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是以具有空间流动性和户籍身份非流动性的暂时性人口流动为主、具有跨越空间和户籍身份双重流动性的永久性迁移为辅的双轨系统。永久性迁移和暂时性流动构成中国人口迁移双轨系统^[1-7]，又称为名义迁移和实际迁移^[8]、计划迁移和自发迁移^[9]、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10]。永久性人口迁移受政府计划控制，主要通过招工、招生、提干、随迁、人才引进、积分落户等渠道实现；暂时性人口流动不受计划影响，多为市场自发行为。两者在出现时间、规模、迁移方式、迁移原因、空间模式、社会人口经济特点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户籍制度及相关政策对人口迁移具有强烈的结构效应，在促进永久性迁移人口的空间和制度流动性的同时，又导致了暂时性流动人口户籍身份的非流动性，从而决定了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流动人口差异化的市民权^[11-18]。永久性迁移人口享有与本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市民权，而暂时性流动人口则被排除在完整的市民权之外。

2021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14亿，城镇化率达64.7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则为46.7%，3.85亿流动人口不具有所流入城镇的户籍，他们“在城市但不属于城市”^[19]，既不具有所在城镇的成员资格，也不能享受与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与福利，这种境况被称为“半城镇化”^[20]、“临时城镇化”^[21]。2014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十三五期间实现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按城市规模执行程度不一的条件准入，强调“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放宽除了个别超大城市之外的落户限制”。中国城镇户籍对流动人口的开放程度与城市规模、行政等级呈负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级别越高，对流动人口的落户门槛也越高^{[22, 23]}。超大城市是户籍改革的最后堡垒，只有少数高教育高技能高收入流动人口满足严格的落户要求^{[24, 25]}。另一方面，面对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流动人口整体落户意愿不高，担心失去农村土地权益是最重要的原因^[26-30]。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超大、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31-33]，其中北京和上海户口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最大^[34]。流动人口落户超大、特大城市的意愿与户籍改革集中于中小城市的现实之间不相匹配，落户意愿与落户条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35]。

因此，对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而言，获得市民权的过程（表现为户口迁移过程）是一个迁移限制从低到高的连续轴，所有潜在的户籍迁移人口具有程度不一的能动性，去应对结构限制，出现不同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后果。谁有资格申请户口、谁最终能成功获得户口，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根据城市发展需要进行的落户审批决定^[25]，这在超大城市表现得尤为典型。那么，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超大城市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流动人口之间、永久性迁移人口内部、暂时性流动人口内部表现出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批判性借鉴迁移能力—迁移期望理论^[36-40]，并扩展其对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定义，从跨越空间边界延伸到跨越制度边界，提出一个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分析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市民权获得的类型和特点，并基于上海的数据加以实证分析。本文把市民权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操作化为户口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户口流动性指流动人口将户口迁入所在城市，还包括户口迁回原籍的反向流动；户口非流动性指流动人口未将户口迁移至所在城市，无论其是否期望获得城市户口。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主要有三个数据来源。首先，上海人口流动和户口迁移相关统计，并汇总2009—2018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公示名单”和“《上海市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公示名单”，利用天眼查及其他网络搜索，建立包含户口申办人、随迁人、落户人数、申办单位性质、行业和地理分布的数据库，其中引进人才数据库包含4, 452家企业、落户总数63, 848人，居转常数据库包含14, 707家企业、落户总数82, 831人。第二，2015—2022年采用目的抽样法对上海经不同渠道落户的60名迁移人口进行深度访谈。第三，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站上搜索得到221份上海落户相关行政诉讼文书，判决结果如表 1所示。裁判时间从2013年至2021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落户不得而引发的行政诉讼，共170份；另一类是公安部门作出撤销户口决定之后引发的行政诉讼，共41份。落户相关行政诉讼文书为研究流动人口的市民权获得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但鲜有研究对其进行分析，本文首次将其作为证据分析市民权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具有数据上和理论上的创新性。

