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京大学 江苏省智慧城市规划与数字治理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3
2.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Smart City Planning and Digital Governance, Jiangsu, Nanjing 210093, China
中国的社区建设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建设重点经历了从重视物质空间设计转向关注居民的需求与规划意愿[1-3]，当下的社区不仅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单元，也是建设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切入点[4]。社区参与作为社区中的社会现象[5]，在社区的“去物质化”转变中也引起了重视[6]，居民的社区参与将有助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也引起了重视，如何通过社区建成环境的改造建设来促进居民融合，增强居民社区参与[7]，凝聚社区居民意志，达成社会目标[8]，已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和各地政府实践探索的重要内容。
社区参与作为增进邻里关系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够增强社区凝聚力[9]，也是影响居民社区满意度的重要因素[10]，对社区参与影响因素与机制的探索是完善参与制度，推动“以人为本”的社区规划的关键内容。关于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社会环境[11-14]、技术环境[10, 15-18]和建成环境[5, 19, 20]三方面。其中建成环境作为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催化剂，相较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可以更好的解释居民的社区参与活动[5]。良好的客观建成环境为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基础[20]，而感知建成环境也被发现是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21, 22]。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建成环境可能在决定居民社区参与的机制中存在因果关系[5]，但对于建成环境而言，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的关系及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路径尚不明确。另外，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的提高将有助于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23]，而建成环境与社会资本之间也存在显著关联[24]。因此，建成环境可能会通过社会资本对居民的社区参与产生影响。
总体来看，尽管相关研究结果已表明建成环境是影响社区参与的重要维度，但是建成环境与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探究。再者，有必要区分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识别与分析二者对社区参与影响机制方面的差异。最后，社会环境被证明是影响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其在建成环境与社区参与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有待被检查。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别测度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并考虑社会资本的作用，探讨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并阐明影响路径，为理解建成环境在影响社区参与方面的作用提供证据。
2 概念模型与研究数据 2.1 概念模型社区作为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城市治理重心转移向社区的背景下，社区参与成为了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决策的重要环节[4]，相关学者在社区参与形式方面开展了诸如共同缔造工作坊[7, 25]、社区规划师[26]等参与式规划的实践探索。而关于社区参与的定义也仍在讨论中[27]，不同的定义中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居民参与的不同阶段与深度[14, 28]，居民自愿参与社区事务的形式[19]，居民参与态度与参与行为关系[5]，居民参与活动类型[10]等方面。本文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社区参与界定为居民通过个人或者经由街道办、居委会、物业等相关机构组织，自愿参与到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类社区公共活动。其中各类公共活动包括文教型、休闲型、公益型和事务型，涵盖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活动参与[10, 19, 29, 30]。
建成环境涉及多维度的内容，包括城市设计、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相关的空间要素[31]，是人们为了日常生活、工作等创造或改造的建筑物或空间[32]，其测度包括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两部分。客观建成环境反映了与居民活动相关的各类客观指标，如设施密度、混合度和设施可达性等内容[33]，在客观建成环境与社区参与的研究中，由于合理的设施布局为社区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21, 34]，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各类服务设施(如餐厅、商场、运动场所等) 的可达性特征[19-21, 30, 34]，完善的设施供给和高设施可达性也成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20]。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客观建成环境直接影响居民社区参与。
与客观建成环境相对应，感知建成环境是居民对于客观建成环境的感知状况[35]，主要通过居民对客观建成环境满意度的自我报告进行测度[33, 35, 36]。一方面，感知建成环境可以提供居民对其所在社区环境看法的有价值信息[37]，并在“客观建成环境—居民活动”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38]。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也发现居民对于社区建成环境的感知也会直接影响其社区参与，对当地商店和娱乐设施的正面评价与居民参与社区团体显著相关[22]，居民对建成环境更高的满意度将有助于促进社区参与[21]，而感知到较差的设施可达性则成为了居民社区参与的障碍[39]。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客观建成环境通过感知建成环境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社区参与。
