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遗产旅游地治理主要围绕资源的经济价值展开^[1]，将遗产视作一种有待开发为旅游产品的稀缺性资源^[2]，治理的核心在于确定遗产资源的分配方式与权属关系，然后生产出相应的旅游消费空间借助旅游市场获取最大收益。但是，遗产保护主要围绕遗产的非经济价值展开，这是遗产的内在本质价值^[3]。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中出于对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的不同追求，造成了遗产旅游地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屁股指挥脑袋”的矛盾冲突^[4]。

既有的遗产旅游地治理研究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利益相关者对遗产资源经济价值的竞争性使用所产生的矛盾冲突^[5]，其解决方案强调通过制度对多元利益相者的资源分配和使用行为进行规制^[6]。随着遗产旅游地主要矛盾从资源的竞争性使用转变为遗产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7]，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遗产旅游地治理方式的可持续性日益受到挑战^[8]，以遗产价值传承为目标的治理思潮日益受到重视^[9]。治理理论本身是多元价值思潮的一种体现^[10]，在遗产的非经济价值受到重视的背景下^[11]，由于知识与价值、意义、行为及权力实践的紧密关联^[12]，同时遗产的价值界定与利用也是与知识紧密相连的社会过程^[13]，所以在处理遗产旅游地基于价值判断的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时，关于遗产地的知识成为一种可能的治理工具。

由此，本文结合丹霞山遗产地发展研学旅游的案例，主要探讨研学旅游中关于遗产地的知识如何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对遗产旅游地进行治理，即作为遗产价值媒介的知识如何对遗产旅游地及其相关主体进行组织以形成治理秩序，以回应当前多元价值背景下遗产旅游地治理的变革要求。

治理（governance）是指社会如何被统治、引导或操纵的方式^[14]，涉及调节和动员社会行动以及产生社会秩序的过程^[15]。同时，治理研究中内含了一种趋势与价值判断，即从国家等级制度转向更多地利用国家以外的社会及市场力量^[14]，体现在遗产旅游地治理中，就是主张通过社会参与和赋权来帮助遗产地社区等边缘群体参与到旅游发展中，以分享利益保证社会公正和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16]。本文将遗产旅游地治理视作治理主体对遗产旅游地中的遗产资源、资源利用者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管理、控制的特定方式。

目前的遗产旅游地治理研究主要基于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视角^[17]。在此视角下，遗产旅游地治理的核心是遗产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即遗产资源由谁生产、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18]。遗产本身是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围绕这种公共资源发展旅游会引发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其原因在于资源处置权的非排他性^[19]，同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资源使用者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会造成资源的过度利用^[20]。在此基础上，现有研究主要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分配及其引发的行为互动过程来分析遗产旅游地治理^[21]，重点关注治理方式中“谁主谁次”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政府、市场、社会不同力量主导^{[22, 23]}或者多中心的网络治理模式^[24-26]。进一步，解决遗产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规范资源使用者的行为^[1]，产权制度尤其是旅游吸引物权成为遗产旅游地治理的基础^[27]。同时，可以通过强势政府机构来主导遗产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28]。

可以发现，既有的遗产旅游地治理研究建立在遗产资源经济价值的竞争性使用行为基础上，关键在于通过产权制度规范个体并依据制度来开展行为^[29]，制度成为权力与行为的来源^[30]。这就忽视了遗产资源背后的非经济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对遗产旅游地中多元主体在意义认知、权力实践等方面的影响^[31-33]，而这些价值的建构与维持与治理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34, 35]}，对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沟通与整合至关重要。由此需要进一步从遗产价值及其对治理行为和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方式对遗产旅游地治理进行分析。