表 1(Tab. 1

表 1 上海落户相关行政诉讼结果（2013—2021年） Tab.1 Outcom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s on Hukou Disputes in Shanghai, 2013—2021

表 1 上海落户相关行政诉讼结果（2013—2021年） Tab.1 Outcom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s on Hukou Disputes in Shanghai, 2013—2021

既有的人口流动研究存在强烈的“流动偏好”，高度关注驱动人口流动的因素，却较少关注限制人口流动的因素，忽视了非流动性（immobility）的研究，即人口迁移受制于结构或微观因素所致的非流动性后果^[40]。尽管事实上，流动的人远少于不流动的人，2020年，国际迁移人口约2.8亿，占世界总人口3.6%^[41]；估计国内人口流动占12%^[42]。中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人口流动，2021年流动人口达3.85亿，占大陆总人口27.3%。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的转型影响到几乎所有人^[43-45]。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是人口流动的一体两面，两者相互构成、相互促进^{[39, 40]}。流动促进定居，而定居也需要流动。例如，人类历史上从流动的狩猎采集向定居的农业社会转型。再如，流动和留守的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构成了劳动力迁移经济的核心。因此，研究人口流动需要同时关注流动性和非流动性。

迁移期望—迁移能力（migration aspirations-capabilities）理论是研究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一个简单然而深刻的概念工具，它结合宏观结构和微观因素分析导致流动性和非流动性后果的过程^[39]。卡林（Carling）^[36]首次提出应该区分研究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流动性是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流动性则是缺乏两者的结果，卡林进一步把非流动性分为非自愿和自愿的不流动。德·哈斯（de Haas）^[37-39]借鉴森（Sen）^[46]有关人类发展与能力的论述，人类发展的内涵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指人类的能力和机会得到扩展、福祉得到改善的过程。德·哈斯用理论内涵更丰富的“能力”取代卡林所论的“能力”。人类流动性是一种能力，人类通过流动或不流动获得福祉，流动性是迁移期望与迁移能力的函数^[39]。德·哈斯把流动性定义为自由选择在哪里生活的能力，既包括迁移的能力，也包括留下的能力。迁移期望是人们对生活的期望与感知的空间机会结构的函数。迁移能力指具有实现迁移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身体健康等资源和能力。迁移能力和迁移期望受结构因素的制约与塑造，并与之相互作用。德·哈斯将影响人口迁移的结构因素操作化为柏林所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指没有障碍、免遭限制的自由，积极自由指主动控制个体生活，实现个体根本目标的自由^{[47, 48]}，用于解释人口迁移是否享有消极自由，即免于外来限制（例如限制流动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否具有积极自由，即具有主动迁移或不迁移的资源和能力。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实现人口迁移的必要条件。德·哈斯基于迁移能力—迁移期望把流动性分为五类：高迁移期望、高迁移能力的自愿流动；高迁移期望、低迁移能力的非自愿不流动；低迁移期望、低迁移能力的顺从不流动（acquiescent immobility）；低迁移期望、高迁移能力的自愿不流动或非自愿流动。顺从不流动强调对于迁移限制的不抵抗，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均较低。顺从不流动挑战了新古典人口迁移理论和推拉理论的假设，即收入最低地区的人应该具有最强烈的迁移意愿。对于塞内加尔年轻人的研究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缺乏基本生存资料的人并没有迁移的意愿^[49]。

