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不断深入^[1-3]，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及其引致的教育绅士化现象不断受到关注^[4-6]。曾经用于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的“就近入学”的学区制度反而成为城市中产及以上阶层不断集聚并通过“排他性替代”剥夺优质教育资源的“制度保障”^[7]，教育绅士化不仅弱化了教育在各阶层间公平性，加大了同一阶层内部教育的差距与竞争，而且激活了不同阶层之间主动弥补教育差距的影子教育^[8]，国内多称辅导培训教育。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以培优补差与应试为目的的培训市场空前发育扩张，助推了影子教育文化消费理念的升级及其营商环境的更新，影子教育机构追逐生源地空间、低成本空间与高收益空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如同商业绅士化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经营者、消费者高级化置换现象^[9]，可以说具有教育和商业双重属性的影子教育在家庭需求与经济文化资本作用下向特定空间集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更新、再开发甚至主体置换的优质化集聚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的空间分异与极化效应，似乎存在“影子教育绅士化”(shadow educational gentrification) 的表现，但涉及的相关问题值得科学思考：影子教育这一人文现象在空间上有何区位特征？在一定时期是否存在空间分层分异及其空间更新、转换等绅士化特征？其形成机制如何？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开启了全国范围的校外培训机构整顿治理。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科学认识这一人文现象的特点规律，为其科学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目前学界尚无影子教育绅士化研究，却对城市绅士化、商业绅士化与教育绅士化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从1964年Glass把伦敦中心地区阶层演化和置换现象称作绅士化(Gentrification) 以来^[10]，经历了从现象描述、派系论战到融合应对的研究过程^[11]，即从城市中心区住宅修复、重新开发及其居民置换的城市绅士化研究开始^{[10, 11]}，发展到反映城市经济重构导致的社会空间重构的绅士化研究^[12]，以及资本循环过程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再组织过程的绅士化研究^[13]等。进入21世纪，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学校文化环境的中产阶层物质环境升级、家庭数量增加，而低收入家庭被排斥或边缘化的教育绅士化现象^[14-17]，国内学者吴启焰、陈培阳等认为中国也存在教育绅士化现象，开展了因教育设施的差序等级与社会阶层分化共同作用的城市学区空间分异研究^{[7, 17, 18]}，相继开展了教育绅士化的教育公平^{[7, 19]}、社会阶层分异^{[5, 6, 17, 18]}以及城市空间重构^[20]研究等，揭示了教育空间具有“租差分异”的经济—空间绅士化特征^[21-23]，以及后工业化文化消费需求与新中产阶级文化选择的社会—空间绅士化特征^{[1, 4, 24, 25]}等。而目前对影子教育的相关研究以社会学和教育学为主^[26]，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仅关注了影子教育的分布^{[27, 28]}及其领域化^[29]问题，鲜有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相关研究。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影子教育市场，兰州虽然是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的省会城市，但属于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兰州成为中国第21个跻身全球创新百强科技集群城市。这不仅体现了兰州市长期重视科技教育支撑区域发展的科教兴国战略思想，而且体现了落后地区学习改变命运的家庭教育文化传统，也因而成为影子教育青睐发展的集聚区。近年来，影子教育在寻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趋向生源地空间、高收益空间、优质教育环境空间的“影子教育+名校、高档住区、商业区”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在城市绅士化形成的特定区位与良好的社会经济地段开展经营活动，不仅带来了学生课业增加、家庭负担加大、教育不公平等诸多社会问题，而且产生了因市场准入门槛“水涨船高”而阻碍了行业良性竞争的经济分层问题，以及带来了固化中产阶层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而边缘化普通家庭获取能力的社会分异问题，其实质是影子教育的绅士化问题。因此，本文以兰州市主城区为案例区，以影子教育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与可达性分析方法，从影子教育机构时空变化入手，定量认识影子教育及其关联要素的空间可达性、经济适应性、社会接触性的关联互动作用过程，进而综合性确定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特征，探析其形成机制。

