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江西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南昌 330013
2.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社区和企业作为地方发展的重要利益主体，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已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得以持续推进的保障[1]。尤其是在“景社一体化”的乡村旅游地，景区开发企业的经营管理高度依赖于社区资源并与周边居民有着紧密联系[2]，社区居民的认同和支持有助于企业打造负责任的社会形象、获得社会许可和持续性竞争优势，甚至有学者提出“社区驱动型”的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模式[3]。另一方面，景区开发企业是推动乡村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嵌入到旅游地社区的规划与管理中，不仅能够推动社区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改善、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还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改善居民生活并提高居民素质。旅游企业成长和乡村社区能力建设具有循环促进作用[4]，旅游企业和乡村社区已成为互利互惠共生的发展共同体。然而，因利益分配不均、诉求得不到满足等原因，社区居民与乡村旅游企业间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5]，典型事件诸如：2011年，因不满门票收入分成比例，李坑村民集体围堵景区①；2013年，湖南凤凰古城附近村民反对旅游企业的“一票制”管理②；2014年，福建永定红坑村民因被限制当导游而与旅游企业产生矛盾③；2015年，因不被允许改建自家房屋，云南西双版纳州傣族园村民对旅游公司埋怨颇深④；2020年，安徽省黄山市湖田山景区村民不满索道经过生活区，向旅游企业提出抗议⑤。旅游企业与居民的矛盾必将妨碍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损害旅游形象，从而影响旅游地长远发展。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的发生机制、防范和化解居民和企业的矛盾冲突、促进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契合行为，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难题。
对于旅游地居民心理和行为的解释，以往研究大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旅游影响感知——生活满意度——旅游开发态度”的逻辑思路展开。该理论认为，当居民感知到旅游带来的实际收益大于成本时，会倾向于满意并支持旅游发展，反之满意度下降并产生抵抗行为[6]。事实上，旅游业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改善居民生计的重要力量，已然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的社区居民仍然有冲突行为，这说明社会交换理论的“实际利益得失”视角对于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的解释力不足。在此背景下，以“相对利益得失”为视角的相对剥夺理论有针对性地弥补了社会交换理论的缺陷，为解释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7]。相对剥夺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在社会群体心态失衡和消极行为方面，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传统社区普遍存在，会削弱居民对企业旅游管理工作的认同和配合，是居民与企业之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8, 9]；相对剥夺感可能是影响居民与企业之间契合行为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对其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7]，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探明。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相对剥夺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框架进行整合，以相对剥夺感为前因、以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相对剥夺感——生活满意度——旅游支持态度——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理论模型，一方面弥补社会交换理论解释力的不足，为居民与企业的冲突行为提供更有力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通过对比相对剥夺感、生活满意度这两个变量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力，为两个理论的解释力差异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为深入认识乡村旅游发展中居民对待企业的态度与行为、促进社区居民与企业的沟通合作、实现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参考。考虑到乡村居民与旅游企业的冲突多发生于国有企业主导经营和私有企业主导经营这两类旅游地，且不同经营主体下的景区管理模式（如利益分配机制、社区参与形式）存在差异，对社区居民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亦有不同，本研究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分别对“国企经营型”和“私企经营型”两类景区进行数据收集，一方面通过对两类案例地的对比分析，提炼一般性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对理论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1 概念界定与模型构建 1.1 概念界定 1.1.1 乡村旅游地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内涵“契合（engagement）”一词可以追溯到17世纪，而真正出现在学术文献中则是在本世纪初，用来描述“联结”、“依恋”、“情感涉入”或“参与”等特定形式[10]。“契合”作为一种利益主体间关系的研究范式，代表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稳定的情感联结和持续的合作行为[11]。例如，顾客契合行为——顾客与企业间关系[12]、员工契合行为——员工与企业间关系[13]、居民契合行为——居民与地方组织间关系[14]。在契合行为的研究中，以顾客契合行为的研究最为成熟，是顾客关系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顾客契合行为是顾客与企业通过共享价值形成的持续良性互动关系[15]，是一种内涵更丰富、高层次、更具包容性的顾客心理状态（如忠诚、信任、承诺）和行为表现（如口碑、推荐、合作、创新）[16]。
借鉴顾客契合行为的研究，居民契合行为的研究逐渐运用于公共管理领域，代表着公众与组织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14, 17]，被认为是一种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高级形式[18]。近十多年来，居民契合行为对于社区发展、地方营销和地方冲突治理的意义得到较多关注，包括：发展居民的社会性和社会资本，提高居民生活质量[19]；宣传地方风土人情，增加地方的吸引力[20]，推进地方品牌的价值共创[21]；避免政策制定与居民利益偏离而产生矛盾冲突，维系地方和谐稳定[22]。居民契合行为在旅游开发情境下也有少量研究。例如，Presenza等[23]以海滩旅游地为例，指出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对旅游开发商和当地政府的信任是居民契合行为的重要基础；Vollero等[24]以世界遗产地为例，验证了社区依恋、社区承诺、环境态度和对当局管理有效性的感知这四个社区因素对旅游地居民契合行为的影响，将旅游地居民契合行为视为配合政府和企业进行旅游品牌推广的表现。
可见，现有研究没有专门界定旅游地居民契合行为这一概念，但暗示了其为居民与其他利益主体（如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和游客）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积极的心理、行为表现。鉴于乡村旅游地居民与旅游企业的矛盾冲突频发，本研究重点关注乡村旅游地居民与旅游企业之间的契合行为，即居民—企业契合行为。借鉴契合和顾客契合行为的概念，本研究将乡村旅游地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界定为，居民与旅游企业之间的长期、稳定、持续的良性互动关系，包括居民与旅游企业的紧密情感联结（如认同、信任和理解）以及积极行为表现（如交流、参与和合作）。