综上，迁移意愿—迁移能力理论关注宏观结构如何影响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强调结构制约之下迁移人口所具有的能动性，把流动性和不流动性视为迁移能动性的一体两面，解释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差异类型。人口推拉理论、新古典人口迁移理论及人口迁移历史结构理论把人口迁移视为一种被动、自动、可预测的反应——从低收入向高收入之地流动，却无法解释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人口迁移悖论^[50]：为何收入增长、教育水平提高、信息获取往往与更高的国际和国内人口迁移水平同步，而不是相反。特别是当社会从贫困农业国向中等收入工业化国家转型时，人们的迁移期望与迁移能力均迅速增长，从而导致移民潮，而迁移意愿—迁移能力理论则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悖论^[40]。此外，它还可用于分析不同家庭成员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从而弥补人口流动家庭分析视角的不足。目前，迁移意愿—迁移能力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国际人口迁移，较少用于研究国内人口迁移。而且其所论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指一定时间范围内跨越空间边界（特别是国界）的流动，不包括跨越制度边界的流动。本文关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权获得，把市民权流动性定义为人口的空间流动伴随相应的户籍迁移，即户口从原籍地迁移至目的地或从目的地迁回原籍地；把市民权的非流动性定义为人口的空间流动并未伴随相应的户籍迁移。

本文借鉴迁移期望—迁移能力理论，根据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迁移户口的期望和能力的高低，提出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五种类型（图 1）：高迁移期望、高迁移能力的自愿流动；高迁移期望、高迁移能力的非自愿流动（取得户口后被撤销迁回原籍）；高迁移期望、低迁移能力的非自愿不流动；低迁移期望、低迁移能力的顺从不流动；低迁移期望、高迁移能力的自愿不流动。市民权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类别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结构因素如户籍政策调整、个体能力和意愿的变化以及结构与个体因素相互作用，各类型可能发生转变。下文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以上海为例，实证分析流动人口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五种类型及其特点。

图 1(Fig. 1)

图 1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 Fig.1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Urban Citizenship Mobility and Immobility 来源：基于迁移期望—迁移能力理论修改。

超大城市实行总量控制的条件准入和积分落户政策，绝大多数暂时性流动人口不满足落户条件。顺从不流动指接受户口迁移的制度限制，迁移户口的期望和能力均较低。1978—2020年期间，上海常住人口年均增速2%，而同期户籍人口年均增速仅为0.7%，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外来人口的增长。1978年上海常住外来人口5.7万，占常住人口的0.5%^[51]。1990年代上海外来人口迅速增长；21世纪第一个十年，外来人口增长达到高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增速放缓，受严格控制特大城市政策影响，2015—2017年外来人口数量首次出现小幅下降（图 2）。2020年，上海外来人口104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2.1%。1978—2020年，上海外来人口增长了184倍，贡献了上海常住人口净增长的75.4%。

图 2(Fig. 2)

图 2 上海外来人口数量及其占常住人口比例（1978—2020年） Fig.2 Migrants and Its Share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Shanghai, 1978—2020 来源：人口普查及上海统计年鉴2006—2021年。

上海常住外来人口主要来自相邻省份以及人口大省。2010年，安徽、江苏、河南、四川和江西五省输出上海外来人口的66.9%，其中79.4%持农业户口。2020年，来自安徽、江苏、河南、四川和浙江五省的流动人口占上海常住外来人口的63%。上海外来人口与老龄化严重的户籍人口形成鲜明对照：2020年，在20—54岁年龄组中，外来人口数量均超过户籍人口数量（图 3）。上海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高达25.6%，而外来人口这一比例仅为3.4%。上海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了外来就业人口超过全部就业人口一半，在建筑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比均在50% 以上。上海外来人口的教育水平不及户籍人口，教育水平不高是外来人口获得上海户籍的主要障碍之一。2010年近70% 的外来人口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为14.1%，低于户籍人口的28.4%。2020年外来常住人口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升至31%。一小部分外来人口随落户政策变化、自身学历技能、缴纳社保与居住年限的提高，户口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发生变化，具有满足积分落户条件、获得市民权的潜力。

图 3(Fig. 3)

图 3 2020年上海户籍与外来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 Fig.3 Hukou Population vs. Migrants by Age Group in Shanghai in 2020 (%) 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21。