进一步来说，遗产价值是依据相应的知识体系来建构的^[36]，也是借助特定的知识进行表述与传播的^[37]，同时在遗产地中开展的研学旅游就是以这些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核心。此外，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知识是治理的基础^[38]。由此，可以从遗产地研学旅游中的知识切入对遗产价值在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目前对知识与治理的研究主要从知识经济学的角度展开。为了应对企业组织在知识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39]，系统运用一系列治理手段来引导组织中的知识交换、共享、利用和创造^[40]，以实现对知识的有效组织。知识治理对于旅游企业组织的创新和危机应对^{[41, 42]}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概念和方法^[43]，知识转移^[44]、知识共享^[45]和知识能力培育^[46]成为旅游企业组织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47]。但是目前的研究以酒店、旅游企业等组织为主体，主要将知识视作一种资源，治理的关键在于提升知识资源的使用效率，忽略了知识的符号属性。

20世纪以来，形成了专门研究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知识社会学^[48]，认为知识是一种以价值和意义为核心的符号建构^[49]。本文中的知识指遗产旅游地相关主体针对遗产地这一特殊对象的认知、经验及概念界定等的总结与表述，这些知识主要围绕遗产价值展开，而且能够在研学旅游中被不断生产出来并进行传播以满足游客的求知需求^{[50, 51]}。

由于知识与权力、空间、主体认知及行为的紧密关联，知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首先，知识是一种话语实践，任何机构都可以围绕被治理的对象生产出某种知识，然后借助这种知识来干预相应的治理对象，由此，治理权力实施的对象也就是知识认知的对象^[52]，并通过知识话语保证自己的合理性；其次，治理权力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生产知识并通过知识去发挥作用^[53]，空间的功能是由知识体系所赋予的，知识体系可以为权力在空间上的运作提供合法性基础；最后，知识话语和空间能够影响并塑造相关主体的认知与行为^[54]，从而使得知识所建构的价值被内化并达成价值认同。

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知识治理主要关注治理权力、行为背后的价值和意义逻辑，表明了知识作为治理策略发挥作用的方式，即借助知识建构价值并通过相应的空间安排来影响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知识的遗产旅游地治理分析框架（图 1）：治理主体—知识治理策略（知识话语—空间组织—主体认知及行为塑造）—治理对象。其中，治理主体指的是遗产旅游地管理机构，重点关注管理机构如何利用一系列知识治理策略来对遗产资源及资源利用者（治理对象）进行治理；知识治理策略包括知识话语、空间组织与主体塑造三个方面，即管理机构如何借助知识建构遗产价值来形成知识权力并建立权威治理地位，进一步如何将这种价值和知识权威通过空间的重新组织落实到遗产旅游地之中，这种知识话语和空间安排又如何通过影响遗产利用者的身份认同及责任培育来使得价值内化。

图 1(Fig. 1)

图 1 基于知识的遗产旅游地治理分析框架 Fig.1 A Knowledge-bas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Governance of Heritage Tourism Sites

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山从1980年开始发展以自然观光为主的旅游业，在管委会的主导下，通过明确遗产地边界及相关土地、房屋和旅游设施的权属关系，借助旅游市场获取收益，形成了基于遗产资源的治理关系^[55]。出于对世界遗产巨大的品牌效应所产生的旅游收益的期许，一大批社区居民和外来人员参与到旅游服务经营中，2010年申遗成功带动了游客数量的跳跃式增长，但是自2015年开始，申遗的市场效应在逐渐淡化，游客量逐年缓慢减少。同时由于世界遗产的严格保护规定限制大规模旅游项目开发，遗产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保护规定从而限制了大规模旅游发展，遗产价值只是得到了专家和管理机构的确认，远未与遗产地其他相关利益者形成实质性的关联^[56]，丹霞山世界遗产所具有的突出价值与可获取的经济收益之间不匹配。既有的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方式在游客量不断减少的背景下会面临合法性危机。

丹霞山作为丹霞地貌的命名地，多个领域的专家对丹霞山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深化并且拓展了对丹霞山价值的理解，但主要还是局限在专家及管理机构中。近年来，在一系列研学政策的助推下，丹霞山尝试借助研学旅游将关于丹霞山的大量知识转化为经济收益，近5年来，丹霞山年均接待研学游客约40万人次左右，占旅游总人数的15.4%^①，研学旅游有效推动了丹霞山遗产地的转型发展。