2 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空间—经济—社会关联模型

影子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由教育主体(影子教育机构)、教育客体(学生) 与教学场所三要素构成，而作为有偿性教育的影子教育主体对于教学场所的选择既要考虑区位房价、地租与师资成本的经济适应性，又要考虑接近生源空间(居住区与主流学校)、教师来源(主流学校) 及其高端文化消费阶层(高档住区) 等核心资源的社会接触性；而教育客体的学生既要考虑支付补习费用高低的家庭条件的经济适应性，又要考虑教学质量、教育声誉、教学场所环境的社会接触性要求；而教学场所的选择是主客体在经济适应性与社会接触性基础上实现教与学的空间可达性要求，最大程度降低学生培训学习的通勤成本(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本文基于影子教育要素在空间、经济、社会方面的不同要求与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特点，从教育绅士化与商业绅士化两类属性出发，构建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空间—经济—社会关联的概念模型，以此定量认识影子教育绅士化的格局变化及其形成机制(图 1)。

2.1 影子教育绅士化具有商业绅士化特征的空间—经济—社会关联性

教育绅士化主要针对主流教育的差序等级与社会阶层分化共同作用的社会—空间分异过程，进而表现为“租差作用”下的空间—经济绅士化特征^[17-21]，体现了趋于高品质教育质量的社会—空间—经济路径的关联作用特征。而影子教育不同于主流教育的政府供给特征，其有偿性教育具有典型的商业交易属性，表现为影子教育机构为其教育客体(学生) 提供培优补差的服务，而教育客体(学生) 要支付一定费用获得其知识培训服务，可谓影子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实质是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商业交换关系，即影子教育以主客体经济适应性差异的经济—空间关联为前提，在追求高品质教育服务目标下形成的空间—社会分异的关联特征。即学生作为影子教育客体，其家庭经济基础直接影响对影子教育机构档次的选择及其距离远近的交通方式差异，其结果必然引起影子教育机构追逐支付能力强的消费群体或者可达性高的区域。由于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具有深深的阶层烙印^[2]，是透视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的重要指征，高租金与高房价区域往往是中产阶层及其以上阶层的主要集聚区，其消费水平高，更愿意选择优质影子教育，多表现为“优质影子教育+高等级商业区”与“优质影子教育+高档居住区”的选址模式。由此有实力的影子教育机构更有能力支付高租金区位与优越营商环境的场所为选址空间，也有条件增大投入而提高培训质量以接近中产阶层及其以上阶层的居住空间区位，既挤压了本就无法跨过高房价门槛的普通家庭选择优质影子教育的可能性，又相对驱离了小规模低质量的影子教育逐步向低等级商业空间与普通家庭集聚住区的转移置换。可见，影子教育绅士化其实质是供需竞争后体现经济收益的经济—空间绅士化，具有与商业绅士化较一致的内在逻辑，并通过空间的领域化产生影子教育的隔离效应^[29]，进一步强化了教育不公平的社会问题。因而这种商业利益驱动下影子教育的经济—空间关联过程实则体现了商业绅士化的经济—空间—社会关联过程。

2.2 影子教育绅士化加剧了教育绅士化空间—经济—社会关联的复杂性

主流教育的公共资源属性决定了公平性与均衡性为空间配置准则，即便如此，也因其教育设施的差序等级与学区制度背景弱化了各阶层空间上的公平性，形成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社会—空间教育绅士化^[7]。与此同时，教育绅士化激活了不同阶层之间主动弥补教育差距的影子教育的增长，而影子教育的加入又助推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加剧了竞争的激烈性与文化消费理念的升级，特别是“社会—空间可达性”较好的优质教育资源区是影子教育进入热点区与竞争激烈区，加剧了教育绅士化进程与复杂性。