永久性迁移人口同时具有较高的户口迁移能力和意愿，并成功获取上海户籍，属于自愿流动，其规模反映在户籍人口机械增长的数量上，其变动与政府控制人口迁移政策密切相关，控制或松或紧导致户籍人口机械增长的上下波动（表 2）。1980年代上海户籍人口年均机械增长4.92万；1990年代户籍人口年均机械增长5.54万；2000年代户籍人口年均机械增长10.59万，体现了1997年以来上海为建成中国乃至国际的人才高地而实施人才引进落户政策的影响；2010年代户籍人口年均机械增长7.97万，反映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政策的影响。1978—2020年，上海户籍人口机械增长累计达334.88万，贡献了上海常住人口净增长的24.2%。永久性迁移人口规模远低于暂时性流动人口，户籍机械增长人口占当年外来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2010年代中后期比例甚至低于1%，2018—2020年比例在1% 左右（图 4）。

表 2(Tab. 2

表 2 上海户籍人口机械增长（1980—2019年）（单位：万人） Tab.2 Number of the Permanent/Hukou Migrants in Shanghai, 1980—2019

表 2 上海户籍人口机械增长（1980—2019年）（单位：万人） Tab.2 Number of the Permanent/Hukou Migrants in Shanghai, 1980—2019

图 4(Fig. 4)

图 4 上海户籍人口机械增长及其占当年外来人口比例（1990—2020年） Fig.4 The Number and Share of the Hukou/Permanent Migrants in Shanghai, 1990—2020 来源：根据历年上海统计年鉴计算。

市民权流动性具有异质性，不同流动人口群体采用不同方式落户。获得上海户口的渠道有三种：经济、社会和政策渠道^[18]。经济渠道包括投资、求学、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引进人才、居住证转常住户口（居转常）、留学回国人员、科创人才等，以及附属前几类人的随迁人口；社会渠道指家庭团聚或投靠类，因家庭成员分离造成家庭困难而照顾迁入的夫妻、子女和父母、孙子女和祖父母等，其中最普遍的是两地婚姻，指夫妻双方仅有一方持有上海户口；政策渠道包括由于历史政策原因造成的外迁人口，经落实相关政策后回流，例如知青及子女返城、支边支内人员及子女返城；以及特殊贡献者，如“上海市优秀农民工”称号获得者可能获得户口。对于社会渠道中央有明确政策，地方政府调控余地不大，更多从指标控制着手；而政策渠道主要受历史遗留政策影响，特殊贡献者的样本意义大于普遍意义；因此，只有经济渠道才是地方政府调控户口准入的最重要手段。

上海落户渠道构成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经济渠道重要性上升。胡琪^[52]统计2007—2011年上海户籍迁入人口类型，就业、人才、投资和随迁类（经济渠道）合计37%，投靠类（社会渠道）占35%，落实政策（政策渠道）占28%。2017年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显示^[53]，家属投靠（社会渠道）占41%，人才引进、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落户、蓝印户口和居转常（经济渠道）占33%，知青、支边支内人员及家属回沪（政策渠道）占14%，并且城镇户籍外来人口取得沪籍的比例是农村户籍外来人口的四倍。上海最新落户政策强调“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调整归并投靠类等其他落户政策”，向符合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的高端人才倾斜。近年经济渠道占当年落户总数比例已超过一半^[18]。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落户、人才引进、居转常和留学人员四种经济渠道落户数量占当年落户总数的60% 以上。研究表明，迁移时间越晚近，落户上海对提升职业阶层地位的影响越大，甚至超过改革初期户口迁移对职业阶层地位的影响^[54]。

经济渠道落户群体处于青壮年黄金时期，绝大多数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远高于上海常住人口的教育水平，主要从事金融、航运、贸易、电子信息制造、软件信息服务、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先进重大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和民用航空制造等重点发展行业，上海落户政策在于促进城市经济，是支持上海发展目标的人口配套政策^[55]。落户上海是一个需要充分了解政策，努力调整自身条件达到积分落户要求的长期过程，争取经济渠道落户的高学历流动人口表现尤为明显，他们在跨越户口制度边界的过程中成为“受驱动的策略家”，采用多种策略提高积分实现落户^[56]。