1.1.2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内涵“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一词由美国社会学家Stouffer[25]等首先提出。随后，Merton[26]将相对剥夺理论发展为一种关于参照对象的行为理论，指出相对剥夺感来源于与参照对象的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是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比较后产生的个体或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感知[27]，是关于认知比较、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的多维概念[28]，是个体社会比较之后产生的自身或所在群的弱势地位感知，以及后续的负性情绪体验（如愤怒和不满等）[29]，是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28]。
随着旅游地社会冲突频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案例地多为乡村旅游地。研究发现，在发展旅游业的乡村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普遍存在。一方面，居民个体间贫富差距逐渐增加，不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相较于那些房屋距离游览线路近、房屋接待条件好、有一定经商能力的居民，极易感受到弱势地位，形成“个体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在由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主导的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利益常常被置于景区开发者和游客需求之后，居民时常感知到本该属于社区的利益被剥夺，从而产生“群体相对剥夺感”[8]。相对剥夺感降低了居民旅游参与意愿[30]、旅游支持态度[31]、生活满意度[32]，导致居民对政府、开发商和游客的非理性冲动和破坏性表达[9, 33, 34]，或将成为影响居民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契合行为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学界对于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研究，多限于单个心理或行为变量，其影响机制并不明确[7]，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如何影响其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契合行为尚有待探讨。
本研究借鉴王文辉等[8]、龚晶晶和唐文跃[35]的成果，把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划分为个体和群体两个维度。前者意指居民将自身重要事物与优势个体进行比较而感知到个体处于弱势地位、进而产生负面情绪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后者是居民将自身重要事物与优势群体进行比较而感知到所在群体处于弱势地位、进而产生负面情绪的一种主观感知和情绪体验。
1.2 模型构建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人们通过与参照对象相比较来评价自身利益得失和地位处境，当发现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会认知到被剥夺，继而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对事物的态度和行为表现[28]。基于此，本研究以乡村旅游地居民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为前因，以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相对剥夺感——生活满意度——旅游支持态度——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理论模型。
1.2.1 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关系根据相对剥夺理论，相对剥夺感是造成多元利益主体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28]。冲突是各利益方的对抗性互动[36, 37]，而契合行为是各利益方的良性互动；从逻辑上看，相对剥夺感会对利益主体间的契合行为造成负面影响。
具体来说，个体相对剥夺感会削弱组织认同[38]、政策支持[39]和人际信任[40]；群体相对剥夺会降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28]、组织认同[38]和政策支持[41]。因此，乡村旅游地居民个体相对剥夺感，可能会影响其对企业旅游工作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损害居民与企业间的契合行为；居民群体相对剥夺感，可能降低其对旅游企业的信任和支持，进而影响居民与企业间的契合行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个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有负面影响；H1b：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有负面影响。
1.2.2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生活满意度是居民将期望与实际情况相比较所产生的愉悦的心理感知及主观评价，其实质上是一种“相对满意”[42]。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对生活不满意是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心理响应，而这种负面心理会对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推测，生活满意度可能在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均可能对其生活满意度带来负面影响。Schmitt等[43]将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纳入一个模型，证实了两者均会降低生活满意度。在乡村旅游地，居民感知到的个体弱势地位，会影响其对于生活现状的主观评价，影响其生活满意度；乡村旅游地居民感知到的群体弱势地位，同样会影响其生活愉悦感知和生活满意度。其次，乡村旅游地居民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可能促进居民—企业契合行为。在乡村旅游地，生活满意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综合评价是正面的，评价指标包括了基础建设、社会福利、文体设施、村容村貌等公共服务的诸多方面[44]。由于旅游企业是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居民倾向于将满意的方面归功于企业景区管理的有效性，更愿意与企业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综上，乡村旅游地居民个体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可能通过降低其生活满意度，进而损害居民—企业契合行为。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生活满意度在个体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有中介作用；H2b：生活满意度在群体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有中介作用。
1.2.3 旅游支持态度的中介作用根据相对剥夺理论，人们感知到相对剥夺感后会产生对事物的反对态度，而这种态度又会引发其冲突行为[28]。由于冲突是各利益方的对抗性互动[36, 37]，故有相对剥夺感的居民，更倾向于反对旅游发展，从而表现出对旅游企业工作的不认同、不配合等对抗性互动（居民—企业的不契合行为表现）。由此推测，相对剥夺感会减弱旅游支持态度，进而损害居民—企业契合行为，旅游支持态度可能在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乡村旅游地居民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可能是其旅游支持态度的抑制因素。Peng等[31]设计了包括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测量项的量表，证实了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会弱化其旅游支持态度。可见，当乡村旅游地居民感知到个体处于弱势地位时，会认为其旅游受益比他人少，进而影响其旅游支持态度；感知到群体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会认为本该属于社区的旅游利益被剥夺，更不愿意支持旅游发展。其次，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可能是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前提条件。心理学认为，态度预测行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是居民支持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立场和心理倾向[45]，对旅游业持支持态度的居民，希望旅游业发展得更好，进而更愿意信任并配合旅游企业的工作。综上，乡村旅游地居民个体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可能减弱居民的旅游支持态度，进而损害居民—企业契合行为。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H3a：旅游支持态度在个体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有中介作用；H3b：旅游支持态度在群体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有中介作用。