影子教育的市场化教育属性给予了社会和家庭个性化、多品质、多类型教育的自主选择性，不受分区划片的生源制约，有着主流教育无法比拟的社会可进入性。在竞争激烈的个性化培优补差教育需求下，有条件的家庭对相匹配的优质影子教育的追逐成为影子教育绅士化的主要动力。因而在精英教育价值观集中的机关、科研院所、名校周围成为影子教育的富集区，形成了“优质影子教育+社会单位”、“优质影子教育+名校”分布现象。这是解放后单位制建设下，给予政府机关、科研院所从事高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匹配了相应优质的附属学校与干部子弟学校，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发展成为优质的城市教育资源。由于这些重要机关、科研院所、附属学校的区位交通良好，城市设施配套完善，教育文化氛围浓厚，有着良好的空间可达性与社会接触性，自然成为中产及以上阶层文化竞争选择的社会—空间绅士化重点区域^{[1, 4, 24]}，更是影子教育强烈进入、竞争、演替的重点区域，进而加剧了教育绅士化深度及其社会—空间—经济关联作用的复杂性。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省会兰州市坐落于穿城而过的黄河谷地，主城区介于103°35′—103°57′E、36°30′—36°00′N之间，呈现东西狭长的带状河谷分布特征，主要包括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和西固区四个区(图 2)，所辖49个街道、1个高新区。主城区是兰州市人口、教育、文化的核心集聚区，拥有以中科院兰州“一院三所”(兰州分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航天科技510所等为代表的各类科研机构1200多家，以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高等院校34所。2020年，主城区常住人口达304.29万人，其中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与西固区常住人口分别是148.4万人、71.23万人、43.96万人与40.7万人；主城区中小学校数量达169所，其中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与西固区分别为85所、37所、22所与25所；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总量达1314个，其中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与西固区分别为559个、271个、316个与168个。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城市热点POI (point of interest) 数据信息全面、实时性强、空间精度高，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两类：①2015年与2020年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POI数据。借助高德地图(www.amap.com) 配合Python & Sublime软件爬取，获取时间为2020年12月，加以通过浏览大众点评网、天眼查以及影子教育机构网站逐一查找，按照影子教育的供需主体与主营业务进行属性识别，剔除非影子教育机构，并参照文献^[27]进行机构重新分类，最终结合研究区空间范围确定有效POI样本(见表 1)；②相关POI数据与基础地图数据。居住区、中小学校、政府与科研机构POI数据同样通过爬取获得；居住区住房价格、高档住宅由甘肃新方圆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地租数据来自兰州市基准地价数字化；主城区范围、河流、城区道路数据由高清天地图数字化。

3.3 研究方法

(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 是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密度的空间分析方法，能直观准确的反映要素在连续区域内的相对集聚程度^[27]。

其公式为：

(1)

式中：f (x)为距离x处的核密度函数值，k为空间权重，h为搜索半径，x_i为核心中间要素，n为与位置x的距离小于或等于h的样本数。

(2) OD成本矩阵

起始点—目的地成本矩阵(origin-destination cost matrix，简称OD) 常用于查找和测算网络中从多个起始点到多个目的地的最小成本路径。本文按照《兰州市十五分钟生活圈配套设施规划研究与导则》(2020年) 以时间距离15分钟与空间距离1000 m为服务半径^[30]，通过Arcgis10.2创建实际道路网络数据集和OD成本矩阵，生成居住区与影子教育的OD成本矩阵，排除不具备地理可达性的数据组，筛选出全部可步行路径。

4 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格局演变 4.1 影子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与变化

本文采用核密度分析对2015年、2020年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与居住区、房价、政府 & 科研机构与中小学校等关联要素的分布进行统一标准的空间可视化表达，直观表现2015—2020年影子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变化及其与关联要素的空间可达性、经济适应性与社会接触性的分布与变化。

4.1.1 影子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与变化

从空间分布看，2015年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河谷带状形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城关区的西关什字—东方红广场地段是主城区最大的集聚区，其余的七里河区、安宁区与西固区也相应形成多个小规模集聚区。到2020年，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集聚区数量有较大增长，集聚程度有所增强，呈现较明显的多核结构特征(图 3a、图 3b)。

从变化过程看，2015—2020年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增长迅速，期间净增553个，其中，城关区从448个增长至559个，其它七里河区、安宁区与西固区分别净增161个、198个与83个。中心城区的高档居住区、中小学校、政府 & 科研机构周边成为重要的快速集聚区。

可见，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河谷带状的多核结构集聚特征，特别向生源地、市场区的空间集聚趋势明显。

4.1.2 影子教育机构的空间可达性分布与变化

从空间分布看，2015年兰州市主城区居住空间以城关区为主，东多西少，到2020年，居住空间的集聚程度有较大增强，但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形成了城关区的西关什字—南关什字—东方红广场片区和兰州大学—万达广场片区、七里河区的兰州中心—小西湖片区、安宁区培黎广场片区和西固区的西固城—福利路片区等主要居住集聚区(图 3c、图 3d)。