丹霞山研学旅游活动的开展需要围绕遗产地进行复杂的知识生产、传播与消费活动，其中包含了专家学者、管理机构、社区居民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借助研学旅游的形式有效地传递了遗产的价值，同时扩大了遗产价值的受众对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研学旅游中，这进一步影响了相关主体对丹霞山的认知及其与自己的关系定位，以知识为载体的遗产价值成为整合丹霞山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有效媒介。本文重点关注丹霞山研学旅游中的知识如何围绕遗产价值对遗产旅游地及其相关主体进行组织以形成治理秩序的过程。

本文在对丹霞山进行长期跟踪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定性研究方法。

笔者自2015年开始关注丹霞山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并于2016年8月1日至4日以科普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第二批丹霞山全国科普志愿者训练营活动，深入体验了科普活动的各个环节，同时通过非正式访谈了解其他科普志愿者的参与体验，形成了初步的认知。2018年3月13日至3月17日期间对丹霞山遗产地范围内的社区旅游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

2021年7月28日至8月1日再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全程参与了2021年丹霞山全国科普志愿者训练营活动，通过照片、录音等方式记录了活动开展的情况。训练营结束后，8月2日至14日期间，继续对瑶塘村、断石村、青湖塘村和夏富村发展科普研学旅游的经营者、社区居民和管委会工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访谈，主要围绕丹霞山遗产保护、旅游发展转型、管委会职能调整、治理策略、社区参与旅游情况、社区居民对研学旅游的认知、研学旅游经营者的感知等问题展开，经统计共访谈35人次。

2022年7月13日至7月20日进行了补充调研，主要围绕研学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知识经济的组织与利益分配情况、知识对相关主体对遗产价值认知与自我身份定位的影响等问题，对管委会工作人员、社区居民、研学导师、旅游经营者等相关主体进行了半结构访谈（部分访谈人员前后重叠），同时就本文的初步观点与相关访谈对象进行了讨论，以确证并提升论点的有效性，经统计共访谈29人次。

上述访谈分别使用GW、SQ、JY、DS代表管委会工作人员、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以及研学导师，并按照访谈顺序编码为01—64，访谈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访谈样本基本情况 Tab.1 Overview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amples

表 1 访谈样本基本情况 Tab.1 Overview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amples

自20世纪20年代命名丹霞地貌开始，专家学者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角度对丹霞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从地球科学、地质地貌、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丹霞山进行分类、界定，并且提供一整套关于其起源、形成过程的科学解释，丹霞山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与知识表征的对象。由此，丹霞山从一个自然空间演变为具有非凡科学价值的知识空间。在科学叙事下，丹霞山的价值归属脱离了当地社区居民的日常性、地方性阐释和生活生产活动。

然而这些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主要集中在专家学者群体中，在观光旅游中长期处于失位状态。随着研学旅游的发展，知识开始广泛渗透到遗产地的治理中。

首先，丹霞山管委会职能改革将知识生产、传播与管委会的日常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2016年机构改革中取消了旅游发展科，管委会没有了旅游项目投资经营与旅游市场宣传的职责，同时强化了基础科研监测、生态保护与宣教职能，守护与传播丹霞山的科学价值成为管委会的首要职能，科学知识越来越成为管委会自身存在与日常运作的基础。

