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或地区之间的政策学习与治理经验的交流日趋频繁。政策、知识与治理经验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扩散与迁移，为城市决策制定与社会空间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政治学者对这种政策、知识与经验的空间位移予以关注，将其界定为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 过程，并对政策的跨地域传播、传播的条件和趋同效果等进行了讨论^[1]。

20世纪初期，受到社会学“流动性”研究转向的启示^{[5, 6]}，地理学者对政治科学的“规范—理性”视角予以批判，并指出“规范—理性”视角下的政策转移研究的缺陷。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地理学者强调政策迁移的空间过程及其背后的跨尺度、跨地域的社会关系交互作用。他们呼吁将研究重点由“政策扩散的条件和收敛效应”转移到“政策流动和变异的过程和机理”，以更好地揭示政策转移的内在逻辑、权力关系和空间差异，从而深化对全球知识传播和非平衡地域发展的认识^{[7, 8]}。“关系—建构”视角下的政策流动研究表明流动政策(模型) 是全球关联性的产物，却落入了“全球/地方”、“成功/失败”等二分法的陷阱，从而引起了学者对政策拼装体与政策流通的权力拓扑网络的初步探讨^[9]。

本文梳理了政策流动性研究的三次视角转向，并对其核心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局限性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政策流动性研究对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地方发展”、“城市关系网络”与“地域非均衡发展”等问题带来的启示，以期为国内学者开展流动性研究和重新思考全球—地方、城市关系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政策转移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和比较公共政策领域^[10]。政策转移研究者关注在某一政治环境中的政策知识、行政安排、制度和理念如何被应用(复制) 于其它政治环境的现象、条件与结果^[11]，并从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政策趋同(policy convergence) 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政策转移研究，始于对美国联邦体制内的政策跨地区扩散与复制现象的关注。扩散理论基于“现代性”的假定，用以刻画一项政策(或实践)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不同地区政府所采用的和在当地复制的现象^[2]。Seth Rogers是最早提出“政策扩散”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将政策扩散定义为：在某一特定时刻，由于存在某种相关因素，新政策(或实践) 得以被其他地区所采纳并进行地方复制的现象^[12]。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探讨了政策扩散的特征，分别是：时间性(即先采用的政策对随后的政策选择产生影响)、空间性(即某个地区的政策选择会对其他地区的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和交流性(即政策移动必须通过交流来实现) ^[13]。扩散研究着眼于导致政策移动的时间和空间环境，试图通过时间顺序、地理位置临近性、资源相似度等来解释政策发生复制或无法复制的条件^[2]。

针对扩散理论仅关注促进或限制政策移动的时空条件，而忽视了政策移动的具体过程与驱动机制，以Dolowitz与Marsh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政策转移”的概念^[1]。在定义中，政策转移是指从一个特定的政治情景中衍生出来的政策、行政安排、制度理念、观念等知识，向另一个政治情景的“移位”过程。同时，他们呼吁询问政策为何转移，由谁转移，转移了什么，发生在何处，转移程度如何，受到何种限制，是否出现政策失败等问题^[3]，将关注点从政策位移的时空轨迹与限制性条件，转向位移发生的具体过程与驱动机制^[14]。此外，不同于扩散研究仅关注单一国家内部、同一行政区域之间的政策位移，政策转移研究强调移动政策的多样化(包括意识形态、行政管理、组织构架、政策应用等) 与移动发生的多空间尺度(包括国际组织之间、国家内部各区域之间、国家到地方之间的转移) ^{[1, 3]}。

在政策移动的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政策转移的效果进行了检验。学者们聚焦于相同(或相似) 的政策，在移入不同的政治情境中所产生的相似性效果，讨论政策趋同的程度与条件。例如，Knill与Christoph认为，政策的一项或多项特征(如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环境) 在移植到不同的政治辖区(如国家、地区、地方) 时，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与演进后，最后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15]。Bennett和Colin从五个方面考察了政策的收敛效应，即政策的目标、政策的内容、政策的工具、政策的结果和风格^[16]。Holinger和Knill提出了从趋同程度、趋同范围、趋同方向等方面来评价政策移植的相似性^[17]。Ladi认为，转移政策在各地的趋同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接受地内在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18]。