从居住区到影子教育机构的15 min/1000 m空间可达数看：2015—2020年，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具有追逐居住区分布的高可达性趋势特征，以城关区东方红广场与雁滩街道、西固区福利路片区、七里河敦煌路片区、安宁区万里街道最为典型，体现了降低通勤成本、接近生源地是影子教育空间布局的重要驱动(图 4a、图 4b)。

从居住区到影子教育机构的15 min/1000 m的空间可达性距离看：2015—2020年期间城关区的雁滩—高新区片区、安宁区银滩路—培黎—十里店街道片区和七里河马滩片区等有较大规模的影子教育入驻增加，而这些居住空间都属于近年来重点开发建设的高档小区，设施配套完善，属于新一批中产阶级集聚的主要空间，文化消费能力高(图 4c、图 4d)。

可见，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与居住区空间可达性进一步提高，降低通勤成本、接近生源地与文化消费能力高的区域是影子教育空间区位选择的基本要求。

4.1.3 影子教育机构的经济适应性分布与变化

从空间分布看，2015年兰州市主城区房价较为均匀，空间差异小，而到2020年，房价的空间差异增大，形成了多个显著的高房价集聚区，城关区的西关什字—南关什字—东方红广场片区，兰州大学—万达广场片区等区域因良好的城区核心区位，商业发达，交通便捷、设施完善而成为兰州市高房价区的典型(图 3e、图 3f)。

从变化过程看，2015—2020年，兰州市主城区房价的空间差异不断增大，以中心城区、新建高档住区、优越营商环境区为核密度高值区，空间上与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影子教育相契合，印证了高房价区是教育文化消费能力高的中产阶层集聚区，而经济承受能力低的家庭主要分布在低房价的城区外外缘区，与周围数量少、分布稀疏的影子教育也较契合。体现了影子教育具有追逐中心城区、高房价区的经济适应性特征，空间—经济的关联性与分异性强，呈现与商业绅士化较一致的内在逻辑。

可见，兰州市主城区房价的空间差异快速增大，影子教育的空间—经济关联性强，具有追逐中心城区、高房价的经济适应性的商业布局特征。

4.1.4 影子教育机构的社会接触性分布与变化

从空间分布看，2015年兰州市主城区政府&科研机构与中小学校的核密度分布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多核结构特征。到2020年，主城区政府&科研机构与中小学校的核密度分布格局基本稳定，而集聚区数量有较大增长。相对而言，中小学校分布具有较强的分散均衡性，而政府&科研机构有较显著的大集聚特征。这是因为需求大、数量多的中小学校因公共设施属性需要在各区各街道均衡配置，以体现其布局的公平性(图 3g—图 3j)。

从变化过程看，2015—2020年，围绕政府&科研机构与中小学校的影子教育数量快速增长，并呈现高密度区数量多而低密度区数量少的由高到低的递减态势(图 5)。影子教育接近政府&科研机构(重视教育的群体)、中小学校(教育资源区) 的布局方式体现了空间—社会关联性的社会接触性特征，印证了主流教育环境的好坏与家长职业地位高低同接受影子教育的程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研究^{[22, 26]}。

可见，兰州市主城区政府&科研机构与中小学校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子教育的空间—社会关联性强，具有接近政府&科研机构与中小学的社会接触性布局特征。

综上研究，表明影子教育是以教育主体、教育客体与教学场所为构成要素，在空间—经济—社会关联互动中实现主体与客体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教学场所选址行为。

4.2 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格局 4.2.1 影子教育关联要素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影子教育分布与居住区、房价、政府&科研机构、中小学校等要素的空间可达性、经济适应性与社会接触性分析，影子教育呈现显著的空间—经济—社会关联性。根据Pearson相关分析(表 2)，影子教育机构与四类要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四类相关性几乎全部呈现中等强度相关(0.4—0.6) 和强相关(0.6—0.8)，且都在0.01水平显著，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R²值表明回归方程对于关联要素具有较好拟合性(图 6)。

2015年，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空间分布与四类要素的相关系数排序不同，体现了影子教育具有优先接近居住区(生源地)、政府&科研机构(教育文化消费群体) 与中小学校(教育资源区) 的布局特征，房价的影响较弱。到2020年，接近中小学校(教育资源区) 与居住区(生源地) 仍是布局所优先考虑的，而房价相关性的大幅提升表明以中心城区、新建高档住区、优越营商环境的高房价地段也已成为布局的重点区域，相对政府&科研机构(教育文化消费群体) 所在地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4.2.2 关联要素相关性变化的影子教育绅士化分析