与此同时，研学旅游拓展了知识生产的主体与对象。一方面，作为研学旅游重要组成部分的遗产地周边乡村社区的生活、生产场景被纳入知识表征的范畴并成为知识生产的对象（研学旅游涵盖的面比较广，比如说农耕，这些都能涵盖在原来旅游辐射带动不了的区域，比如说很远的夏富村，那边可以开农耕和古建筑的课。——DS29，2021年8月9日），社区中的地方性知识也被视作一种可以向游客传播的有价值的知识；另一方面，社区居民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实际拥有者和践行者，可以依托自己的生产生活参与到研学旅游中，比如客家美食制作、特色农作物种植等。而且研学旅游的经济效应越来越突出（相比之前的散客，接研学旅游团的可持续性收益还是挺不错的。——SQ02，2021年7月30日）。由此，一大批社区本土的研学导师参与到研学旅游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环节中，这打破了专家及管委会对知识的主导权。

在对丹霞山进行系统科学研究与研学旅游发展的基础上，知识成为认知丹霞山的一个重要视角（关注科普研学的人，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对自然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会更加喜欢这座山，这座山它是不能改变的。——DS29，2021年8月9日），可以依据知识对丹霞山的现状问题进行诊断，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知识话语，这种知识话语界定了遗产的价值，建立了观光旅游与研学旅游的差异，并且将更多的价值赋予了研学旅游（丹霞山在走一条新的路，不是投资大建设大营销，我不断的在传播我的价值，特别是旅游的社会效益，对公众的陶冶教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这种人文的关怀和感知非常重要。——GW36，2022年7月14日）。而且通过管委会职能改革逐渐被制度化，知识既是丹霞山自然规律的体现，也是社区生活生产的真实呈现，由此提升了管委会治理决策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进一步构成了管委会的治理权威地位，同时使得参与研学旅游的人可以获得知识权威。由此，丹霞山成为可以依据知识进行治理的空间。

知识话语需要重新嵌入遗产旅游地并作用于相关的人和物才能实现治理，需要将关于遗产地的知识与具体的空间范围及景观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主要通过对游览空间的重新组织来实现。

第一，借助博物馆与研学线路实现了遗产旅游地空间的知识化重组。首先，关于丹霞山的整套知识体系在丹霞山博物馆中有完整的空间呈现，博物馆承载了知识话语的权威性。但是之前的观光旅游对丹霞山博物馆的利用程度比较低，而在研学旅游活动中，博物馆成为旅游组织开展的一个核心节点，所有的研学旅游都在博物馆设置了研学课程。同时新设置了9条常规科普线路与3条自然科普教育小径（观鸟、观蝶、观萤），而且需要调整设施与空间以符合研学旅游活动的开展（不应该只有旅游标识牌，还要设置科普解说系统，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到讲课的场所。——GW64，2022年7月20日）。这些空间是丹霞山及周边社区的知识载体，构成了科普研学旅游的核心空间载体，根据不同的时间、参与主体和学习内容，研学旅游活动选择不同的线路形成不同的日程组合。

第二，借助科普学堂实现了社区生活生产空间的知识化重组。丹霞山管委会联合周边在民宿客栈、农业、文化传承、工业生产等方面具有资源优势的经营者一起建设了近40个科普学堂，其中大部分是之前的民宿客栈加入了科普活动和相对应的功能空间，每个科普学堂都有独特的主题与研学课程，比如红豆编制、丹霞山植物、观星等，需要对原有的空间进行主题化的改造。首先需要增加相应主题的科普设施和元素，比如植物主题的科普学堂设置了丹霞山特色植物的展示标本，并利用民宿前后的小花园和花盆种植大量丹霞山特色植物，这些植物可以随时用来进行科普教学，其次要设置开展研学课程的公共活动空间，能同时容纳多人的长条形书桌成为民宿公共活动空间的组织中心。同时，在科普学堂比较集中的瑶塘村，设置了集中传播丹霞山相关知识的科普长廊，知识空间也成为了社区空间组织的一部分。

第三，管委会依据知识对丹霞山遗产地范围内的人、地质地貌和生态景观进行空间的精细化分类治理。基于知识类型，可以划分出特色动植物群落、典型地质地貌区、历史文化村落、民宿主题村、特色农业种植区等不同的知识空间类型，每一类空间对应有不同的知识依据，关注空间内部人与物的发展变化。比如管委会联合科研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动植物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调查，统计相应的数量和空间分布情况，同时借助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掌控区内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从而使得丹霞山成为可计算与可统计的空间^[57]。