1.2.4 生活满意度与旅游支持态度的链式中介作用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可能在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和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共同发挥传导作用。有研究表明，旅游地居民生活满意度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正向影响。当乡村旅游地居民产生个体弱势地位感知时，其生活满意度会下降，进而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减弱，导致其更不愿意信任和配合旅游企业的工作。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群体弱势地位感知，同样会通过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减弱其旅游支持态度，继而影响其对旅游企业工作的配合和支持。综上，乡村旅游地居民个体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可能会通过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减弱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进而损害居民—企业契合行为。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a：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在个体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有链式中介作用；H4b：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在群体相对剥夺感与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之间有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和假设推演，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
图 1 理论模型 Fig.1 The Theoretical Model |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经历了20余年的旅游发展，旅游产业已成为婺源县经济发展的支柱。婺源是全国唯一以全县命名的3A级景区，先后获得中国旅游强县、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国家乡村旅游度假实验区、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30多张国家级旅游名片。然而，作者近些年田野调查发现，当地居民与旅游企业在景区管理、建房限制、村委工作、土地征收补偿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层见叠出，突出表现在“小桥流水人家”李坑、“伟人故里”江湾、“古埠名祠”汪口、“古文化生态村”晓起、“明清古建群”思溪、“红枫人家”石城、“千年古樟”严田、“世外桃源”源头、“长寿故里”洪村和“深山进士村”理坑等10个由外力主导经营的古村落景区。其中，李坑、江湾、汪口、晓起、思溪、石城、严田等7个古村落景区由国有企业（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主导旅游开发；源头、洪村和理坑等3个古村落景区由私有企业负责经营（婺源润福源农家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源头景区，婺源华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洪村和理坑景区）。
本研究拟通过“国企经营型”和“私企经营型”两类乡村景区的对比分析，深刻揭示乡村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发生机制。上述10个古村落景区作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典范，涵盖了两类经营主体，适合作为本研究案例地。本研究将分别对其中的国企经营型景区和私企经营型景区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多案例对比分析提炼一般性结论[48]。
2.2 变量测量在明确测量概念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现有的可靠量表，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对这些量表进行了吸收或修改，采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法设计各变量的测量题项。
2.2.1 自变量：个体相对剥夺感（IRD）借鉴王文辉等[8]、龚晶晶和唐文跃[35]的研究，测量题项包括“旅游发展给我带来的利益比其他村民少（IRD1）”、“我参与旅游经营的机会比其他村民少（IRD2）”、“相比其他村民，我对景区管理的建议或意见更加不被重视（IRD3）”和“旅游发展让我觉得旅游经营能力不足很吃亏（IRD4）”。
2.2.2 自变量：群体相对剥夺感（GRD）基于王文辉等[8]、龚晶晶和唐文跃[35]的研究成果，设计了“吸引游客的旅游建设没有考虑村民的需求（GRD1）”、“村民对旅游开发和管理没有话语权（GRD2）”、“村干部比普通村民受益更多（GRD3）”和“村民得到的旅游分红是不合理的（GRD4）”4个题项。
2.2.3 中介变量：生活满意度（LS）借鉴Park等[45]、郭安禧等[46]和Woo等[47]的研究，形成了“旅游发展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LS1）”、“旅游发展让我的生活有保障（LS2）”、“旅游发展让我休闲娱乐机会增多（LS3）”、“我很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LS4）”4个题项。
2.2.4 中介变量：旅游支持态度（SA）参考Park等[45]、郭安禧等[46]、周玲强和周波[49]的研究成果，设计了“我认为村子旅游开发总体上利大于弊（SA1）”、“现在或将来旅游都在本村发挥重要经济作用（SA2）”、“相较其它产业，我更支持发展旅游业（SA3）”、“我愿意容忍旅游开发带来的问题（SA4）”4个题项进行测量。
2.2.5 因变量：居民—企业契合行为（RE）借鉴Vollero等[24]、Park等[50]、Gursoy等[51]的相关研究，设计了“我相信企业的旅游经营会兑现当初对村子的承诺（RE1）”、“我愿意配合企业的景区管理工作（RE2）”、“我愿意劝说他人配合企业的景区管理工作（RE3）”、“如果对本村的旅游发展有意见或建议，我会通过恰当的渠道向企业反映（RE4）”4个题项。
2.3 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本研究采取入户调查和拦截式便利抽样两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2020年8月6—25日，在国企经营型景区发放问卷406份，获有效问卷394份，有效率为97.0%。样本描述性分析显示，李坑、江湾、汪口、晓起、思溪、石城、严田的村民占比分别为19.3%、22.3%、15.5%、12.7%、12.9%、8.9%、8.4%；男女比例为56.3% 和43.7%；年龄在21—65岁的村民占74.1%；居住达11年以上的村民占92.6%；具有中等及以上文化的村民占据54.8%；做旅游生意的技能和知识方面，懂一些、懂很少和完全没有的村民分别占比49%、23.9% 和27.1%；家庭住址和区位方面，处在游览线路上、偏近和偏远的村民分别占比43.9%、33.2%和22.9%；收入来源方面，主要来自旅游业、部分来自旅游业和不来自旅游业的村民分别占比24.4%、33.8% 和41.8%。
2020年8月26日—9月6日，在私企经营型景区发放问卷232份，获有效问卷221份，有效率为95.3%。样本描述性分析显示，源头、洪村和理坑的村民占比分别为25.4%、35.7% 和38.9%；男女比例为66.5% 和33.5%；年龄在21—65岁的村民占78.3%；居住达11年以上的村民占96.4%；具有中等及以上文化的村民占据57.9%；做旅游生意的技能和知识方面，懂一些、懂很少和完全没有的村民分别占比45.7%、24.4% 和29.9%；家庭住址和区位方面，处在游览线路上、偏近和偏远的村民分别占比35.3%、29.4% 和35.3%；收入来源方面，主要来自旅游业、部分来自旅游业和不来自旅游业的村民分别占比27.6%、32.6% 和39.8%。两类案例地调查样本的人口特征均显示，大多数年龄在21—50岁之间、出生于本村、在古村落居住达11年以上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调查样本客观反映了案例地人口构成的实际情况。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国企经营型景区的实证分析 3.1.1 同源方法偏差检验由于问卷所有题项由同一被调查者填答，可能存在同源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以提取的因子数和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力判断数据的同源方法偏差情况。借助SPSS 26.0对模型的5个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得到5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题项均分布在各自所属的维度上；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1.487%的总方差，低于50%的临界标准[52]。可见，本研究数据的同源方法偏差不严重，不会影响研究结果。