(1) 居住区与房价相关性变化的影子教育绅士化分析

从影子教育与居住区相关系数变化看，2015—2020年兰州主城区居住区的相关系数降低，在影子教育数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表明围绕居住区接近生源地布局的影子教育具有流出转移到其它空间的可能，或者相对其它空间影子教育增长较为缓慢。

从影子教育与房价相关系数变化看，2015年房价较低且空间较均匀，与影子教育是低相关关系，表明房价不是引起影子教育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到2020年房价的空间差异大幅增加，与影子教育的相关性变为高相关关系，表明房价大幅增高的地段成为影子教育流入与增长的重点区域，如高房价的中心城区、新建高档住区与优越营商环境商业区。

从综合居住区与房价的相关系数变化看，区位一般的普通居住区成为影子教育竞争、流出、演替与影子教育功能退出的区域，而具有较强经济属性与空间可达性的中心城区、新建高档住区、优越营商环境的地段成为影子教育流入、集聚、竞争与优势影子教育增强的区域，揭示了经济—空间分异下影子教育具有相似于商业绅士化的特点，形成以“影子教育+高档居住区”与“影子教育+高等级商业区”为标志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

(2) 中小学校与政府&科研机构相关性变化的影子教育绅士化分析

从影子教育与中小学校相关系数变化看，2015—2020年中小学校相关系数上升，表明基于空间可达性的接近教育资源区(中小学校) 的影子教育有从其它空间流入或增长加快的表现。结合实施分区划片的学区管理与就近入学政策，以中小学校为代表的教育资源区不仅是“阶层分化”与“学区房”为表征的教育绅士化的典型区域，而且是影子教育流入、集聚、竞争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达到影子教育绅士化重要区域，在社会—空间分异下形成了标志性的“影子教育+名校”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

从影子教育与政府&科研机构相关系数变化看，2015年，政府&科研机构空间是仅次于居住空间的影子教育集聚区，这里是优势阶层精英教育价值观的重要空间，属于教育文化的高消费区，体现了影子教育高经济适应性与高社会接触性的布局特征。到2020年，其相关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中等相关水平，表明地理临近政府&科研机构的影子教育虽然有相对流出与增长缓慢的表现，但仍然是教育文化高消费空间，仍然是影子教育集聚、竞争与优势影子教育增强的重要空间。

4.2.3 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空间拟合

根据影子教育与居住区、房价、中小学校与政府科研机构相关性变化的影子教育绅士化分析，影子教育绅士化具有高空间可达性—高经济适应性—高社会接触性的基本趋势。本文对2015年与2020年的四要素空间集聚的核密度值进行地图代数处理，利用栅格计算器将其归一化为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表达。

从空间分布看，兰州主城区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呈现东强西弱，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2015年只有城关区的西关什字—甘肃省政府—东方红广场一带是主要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其余各区的中心地段有较弱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强度弱规模小；而到2020年，城关区影子教育绅士化范围扩张至张掖路—酒泉路—皋兰路—东岗西路—广武门街道—渭源路街道—雁滩街道等区域，形成了兰州市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而其余各区的中心地段形成较强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但规模较小，如以七里河区的建兰路—西湖街道、西固区的先锋路—福利路—西固城街道、安宁区的十里店—培黎街道为主要(图 7)。

从变化过程看，2015—2020年期间，兰州主城区影子教育绅士化大幅扩张，城关区最为典型。城关区是兰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研、交通、商贸中心，其核心地段区位交通良好，城市设施配套完善，教育文化消费能力强，加之高档住区、高等级商业区、政府&科研院所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集中，成为影子教育趋向高可达性—高经济适应性—高社会接触性的最优地段，是以资本化地租增长为显著特点的城市商业绅士化地段，因而成为影子教育强烈进入、竞争、演替的重点区域，形成了主城区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而其余各区中心地段虽然影子教育绅士化强度弱、规模小，但扩张趋势已然形成。

5 影子教育绅士化的形成机制 5.1 基于城市功能空间扩张更新的教育空间格局是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空间基础

