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2. Colleg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根植于流动性的社会现实，当代中国逐渐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1]。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处于被动等待局面的乡村开始主动拥抱现代化，在展现自身内在张力的同时凸显出乡村发展中个人的主体地位[2]。束缚于土的、稳态的传统乡村历经生产要素的双向配置与代际变革出现人地关系的演变与乡村结构的转型[3]，乡村成为“希望的资源”被赋予多元功能、多重价值和多层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农业生产不再占据部分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中的首要位置。内生发展与外源驱动促使乡村加速从生产性空间向消费性空间转变并引致内部的混杂特性[4]。旅游情境下，乡村性开始超越乡村本体，呈现乡村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相分离的趋势[5]。乡村空间的再生产带来乡村特质的动态变化与创造更新，乡村性研究亟待突破传统认识论做出反思。
传统乡村地理学遵循区域主义理念[6]，研究的是一种“事先被定义”的乡村性[4]。在划定区域单元的基础上，“地”的客观物质性被无限放大[7]，乡村、乡村性被视为城市、城市性的“弱势他者”[8]。尽管已有学者将乡村性置于旅游情境下研究，但依然受限于注重客体忽视主体的倾向，仅把乡村旅游地作为“马赛克式”的空间载体进行乡村性评价[9, 10]。为加强乡村性研究中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行为地理学为本文提供了方法论的启发。行为地理将心理因素引入人地关系研究，着重从感知、认知、偏好等方面解决现实问题[11]。人们通过感知解读世界，又通过解读感知为心理行为提供依据[12]。乡村性通过旅游体验被人为赋予内涵[13]，在人地互动中呈现出客观与建构、静态与动态并存的鲜明特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乡村的生态经济及文化价值[14]，奠定乡村旅游的总基调。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独特卖点”立足需求方，注重游客的主观体验与消费偏好。基于此，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中旅游发展成熟、地理位置独特、主题定位鲜明的余村作为案例地，藉由质性访谈与定量检验的研究方法，从游客视角进行乡村性解读，试图以点带面窥探旅游情境下乡村性的内涵演变，丰富本土化微观案例研究，为乡村旅游地的开发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2 研究动态和理论应用 2.1 聚焦：乡村、乡村性概念的嬗变乡村，泛指城市建成区之外的，承载独特乡村风貌、乡土文化及生产价值的生活、社会空间[15]。在本体论意涵层面，乡村被置于与城市相对且物理界线明晰的前提下，划归为先存、稳定、均质的地域实体[16]。建立在空间假设基础上的经验性描述暗含城乡二元对立思想，这一阶段，从客观的物质层面选取特定的变量要素构成乡村性指数成为研究乡村性强弱程度的主流[17]。然而，带有强烈城乡边界假定和功能主义色彩的乡村性认识加剧了乡村边缘化、问题化、病态化的倾向[16]，政治经济学视角侧重探索宏观社会经济结构下乡村性的运作机制[18]。因忽视空间因素和乡村社会的独特性，乡村、乡村性概念在不断质疑中陷入研究困境[19]。文化转向引导乡村性概念重新回归至内省性讨论，乡村被概念化为混杂的、网络化的空间[20]。基于Lefebvre的空间三元辩证法，Halfacree提出“乡村空间三重模型”，包括乡村区域、乡村的表征、乡村的日常生活[21]。随着内在开放性及发展不可预期性的增强，乡村不再是僵化或被动存在的地理实体或地域单元[22]，乡村内涵不断被乡村发展的现实所突破[6]。此时的乡村性在跨越多重尺度及复杂网络背景下由多元主体的空间实践创造[23]。Halfacree借用社会表征理念提出乡村性的社会表征，认为表征性的定义虽然可能被理想化、普遍化甚至扭曲化，但却可以产生非常真实的效果并反过来指导乡村空间生产[21]。社会建构视角下的乡村性研究将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联系起来，关注他者的乡村性话语，重新挖掘原先被压抑的乡村主体性[24]。不同群体的乡村性话语和体验及乡村性再生产的动态过程成为研究热点[25]。
2.2 反思：旅游情境下乡村性的延伸中国学者研究乡村性，早期集中在概念引介与辨析[26]，随后得益于乡村性指数的可操作性，实证研究呈爆发式增长[27]。尽管意识到城乡关系的变化，但将乡村性作为城市性的对立面进行乡村性评价在我国地理学界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本质上并未突破城乡二元对立和乡村线性发展观的思想[6]。此类研究倾向似乎影射出一个悖论：乡村总是沿着单向线性路径演化为城市，乡村性将不断减弱。参考西方乡村演化脉络可以发现，乡村正不断将自身嵌入外部网络以实现要素、结构、功能的转型[28]，乡村并未消亡。