3.1.2 信度与效度分析信度检验的常用指标是Cronbach'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前者以0.7为标准[53]，后者以0.6为标准[54]。效度检验的常用指标是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聚合效度可由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进行判断，两者的建议值均为0.5[54]；区分效度则以各变量AVE的平方根是否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来判定[54]。表 1显示，所有观察变量的标准误均为正值且显著，符合分析的前提[55]。5个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在0.683—0.814之间，CR值在0.662—0.861之间，标准化因子负荷在0.509—0.904之间，AVE值在0.517—0.623之间，AVE的平方根也全部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所有指标均达到或接近建议值的要求。
|
表 1 变量的信度与聚合效度（N=394） Tab.1 Reliability and Aggregation Validity of Variables (N=394) |
（1）直接效应检验。通过Mplus 7.4分析发现，整体模型拟合程度达标（χ2/df < 3；GFI、CFI和NFI > 0.9；RMR和RMSEA < 0.08）。个体相对剥夺感→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群体相对剥夺感→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假设H1a和H1b成立。
（2）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是目前最理想的中介效应检验法[55]。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进行完整的中介效应检验，包括：特定的中介效应检验和对比的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对以生活满意度为中介、以旅游支持态度为中介，以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为链式中介的6条路径的特定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所有路径的95%CI均不包括0，说明假设H2a、H2b、H3a、H3b、H4a和H4b均成立。再者，个体相对剥夺感的三条特定中介效应的对比结果不显著（p > 0.05），说明三条中介路径的效应相当；对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三条特定中介进行检验，也得到同样结果。
（3）假设检验结果小结。将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2）可见，8条假设均获得支持。另分析发现，生活满意度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效应为0.555（直接影响β=0.394***、间接影响β=0.161***）。可见，相较于个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产生的总效应（β=-0.786***）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产生的总效应（β=-1.032***），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较弱，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力按大小排序为：群体相对剥夺感 > 个体相对剥夺感 > 生活满意度。
|
|
表 2 效应值与假设检验结果（N=394） Tab.2 Effect Value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N=394) |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以提取的因子数和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力判断数据的同源方法偏差情况。借助SPSS 26.0对模型的5个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得到5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题项均分布在各自所属的维度上；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5.979%的总方差，低于Podsakoff等建议的50%[52]。可见，本研究数据的同源方法偏差不严重，不会影响研究结果。
3.2.2 信度与效度分析如表 3所示，所有观察变量的标准误均为正值且显著，符合分析的前提。5个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在0.752—0.880之间，组合信度（CR）在0.611—0.894之间，标准化因子负荷在0.554—0.914之间，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在0.557—0.687之间，AVE的平方根也全部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所有指标均达到建议值的要求。
|
|
表 3 变量的信度与聚合效度（N=221） Tab.3 Reliability and Aggregation Validity of Variables (N=221) |
（1）直接效应检验。通过Mplus 7.4的分析发现，整体模型拟合程度达到标准（χ2/df < 3；GFI、CFI和NFI > 0.9；RMR和RMSEA < 0.08）。个体相对剥夺感→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标准化路径不显著，假设H1a未得到验证；群体相对剥夺感→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负且显著，假设H1b成立。
（2）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对以生活满意度为中介、以旅游支持态度为中介，以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为链式中介的6条路径的特定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所有路径的95%CI均不包括0，说明假设H2a、H2b、H3a、H3b、H4a和H4b均成立。再者，对个体相对剥夺感的三条特定中介路径进行对比检验发现，三条中介路径的效应相当，不存在统计显著差异（p > 0.05）；对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三条特定中介进行检验，也得到同样结果。
（3）假设检验结果小结。将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4）可见，提出8条假设中，除了H1a，其余假设均得到验证。另分析发现，生活满意度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效应为0.637（直接影响β=0.415***、间接影响β=0.222***）。可见，相较于个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产生的总效应（β=-0.668***）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产生的总效应（β=-1.361***），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较弱，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力按大小排序为：群体相对剥夺感 > 个体相对剥夺感 > 生活满意度。
|
|
表 4 效应值与假设检验结果（N=221） Tab.4 Effect Value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N=221) |
通过对两类案例地实证结果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其中的异同点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期深入认识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作用。
3.3.1 共同点（1）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力超过了生活满意度。在两类景区，不论是个体相对剥夺感还是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影响力均超过了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这说明虽然旅游开发客观上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且愿意支持旅游企业的工作，但居民中潜藏的相对剥夺感却对居民与旅游企业的关系产生了较严重的负面影响，相对剥夺感已成为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景区管理直接影响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形成。一方面，两类景区的旅游收益共享程度不高。旅游开发中，仅少数人（如社区精英、村干部）获得比大多数居民更多的收益，大多数居民的机会、能力或社会资源不足，造成社区贫富差距拉大，许多居民感知到个体弱势地位进而形成较为强烈的个体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两类景区均存在不重视与居民沟通、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和规划的话语权较小，社区利益诉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导致群体相对剥夺感较为强烈。