H3：感知建成环境直接影响居民社区参与。
社会资本在建成环境与社区参与关系中的作用也值得关注。首先，从新城市主义的社区规划理念看，建成环境的营建本质上是创造社区意识[40, 41]，强调步行性的街道连通性、土地利用混合度和设施可达性等建成环境的营建原则也被认为可以促进社会资本[42-44]。客观建成环境诸如居民可以便捷到达的咖啡店、餐厅等设施空间，可以为个体交流提供渠道[34]，这些客观建成环境要素所创造出的人际交往机会使得社会资本得以发展[19]。而感知建成环境较差的社区空间则会减少邻里的交流[45, 46]，导致社会资本的降低[47]。其次，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信任等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居民实现特定目标，居民越认为他人值得信赖并期望从他人那里获得利益，便越可能与他人一起开展行动，通过合作来解决公共问题[23, 48]。从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来看，虽然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49]，但相关研究多将社区参与视为社会资本的结果[29]。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以“共同缔造”为代表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实践中，社会资本也被作为实现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基础[50]。因此，考虑到社会资本在“建成环境—社区参与”中可能的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客观建成环境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社区参与。
H5：感知建成环境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社区参与。
基于此，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考虑到不同属性群体在社区参与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概念模型中将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属性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进行控制。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作为研究方法，利用AMOS24软件进行分析。由于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无法直接测度的潜变量问题具有较好的处理效果[51]，可以用来探索多个潜在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52]，因此适合本文中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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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
本文选择南京市作为研究区域。南京市作为2021年住建部公布的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发布的《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出了公众参与社区规划设计的要求，并通过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鼓励居民参与到规划全流程。而在《南京市“十四五”城镇住房发展规划》中也提出在优化居住空间、提升居住品质的过程中要调动居民积极性，营造“共商、共建、共享”新局面。另外，在相应实践中，南京市玄武区、鼓楼区、栖霞区等区域通过街道、社区中心等多方力量，探索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不同路径，打造了不同类型的“深度参与”样本，引导居民参与到了社区更新改造中。但南京市居民的社区参与中也存在社区参与程度不高、居民的参与意愿与参与频率不匹配的问题[53]，同时不同类型社区中居民社区参与意识与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54]。因此，以南京市为研究区域对居民社区参与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社区参与、社会资本与感知建成环境数据来源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开展的南京市社区问卷调研。首先，各调研社区在空间上覆盖了南京市中心城区内的各行政区，结合南京市住房类型规模比例与已有研究的社区分类标准[6]，确定了社区类型及分层抽样数量。其次，利用先验知识的分层抽样方法可以使层内的方差小于总体方差，从而比随机分层抽样方法得到更好的效度[55]，因此在结合先验知识和预调研考察基础上选取了35个代表社区，这些社区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包括社区区位、交通条件和社区建设。关于社区区位，参考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中心城区部分包含主城区和东山、仙林与江北三个副城区，抽样数量考虑主城与三个副城区内社区的居住用地比例及样本到市中心距离。交通条件考虑交通线路和到周边地铁站距离。社区建设则考虑建筑年份、小区内部设施和社区附近配套服务设施的分布情况。
调研方式采用入户调研，选择18岁以上的社区居民，在工作日下班时间和周末开展。问卷调研回收问卷数量为1600份，其中有效问卷数量1560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7.5%。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选取社区参与、社会资本与感知建成环境部分数据完整的样本进行分析，共保留33个社区的数据(图 2)，样本数量为1167份。样本的基本概况见表 1，考虑到本次调研范围为南京市中心城区，研究样本的人口性别、年龄与学历结构与南京市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相符。客观建成环境数据的测度主要使用2016年10月获取自高德地图(https://lbs.amap.com) 的POI (point of interest) 数据。另外，我们通过高德地图获取了调研社区的边界，并结合2019年6月联通提供的500米网格尺度的手机信令数据，其包含了实际居住人口属性，通过公式(1) 和(2) 计算获得调研社区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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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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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域与调研社区 Fig.2 The Study Area and the Case Study Commun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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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基本属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s' Basic Attributes |
