间阶段”3大变量为轴线。横轴“时间阶段”描述了拼装发生的时间进程；纵轴“领域生成性”则指向对拼装产生影响的过程，如领域化、去领域化以及再领域化，而斜轴“元素异质性”则是表明不断涌现生成的物质、表达元素异质性（如图 1）。从“物”和“关系”为导向的拼装本体论出发逻辑化展演“欲望”驱动下异质能动性元素的外部联系与共同作用，并以此生成领域化、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空间过程及其逻辑（如图 1）。

图 1(Fig. 1)

图 1 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拼装逻辑 Fig.1 The Assemblage Logic of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拼装”是德勒兹哲学的核心理念。而德勒兹哲学被认为本质上是一种“欲望哲学”，其中关联的核心要义为“欲望生产” ^{[39, 40]}。通过前文对“拼装理论内涵之欲望”的阐释可以进一步论证“欲望”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转型动力”问题。而在已有旅游生计转型研究中将转型动力指向诸如生计资本、市场等内外部因素，这些分析却没有观察到转型过程驱动内在逻辑与本质。而拼装理论“欲望生产”理念恰好能从“欲望性”的视域为生计转型驱动背后意涵寻得新的视角与深度解释力。在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生计转型”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不是某个时间点经过精确计算的理性结果，而其中必然涉及作为非理性“欲望”助推持续转型的时空生成性过程。而这个动态过程其实融合了乡村旅游地及其居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所有经验、思想与情感。无疑，“欲望”是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体生成过程中具有生产性的一种驱动力 ^[53]。流动的“欲望”处于不断生成之中，其流动性特征实质上表征着物质的生产，即“欲望”通过自身的生产力可以把自然涌现的、具有分散能动性特征的多元异质元素进行拼装进而成为驱动社会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不同历时性发展阶段中每一个驱动生计转型的主体因素都可以被认为是“欲望”之流所驱动^[41]。这种生计转型背后驱动的潜在社会力量不断涌现使得乡村旅游地复杂主体元素权力发生交织与共同作用，进而使得乡村旅游地生计空间发生“领域化”进程。

随着乡村旅游地发展进入“起步期”，该乡村居民生计转型也随之进入了探索期。在游客尚未进入该乡村旅游地之前，具有传统农业社会特征的乡村形成稳定的农、林、渔、牧业生计活动。从拼装的视角出发，该阶段稳定的传统生计活动是一种拼装的“领域化”过程。此种“领域化”离不开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中“当地居民”这一“人”的主体性元素与“人地关系”“原始生态环境”“传统文化” “思想意识”等“非人”多元异质元素能动性相互影响与作用。在乡村农业社会长期人地关系互动与影响的过程中，“欲望”作为一种积极性生产力不断涌现，并激发了人地关系、传统文化、思想意识等其他异质性元素的能动性力量，最终生成了具有临时性意义的“人地关系—传统文化—思想意识—居民—生计行为”的生计拼装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传统农耕文明与农业文化、“安土保守”思想意识等作为探索期生计拼装体的元素之一，并非指其简单地作为一种环境背景元素与其他元素产生同一性关联，而是说明其能够能动地对生计拼装体中的乡村人地关系、居民生计行为等其他多元异质元素产生积极互动性影响。综上，从拼装的理论视角出发不难得出居民、人地关系、传统文化、思想意识等分散性异质元素在“欲望”力量的驱动下进行了同一性关联与互动性影响的生计“领域化”拼装（如图 1），而最终形成了乡村居民某阶段较为稳定的传统生计空间及福祉。而当探险型游客因为乡村原始的自然生态或文化而进入乡村开展旅游活动时，淳朴热情的当地居民经过长期主客互动性影响逐渐萌发旅游商业意识，而传统农业稳固的人地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影响。而从拼装理论视角而言，在涌现于生计转型过程中“欲望”社会力量之流的驱动下，探险型游客、潜在商业意识等新的异质性元素能动地与原有生计拼装体中的淳朴热情的态度、当地居民、人地关系等其他异质元素产生了积极互动性关联与共同作用，而使得原有传统生计拼装体发生了“再领域化”的拼装进程（如图 1），至此具有临时稳定性的“探险型游客—居民—态度—生态与文化—商业意识”生计拼装空间与关系得以生成。通过该探索阶段旅游因素介入前后的分析，可以发现该生计转型探索期乡村旅游地仍然处于一种传统农、牧、渔业等完全主导性生计状态，居民对待游客的态度友好，少数居民开始逐渐萌发旅游接待的商业意识，乡村旅游地社区福祉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至此也形成了临时而较为稳定的传统农牧渔业生计拼装体。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乡村旅游地由“起步期”进入了“参与期”的发展阶段，而居民生计转型也随之适应性地进入了参与阶段。从拼装理论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其中大体涉及大众游客、社区精英、地方政府等人类能动性元素，以及资源与生计资本、旅游广告、政策、意识与意愿等非人物质能动性元素，这些构成了生计转型关联的多元分散性异质主体元素（如图 1）。该阶段相比较于探索期，“人”主体性元素能动性起到了自组织的主导性作用。“社区精英”这一能动性主体元素的作用带动了其他居民识别机会并参与旅游。而乡村振兴国家政策地方化的征召动员等能动性实践使得探索阶段乡村旅游地“社会—物质”生计空间发生“进入”或“退出”的元素外部联系与再拼装，诸如社区精英、地方政府与政策、生计资本、转型意识与意愿等新的多元异质元素开始进入拼装体，社区居民、游客、资源、商业思想意识等原先主体性元素能动性性质也趋于增强（如图 1）。由此，探索阶段传统生计拼装体元素的性质与功能已经发生改变，传统农林牧渔等生计拼装体也同时发生“去领域化”作用，而旅游相关的生计拼装体同时开始“领域化”的进程。