Lane最早在旅游情境下研究乡村性，认为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集中体现在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社会文化两方面[29]。不同于部分学者将乡村性简化为乡村景观，Wylie认为，如果景观是一种张力，乡村性就是景观在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平衡[30]。相较于从人口规模、就业结构、土地利用等维度识别乡村性，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更具审美倾向及情感表达[31]，景观成为乡村性存在的表征。随着不同社会群体对乡村功能的期待，乡村不再被视为单纯承载物质景观的容器，而是充满意义生成的主体性空间[32]，美学和消费功能融入乡村发展进程[33]。为迎合游客的消费诉求，乡村或主动或被动进行空间意义的再生产，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发生结构性变革。旅游氛围浸染下，乡村内部要素成为满足游客消费需要的吸引物，乡村被改造成展示“田园牧歌”的舞台。拍照打卡等媒介实践通过游客凝视对乡村旅游地施加外力影响[34]，特色美食、住宿交通等旅游要素融入乡村空间生产，重新配置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本土资源价值，赋能乡村性价值的活化与提升[35]。乡村性的日益媒体化给人们了解、认知、想象乡村提供了一条简便渠道，乡村依据多元主体的期待与想象进行重构，游客等消费主体越来越具有话语权[18]。可以看出，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地域性或乡村资源属性评价，也不是泛化的、绝对的社会建构[16]。仅从“被动存在”解构乡村性过于局限，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主体建构性，限制了对乡村现有变化的深入理解。因此，当前研究亟需突破传统与现代、客体与主体的桎梏，重新审视旅游情境下乡村性的内涵演变。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思路已有乡村性研究多从中宏观视角切入，侧重从物质空间层面的资源属性评价传统乡村的乡村性程度，缺乏从微观主体视角解读乡村性的内涵与外延。乡村旅游核心在于体验乡村性，因此满足游客期待与想象的乡村性体验是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的逻辑起点（图 1）。本研究遵循理论归纳—实证演绎的逻辑演进，从游客需求出发，明确旅游情境下乡村性再生产的价值导向。运用扎根理论多维解读乡村性内涵并分析乡村性呈现方式，通过量表的构建与验证明晰乡村性认知的基本结构，将乡村性体验概念化为可供推广的测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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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研究框架 Fig.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Rurality Cognition in Tourism Context |
余村，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西侧，因地处天目山北麓的余脉余岭而得名（图 2）。“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貌特征使其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成为湖州市首批3A级景区村庄。作为“两山理论”的诞生地，余村发展有三次明显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凭借山区丰富的石灰岩矿产发展“石头经济”，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收益；21世纪初，确立“生态立县”发展思路，响应“绿色浙江”号召，通过科学规划村内发展板块，由“石头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化。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导下，余村成功晋升为国家4A级景区，真正实现了从“卖石头”向“卖风景”的转变；第三阶段，余村继续探索乡村旅游发展道路，积极由“卖风景”向“卖产品”“卖文化”转型，依托“未来社区”项目打造集文创、研学、数字中心等为一体的人本原乡，为新时代中国乡村发展提供“余村样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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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余村区位示意图 Fig.2 The Location of Yu Village |
为达到研究目的，调研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2020年7月1日至4日，调研过程中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对余村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游客休闲行为等进行记录。此外，围绕“对余村乡村特色的认知，对余村的整体体验，对旅游及余村发展的态度等”进行半结构访谈并录音，获取有效样本25人（按访谈顺序编号，R1-R25），年龄跨度为20—60岁，平均时长近30分钟。将录音转换为文字资料，在排除与主题无关、重复及无实质意义语句[37]后形成转录文本，最终整理筛选出620条原始语句。随机抽取560条用作后续编码分析，剩余60条用作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数据处理前将原始语句打乱并由两位研究者以双盲方式编码，编码过程中始终明确主题，反复比对语句直至不再出现新的范畴，最终交由笔者修正完善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及编码的饱和度。