（2）发挥主要影响的相对剥夺感类型为群体相对剥夺感。在两类景区，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均值大于个体相对剥夺感，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力较之个体相对剥夺感也更大。可见，群体相对剥夺感是相对剥夺感的主要表现，居民与旅游企业的冲突行为主要缘于居民认为社区利益诉求未得到充分满足、旅游开发和管理的话语权不足、旅游分红不合理等方面。
3.3.2 不同点（1）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力不同。相对剥夺感的总影响在两类景区存在差异，私企经营型景区（β=-2.029）约为国企经营型景区（β=-1.818）的1.1倍，即在私企经营型景区，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景区管理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兼顾了社区利益（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旅游经营指导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减弱了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影响；私营企业的景区管理关注自身利益而较少考虑社区利益，基础设施落后、古建筑损毁、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较为普遍，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影响更大。
（2）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机制有差异。在国企经营型景区，个体相对剥夺感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而在私企经营型景区，个体相对剥夺感只有间接影响，未产生直接影响。由于国企的旅游开发具有公益性特征，社区居民对代表政府的国企有更多的依赖性，并抱有利益均沾的平均主义思想，因而居民—企业关系更容易受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影响。私企经营下的景区居民更倾向于将利益不均归因于自身因素，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影响作用也较小。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与讨论本研究基于“国企经营型”和“私企经营型”两类景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4.1.1 相对剥夺感是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对剥夺理论完善了居民冲突行为的理论解释在两类景区，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这意味着相对剥夺感会损害居民对旅游企业的信任、对企业景区管理的配合、向企业反映意见的意愿，进而引发两者的矛盾冲突。该结论支持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会影响居民对旅游企业的认同和配合，导致两者冲突[8, 9]”的研究结论。以往研究大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从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实际利益感知”的视角，以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为前因，以生活满意度为中介，证实了居民感知到实际利益大于成本后，会满意生活状况，进而支持旅游发展[45-47]；然而，这无法解释已然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生活满意的居民为何仍有冲突行为。本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并不一定能预测积极行为（这与社会交换理论观点相悖），因为生活满意的正向效应会被相对剥夺感削弱。本研究中，两类景区居民满意度水平较高，但居民—企业契合行为表现较弱，居民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负面影响力大于生活满意度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正向影响力。本研究为居民冲突行为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完善了居民冲突行为的理论解释。
4.1.2 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大于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在两类案例地，群体相对剥夺感均大于个体相对剥夺感，群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力亦大于个体相对剥夺感，这说明居民对于旅游开发是否考虑社区需求、是否有旅游开发和管理的话语权、旅游分红是否合理等方面的问题更为敏感，会极大影响其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该发现回应了Schmitt等[43]关于“群体相对剥夺感是群体性冲突的重要因素”的观点，同时深化了王文辉等[8]、Xu和Sun[9]、张春燕[34]关于“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导致其冲突抵抗行为”的结论。
4.1.3 个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居民的归因方式有关根据归因理论，人们的归因方式与其对外部因素的期望和依赖有关，当人们对于外部因素的期望高、依赖性较强时，倾向于将结果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反之，则倾向于归因于内部因素[56]。在国企经营型景区，大多居民反映“就一小部分人搞旅游赚钱，这种现象企业应该想想办法解决，毕竟这景区是国有的，还是应该让大家一起受益”；居民期望通过国有企业的有效经营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对企业依赖性较大，易将感知到的受益差距归因于企业，故个体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有直接影响。相反地，私企经营型景区中不少居民提到“私人企业靠不住的，它的管理能怎么样？人家发家致富那是靠自己本事”；居民对于私营企业的期望并不高，不易将个体弱势地位归因于企业，故个体相对剥夺感未产生直接影响。
4.1.4 相对剥夺感对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影响力因景区管理模式的不同而不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景区管理，可以缓解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影响相对剥夺感在国企经营型景区的影响力小于私企经营型景区，这回应了Seaton[57]“旅游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力会随着所在地政治体系和管理模式的不同而不同”的观点。企业在景区管理中的社会责任表现，导致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力差异。国有企业的景区管理兼顾社区利益，对社区公共项目有更多投入（如修建休憩广场、修缮古宅、定期评估古村生态环境等），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减弱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影响。反观私营企业的景区管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忽略社区利益，使得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减弱，相对剥夺感带来的负面影响则相对更大。
4.2 理论贡献 4.2.1 丰富了企业社区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体系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多基于企业视角[1]，忽视了居民心理和行为对企业与社区关系的影响，研究视角并不全面，内容并不完整。本研究将居民相对剥夺感作为企业社区关系管理中的科学问题加以看待，从居民视角为促进两者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企业社区关系的研究视角与内容体系。
4.2.2 为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框架社会交换理论难以准确解释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的社区居民为何仍然有冲突行为，其理论框架存在缺陷。本研究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创新性地构建并验证了“相对剥夺感——生活满意度——旅游支持态度——居民—企业契合行为”这一理论模型，完善了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的理论解释，为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框架。