兰州市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1954—1972年) 选择带状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在狭长的黄河河谷空间内综合安排行政、文教、商业、工业与居住等城市功能，并在政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国有企业等单位空间安排了相应的中小学教育设施，开始了主城区中小学教育的建设步伐。改革开放后，兰州市经历了第二版(1978—2000年)、第三版(2001—2010年) 与第四版(2011—2020年) 总体规划的引导建设，主城区中小学教育设施不断完善提升，形成了较为均衡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各中小学校间的发展差距却比较突出。一方面，在单位制下成长的中小学校由于建设历史早，地段良好，积淀深厚，多数发展为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城市空间扩张下的居住功能需求不断增长，补充新建的教育设施多位于市中心或区中心外围，学校积淀与生源家庭背景使得与优质教育资源相比有较大差距。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增长，中小学教育资源相对发展不足，特别围绕优质教育资源产生了“指标生”、“关系生”等“择校”不公平问题，带来了响应就近入学政策而导致周边房价、房租上升的教育绅士化问题，也带来校外培训机构盲目竞争、学生负担加重问题。2010年开始实施分区划片管理与就近入学政策以解决“择校难”问题，使得以“阶层分化”与“学区房”为标志的教育绅士化规模空前，而影子教育的进入、集聚、竞争与置换更助推了房租上涨的影子教育绅士化。如西北师范大学附中、兰炼一中、兰化一中，铁路中学等学校周围成为“影子教育+名校”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2018年“中学分流”政策进一步壮大了影子教育市场，形成了围绕优质教育资源的显著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与围绕一般教育资源的初步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

5.2 不断增强的教育文化消费是影子教育绅士化的需求动力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们的文化教育消费具有消费与投资两种意义。影子教育投入作为教育支出的类型，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消费行为^[31]。2015—2020年间，兰州市影子教育机构数量呈现大幅增长态势，课程辅导与兴趣培训增幅较大，托管教育、职资培训虽然规模小，但增速较大(图 8)；从类型结构比例看，课程辅导与兴趣培训两大类仍然是影子教育的主体，表明曾经像小提琴、击剑等被贴上“贵族”标签的艺术特长类培训不再是少数教育文化高消费群体(政府&科研机构) 的专属，而成为普通家庭子女可以接受学习的培训，因而大众化的教育文化消费成为影子教育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教育文化消费下，社会构建的价值差异往往解读为公正自然的阶层差异^{[31, 32]}。带“贵族”标签的艺术特长类影子教育溢价为普遍素质类影子教育，地理临近的影子教育机构产生集聚经济效益并产生认知邻近性^[33]，其内在原因是影子教育机构经营者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消费认同。随着影子教育机构的教育环境改善与经营理念更新，影子教育越来越注重授课教师的背景与业界的权威性，这一特征在契合优势阶层精英教育价值观的同时，驱动了影子教育社会接触性的社会分层机制：影子教育通过文化消费来参与社会建构，而文化消费则既是影子教育与学生家庭联系的纽带，也是牵引社会分层的工具。影子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文化消费关系表面上是社会和家庭的自主选择，实则是激烈社会竞争下家庭选择与之匹配的影子教育来巩固或改变阶层状态的教育响应，即文化再生产通过影子教育、家庭和社会三者的共同作用实现阶层跃迁的社会再生产。影子教育绅士化让文化消费观念一方面以影子教育参与者为载体构建社会消费，体现其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影子教育通过有条件家庭的文化消费固化了社会层级，相对弱化了低收入群体的阶层跃迁动力，体现了影子教育绅士化特征。

5.3 基于地租—注册资金的经济适应性是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经济动力

Neil Smith基于“租差”理论从经济驱动视角解读绅士化机理^[34]，认为绅士化形成是在“租差”作用下追求土地潜在价值而发生的主体置换、质量提升过程。影子教育企业能否在城市热点区域竞争中获得空间的教育使用权，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能否在潜在地租增长中的经济适应性，通过创新持续盈利以避免淘汰或者被其他影子教育机构收购而主体置换。