公式中, nbi代表第i个调研社区；Vn指的是与第i个调研社区重叠的500米网格；POPVn是Vn的人口数量；αVn是500米网格Vn和nbi之间的交集面积占Vn总面积的百分比；AREAnbi表示第i个调研社区的面积，DENnbi表示第i个调研社区的人口密度。
2.3 变量选择社区参与活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通过询问社区居民过去一年内参与文教活动、休闲活动、公益活动和事务活动的次数，将四种活动的参与频率作为社区参与的观测变量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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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选择与测度 Tab.2 Variables Selection and Measurement |
建成环境包括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两部分。本文结合相关研究，并考虑与感知建成环境测度指标的对应关系，客观建成环境重点关注社区设施可达性与社区可步行性，主要考虑的客观建成环境包括商业设施可达性[19, 43]、体育设施可达性[19]、道路路网密度[44]、地铁站可达性和距离最近公园距离。其中，密度变量计算中，选择社区周边800 m的缓冲区对社区客观建成环境要素进行测度，该缓冲区与居民十五分钟生活圈范围基本一致[56]。可达性相关变量则通过高德地图API提供的路径规划接口，获取居民到各类设施的最近步行网络距离。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对可达性负向变量进行了正向化处理，并对所有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感知建成环境方面，已有研究通过测度居民对社区设施可达性、公共空间便利度、景观设计等不同方面的使用满意度来表征感知建成环境[19, 30]。本文选取的感知建成环境指标，具体通过问卷调查居民对社区绿化环境、公共空间、服务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方面的满意度，作为居民感知建成环境的四个观测变量。不同维度的居民建成环境感知状况从“非常不满意/不方便”到“非常满意/方便”分为1—5五个等级，来表示居民的感知建成环境满意度水平，所有的指标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社会资本通过社区社会网络、互惠互助、社区信任和社区归属感四个维度进行测度[23, 51, 54, 57]。其中每个维度基于李克特五级量表设置了相应的问题，通过计算每个维度相应问题的平均值作为对应维度的指标。社会资本的各维度指标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在外生变量方面，除参考已有研究将社区人口密度[19]与社区类型[20]作为社区属性变量进行测度外，还考虑了社区区位。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测度包括性别、收入、年龄和学历。
3 研究结果基于上文提出的概念模型，通过检验与修正，最终模型拟合效果指标如表 3所示。本文选取了卡方自由度比X2/df、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比较拟合指数CFI、拟合优度指数GFI等多项指标反映模型的拟合情况[58]，各项指标均达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要求，模型拟合整体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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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拟合指数 Tab.3 Model Fit Indices of the Final Model |
内生变量间结构关系如图 3所示，测度效应如表 4所示。客观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假设H1不成立。客观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是通过社会资本与感知建成环境的中介效应实现，假设H2、H4被验证。感知建成环境除对居民的社区参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用促进了居民的社区参与，假设H3与H5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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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Fig.3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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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内生变量间的总体、直接和间接影响 Tab.4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among Endogenous Variables |
在客观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中，客观建成环境对社区参与无显著直接影响，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发现存在异同。一项在上海的实证发现社区内设施可达性较好时，居民具有较高的参与到社区决策的意愿[20]，而在广州的实证则发现社区的公共空间只能通过影响社会资本来间接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19]。不同城市的社区环境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等的特征可能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我们在南京的实证提供的证据表明，虽然客观建成环境并不能直接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但是客观建成环境本身是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影响居民的社区空间感知和社会环境，对居民的社区参与产生了间接影响。
首先，客观建成环境通过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了居民的社区参与，社会资本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良好的客观建成环境对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其直接影响系数为0.236；较强的社会资本则对居民社区参与具有积极作用，直接影响系数为0.583。一方面，社区的客观建成环境与社区资本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42, 43, 59]，新城市主义影响下的社区空间设计以促进邻里关系为重要目标，而客观建成环境的营建能够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其中体育、商业、公园设施可达性更高和适宜步行的社区具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表明，良好的物质空间为居民提供了潜在的交流互动机会，这些互动有助于居民之间构建社会网络，提高对彼此的信任[30]，进而促进了居民的社区参与。