4.2.3 深化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研究以往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研究多囿于单个心理或行为变量，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作用机制并不明确[7]。本研究探明了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路径，深化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研究。并且，以往的量化研究多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视为单一维度，本文发现了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主要影响力以及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机制差异，细化了以往研究结论。
4.3 管理启示 4.3.1 重视居民的群体相对剥夺感群体相对剥夺感是损害居民—企业契合行为的关键因素，旅游企业与居民的沟通程度、社区居民的话语权影响着群体相对剥夺感。鉴于此，旅游企业可以借鉴厦门鼓浪屿公共议事会的做法⑥，协同乡镇政府、村委会、行业协会和居民代表等多类群体，打造公共议事平台，让居民有参与景区事务、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切实保障社区话语权；同时，还应尊重和理解古村的乡土文化和社区风俗，洞察当地社区对企业行为的“解读”方式，提高与居民沟通的有效性。
4.3.2 引导居民正确归因居民将自身弱势地位归因于企业，从而影响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归因方式与个体的知识水平和社会价值观紧密相关，较高的知识水平、积极的社会价值取向对于促进个体内归因有重要作用[58]。一方面，可以通过就业培训、考察学习等形式加强社区教育赋能，提高居民知识水平，帮助其正确认识和评估自身经验、特长和潜能；另一方面，可借助社区党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渠道，树立和宣传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致富带头人等典型，引导和激励居民学习标杆、积极进取、自强自立。
4.3.3 尽可能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的景区管理，可以缓解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影响。制度方面，旅游企业应增强社会责任感，推动社会责任理念不断融入发展战略与日常管理，积极探索服务社会的工作方法，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行动方面，可将造福社区的项目纳入旅游总体规划中，重点投资社区基础设施（如休闲广场）和公共服务（如建设村史馆）等普惠性项目；通过岗位雇佣（如聘用当地人当导游）、当地购买（如油茶、民间工艺品等土特产的收购）等方式，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注释：
① 央视网.新闻调查: 李坑之困[EB/OL]. (2011-10-08)[2022-05-10]. http://news.cntv.cn/china/20111008/114466.shtml。
② 吴丽秋.凤凰古城旅游“门票风波”：官商民11年的博弈[EB/ OL]. (2013-04-18)[2022-05-15]. http://go.huanqiu.com/news/2013-04/3843211.html。
③ 韩雨亭.土楼矛盾体[EB/OL]. (2014-05-05)[2022-05-15]. http://roll.sohu.com/20140505/n399136467.shtml。
④ 王珍. 傣族园: 傣族竹楼保护之争[EB/OL]. (2015-11-26)[2022-05-20]. https://www.sohu.com/a/44513540_120670。
⑤ 人民资讯.景区拟建观光索道从居民区跨过, 居民担心安全和隐私问题, 要求异地安置[EB/OL]. (2021-08-11)[2022-05-2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764026507667328&wfr=spider&for=pc。
⑥ 中国青年网. 鼓浪屿公共议事会成立，打造平等协商治理新模式[EB/OL]. (2016-04-29) [2022-06-15]. http://news.youth.cn/jsxw/201604/t20160429_7933214.htm。
| [1] |
杨学儒, 曾馨莹, 李浩铭. 企业社区参与的研究进展、评析与启示[J]. 学术研究, 2020(8): 106-113. [Yang Xueru, Zeng Xinying, Li Haoming. Research progress, eval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enterpris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J]. Academic Research, 2020(8): 106-113. DOI:10.3969/j.issn.1000-7326.2020.08.017] |
| [2] |
保继刚, 陈求隆. 资源依赖、权力与利益博弈: 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研究——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1): 43-53. [Bao Jigang, Chen Qiulong. Resource dependence, power and interests gam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 and community with Mengjinglai scenic spot in Xishuangbanna as an exampl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1): 43-53.] |
| [3] |
刘长运, 刘哲. 景区依附型旅游小企业"社区型" 发展模式探讨——以重渡沟景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3, 33(10): 188-192. [Liu Changyun, Liu Zhe. On the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model of scenery adhered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Chongdugou scenery for insta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10): 188-192. DOI:10.3969/j.issn.1000-8462.2013.10.029] |
| [4] |
郭强, 尹寿兵. 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研究——以宏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21, 36(6): 183-192. [Guo Qiang, Yin Shoubing. Research on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based on community capacity: A case study of Hongcun[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183-192.] |
| [5] |
Wang L G, Yotsumoto Y. Conflic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0: 188-200. DOI:10.1016/j.tourman.2018.08.012 |
| [6] |
彭建, 王剑. 旅游研究中的三种社会心理学视角之比较[J]. 旅游科学, 2012, 26(2): 1-9, 28. [Peng Jian, Wang Ji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Science, 2012, 26(2): 1-9, 28. DOI:10.3969/j.issn.1006-575X.2012.02.001] |
| [7] |
唐文跃, 龚晶晶, 赵多平, 等. 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回顾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21, 36(6): 19-27. [Tang Wenyue, Gong Jingjing, Zhao Duoping, et al.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 A review[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19-27.] |
| [8] |
王文辉, 白冰, 张茵. 相对剥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研究——以江西婺源县李坑、思溪为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11): 1814-1821. [Wang Wenhui, Bai Bing, Zhang Yin. A relative deprivation analysis on the host resistance towards tourism in rural destinations: Case from Wuyua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1): 1814-1821. DOI:10.18306/dlkxjz.2019.11.016] |