2015—2020年间，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企业平均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下，都属于微型企业(注册资金在5— 100万元之间) 的中下规模，超过90%的影子教育企业发生经营场地的空间变化，仅有78家影子教育企业在原场地持续经营(见表 3)。这表明以微型企业为主的影子教育市场主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地租准入门槛比较低，在达到租金—注册资金的经济适应性下就有条件进入影子教育市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影子教育市场竞争激烈，在频繁的进入、转出的主体置换过程中不断探寻符合自身特点的空间区位，并趋向于具有较高空间可达性与较高社会接触性的特定空间集聚的特征。特别是78家原场地持续经营的影子教育企业，主要是课程辅导和兴趣培养类影子教育，虽然有46家处于较低与中等地租水平地段，有32家处于较高与高等地租水平地段(见表 4)，但这些地段恰恰都属于主城区核心区与增值潜力较大的区域，是以资本化地租增长为显著特点的城市商业投资者、经营者重点投入竞争的地段，体现了这些具有较强经济属性与空间可达性的地段也是影子教育流入、集聚、保留与置换的重点区域，也因而成为影子教育绅士化的主要区域^[22]。而随着影子教育绅士化的深入，则其又成为城市空间再生产中实现地租资本增值的新力量与新工具，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办学理念，增强其空间可达性与社会接触性，并将其变化内化于商业绅士化乃至城市绅士化的价值取向演替中^[9]，反过来又加速了影子教育场所的租差分异及其影子教育空间绅士化的不断深入。

5.4 基于资本介入的商业绅士化是影子教育绅士化的重要动力

商业机构以经济产出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兰州市影子教育布局具有明显的商业空间趋向^[27]，表现出与商业机构一致的资本运作逻辑。商业资本对城市不同地段的“租差”追逐^[22-23]，驱动着商业机构经营成本和消费市场的同步扩大，高成本高收益的经济适应性驱动商业资本的再生产。影子教育投资的实质是“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交换，教育文化消费层次升级带动影子教育经营理念与运作模式的优化，不断加大影子教育机构间的竞争强度。有实力的影子教育机构既有条件吸引并聘请优秀教师，提高培训质量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又有能力支付高租金区位与优越营商环境的场所，相应提高了场所租金，加大了经营的平均成本，使得经济成本负担能力较低的影子教育机构将面临成本加大、生源市场萎缩问题，进而对教学质量、经济收益、机构规模构成剥夺性影响。这样既挤压了本就无法跨过影子教育消费门槛的普通家庭参与学习的机会，又相对驱离了小规模低质量的影子教育逐步向低成本门槛或低等级商业空间的转移置换，不仅产生了因家庭资本差异导致参与影子教育学习差异的社会分异，而且产生因商业资本再生产能力差异导致的影子教育竞争力差异的企业空间分异，进而形成了优质影子教育机构向优质的教育资源、高档住区、高等级商业区集中的绅士化过程。因此，资本介入的影子教育绅士化推动了优质影子教育机构的提质、迁移、更新的演替，变相剥夺了普通家庭获取社会资源和发展的机会，引发了空间分配不均的社会不公平问题^[35]，背离教育初衷，加速阶层固化甚至贫困“下沉”^[36]。

总之，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绅士化现象是城市功能扩张更新、影子教育文化消费、地租资金准入、资本介入运作的综合作用结果(图 9)。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兰州市主城区为研究范围，以2015年与2020年影子教育机构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空间—经济—社会关联模型，定量认识影子教育绅士化的格局变化及其形成机制，并得到以下基本结论以及一些探讨。

6.1 主要结论

(1) 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呈现典型的河谷带状分布格局，具有不断增强的多核结构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城关区西关什字—东方红广场、七里河区兰州中心周边、西固区西固城—福利路、安宁区培黎—十里店街道为典型。选址上既有保障生源的接近居住区、中小学校、政府科研机构的社会接触性特征，又有体现高收益的接近高档商业区、中心城区的经济适应性特征，表明影子教育是以教育主体、教育客体与教学场所为构成要素，在空间—经济—社会关联互动中实现主客体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教学场所选址行为。

(2) 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呈现东强西弱，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扩张趋势明显，以高可达性—高经济适应性—高社会接触性的城关区核心地段最为典型，高档住区、高等级商业区、政府 & 科研院所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集中，教育文化消费能力强，是影子教育强烈进入、竞争、演替的重点区域，因而成为主城区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影子教育绅士化空间；而其余各区中心地段虽然影子教育绅士化强度弱、规模小，但扩张趋势已然形成。