“但是上海户口挺难搞的，我就自己慢慢找材料研究，看政策文件。我大二大三就开始准备了……我的挑战杯要好好做了。所以就找了一个老教授帮我推荐了一下，再参加的国家级挑战杯。我为什么能拿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呢？其实我成绩还好，但不是很拔尖。也不是前1%，就是因为有挑战杯，这个挑战杯创造了我们学院的一个历史记录，我当时就去跟院长说，我叔叔也通过市教委跟院长说，最后给了我一个名额。因为校级加2分，市级加5分……从头到尾都是挑战杯带给我的荣耀（2017111606300930）。”

经济渠道落户成功与否还取决于支持户口申请的企业单位是否具有落户资质。以引进人才落户和居转常为例说明成功支持落户的企业状况。统计2010—2018年引进人才累计35, 995人申办获批，63, 845获得上海户籍（表 3）。支持引进人才共4, 452家公司，平均每家公司支持14人落户。引进人才落户最多的前十名企业共支持落户8, 823人，占总数13.8%。其中，民营企业支持落户人数超过一半（53.7%），国有企业支持了29.6%，外资或中外合资支持了16.7%（表 4）。统计2009—2018年居转常累计49, 632人申请获批，82, 381人获得上海户籍。支持居转常落户14, 707家企业，每家企业平均支持6人落户（表 5）。居转常落户最多的前十名企业共支持落户5585人，占总数6.7%。其中，有六家国企、四家外资或合资企业，有三家是人才中介机构：排名第一的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第二的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第四的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表 6）。

表 3(Tab. 3

表 3 上海引进人才落户公示统计（2010—2018年）（单位：个） Tab.3 Top 10 Enterprises Sponsoring Hukou Application via Talent Importation in Shanghai, 2010—2018

表 3 上海引进人才落户公示统计（2010—2018年）（单位：个） Tab.3 Top 10 Enterprises Sponsoring Hukou Application via Talent Importation in Shanghai, 2010—2018

表 4(Tab. 4

表 4 引进人才申办常住户口前十名企业（2010—2018年）（单位：个） Tab.4 Top 10 Enterprises Sponsoring Hukou Application via Talent Importation in Shanghai (2010—2018)

表 4 引进人才申办常住户口前十名企业（2010—2018年）（单位：个） Tab.4 Top 10 Enterprises Sponsoring Hukou Application via Talent Importation in Shanghai (2010—2018)

表 5(Tab. 5

表 5 上海“居转常”落户数量（2009—2018年）（单位：个） Tab.5 Number of Hukou Grantees via Residence-Card-to-Hukou Conversion in Shanghai (2009—2018)

表 5 上海“居转常”落户数量（2009—2018年）（单位：个） Tab.5 Number of Hukou Grantees via Residence-Card-to-Hukou Conversion in Shanghai (2009—2018)

表 6(Tab. 6

表 6 上海支持“居转常”申请常住户口前十名单位（2010—2018年）（单位：个） Tab.6 Top 10 Enterprises Sponsoring Hukou Application via Residence-Card-to-Hukou Conversion in Shanghai (2010—2018)

表 6 上海支持“居转常”申请常住户口前十名单位（2010—2018年）（单位：个） Tab.6 Top 10 Enterprises Sponsoring Hukou Application via Residence-Card-to-Hukou Conversion in Shanghai (2010—2018)