这个过程中知识真正落实到遗产旅游地中，知识符号通过遗产旅游地的物质空间变得具体可感，同时这些空间也成为旅游活动开展与社区居民生活生产的场所，这进一步影响了丹霞山利用者的认知和行为。

对遗产旅游地空间的重组会逐渐影响遗产利用者对于遗产及自身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从外部话语和空间安排转化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也将遗产旅游地的治理推向更深层次的主体的塑造。这个过程主要通过身份认同和责任培育来完成。

首先，通过知识来重新认识丹霞山与自己的生活，形成身份认同。为了推动更多旅游经营者和社区居民参与到研学旅游中，管委会借助“丹霞智库”的力量来举办各种主题讲座，推动知识的传播和转移，先后帮扶培养了一批社区居民转型从事研学旅游，他们成为管委会认证的科普导师与科普达人，如石斛大叔、红豆姐姐等，持续的学习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管委会不定期邀请动植物的教授过来开讲座，他讲的只是一个入门的东西，更深入的学习还是要靠自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积累，是一个长期的投资。——DS17，2021年8月3日）。参与到研学旅游中就进入了一套知识体系，针对丹霞山的知识成为他们的学习对象和内容，同时要进入这套知识体系并说服自己，在此基础上一种“丹霞山真正主人”的身份意识逐渐浮现出来（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很多本地的孩子觉得很自卑，我说你们多幸福，你们就生活在世界名山，现在他自己的那种自豪感都出来了，有一个家长碰到我就会说，我的孩子现在跟他同学都会讲你看我的家乡有多么好。——DSO7，2021年7月31日）。

其次，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会进一步培育出一种对丹霞山的责任感（我觉得我在这里生活那么久，我去参加这个培训，我才知道原来我生活的一个地方是那么的好，我也竟然不会去利用，也不会去发现它的美，我们（村民）没有作为一个主导者参与在里面真的是很可惜的。——SQ01，2021年7月30日）。这种基于知识认知与身份认同基础上的责任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跟硬性的制度规定对人的影响方式和效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对人是潜移默化的，不是一种很硬的方式，但这种影响是很深刻的。——GW64，2022年7月20日），进一步会对他们的遗产保护与旅游经营行为产生较强的德道约束性（天天讲保护没有用，让他自己跟别人讲怎么保护，他自己肯定就保护了，保护肯定是认同和爱，这种力量是最强大的。——GW36，2022年7月14日），同时也保证了良好的研学旅游协作关系与知识交流氛围（大家都没有互相恶意竞争，说他们家房怎么样，菜不好吃，我们很多朋友这次在你这里住，下次在他那里住，就是互相的联合，如果这个氛围不好，你也留不住人。——JY39，2022年7月15日）。

在这个过程中，源于外部的并且由管委会主导的知识话语转化为丹霞山利用者自主的认知和行为，并进一步形成了符合知识话语要求的能够积极参与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负责任的主体，从而将遗产旅游地的治理推向身份认同、伦理道德等更深的主体内部层面。

（1）知识话语是治理权力运作的基础，也是管理机构治理权威的来源。作为价值中介的知识形成了知识话语，可以依据知识话语对遗产旅游地的现状问题进行诊断，进一步区分什么是有价值的，并且将特定的价值赋予治理主体及相对应的治理对象，同时也确定了什么样的认知和行为与这样的价值相匹配，知识由此成为治理权力运作的基础。遗产旅游地管理机构的权力就建立在知识话语之上，而且客观、科学的知识也保障了这种治理权力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管理机构治理权威的基础。