| [9] |
Xu Z C, Sun B D.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farmers'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 28(1): 110-128. DOI:10.1080/09669582.2019.1675675 |
| [10] |
Noland J, Phillips 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discourse ethic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0, 12(1): 39-49. DOI:10.1111/j.1468-2370.2009.00279.x |
| [11] |
Henninger C E, Foster C, Alevizou P J, et al.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the city branding process[J]. Place Branding & Public Diplomacy, 2016, 12(4): 285-298. |
| [12] |
Verhoef P C, Reinartz W J, Krafft M. Customer engagement as a new perspective in customer management[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0, 13(3): 247-252. DOI:10.1177/1094670510375461 |
| [13] |
Crawford E R, Lepine J A, Rich B L. Linking job demands and resources to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burnout: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and meta-analytic tes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95(5): 834-848. DOI:10.1037/a0019364 |
| [14] |
Stoker K L, Tusinski K A. Reconsidering public relations' infatuation with dialogue: Why engagement and reconciliation can be more ethical than symmetry and reciprocity[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06(21): 156-176. |
| [15] |
So K K F, King C, Sparks B, et al. The role of customer engagement in building consumer loyalty to tourism brand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4, 55(1): 64-78. |
| [16] |
荆宁宁, 李德峰. 顾客契合研究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5, 37(7): 33-45. [Jing Ningning, Li Defeng. A literature review of customer engagement[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5, 37(7): 33-45.] |
| [17] |
Edelman R. Public Engagement: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Relations[D].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08.
|
| [18] |
OC DE. Citizens as Partners: OECD Handbook on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making (Romanian version)[M]. Romania: Public Policy Centre, 2009: 27-32.
|
| [19] |
Tosun C. Expected natur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3): 493-504. DOI:10.1016/j.tourman.2004.12.004 |
| [20] |
Ming M S, Wall 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t a world heritage site: Mutianyu Great Wall, Beijing,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16(2): 146-156. DOI:10.1002/jtr.1909 |
| [21] |
Petrova P, Hristov 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of urban heritage tourism: Public sector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18(1): 1-9. DOI:10.1002/jtr.2019 |
| [22] |
Quilty T, Murphy L. Balancing legal, operations and community conflict: A tale of two SM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18, 24(4): 582-597. |
| [23] |
Presenza A, Chiappa D G, Sheehan L. Residents' engagement and local tourism governance in maturing beach destinations: Evidence from an Italian case study[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3, 2(1): 22-30. |
| [24] |
Vollero A, Conte F, Bottoni G, et al.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factors on the engagement of residents in place promo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n Italian heritage si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20(1): 88-99. |
| [25] |
Stouffer S A, Suchman E A, Devinney L C,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557-559.
|
| [26] |
Merton R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62.
|
| [27] |
Runciman W G.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M]. London: Routledge, 1966: 69-70.
|
| [28] |
Smith H J, Pettigrew T F, Pippin G M, et 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analytic review[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2, 16(3): 203-232. DOI:10.1177/1088868311430825 |
| [29] |
熊猛, 叶一舵. 相对剥夺感: 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6, 24(3): 438-453. [Xiong Meng, Ye Yiduo.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6, 24(3): 438-453.] |
| [30] |
王剑, 彭建. 基于结构方程的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参与意愿研究——以樟江风景名胜区为例[C]//2014中国旅游科学年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旅游研究院, 2014: 63-71. [Wang Jian, Peng Jian. Study on th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 A case study of the Zhangjiang national park[C]//Proceedings of the 2014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Tourism Science. Beijing: China Tourism Acadamy, 2014: 63-71.]