同时具有较高迁移户口的能力和期望，并取得了流入城市户口，但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被公安部门撤销户口，退回原籍地，可归为非自愿流动。《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隐瞒事实、弄虚作假落户本市的，公安机关应当撤销准予迁入证明，注销户口并退回原户口迁出地”。例如，上海市公安局2014年公示了20项撤销户口事项决定书^[57]：14项由于“存在隐瞒违反计划生育的事实，弄虚作假等情形”，6项由于“原审批决定存在错误”。出于对撤销户口决定的不服，部分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相关部门作出的《撤销户口事项决定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站搜索得到41份上海撤销户口相关行政诉讼文书，裁判时间从2014至2021年。原告从获得上海户口至户口被撤销的平均间隔时间为5.8年，最长达20年，最短为1年。从撤销户口类型来看，涵盖经济、社会和政策三种渠道：23例属于经济渠道，包括16例蓝印户口转常住户口被撤、6例在沪大企业人员落户被撤以及1例居转常被撤；11例属于社会渠道，投靠类户口被撤；2例属于政策渠道，支援三线建设退休回沪落户被撤。原告原籍地包括江苏、浙江、河南、山西、河北、贵州、陕西和湖南等省。从行政诉讼结果来看，法院驳回原告请求32例，原告撤诉8例，法院支持原告请求的只有1例。法院支持原告公安部门撤销户口的原因包括：一半的案例（16）是因为原告或原告父母违反计划生育；其次，原告申办户口时提供了虚假材料（10）；再次，原户口审批存在错误（8）以及重复户口（2）。市民权流动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非自愿流动体现了制度结构对于流动人口户口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的限制，市民权的流动性也可能是制度限制的结果。

非自愿不流动指具有较高迁移户口的期望，努力申请户口，但被认为不满足迁移户口条件，即户口迁移能力不足，最典型代表当属因申办户口未成功而发起行政诉讼的流动人口，他们可能合并采用信访、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等方式，试图改变政府部门作出的不受理落户或不予落户的行政决定。上海170例申办户口相关行政诉讼涵盖经济、社会和政策落户渠道。从行政诉讼结果来看，95.9% 法院驳回原告请求，1.8% 法院不予立案，1.2% 法院未驳回也未支持原告请求，只有0.6%（1例）法院支持原告请求。唯一一例支持原告请求的案例中，法院要求被告在规定日期内给出原告申办户口的书面审核意见，并不代表原告最终可以如愿落户。该原告随后发起了三次落户相关行政诉讼，均被驳回。

原告因申办户口渠道不同而呈现显著不同的社会经济人口特征，申请经济渠道落户的原告以年轻高学历外来人口为主：平均年龄35岁（按裁判年份时年龄计算，下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占77.8%，男性居多，占63%。申请社会渠道落户的原告则以上海两地婚姻的外来媳妇为主，女性原告占压倒性多数，为84.4%。申请政策渠道落户的原告以受到历史政策影响的老年男性群体为主：原告平均年龄60岁，最年长者91岁，男性占66.2%。被告也因申办户口渠道经办单位不同而差异显著，经济类落户前三名被告为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类的前三名被告为上海区公安分局、派出所和区人民政府；政策类前三名被告为基层派出所、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和区公安分局。

经济渠道落户行政诉讼中，绝大多数原告申办“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落户（81.3%），其他为居转常（10%）、留学回国人员及子女随迁（6.3%）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夫妻两地分居（3%）。法院支持被告、拒绝原告落户的原因包括：就读期间有社保缴纳记录，不属于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办本市户籍的范围（62%）；专利发明不符合规定不能加分，总分未达72分标准（9.0%）；收入/社保与纳税不能对应（6.3%）；未按要求提交材料（5.1%）；违反计划生育（3.8%）；用人单位不再具备申报落户的主体资格（2.5%）；以及同时有两地工作经历，同时两地缴纳社保（2.5%）。