总体而言，政策扩散的研究力图揭示出政策(或实践)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和传播，并着重探讨其发生的条件。而政策转移研究将重点放在了迁移的具体内容、过程和机制上，将参与推动政策转移的主体以及它们的制度环境进行了归类，从而确定政策转移成功(或失败) 的条件，并对转移过程进行可模型化和理论化的讨论^{[10, 13]}。基于相同(或相似) 政策移植到不同制度环境会产生趋同效应，政策趋同研究强调政策的“不变性”和植入效果的“相似性”，试图从多个层次上分析趋同的成因、趋同的程度及制约因素。可以说，政策转移研究揭示了城市政策、治理模式和政策知识的全球传播与流通，以及在政策流通驱动下，国家、城市与地区之间日益形成的紧密关联^[19]。但是，受限于“规范—理性”视角与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局限，转移理论对于政策移动的时间和空间进程与微观机制的阐释还不够充分。它将政策视作一成不变的物体，并将移动简化为平滑的、一次性的跨界活动，却忽略了政策形成的政治/社会性、转移过程的动态性、和政策植入效应的不确定性^{[19, 20]}，也就是政策的社会建构、移动突变和空间分异^[21]。

鉴于政治学科“规范—理性”视角的研究不足，地理学者提出了“政策流动”的概念。不同于“政策转移”研究，假设政策是“已经成型”的模型，在正式代理人(如国家机构) 的理性选择下，在空间中平滑移动和无差别复制，从而导致“趋同”的地域发展格局。“政策流动”的基本含义是：政策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在跨地域、跨尺度的多元行动者的关系交互作用下，政策在空间上发生位移并且在形态与内容上发生变化，具有社会政治属性与过程属性；这一过程既受到迁出与迁入地的地理环境制度语境的影响，又对其进行改造，进而强化或削弱了地理非均衡发展格局，具有空间属性。

借由这一概念，地理学者主张聚焦影响政策(模式) 形成与迁移的社会物质实践，剖析政策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互动机制，以及其所嵌入的地域和制度情境，辨识其中可能发生的政策突变，从而打开政策在位移起点与终点之间的“黑箱”。与此同时，他们呼吁在关注移动政策的动态演化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不同地域空间中，政策植入产生的分异结果，从而丰富对政策移动的过程、机理与地理空间效应的理解^{[22, 23]}。具体而言，早期地理学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政策/模式的社会建构过程、流动中的政策突变/变异、政策植入的空间分异与地域非均衡发展。

政策流动性研究强调了城市政策、政策模型与知识理念的社会建构过程^{[19, 22]}，并认为这个过程包含了政策思想的创新、推广、移动和植入四个环节^[23]。地理学者反对政治学者假设“成型政策”具有非政治性，认为政策模型(和最佳做法) 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也不可能被其它政策制定者自发模仿，而是需要刻意构建和推动^[24]。因此，需要重视形成政策模型和推动政策流通的物质与话语实践^[22]。这由此引发了地理学者的思考：哪些人参与了政策(模型) 的制定，哪些人对模型进行了宣传与推广并出于什么目的，这引发了怎样的权力博弈和矛盾，在跨地方的权力互动中政策(模型) 如何不断生成与演化？

与政治科学研究中突出国家组织等官方机构对政策“学习”和“借鉴”的独占作用相比，政策流动性研究认为：政策的制定、推广与植入涉及到不同尺度的多元利益主体，包括国家机构、中观技术官僚、社区组织、非正式群体等^[25]。他们的参与行为并非完全理性，而受个体利益的驱使，并且具有试验性和探索性特征。通过询问多元主体如何使特定理念、政策论述、专业知识等要素变成可流动的实体(mobile entities)，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互动如何让政策的跨界转移成为可能，流动性研究强调政策制定与模式推广的具体实践，以及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与持续博弈^{[22, 26]}。此外，他们也呼吁关注国家机构之外的，来自多尺度主体的能动性，从而揭示政策模型(和最佳实践) 的跨地域、跨尺度的关系性构建。