|
| [31] |
Peng J, Chen X, Wang J. Applying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to study the attitudes of host community residents towards tourism: The case study of the Zhangjiang national park, China[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4, 19(7): 734-754. |
| [32] |
罗湘阳, 张诗汝, 龚箭.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横向视角[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5(3): 489-493. [Luo Xiangyang, Zhang Shiru, Gong Jian.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on sustainable tourism impacts towards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A horizontal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s), 2021, 55(3): 489-493.] |
| [33] |
张大钊, 马秋芳, 赵振斌.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前因和后果研究: 基于个体心理学视角[J]. 人文地理, 2020, 35(4): 32-39, 98. [Zhang Dazhao, Ma Qiufang, Zhao Zhenbin. A study on the cause and effect variable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idents: An individual-base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J]. Human Geography, 2020, 35(4): 32-39, 98.] |
| [34] |
张春燕.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形成与疏导[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7(3): 163-171. [Zhang Chunyan. The formation and diversion of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0, 47(3): 163-171. DOI:10.3969/j.issn.1001-4799.2020.03.021] |
| [35] |
龚晶晶, 唐文跃.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 量表开发与实证检验[J]. 旅游学刊, 2022, 37(11): 64-74. [Gong Jingjing, Tang Wenyue. Residents'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rural tourist destinat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11): 64-74.] |
| [36] |
张振华. 社会冲突研究中的概念、分类与量化[J]. 人文杂志, 2016(12): 118-128. [Zhang Zhenhua. Concepts,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social conflict research[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6(12): 118-128.] |
| [37] |
唐献玲. 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利益冲突与治理机制[J]. 社会科学家, 2020(10): 41-47. [Tang Xianling. Interest conflict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symexistence theory[J]. Social Scientist, 2020(10): 41-47.] |
| [38] |
Cho B, Lee D, Kim K. How does relative deprivation influence employee intention to leave a merged company?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4, 53(3): 421-443. DOI:10.1002/hrm.21580 |
| [39] |
Walker I, Leviston Z, Price J, et al. Responses to a worsening environment: Relative deprivation mediates between place attachments and behaviour[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5, 45(7): 833-846. DOI:10.1002/ejsp.2151 |
| [40] |
Chen X Y, Wang X Q, Liu J P, et al.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intention to rebel: 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J].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2018, 12: 1-10. |
| [41] |
Leviston Z, Dandy J, Jetten J, et al.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majority-culture support for multiculturalism[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20, 50(4): 1-12. |
| [42] |
杜宗斌, 苏勤, 姜辽. 乡村旅游地居民地归属感模型构建及应用——以浙江安吉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28(6): 65-74. [Du Zongbin, Su Qin, Jiang Liao. A structural model of residents' sense of community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 A case study of Anji county in Zhejiang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6): 65-74.] |
| [43] |
Schmitt M, Maes J, Widaman K.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egoistic and frater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well-being and protes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0, 45(2): 122-130. |
| [44] |
卢松, 张捷. 古村落旅游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及社区建设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为例[J]. 旅游科学, 2009, 23(3): 41-47. [Lu Song, Zhang Jie.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villages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South Anhui province[J]. Tourism Science, 2009, 23(3): 41-47.] |
| [45] |
Park D B, Nunkoo R, Yoon Y S. Rural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5, 17(1): 112-133. |
| [46] |
郭安禧, 王松茂, 李海军, 等.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影响机制研究——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J]. 旅游学刊, 2020, 35(6): 96-108. [Guo Anxi, Wang Songmao, Li Haijun, et 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on supporting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rmediary role of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nd community identity[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6): 96-108.] |
| [47] |
Woo E, Kim H, Uysal M.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0(1): 84-97. |
| [48] |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56-63.
|
| [49] |
周玲强, 周波. 社会资本、知识转移与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 基于三个乡村社区样本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8(2): 19-32. [Zhou Lingqiang, Zhou Bo.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amples from 3 rur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48(2): 19-32.] |
| [50] |
Park S E, Mosley J E, Grogan C M. Do residents of low-income communities trust organizations to speak on their behalf? Differences by organizational type[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6, 54(1): 137-165. |
| [51] |
Gursoy D, Yolal M, Ribeiro M A, et al. Impact of trust on local residents' mega-event perceptions and their suppor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7, 56(3): 393-406. |
| [52]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et al.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879-903. |
| [53] |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 SPSS操作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32-55. [Wu Minglong. Practice of Questionnaire Statistical Analysis: SPSS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M].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32-55.]
|
| [54] |
张伟豪. 与结构方程模型共舞[M]. 台北: 前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3: 57. [Zhang Weihao. Dancing wit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M]. Taipei: Future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2013: 57.]
|
| [55] |
王孟成.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526. [Wang Mengcheng. Modeling of Latent Variables and Mplus Application[M].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526.]
|
| [56] |
Weiner B.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5, 92(4): 548. |
| [57] |
Seaton A V. Demonstration effects or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ressures of tourism in Cuba[J]. Progres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1997(3): 307-320. |
| [58] |
Martinko M J, Mackey J D. Attribu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9, 40(5): 523-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