其次，客观建成环境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也呈现出“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社区参与”的显著影响路径。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感知建成环境的中介效应显著。客观建成环境对感知建成环境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291；感知建成环境对社区参与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126。对于社区客观建成环境而言，高可达性的体育与商业设施、更近的公园绿地、高路网密度以及便利的地铁出行条件对居民的建成环境感知有正向影响，更容易获取的各类设施服务、居民便捷的交通出行是居民开展日常活动的保障，而良好的公园可达性与适宜步行的社区路网则为居民提供了安全与舒适的生活空间，居民日常生活中对设施、绿化、出行等的高满意度有利于促进居民活动与交流[11]，进而增加参与活动的机会。虽然已有研究探讨了客观建成环境或感知建成环境对社区参与的促进作用[5, 19]，但是未能阐明客观建成环境和感知建成环境的关系，该路径结果进一步明晰了客观建成环境通过感知建成环境的中介效应从而影响社区参与的作用路径。
3.1.2 感知建成环境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在感知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中，感知建成环境对社区参与有显著直接影响。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感知建成环境的间接影响同样显著，与客观建成环境相似，其对社区参与的间接影响是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实现，路径为“感知建成环境—社会资本—社区参与”。
首先，感知建成环境对社区参与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表明居民对社区建成环境的主观评价越高，社区参与的频率也将越高。一方面，居民对社区绿化、设施服务、公共空间和交通出行相关的客观建成环境要素的良好感知将有助于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频率，符合居民生活需求的环境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另一方面，不同于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本身可以反应人的主观态度和需求，居民对于各类设施获取、绿化环境感知、交通出行便利性的正面评价可以有效促进居民参与到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中。
其次，从感知建成环境的间接影响来看，与客观建成环境相似，感知建成环境也会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感知建成环境通过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间接影响系数为0.064，社会资本在这一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显著。这也表明在塑造社会资本方面感知建成环境与客观建成环境同样重要，均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37]。居民所感知到的便利出行条件、舒适社区景观、设施与公共空间可达性，将会鼓励居民间的互动，促进社区信任与社会网络的形成，进而提升居民的社区参与频率。
3.2 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表 5所示，感知建成环境方面，就社区属性而言，社区人口密度越高的社区，居民对感知建成环境的不同方面的满意度越低。社区区位方面，相较于副城的居民而言，在主城中居住的居民感知到的建成环境更佳，由于本文测度的感知建成环境主要关注的是设施或空间的可达性与便利性，整体上主城便利性与可达性高于副城，因此主城区居民的感知建成环境更好。社区类型方面，相较于老旧商品房，新型商品房、单位社区和保障房社区中居民的感知建成环境更好。可能的原因是新型商品房在物质空间营建方面相较于老旧商品房有较大优势，居住环境品质更高。对于单位社区，虽然其与老旧商品房社区建设年代相似，但是单位社区作为计划时期的产物，各类设施配置在计划体制下不仅可以满足单位社区居民的基本日常生活需求，而且单位社区所处的空间位置较好，多靠近公共交通站点和大型公园绿地空间，便于居民出行与邻里互动。对于保障房社区而言，其在南京市建设时间较晚，本身以保障弱势群体居住生活为目标，社区营建理念与新型商品房社区类似，居民的感知建成环境水平相对老旧商品房较高。社会经济属性方面只有年龄对感知建成环境呈现了正向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高年龄群体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11]，对社区空间更熟悉，在环境、设施服务、出行等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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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总体、直接和间接影响 Tab.5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Exogenous Variables on Endogenous Variables |
社会资本方面，社区人口密度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已有研究中发现高密度住宅区的居民相较低密度住宅区的居民而言拥有更高的社交网络[37]，人口密度越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有助于增加居民间的社会资本。社区类型方面，相较于老旧商品房社区，新型商品房社区的社会资本更高，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新型商品房中更好的客观建成环境条件，居民的感知建成环境更优，而从上文内生变量的关系看，感知建成环境本身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正向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新型商品房而言，虽然居民居住在一起的时间可能相对老旧商品房社区较短，但是新型商品房社区内的居民可能在社交方式方面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型商品房的技术环境建设可能更完善，为居民间相互交流与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而居民形成的如微信群、QQ群等自发性组织[6]，为居民提供了彼此接触的机会，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经济属性变量方面，性别与学历对社会资本无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方面，与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的群体相比，家庭年收入小于5万元以下群体的社会资本更高，可能原因是对于收入较低的群体，他们更依赖于社区中的社会关系，而高收入群体可能因为其日常活动系统(如较少的社区活动) 间接减少了其社会资本[51]。年龄与社会资本也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这一发现也与常识相符，年龄更高的群体具有更好的邻里关系[11, 51]。