依据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归类明确构成维度，并结合文献回顾[38-41]进行操作化定义，整理出尽可能多的题项。邀请案例地管理人员及旅游、地理等领域的专家进行量表内容针对性和适用性方面的修订，初步保留32个题项。第二阶段于2020年7月7日发放150份问卷用于小范围预调研，回收有效问卷132份，有效率为88%。将预试所得结果导入SPSS26.0进行数据分析及优化，最终保留27个题项。
第三阶段的正式调研为2020年7月30日至8月2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第二部分为游客的基本统计信息。现场便利发放5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5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6%。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0.6%，女性占49.4%；在年龄构成方面，25—34岁、35—44岁分别占32.3%、21.7%；在学历构成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9.9%；在月收入构成方面，4001—6000元以及10000元以上两个层次位列前两位，分别占比21.7% 和20.3%；在职业结构方面，企事业单位员工占比最高，为37.9%，其次是学生群体，占比19.9%。
4 解构：乡村性维度识别与呈现现有乡村性研究较少立足于游客视角，主观认知的乡村性结构维度尚不明晰。自下而上衍生理论的扎根理论适用于研究微观且未被充分解析的抽象问题[42]。回答“是什么”问题的扎根理论为质性资料的分析提供了科学的处理程序[43]。因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归类，厘清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的结构维度。
4.1 维度识别开放编码。围绕“游客体验与认知的余村乡村特色”这一核心问题进行逐句逐字编码。遵循最大可能性及层级性原则提取初始概念并范畴化，经反复修正，最终得到32个范畴。本文仅随机展示部分编码结果（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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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开放编码范畴化 Tab.1 Open Coding Categorization |
主轴编码。借鉴乡村性已有研究成果并在深入理解旅游情境及研究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最终归纳提炼出6个主范畴，分别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情感意义、历史文化、创新涵化、旅游功能（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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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轴编码分析 Tab.2 Axial Coding Analysis |
选择编码。深入推敲主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原始资料及相关研究进行匹配对比，揭示各范畴间的理论逻辑，最终提炼了6个维度，挖掘出统领性的核心范畴，即“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
4.2 乡村性呈现旅游情境下乡村空间生产围绕“人—地—业”互动展开。游客怀揣期待与想象进入乡村旅游地，通过凝视获得最初的乡村性体验，并借助拍照、评论等社交媒介向外界传达自身的消费偏好。随着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对物质环境的观光凝视成为表层旅游动机，游客渴望参与、融入当地社会环境以获得深层次情感满足。旅游业在旅游者乡村性话语引导下对旅游地进行符号生产以赋予价值意义。乡村性体验依托于实体空间，乡村性意义的延伸脱胎于人的认知空间。在“人—地—业”的相互运作及博弈下，乡村性要素被创新性整合，结合旅游实践实现空间的表征并反过来重构乡村实体空间。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在旅游者行为与旅游地互动中实现创造性发展，既融合了个体对环境的主观认知与体验，又包括乡村地域空间本体的客观制约，连接着自然与社会、地方和全球、传统和现代（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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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旅游情境下乡村性呈现机制模型 Fig.3 The Mechanism Model of Rurality Presentation in Tourism Context |
体验经济下的游客以旅游观光为起点，逐渐深入旅游体验[44]。乡村性本质抽象无形，因此乡村性体验以乡村空间为载体。换言之，游客体验的是“身体在场”下的乡村氛围，乡村意象作为乡村的一种整体氛围[45]，可用于表征、识别乡村性内涵。乡村意象主要由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两部分构成[46]。乡村景观意象对应乡村地理学中的生态维度，因而强调的是不同于城市的、自然融于乡村的生态环境。“我来这里旅游主要就是因为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空气质量也很好，远看山上郁郁葱葱的，树长得也很高大。”（R3）“这边是丘陵地区，山比较多，田地被分割成一块块的，种地的不多了。”（R4）“和我家乡比，余村倒是四季分明，空气也不错，就是夏天挺热的，那边的山也不高。”（R5）尽管地理学中常选用土地利用方式、距离市中心远近等指标，但依据研究主题并基于访谈资料发现游客感知或期待体验的是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光等意象。