上海历年两地婚姻累积的外地配偶构成申办上海户籍一个潜在的巨大群体，也是发起社会渠道落户行政诉讼的主体之一。上海针对两地婚姻配偶落户规定：“外省市人员与具有本市家庭常住户口的居民依法办理婚姻登记满10年、年满35周岁，可准予其在配偶户口所在地落户”。1991— 2015年，上海两地婚姻登记累计达781843对，年均3.13万对，占当年国内婚姻登记数的三成左右（图 5）。上海两地婚姻有两种类型“沪男外女”和“沪女外男”，前者居多，约占三分之二^[58]。社会渠道落户行政诉讼中，66.7%涉及两地婚姻的外来媳妇，外来媳妇在诉讼裁判年份时的平均年龄为52岁。33.3% 涉及未成年子女投靠。法院支持被告、拒绝原告落户的原因包括：原告或原告父母违反计划生育（44.7%）；原告申办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申请形式（28.9%）；收养子女申报户口超龄（超过16岁）（5.3%）；子女出生早于母亲落户上海的时间，无法补办出生登记（5.3%）；原告父亲死亡被注销本市常住户口时其在本市户口登记未满5年，不符合在本市落户的条件（5.3%）；原告户口不归上海市公安局解决（5.3%）；养父母收养后共同生活未满五年（2.6%）；以及提供材料有误有作假嫌疑（2.6%）。

图 5(Fig. 5)

图 5 上海两地婚姻登记数及其占国内婚姻登记数的比例（1991—2015年） Fig.5 The Number and Share of Inter-region Marriages in Shanghai, 1991—2015 来源：1991—1999数据来自参考文献[59]；2000—2015数据来自历年《上海年鉴》。

政策渠道落户行政诉讼中，70.7%涉及下放知青或知青子女回沪；14.6% 涉及支边支内退休回沪；7.3% 涉及刑满释放人员投靠或恢复户口；7.3% 涉及军人转业落户。法院支持被告拒绝原告落户的原因包括：不符合投靠落户类规定；不在下放名单中；未提供相关材料；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符合户口政策规定；不符合申请形式要求等。

非自愿不流动揭示了流动人口在争取落户时面临复杂的制度限制，制度和政策最终决定申办落户的流动人口是否具备户口迁移能力和条件，市民权的非流动性是制度限制下非自愿的结果。

市民权的非流动性既可能在制度制约之下发生，也可能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具有较高户口迁移能力，但户口迁移意愿却不高，由于某些原因选择不迁移户口，属于自愿不流动。正如可以用推拉模型解释流动性^[60]，类似地可以用“留住—排斥（retain-repel）”模型来解释非流动性^[40]。留住指来源地具有某些吸引人的特征，促使人们选择保留户口不迁移。排斥指迁移过程或目的地的某些不利状况促使人们不愿意迁移户口。

就原籍地的留住因素而言，包括户口类型和户口登记地。农村土地是许多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的重要原因^{[28, 35]}。有受访者原籍农业户口，为了保留农村宅基地和农地承包权，因此不愿意迁移户口。

“我感觉农村户口越来越值钱了。尤其是一个哥哥因为上学把户口迁出去，现在迁不回来了，我爸找人帮忙也没帮成。我们家就开始重视这件事……家里不让迁，因为迁出去就不能迁回来了……拆迁，还有新农村建设，户口值钱了。而且还有一点，我家乡下有地，虽然不种，但地是我的，这很重要（201807311930）”。

原籍地第二个留住因素在于户口登记地的吸引力。另一位受访者尽管在上海工作了十余年，却不愿意把户口迁移到上海，因为她的户口登记在北京。她认为北京户口比上海户口更有价值，所以她保留北京户口，宁愿忍受没有上海户口所带来的不便。

从目的地的排斥因素来看，有受访者不打算留在上海发展，因此不考虑申办。

“上海的打分落户正好对专业有加分，然后学校也是985，所以是可以落的……虽然身边的同学老师都说上海户口很值钱，但如果我自己已经不考虑留在上海的话我觉得上海户口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201808011530）”。