在此阶段的生计转型拼装过程中，资源、旅游广告、政府与政策、生计资本、心理意识与意愿等非人元素的物质能动性及其对转型参与期生计拼装体意义的生成作用不容忽视。在探险型游客口碑与广告效应影响下乡村旅游地知名度逐渐提高并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到访。其中，涉及“资源”“广告”等非人物质能动性参与所形成的“大众游客—资源—广告”基础性拼装物（如图 1）。这些非人物质元素虽无法像人类主体一样自主表达其能动性，但其能动性影响在于将政策、居民、转型意识与意愿、生计资本等其他主体性元素吸附至拼装体之中。由此“游客—资源—广告”基础性拼装体又因为新增能动性元素的联系与作用而发生“去领域化”以及“再领域化”过程，进而生成“政府—政策—居民—资本—意愿”等异质元素能动构建的旅游参与型生计拼装空间（如图 1）。其中，政策、生计资本、个体意识与意愿是生计转型关联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性元素。然而，政策、生计资本等却往往被视为一种等待分配与配置的消极或惰性的资源或元素，其作为独立个体的异质性与能动性受到忽视。显然，国家与地方的乡村发展政策与流行性话语并不是一种消极性或背景性的元素，其所散发出的能动性力量往往通过激发“生计资本”“意识与意愿”等生计拼装中其他元素的物质能动性，从而产生元素间的同一性互动与共同影响，进而驱动着居民生计转型行为实践。而“生计资本”的物质性与能动性在不同生产情境下不断被激发从而持续发生规模与结构的流动性转换与调整，社区居民产生的旅游生计转型意识与意愿也随之增强，最终形成乡村旅游地生计适应性社会空间。无疑，上述主体元素在生计转型实践中随之涌现出的“欲望”之流驱动下不断发生拼装体的“进入”以及“退出”，新旧元素也不断嵌入或脱嵌于不同意义拼装体，从而最终生成临时性动态影响关系的乡村旅游地生计福祉性拼装体（如图 1）。由此不难得出：转型参与期乡村旅游地生计处于传统生计主导型向旅游生计主导型转向阶段；社区居民大都以积极性态度与情感对待外来游客并开始从事旅游接待商业服务；而居民生计福祉相对于探索期有所提升，由此形成了初期旅游生计、相对稳定性传统生计共存的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空间。