4.2.2 人文环境：物质载体平凡的物质世界通过文化媒介转变成具有特定意义与特殊价值的象征世界[47]。乡村居民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属于当地的特殊文化形式，形成适合生产、居住的乡村环境。“余村是个各方面都很不错的村子，这边整体的建筑风格也比较符合浙江新农村的建设，道路规划的也很好。”（R8）不同于国外将乡村类比为荒原、旷野，我国乡村强调的是文化与环境双向作用下形成的人文氛围，即人文环境。“我在这边住了几天，你看那边的亭子，一到晚上，当地人，尤其是老人，吃完饭就带着小孩散步来这边乘凉聊天。”（R10）伴随人的繁衍进化，自然中融入充满生气与兴旺景象的环境、氛围或活动便是乡村性的体现。有游客提到：“这边还是很有生活气息的，像有些老人家做的那种小生意，其实卖的份量不多，卖完就没有了。”（R11）刘德谦认为风土、风物、风景、风俗是游客体验的主要内容[48]，更为细致的风味、风谣、风尚等同样构成人文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2.3 情感意义：精神本底除了自然和人文景观，乡村旅游地还充斥着游客对乡村空间的“填充”。游客“凝视”旅游地，是为了获得愉悦、怀旧、刺激等情感体验[49]。乡村存在中华文化的根脉，一代代人带着记忆从乡村走向城市，回忆往昔时萌生出乡愁、乡情，乡愁成为乡村的情感体现[50]。当被问及来访动机时，游客回答：“因为电视里看到在宣传这个地方嘛，就比较好奇，正好离得近，也就想来看看，来这边到处走走逛逛挺舒服、挺放松的。”（R1）“马上假期了，小孩儿又想出来玩儿，我们自己也要放松一下，但现在又是这个特殊情况出不了远门，来这边一是可以让她看看农村是什么样的，二来是考虑到这边还是比较安全的，环境又好，比较放心。”（R7）结合调研期间的现实背景，发现游客选择余村进行旅游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乡村的刻板印象，即乡村相对封闭，所以比较安全。除此之外，游客也提到：“这里和城里面肯定是不一样的哇，城里面都是高楼大厦，墙高的一抬头都看不到天，这边看看田园风光，看看山村景色，有绿色的植被，包括那些小桥流水啊，心情都变好了。”（R9）总之，种种情感凝结成乡村性的内涵特质，触发游客对乡村的期待与想象。
4.2.4 历史文化：内核根基情感归属源于对历史文化的记忆和认同，从这一层面来讲，乡村是文化建构的产物[4]。乡村性根植于存量历史层累，由文化进行表征。内蕴于乡村空间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经历史积淀被具象认知，借由旅游符号生产形成区别于其他乡村的本质特色。处于不同地域的乡村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孕育出展现当地精神风貌的杰出人物，成为乡村每代人传承和可言说的记忆。在访谈过程中，发现来访者多为外地游客，因此对余村的历史文化少有提及，甚至会产生“这边新农村建设搞得很好，但是缺少历史气息”（R6）的想法。但也有游客提到：“余村的宣传力度很强，因为绿水青山嘛。这地方的名人也有很多，像近代书法家第一人吴昌硕，他就是安吉人。其实我觉得余村算得上是中国有一定历史底蕴和独特人文环境的地方了，就是应该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那种乡村。”（R2）“我们来这里都要去大石碑那里打个卡，两山理论的诞生地，有名气。”（R8）余村的历史虽不能通过当地建筑直观地投射，但大礼堂的照片展示及讲解员的解说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游客原有的态度，进而演变为余村特有的文化符号。正如Newby所言，乡村文化与众不同且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融于自然[51]。
4.2.5 创新涵化：活力源泉旅游作为现代化的实践方式[52]，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催生乡村塑造出符合游客需求的元素与特征。游客的欲求被抽象美化成乡村的“真实”，经由管理者、乡村居民等主体表现出来。商业实践带来乡村文化的商品化，类似的创造性破坏消磨着乡村空间，引发乡村多维空间的嬗变。乡村被重新生产与建构，成为可被多元解读的符号，满足人们想象的同时逐渐出现脱域化趋势。谈到对余村的整体体验，不少游客反映：“这里不是我想象中的农村，是新农村，和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这边都是做生意的，开各种各样的民宿，与以前的农村生活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过这边消费正常，有吃的有玩的地方，蛮符合新时代发展特色的。”（R4）“余村就很现代化啊，你看这种商业化元素介入之后，乡村就被景区化了。我觉得这种形式也很好，虽然不可能把每一个乡村都建设成余村这样，但是生活变得更好了，住的房子也更好，收入也比以前种地高，能建设成这样是社会的进步嘛。”（R1）
4.2.6 旅游功能：外部保障乡村变化最先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可进入性与旅游配套服务等公共服务体系是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基础[53]。游客从整体审视乡村，并把自身在游历过程中的利失融入对乡村的整体感知[54]。根据访谈资料，发现游客非常关注余村的发展，并对其旅游设施给予正面评价。例如，“农家的房子很大，道路干净，村里面也挺干净，水泥路、柏油路直接浇到人家门口。其实这也是新时代的发展，要像原来一样破旧其实也不方便人家来旅游，铺上水泥路更方便走路。”（R10）“建筑包括会议场和村里的党群中心，建设的都很大气，要是有什么问题，还能去里面休息，问一下工作人员。”（R7）“现在电视上、网络上到处都在宣传余村的绿水青山，确实做得很好。你看来来往往这么多旅行团，这么多大巴车，停车场照样停得下，协调的也很好。”（R3）为满足游客需求，乡村功能出现异化现象，乡村性与现代性相互妥协、相互融合，呈现出极具弹性的状态。旅游接待体系被整合进游客的感知质量，成为评价乡村的载体。因此，从游客与旅游活动发展角度看，旅游基础设施成为乡村旅游地常规的存在。