如果一个家庭成员拥有本地户口，就可以获得教育和购房资格等城市专属福利，因此，部分流动人口在配偶拥有上海户口的情况下，缺乏迁移户口的动力。其一，迁移户口过程麻烦。其二，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家庭成员具有本地户口，往往会抑制其移民配偶的户口迁移意愿。流动人口家庭成员中的双重户口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可以同时享受两地户口的好处^[61]。简而言之，少数流动人口，通常是高学历或高技能的人，具有主动控制市民权非流动性的能力，使之对家庭有利或符合自己的偏好，不迁移户口或非流动性是一种自愿或战略的选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人口迁移，但是人口迁移的双轨制持续存在，在限制暂时性流动人口户口迁移的同时，又促进了永久性迁移人口的户口迁移，塑造了社会和地理分异的人口迁移模式。上海的永久性迁移人口落户的空间分布更集中于中心城区和近郊，与暂时性流动人口集中于近郊和远郊的空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永久性迁移人口落户的空间模式与上海重点产业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55]。实际上，超大城市户口和人口迁移政策的本质不仅在于控制迁移人口数量，更在于控制迁移人口的质量，根据教育或技能、职业、居住和收入评估其对城市经济的贡献，选择性吸纳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流动人口，赋予其市民权，其他流动人口通过办理不同类别的居住证获得部分市民权，积分达标准分的居住证在七年之后有资格申办常住户口，形成一种“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度”^{[15, 16]}。不同流动人口受制于程度不一的制度障碍，具有不同的能动性去应对结构限制，不仅在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流动人口之间，而且在永久性迁移人口内部和暂时性流动人口内部表现出不同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后果。

本研究借鉴迁移期望—迁移能力理论，扩充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概念内涵，其不仅包括跨越空间边界，还包括跨越制度边界。根据户口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不同，提出一个市民权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权获得分为五种类型：顺从不流动、自愿流动、非自愿流动、非自愿不流动和自愿不流动，并基于上海人口流动和户口迁移统计数据、上海户籍迁移人口的深度访谈以及上海落户相关行政诉讼文书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实证分析。1978—2020年，上海暂时性流动人口和永久性迁移人口分别贡献了常住人口净增长的75.4% 和24.2%。多数暂时性流动人口接受户口迁移的制度限制，户口迁移能力和迁移意愿都较低，表现为顺从不流动；户口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均较高的永久性迁移人口成功落户，属于自愿流动；成功落户之后被公安部门撤销户口而引发行政诉讼可视为非自愿流动；户口迁移意愿高，因申办户口不成而发起的行政诉讼体现了非自愿不流动；少数户口迁移能力较高，然而迁移意愿不高的高学历流动人口，自愿选择了不流动。

有几点需要强调：第一，市民权的流动性与非流动性可视为迁移意愿和迁移能力的函数。迁移意愿和迁移能力并非简单的有与无，而是一个连续轴，并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由于结构和个体因素不断变化且相互作用，个体或群体的迁移能力和迁移意愿随之变化，其在连续轴所处的位置也发生变化。因此，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类型划分是一种理想类型，而不是固定僵化的，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可能发生相互转化。第二，迁移意愿—迁移能力理论容易被误解为个体微观层面的解释。尽管它的确可以分析个体的流动性或非流动性后果，但它更强调社会结构因素如何塑造或限制个体或群体的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关注个体因素如何与宏观结构相互作用而导致流动性类型发生变化^[40]。第三，市民权的流动性具有异质性，不同群体采用不同方式获得市民权，市民权的流动性可能是自愿争取的结果（自愿流动），也可能是制度限制下非自愿的结果（非自愿流动）。第四，非流动性也以不同的方式发生^{[62, 63]}，非流动性可能是受到某种限制而产生的非自愿后果，也可能是自愿选择的结果，或处于两者之间。正如有的群体可以控制自身的流动性，而有的群体则受困于自身的流动性^[64]，同样地，有的群体受制于非流动性，而有的群体则可以控制自身的非流动性^[40]。市民权的非流动性不仅是一种结构制约之下顺从的或非自愿的反应（顺从不流动或非自愿不流动），也可以是一种主动的自愿选择（自愿不流动）。最后，本研究实证数据来自上海，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对于其他规模等级城市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