基于这一认识，一些学者对如何解构这一关系性建构过程的方法进行了探讨。Ward等人提出了“政策旅游” (policy tourism) 的概念，主张通过对政策学习的具体过程进行追踪，来理解多元主体是如何通过“比较、模仿和转译”等跨地域的社会话语实践，来塑造特定的政策模式^[26]。McCann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微观空间(global-micro space) 的概念，并呼吁将注意力集中在“游学、会议、颁奖典礼、多媒体等”正式与非正式的偶遇空间(encounter space) ^[27]。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劝说和相互激励的微观互动的深入观察，以理解政策决策者是怎样从外界的众多影响中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换言之，决策者的政策理念与实践想象是怎样在跨地域、跨尺度的行为者之间的偶遇和短暂的交流中持续生产和展演的^[28]。

基于“政策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理论假设，地理学者开始对政策在空间位移中的变异予以关注。与政治学界将政策(模式) 视为固定的、成型的事物不同，地理学界普遍认为，在不同地域的制度、经济、政治情景下，政策模式必须经过反复的转译和嵌入(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因而是易变的^[21]。围绕“变异”的成因，政治经济学者与后殖民学者展开了激烈辩论。政治经济地理学者关注影响全球性政策地方化的制度、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他们认为，地方制度基础、意识形态范式、权力关系网络等造成的路径依赖，是造成新自由主义等全球霸权政策在地方嵌入时发生变异的重要因素^{[8, 21]}。基于上述研究，Temenos与McCann提出了“政策突变”的概念，指出变异出现在移动途中，而不局限于植入的阶段。他们主张将研究重点由路径依赖引起的政策变异，转向更多的关注政策决策者的特定行为与权力竞争，并探讨政策如何因具体的话语框架冲突、政治斗争、社会反政治行动等完成有限的地方嵌入，并出现内容和形式上的改变^[22]。

政治经济地理学者强调了制度结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空间矛盾等因素对政策变异的作用。Robinson等后殖民学者指出：上述研究承袭了“欧美中心论”和“去政治化”的传统^[29]。因其假设，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霸权”政策模式，从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网络”中“辐射”出去，对“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语境和治理机制进行无法抵御地改造，却忽视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行为者在政策模式选择和实践借鉴方面的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后殖民学者也指出，与其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强调某种(霸权) 政策如何强制渗入，并在与当地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交互时发生突变，不如将注意力放在当地政策制定者如何自下而上地吸收(arrive at) 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策实践，并根据自身制度与治理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外来政策展开拼接与改造^[30]。另外，对流动性政策的关切不应该局限于欧美各国和地区(看似独占话语权) 的政策、思想和理念，也应该包括对“全球南部”(Global South) 和被称为“边缘”的城市和地区的政策、思想与知识^[30]。

受后殖民思想影响，有学者提出采取民族志方法，关注地方政策制定者的具身性劳动，并探究使这些政策(模式) 落地并导致其发生变异的物质与话语实践。例如，McFarlane与Wood指出，在推动全球政策流动与地方变异时，学习(获取知识的过程) 与教育(将学习导向特定目标的实践) 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1, 32]}。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到地方政策制定者对于“哪些政策是成功的、创新的、值得借鉴的，哪些是失败的、不可借鉴的”的认识。Ward强调了诸如口译和文本翻译之类的行为对于推动政策流动和突变具有重大意义^[26]。McKenzie认为，应重视在会议、新闻发布会、展览会等“全球化微观空间”中的“集体情感”，分析“集体情感”形成的条件与过程如何影响政策、理念与实践的传播，并探讨集体情感的(不) 稳定性对政策流动与固化、稳定与变异的作用机制^[33]。因此，可以说“人”是促成政策全球流通、落地与发生变异的重要基础设施^[34]。