5 验证：乡村性量表开发与模型检验 5.1 探索性因子分析遵照国际上通行的因子分析方法[55]，采用SPSS26.0将443份有效问卷随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N1=222），剩余的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N2=221）。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31，大于0.9，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4261.709，自由度为351，P值为0.000（P=0.000 < 0.001），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说明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提取因子，经过8次旋转迭代后，27个题项化简归并为6个公共因子。但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题项出现跨因子载荷均高于0.5的现象[56]，因此考虑剔除。对剩余26个题项重新进行因子分析，经过7次旋转迭代后，最终获得稳定的6维度结构见表 3所示，各维度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911、0.893、0.881、0.852、0.803、0.869，表示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量表构念信度比较高；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765%，超过60% 的最低方差贡献率标准，说明6个公共因子提取合理，每个公共因子所包含的题项符合最初理论设定的维度，与预设结构高度吻合，具有较为理想的解释力与代表性。最终，得到一套包含6个基本维度共26个题项的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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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
采用AMOS 22.0软件对N2的221条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验证题项与公共因子之间的关系及由此构成的测量模型是否成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发现，卡方检验值Chi-square为611.015，自由度为284。选取模型拟合优度指数包括CMIN/DF、RMSEA、GFI、IFI、TLI、CFI、PNFI、PGFI、PCFI对6维测量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CMIN/DF为2.151，小于3，RMSEA为0.072，小于0.08，满足理想条件，GFI为0.823，虽未达到0.9的最优拟合标准，但大于0.8也处在可接受范围[57]；IFI为0.918，TLI为0.905，CFI为0.917，三者均大于0.9，达到适配标准；PNFI为0.749，PGFI为0.666，PCFI为0.801，三者均大于0.5，拟合效果较好。综上，虽然GFI的拟合结果略低于理想标准，但其他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测量模型设定结构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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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Tab.4 Test of the Model Fitting Degree |
进一步借助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测量模型的可靠性。结果如表 5所示，6个构念（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旅游功能、历史文化、情感意义与创新涵化）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介于0.801和0.914之间，均高于0.8，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54，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程度。6个维度下的各测量题项标准因子载荷介于0.643和0.906之间，均超过0.6且达到0.001显著性水平[58]。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值介于0.585和0.712之间，高于0.5的阈值；组合信度CR值介于0.807和0.917之间，均超过0.7的标准，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内部一致性理想。经检验，发现每一个构念的AVE平方根均大于相应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该测量模型具有理想的区分效度（表 6）。