随着游客量的逐渐增加，乡村旅游地由“参与期”进入了“发展期”的演进阶段，而居民生计转型也随之适应性地进入了“发展期”。从拼装理论视角不难得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关联的多元异质主体主要涵盖了规模性市场游客、企业、居民、地方政府等人类能动性主体元素，以及企业资本、生计资本、态度与情感、政策与制度等非人物质能动性元素（如图 1）。这些多元异质元素会超出其自身内部的限制进而嵌入或脱嵌于不同拼装体，并产生异质元素联系、互动影响的不同作用与意义 ^[51]。生计转型“发展期”较之于“参与期”的最大显著性区别在于该阶段一般会新增“企业”这一人类主体性元素及其关联的资本、技术、权力、利益等非人异质性元素。而“发展期”较之于“参与期”，乡村旅游地空间开发强度加大，而生计转型关联多元异质主体元素的性质与功能也随之不断发生适应性强化或弱化的变迁。“企业”作为新增性的主体元素，其能动性产生了一股欲望性的生产力；而在积极性生产力的带动下“企业”“资本”“权力”等元素植入了“参与期”的原有乡村旅游生计拼装体。而原有生计拼装空间中的政府、居民等人类主体性元素以及政策、生计资本、心理意识意愿等非人类主体元素开始以一种“活性”状态重新与企业、资本、权力等元素发生外部性关联与互动。至此，原有参与期生计拼装体空间开始解体，而新的“政府—政策—制度—企业—村民”“资本—技术—权力—居民—利益”“居民—生计资本—情感—态度”等多个相互关联的多层嵌套生计拼装体得以生成（如图 1）。在此种情境下，政府政策、企业资本、生计资本、权力、利益等关联异质元素的关系性特征不容忽视。“政府政策”“企业资本”与“权力”的物质性元素通过能动地组合与配置建构了乡村旅游地多元生计空间，并以此改变了乡村旅游地社区居民生计资本结构与利益分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政策”“生计资本”“企业资本与权力”“利益”等物质性元素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这些元素的动态性更值得关注；它们在生计拼装过程中并不总会生成积极性的关系。乡村旅游地作为一个相对开放性的地域系统，生计拼装的元素所产生的能动性会受到其他异质元素的限制性影响（如政策、资本之于“生计”的理解受到“乡村社会情境”“居民情感与福祉”因素的影响）。综上，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发展阶段，受到欲望性生产力的影响，多元异质主体元素不断发生主体性的双向凝视，复杂性多主体元素间权力博弈空间不断发生解构与重构。而作为弱势的“社区居民”主体元素也在自身“福祉”能动性作用下发生外部元素契合性联系的领域化、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等的拼装、再拼装进程（如图 1）。由此，转型发展期乡村旅游地一般会形成规模性旅游型、传统性非旅游型等多元生计拼装的乡村旅游地社会空间；居民对待游客态度与情感逐渐复杂化；大部分居民从事旅游经营性服务生计并从中获益；居民生计福祉总体水平虽逐渐提升但乡村内部差异性特征凸显。

随着乡村旅游地发展，当游客量不再增长，市场严重依赖于重游游客，旅游容量趋于饱和，经济、生态、社会的负面性问题逐渐严重，整个旅游地发展一般会进入“发展停滞期”。发展停滞期间，如果没有新的有效性投资以及新资源的创新性开发，则该乡村旅游地很可能走入“衰退期”；反之，其则会进入新一轮的复苏发展期^[45]。而该阶段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受到重游市场依赖度高、乡村空间过度旅游化等的负面影响，居民旅游关联生计空间也随之陷入发展困境。从拼装理论视角出发，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关联的多元异质主体元素主要包括重游游客、企业、居民、地方政府等人类能动性主体元素，以及过剩的旅游服务与设施、个体转型意识意愿、态度与情感、政策、制度等非人物质能动性元素（如图 1）。在这些多元异质元素能动地相互关联与作用下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一般存在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从旅游关联生计转向传统生计空间；另一条路径则是由非旅游关联生计转向旅游型生计空间，以及小型规模旅游关联生计转向中、大规模型旅游关联生计空间。