基于政策的社会建构与移动突变研究，地理学者也关注了移动政策的空间分异，以及流动政策与地域空间(制度、经济、文化等) 景观的相互建构过程，展开讨论。例如，Peck等人认为，变异不但存在于政策理念和文本之中，而且还存在于政策途径的地理空间景观中^[8]。空间并非空洞且没有特征的惰性平面，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制度遗产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8]。一方面，政策的转移形式、内容与效果在“旅途”中受到集体情感、权力关系及所嵌入的制度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在空间上出现分异。另一方面，政策移动引发的权力和利益竞争，也会对途径的地理空间(制度景观、权力结构、政策配置等) 产生影响^[21]。

Peck、Theodore和Brenner以新自由主义政策(思想与意识形态) 的全球传播和(再) 领域化为例，探讨了全球霸权政策(思想与意识形态) 与不均衡制度景观与地理发展格局之间的相互塑造过程^{[20, 35]}。他们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流通中的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现象，在与地方互动中出现的多样化变异，以及为地方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带来的差异化后果，称之为杂色新自由主义化(variegated neoliberalization) ^[35]。Peck和Theodore进一步提出了追随政策(following policy) 和扩展案例(distended case) 的研究方法^[36]。他们指出，通过追踪政策的流动路径，绘制全球流通网络地图，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全球政策流动下的地域非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呼吁对全球政策模型想象打造的“平滑空间”与日常交付的“粘性现实”之间的关联与冲突予以关注^[37]。通过聚焦政策的“快速流通” (fast flowing) 与“缓慢执行”(slow implementation) 的矛盾，揭示“平滑”政策空间与“惰性”地理景观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机理^[38]。与以上观点不同，Robinson等人提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方法来研究全球政策流动、流通网络搭建及地域非均衡发展三者之间的联系^{[29, 30]}。他们指出：与其追踪政策的全球流动轨迹，不如思考是什么使得不同政策具有不同的流通能力和全球地位。此外，Robinson等人指出未来研究还应关注，这些起源于全球各个角落的政策话语与实践如何在跨越多样化领土，以及在与各种各样的地理景观的“摩擦”过程中不断演化，又反过来推动不均衡的地理发展。

总体而言，基于“规范—理性”的视角，对政策转移的社会政治属性(政策生成)、过程属性(政策变异)、空间属性(地域空间分异) 的认识存在不足，地理学者采用关系视角和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对“政策的跨地域、跨尺度的建构过程、关系建构中的流动政策的生成性与可变性、以及流动政策再地化所产生的差异化的地理空间效应”展开讨论。“关系—建构”视角强调全球和地方的相互融合，并指出：流动政策(尤其是理想模型和最佳实践) 本质上是多个地域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全球性关联产物。然而，这一观点近来却因“全球/地方”、“从这里/到那里”等二分法受到批判^[9]。例如，政治经济学者对流动性政策的“嵌入、脱嵌、转译和变异”过程的跟踪描写，将全球政策流通和地方政策制定视作相互独立的过程，人为地刻画了“地方性和全球性”的二元张力^[30]。后殖民主义学者提出了采取“去中心化”的思路，考察地方是如何有选择地接受和重塑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流动性政策，却又陷入了“政策从这里/到那里”的二元困境^[9]。虽然“关系—建构”视角否认了成型政策(尤其是理想模型和最佳实践) 的前提，并认为移动政策(尤其是理想模式) 是在两地之间的位移中产生的，但却没有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