综上所述，6维度共26个测量题项组成的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模型通过了信度与效度检验，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具有可靠性，能够有效地解释旅游情境下游客乡村性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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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量表的测量信度和聚合效度 Tab.5 Measurement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of the Sca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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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区分效度分析 Tab.6 Correlation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
本研究从游客体验与需求视角切入，遵循理论归纳—实证演绎的逻辑主线，理论化建构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的内涵维度，开发并验证基于余村的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测量量表。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综合运用保证研究结论的严谨性与可靠性，实现理论与实证的印证统一。主要结论如下：
（1）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内涵在旅游者与乡村旅游地的辩证互动中不断发生演变，既存在乡村空间本体的客观制约，又融合了个体对环境的主观认知与体验。乡村性呈现以实体空间为载体，通过乡村性体验实现乡村性再生产并反过来指导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性成为乡村想象层面的补充。简言之，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互动后的结果，连接着自然和社会、地方和全球、传统和现代。
（2）理论化建构了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的结构维度。基于不同研究框架的乡村性评述，结合扎根理论提炼出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涉及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旅游功能、历史文化、情感意义与创新涵化6个维度。其中，历史文化与情感意义分别是乡村性产生的内核根基与精神本底；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是乡村性得以呈现的资源本底与物质基础；旅游功能是乡村性得以存续的外部保障；创新涵化是乡村性在时代发展与旅游开发中顺势呈现的特征，是乡村性再生产的活力源泉。
（3）探索性开发了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测量量表。在确定构念范围的基础上，通过提炼初始题项、预调研、正式调研、因子分析等科学的量表开发步骤，开发并验证了具有6维度共26个题项的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测量量表，为乡村性研究提供更多微观案例解释。
6.2 讨论浙江安吉余村的乡村性认知与体验既具有地理学视角下乡村性的一般内涵与特征，又具有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性意义的异化与延伸。既与地方的区位、场所、地方感三个基本维度紧密联系，又与其独特的历史机遇与典型的示范效应无法分割。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按照游客的期待与想象进行乡村要素的重组与旅游吸引物的符号生产[53]，经由旅游实践进行主观意义的生成，乡村性被概念化成人为建构的产物。旅游情境下，乡村性认知从实体空间转向象征空间，传统乡村重构为“消费的乡村”[59]，乡村性呈现机制呼应了Halfacree提出的乡村空间三重模型。在各种规制下，乡村发展融入现代化叙事场景，传统乡村社会面临失守的同时，也迎来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的自我更新与调试。因此，不论从结构性矛盾或个人需求来讲，乡村性演变都将成为无法阻挡的逻辑必然。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乡村性指数是用来衡量乡村现有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地域内部要素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类型的重要指标[27]。此时乡村性被定性为一种停滞的参照物，于流变的现实中保持静止状态。相较于遵循客观经验主义传统从人口和结构维度进行指标选取，本研究的乡村性感知测度立足于微观个体，基于游客需求探索乡村性本质，因此测量指标超越了“物质原真性”的客观存在。旅游情境下，乡村性由原先的客观存在发展为理想化的主观创作，在特定时空经由旅游者的体验与实践被重新定义并赋予意义。乡村性即在“人—地—业”互动中有选择地继承、有创新地吸收，实现了持续不断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因此，从多元主体视角解读乡村性内涵，并深入探索旅游情境下乡村性的形成及动态演化机制也是今后可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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