第一条“衰退期”生计转型拼装路径：受到“较少重游游客”“利益受损与负面情绪严重的当地居民”等多元异质元素负面能动性关联影响与共同作用，而致使“发展期”涉及的这些多元异质元素能动性的性质与功能发生负向转变。而原有发展阶段“领域化”作用所形成的生计拼装空间发生了“去领域化”的时空进程。由于从发展期到停滞衰退期的生计转型关联多元主体元素结构与解构式联系与互动，“居民—游客—消极态度情感—利益”“重游游客—居民—转型意识—过剩的设施—无吸引力景观—边缘型权力利益”等新的生计福祉性拼装空间不断生成（如图 1）。乡村旅游地居民态度与情感逐渐处于消极状态，由此逐渐形成旅游脱离型生计为主导的生计拼装空间形态，而居民生计的整体福祉也处于一个“收缩”水平。而第二条“复苏期”生计拼装路径的发生则需要重新人为植入一种新的主体能动性元素以及欲望性（如新资本与技术、新政策与制度）。在此种新型元素能动性与欲望性力量的影响下资源、居民、政府、转型意识、生计资本等多元能动异质元素的拼装力才能得以再次激发，进而不断驱动这些异质元素发生外部性联系与作用。由此，“居民—游客—消极态度情感”等拼装体发生解体，而“资本—技术—资源”“新产品—游客—居民”“居民—权力—新生计资本—意识意愿”等生计空间发生再次拼装（如图 1）。由此，乡村旅游地逐渐又生成了旅游与非旅游关联生计共存的生计拼装空间，居民生计福祉则进入一个新的提升与发展阶段。无疑，在衰退或复苏期生计拼装过程中，由于受到“进入”或“退出”的不同异质元素关联性制约，诸如资本、利益、权力、态度、情感等物质性元素能动性所生成的生计福祉拼装影响始终处于一种积极性、消极性交织共存的情境关系，因此乡村旅游地生计福祉性拼装也存在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

本文采用“属+种差”概念界定范式科学界定了“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的概念内涵。从拼装的视角出发，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的拼装特征包括异质性、物质性、关系性、能动性、欲望性、领域化等。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的拼装元素不仅涉及政府、居民、企业、游客等人类主体性元素，同时还须以一种“物—人”广义对称性视域将政策、制度、权力、生计资本、意识、情感等物质元素纳入主体性范围。这种拼装视角打破了原先生计转型主体研究所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及其自带的主体优越性^[22]。同时，以往围绕可持续生计框架而展开的生计转型研究基本都认为生计资本经过结构与制度要素的转化过程会导致生计策略的转型；然而其却忽略了生计转型主体性元素的能动性问题，尤其是人类主体能动性之外的物质能动性。因此，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管理中不能忽视非人的物质主体性与能动性。

“欲望”是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背后的一种积极生产性驱动力。在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发展演化阶段中，人与非人的多元异质元素在“欲望”潜在力量驱动下能动地发生交互关联与共同作用，而异质元素随之不断进入或退出生计拼装空间，而乡村旅游地也最终以“领域化—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空间进程逻辑生成具有临时稳定意义的生计福祉性拼装体。不同转型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地生计空间拼装元素性质与功能、拼装体及其福祉性意义都产生了流动性差异。这无疑打破了以往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演化过程逻辑研究少且侧重于宏观整体性、人类主体性、稳定结构化视角的过程路径与逻辑研究僵局。此种“拼装”视角的过程逻辑研究不仅对于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这一鲜活现象具有学理解释力，同时也对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主体性元素“进入”或“退出”的人为性拼装、内生性与外源性元素的交互时空进程与作用关系等管理具有启发性意义。例如，重新评估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村民世代居住的传统文化建筑、人居生态文化等资源的吸引物价值，再深度审视传统资源与文化、居民意识与能力、生计资本等乡村内源性因素与企业、资本、权力、技术等外源性因素的异质能动互惠及共生关系，并将其全面纳入到居民旅游生计福祉提升的决策管理评估范畴。

本文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拼装理论重新诠释了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过程逻辑，其能为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一种“社会—物质”“结构—能动性”等统合的分析视角，为新时代旅游发展引导与助力的乡村振兴提供学理解释与实践指引。但是，由于拼装理论本身的宏大叙事、晦涩生硬、缺乏清晰的适用情境等特征导致其在社会事物发展进程的解释与诠释方面容易陷入“泛化”的局面。未来，乡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研究除了采用“拼装”视角之外还需引介更多关联性的空间分析理论进行融合性地解释与诠释，从而构建乡村旅游地生计拼装理论体系。这需要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在这个领域展开深入的互嵌式理论交流与对话。同时，未来研究还需要引入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使得拼装理论更具有中国情境化的解释、诠释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