针对“关系—建构”视角普遍预设的二元分裂的困境，地理学者引入了“拼装”(assemblage) 和“拓扑”(topology) 的概念，采取一种更加关联性的思维审视政策(模式) 的产生、迁移和变异。拼装理论是近几年来社会和地理领域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一理论与行为者网络有着同样的渊源，它将社会空间形态看做是人与非人的异质性元素的集合体^[39]。通过跟踪异质元素是如何通过主动和不可预测的方式进行自发排列，并最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这一过程，拼装理论提供了一种超越“全局/地方、结构/能动、固定/流动等二分法”的方法论视角，来揭示社会物质世界的不断生成、解离与重构过程^[40]。拼装理论并不假设预先存在的“全局与局部”(“这里与那里”)，也不假设社会现象介于二者之间，而是问询“全局与局部”是怎样在多个异质元素的拼装(即离散、纠缠与偶然) 中持续产生的^[41]。McFarlane认为，拼装思想有助于把握任一空间现象(如政策制定) 的“外部性、生成性/过程性、偶然性”的实质^[31]。他还指出，当我们思考引发空间变化的广泛政治经济过程的同时，应同时重视人与非人要素在其中的重要角色。

Prince等借助拼装思想，指出移动政策既不是由地方以外力量的强加，也不完全是地方性建构的结果。相反，政策(模型) 是一种由附近和远处、固定和流动的人员、专业知识、法规、机构等人类与非人类因素，以特定的方式，为了特定的目标汇聚在一起，形成的一种异质拼装体^[40]。McCann和Ward指出，理解政策(模型) 如何作为社会物质拼装的产物，需要关注政策的内部特征及其与外部构成的各种关系^[19]。Cook和Ward将城市政策流动性概念化为拼装过程，即来自不同城市的想法、人员、资料等以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汇集在一起的过程^[42]。Robinson指出，为了理解这些流动要素的拼装，不能过分执着于对政策的实际流动路径的关注，而是要对不同政策被采纳、拆解和转配的特定过程和背景进行更细致的考察^[30]。McCann与Ward还提出，要注意到，作为拼装体的政策，是如何在各种要素的不断聚集和被领土化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拉散开来和去领土化，进而揭示政策(模型) 生成的可变性与偶然性^[19]。正如McFarlane所说，通过拼装理论来重新考察政策的流动，可以帮助推翻“政策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完全形成，然后在时空中发生移动”的隐含假设，跳出“全球/地方”、“这里/那里”的二分法^[31]。这也有助于突破“政策内部一致性、稳定性”的假设，以更好地揭示空间现象(如政策制定) 的“过程性、关系性、生成性和偶然性”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地理学者对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作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认为，以城市为代表的地域空间，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离散的实体，而应该被视作一个地域空间与其他空间(例如城市与城市) 的多种关系纽带共同组成的产物^[43]。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不再是被领土和尺度所确定的，它是一系列物质和社会关系的网络集合，在往来于彼此之间的人与非人要素的流通、拼装与分解中，持续发展和演化的^{[44, 45]}。因此，空间(如城市) 不仅是一个拥有特定地域和领土的“地方”，同时也是一系列无边界的、分散的、蔓延的活动共同塑造的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活动会通过各种流动关系网络，向超出空间物理边界的地方延伸^[46]。

可以说，一个地域空间(例如一座城市) 总是由其他地区的部分要素构成的，并且受一种动态的、联系紧密的流动关系网络的调节^[47]。McCann详细地探讨了，城市如何在一个地域拼装体与其他拼装体之间的各种关系网络中产生，并呼吁关注城市延伸到其领土边界之外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指出，不应将城市等地域空间视作网络中的节点，而是将其理解成一个汇聚了多种密集流动的异质性网络，也就是将空间视作节点的网络^[43]。他们由此呼吁对政策拼装体与空间领土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40, 48]}，并认为空间领土并不指是政策实现拼装的场所：其本身也是政策拼装体的一部分，主动或被动地折叠在其中^[48]。

在政策拼装体和空间本体的研究基础上，地理学学者开始关注政策制定的权力关系地理。他们呼吁运用拓扑学方法对来解释政策形成和流动的空间“图景”，从而揭示全球政策流通背后的权力空间与等级关系^{[29, 30, 40]}。他们指出，前人提出的“追踪政策”的研究思路，实质上是一种地形学方法。这一方法关注政策的“实际”流动，试图还原地域空间(如城市) 建立和维持联系的动态过程，但最终落入了反复的深描和诸多二分法陷阱。与之不同的是，拓扑学思想并不关心政策本身的空间位移，而强调政策迁入与迁出地的相近性和关联性，认为即使是在真实空间上相隔较远的地方，也可以在拓扑空间中相互连通^[49]。拓扑视角被认为可提供一种联系远近的思维方式，以跳出“全球/地方”或“这里/那里”二分法的陷阱^[40]。通过关注近在咫尺的事物是如何被推开，而遥远的事物是如何被拉近，从而揭示政策形成后背的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地理^[49]。