(3) 兰州市主城区影子教育绅士化现象是城市功能扩张更新、教育文化消费、地租资金准入、资本介入运作的综合作用结果。城市功能扩张更新在单位制、学区制的历史惯性下长期积淀的优质教育资源区成为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空间基础；教育文化消费推动的影子教育再生产在家庭经济差异背景下加快了社会分异分层的绅士化过程；基于逐利的地租门槛与商业资本对影子教育集聚竞争、置换演替的经济空间分异与市场空间剥夺，共同演化为影子教育绅士化现象。在主流教育朝着优质均衡发展的同时，影子教育却成为了不同阶层对教育资源的竞争筹码，文化再生产通过家庭、教育系统和社会三要素^[37]将社会再生产后的阶层差异固化在城市空间内，影子教育机构随着历史延续与城市扩张趋向该空间并接受地租准入与资本压力的考验，最终使得影子教育绅士化成为影响城市人口居住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空间重构不可忽视的力量。

6.2 讨论

(1) 本研究运用大数据，从空间—经济—社会关联视角探索了影子教育绅士化这一独特人文社会现象，但影子教育的区位选择及其绅士化演进是综合的、复杂的，绅士化过程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从目前国内主流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调整对当下的学区制度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巨大而显得举步维艰，但影子教育资源配置的调整可借力市场经济与政策调控双管齐下。一方面，影子教育绅士化有助于对空前火热但良莠不齐的校外培训机构构成“提质增效”压力，促进其朝着规范化、高级化方向发展，缓解市场乱象、促进经济发展，并且殊途同归配合了国家对于校外培训机构乱象的治理工作，一定程度扮演了政府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角色，影子教育绅士化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另一方面，影子教育加快了社会优势阶层的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进程，其在教育领域的竞争将低收入阶层边缘化，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在行业内部则引发对低端商业化、真正注重培优补差的入门级课外辅导的“排异反应”。因此，面对影子教育绅士化暴露出来的复杂社会问题，一方面应明确监管主体责任和市场准入机制，规范影子教育行为，配合“双减”政策落地见效；另一方面将影子教育绅士化所形成教育资源集聚优势与教培行业市场秩序作为影子教育正规化重构的内生动力，正确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完善人才培养理念，疏堵结合，推动“双减”治理体系现代化。

(2) 半个世纪复杂的主流绅士化研究是在极化社会、破坏城市、导致阶层鸿沟？还是在融合社会、复兴城市、消除阶层鸿沟？理论研究的分歧来源于实践研究的差异，尽管早期绅士化研究同属西方，但不同国家也会体现出绅士化发育机制和表现形式的差异^[8]，中国绅士化研究则差异更甚。相通之处在于，兰州作为中国建国初期便得到工业发展的城市之一，同西方国家典型城市发展得益于工业革命相类似，城市社会空间异质性重构、社会分化与中产阶层崛起均为绅士化创造了前提；但西方绅士化基于自发性的内城衰败和阶层置换，中国城市绅士化的历史短，城市空间政府干预强，社会空间转型矛盾集中，高阶层群体集聚多发生于老城更新区，原住居民取代多为内部置换。依托兰州城市绅士化进程进行影子教育绅士化研究虽然具有一定典型性，但不同城市的社会经济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功能不同，教育文化各异，使得影子教育绅士化的空间分布规律在不同城市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开展多类型城市影子教育绅士化研究，更加科学的刻画影子教育绅士化现象的空间规律与驱动机制，避免管窥一豹。

(3)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市场化与个性化教育文化需求推动了大规模影子教育的发育发展，影子教育绅士化应运而生，但影子教育因教育属性与商业属性使得其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判断以及教育场所选择完全不同于主流教育，也不同于普通商业行为。因而，影子教育绅士化必然兼具教育绅士化与商业绅士化的融合性，应该属于城市绅士化的一种新类型，但影子教育绅士化与城市绅士化、教育绅士化、商业绅士化之间的概念内涵、区别联系、作用机制仍属空白，有待挖掘认识。本文虽尝试性地以空间—经济—社会关联视角为切入点来认识影子教育绅士化，但仅通过近五年影子教育数据的变化仍难以准确认识其全貌，此研究应随着影子教育的发展、校外培训的治理、“双减”政策的推行而不断深化。因此，还需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更深层次和更进一步的挖掘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