（2）知识借助空间重组将知识话语嵌入遗产旅游地中。借助博物馆、研学线路、科普学堂等知识流通的空间，知识得以真正嵌入遗产旅游地的生活生产场景中，并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活动开展的核心场所。同时可以依据知识对遗产旅游地范围内的人、地质地貌和生态景观进行精细化分类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基于知识的治理权力和管理机构的治理权威从知识符号转化为客观的空间安排，而且切实可感的空间进一步确保了知识话语的客观性与权威性。

（3）知识通过对遗产资源利用者身份认同和责任的培育使其成为积极参与遗产旅游地治理的主体。知识塑造了遗产利用者对于遗产旅游地的认知和想象，并且能够根据这种认知进行自我重新定位，通过身份与责任的培育实现对遗产旅游地价值的内化与认同，并且将这种价值转化为相应的行动，由此遗产利用者成为符合知识话语的能够积极参与到遗产保护与价值传播的自主主体，将外部的知识话语转化为自主的认知、能力和行为。

本研究拓展了知识经济学中基于知识资源管理的知识治理视角，并将知识与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行为和权力关系联系起来，提出了基于知识的遗产旅游地治理分析框架。这对于多元价值背景下的遗产旅游地治理方式重构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对于重新理解遗产旅游地治理具有以下三点启示：

（1）既有的以遗产资源经济价值的竞争性使用为核心的治理思路需要从价值的角度进行重新思考。相比于以公共资源为基础的产权制度、主体行为互动等既有遗产旅游地治理的分析视角^{[6, 26]}，基于知识的治理更加关注资源、空间、制度、行为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影响。这就需要遗产旅游地管理机构将治理的重点从遗产资源管控与行为规制，转向借助知识来构建能够涵盖人地整体的遗产价值和意义，将治理策略和技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此来提升治理策略的客观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对遗产利用者进行引导与激励，培育能够积极参与遗产旅游地治理的主体，通过知识来凝集遗产旅游地中多元主体之间的价值共识，引导多元主体对遗产旅游地与自身的认知和行为与遗产价值统一在一起，从而将治理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

（2）知识话语的构建与操纵是治理权力运作的基础。权力问题是遗产旅游地治理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关系出发来解释权力关系及权力不平等问题^{[29, 30]}。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遗产旅游地治理中的权力关系并非仅仅由制度安排所导致，社区居民等弱势群体也并非出于能力、意识的欠缺，话语和意义也影响了弱势群体的权力，遗产价值的建构本身就是权力与话语过程，所以能否参与到遗产价值话语的建构中也是实现权力关系变革的关键。这就需要将社区居民及其所拥有的知识纳入遗产旅游地整体知识体系中，借助知识来增强自身能力，同时知识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表达的媒介与机会，这能够有效转变社区居民在治理关系中的依赖与从属地位。

（3）遗产价值是在知识基础上的一种持续建构过程。虽然遗产价值为遗产旅游地治理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是遗产价值并非公认的，以价值为基础的身份认同、伦理道德等并非自足的概念与资源，存在于遗产地之中，可以直接用于遗产旅游地的治理，而且遗产旅游地嵌入的多尺度政治经济关系会重新利用、改变既有的价值^[58]。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遗产价值本身并不是解释治理问题的起点和前提，而是需要深入到遗产价值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中，分析价值发挥治理作用的方式，价值是通过知识进行重新界定与建构的，并且需要将其与多元主体的认知和行为连接起来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当然，随着知识介入并成为遗产旅游地治理的方式，这必然是一个充满冲突与协商的过程，本文重点关注了知识对于价值协商与关系整合的一面。应该进一步关注未参与研学旅游的个体和群体对于知识的看法和对知识话语的反馈，分析多元主体就遗产旅游地相关知识之间存在的差异、分歧和共同之处的产生与变化过程，从社会空间正义的角度关注遗产旅游地的哪些群体被排除在外，如何借助知识形成更加合理公正的遗产旅游地治理关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丹霞山管委会官网公布历年旅游数据和对管委会工作人员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