社区参与方面，社区人口密度对社区参与的间接影响显著，这也与已有研究发现相一致，密度高的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较高，这可能有助于间接刺激居民参与到社区各类活动中[37]。社区类型方面，新型商品房社区和单位社区相较于老旧商品房社区具有更高的社区参与频率，这可能是因为老旧商品房本身的客观建成环境不佳、公共空间缺乏[10]，同时结合内生变量的关系，更差的客观建成环境会分别通过感知建成环境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降低老旧商品房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频率。社会经济属性方面，性别对社区参与的总体影响显著，与已有研究一致，男性比女性在社区参与活动中更积极[19]。家庭年收入方面，高收入群体的社区参与频率更低，这可能是由于高收入群体受到诸如日常通勤等活动的制约，其参与社区活动频率较低[51]。另外，高收入群体相较于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资本较低，而在内生变量中，社会资本在建成环境对社区参与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因此高收入群体较低的社会资本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学历方面，与已有研究相似，学历较高的群体对社区事务更关心，具有更强的社区参与意识[60]。年龄与社区参与频率呈现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老年群体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在社区生活圈内开展非工作活动[11]，同时他们可能更依赖于邻里关系，社会资本更高，也更愿意与邻里一起参与到与社区相关的各类活动中。
4 结论与讨论本文结合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南京市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分析建成环境与社区参与的作用机制框架，并为理解社区建成环境与居民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实证结果表明：
(1) 客观建成环境不会对居民社区参与产生直接影响，但其作为重要的空间基础，分别通过居民对客观建成环境的感知和社区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对社区参与产生间接影响，支持了居民社区参与中社区建成环境所起的积极作用[5]。
(2) 社区良好的物质空间能够培养社区的社会资本，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在促进居民社区参与方面相辅相成。通过社区的空间或设施的使用有助于增加社会交往的潜在机会，这些机会使得居民的社会资本有意或无意间得到了发展[19]，居民通过建成环境建立的情感纽带与社区意识可以转化为居民的责任或相应的集体活动[61, 62]，进而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频率[19, 20]。
(3) 在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分析中，客观建成环境与感知建成环境的测度不应被视为可以互换的[38]，有必要在分析中明确区分客观与感知建成环境。就感知建成环境而言，与单纯的物质空间对居民社区参与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相比，居民对邻里环境的感知在塑造居民行为活动中具有更直接的作用。同时，感知建成环境也表现出了对社会资本的积极影响，并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对社区参与产生了间接影响，进一步表明感知建成环境在塑造邻里关系、增强社会网络、促进社区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
(4) 社区属性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对社区参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新型商品房与单位社区内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更高。男性、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更年长的居民也更愿意参与到社区活动中。这也需要在促进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重视社区和居民个体的差异。研究发现对于社区规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建成环境在未来的社区参与研究中应作为重要因素纳入考虑。首先，对于社区空间规划或更新改造而言，应重视物质空间的社会属性与价值。社区空间的设计与建设要与改善社区社会关系、增强邻里交流、促进社区信任和增进社区归属感关联起来，需要注意发挥物质空间在促进邻里互动交往中的积极效应[20]，通过物质空间基础推动紧密的社会网络和共同的社区意识形成，优化提升社区的社会环境，进而鼓励居民互动交流，积极参加到社区的各类活动中。
其次，感知建成环境包含了更多的居民主观体验与评价的信息，感知建成环境在社区参与中所呈现出的中介效应表明社区建成环境的设计与营建本身要以服务于居民为目标，特别是在中国居住区建设商品化与指标化的当下，客观建成环境的建设应该关注居民的感知情况，并有必要将建成环境的感知维度纳入到规划设计与更新改造的评价体系中，只有居民使用满意与体验良好的建成环境要素才能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
最后，由于社区属性和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差异，在未来需要考虑社区不同方面的异质性因素，依据不同类型社区自身的客观建成环境、感知建成环境条件与社会资本基础，提出符合社区特征的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在地化规划更新与改造方案，促进社会资本积累，为居民社区参与提供良好的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
虽然本文为理解建成环境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建成环境与居民社区参与的作用机制可能因研究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未来有必要开展不同城市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对不同城市的建成环境与社区参与的机制进行分析，在地化的为特定城市的特定社区空间营建与社区参与提供针对性的策略。其次，不同群体的社区参与的差异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老年友好型社区、儿童友好型社区等概念的提出，与特定群体有关的建成环境及其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有必要引起关注。另外，有必要通过更长时间的面板数据对比分析，探索建成环境与居民社区参与关系的变化。最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社区层面的技术环境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居民社区参与影响因素与机制的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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