基于此，一些学者开始探讨是什么导致不同地域空间(如城市) 以非线性和非顺序的方式折叠在一起，并由此带来了政策、规划、技术、决策者、学习材料等异质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游走，以及不断地领域化、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例如，Allen指出，在拓扑空间中，固定的距离和位置邻近性并不能反映地域空间(如城市) 之间的权力联结，而是要注意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接近，以及全球政策景观背后的权力阶梯^[49]。Clarke认为，在追踪政策的实际传播网络时，应该注意到在时空上的更为“皱缩”的想象地理^[37]。因此，Prince提出了技术官僚体制的概念，并呼吁关注全球城市排名和排名表中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设想的全球邻近关系) ^[48]。Robinson指出，在拓扑空间中，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的结构^[29]。因此，只有通过对地域空间在“全球政策格局的权力阶梯”中的位置的思考，如何在跨国技术官僚的比较、参照与想象中被赋予与其它地方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临近度，才得以揭示政策流动与政策制定背后的复杂权力关系与不均衡权力地理。

政策流动性与非均衡地域发展是当前国际人文地理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后殖民主义学和后结构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政治科学“规范—理性”视角强调移动政策的理性选择、政策的不变性、政策在空间转移和复制的趋同效应。在对该视角的批判基础上，地理学者强调政策流动的“社会政治属性、过程属性、空间属性”，并先后采用了“关系—建构”和“拓扑—拼装”的视角，对政策的社会建构、流动中的政策变异、政策流动下的非均衡地理、政策拼装及背后的权力拓扑网络等问题展开探讨。

当前不同视角的研究采取滚动式对话，不断汲取批判并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改进，但尚未形成连贯的研究范式^[8]。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已有研究对于我们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 政策制定、地域空间关系和非均衡地理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①政策流动性研究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地域空间(如城市) 之间的联系。政策流动性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策制定与空间政治既有地方性特征，又是全球关联性产物。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地域空间(如城市) 及其内部活动并非孤立的存在，是由来自“其他地方的一些事物与活动”所组成，并在与其领土之外的人、资源、政策、思想等要素的交互作用下，持续发展与演变^[46]。②政策流动性研究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关系—建构”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全球政策渗入与地方化的竞争出发，探讨了全球政策的“快速流通”与地方政治造成的“慢速实施”之间的二元张力。后殖民学者采用去中心化方法，揭示了全球政策(模型) 形成与地方政策制定的互相渗透。“拓扑—拼装”视角的研究则采取更加扁平化的方式，揭示了全球与地方的模糊边界以及相互构成。无论以上何种视角，均提示我们，未来在探讨地域空间活动时，应该关注“全球地方性”与“地方全球性”这两个问题。③政策流动性研究提醒我们关注实体流通网络与拓扑权力空间的关系。流动性研究揭示了政策流动背后的实体流通网络与拓扑权力空间之间的嵌套关系。通过将一个地域空间定义为“远方与近处、虚拟与实体、流动与静止”之间的微妙折叠，流动性研究提醒未来在探讨全球(政策、技术、人员等) 要素跨地域流动时，应关注地域空间之间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以及要素流动背后的不平等的权力空间与等级关系，从而丰富对政策流动性与地理非均衡发展的认识。

全球化浪潮下的人与非人要素的快速流动，为中国政策制定与地域空间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本文认为，政策流动性研究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地方政策制定、创新扩散与地域空间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具体而言，未来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①政策制定与知识创新的关系性、跨地方建构研究。目前国内对于政策创新的研究多关注创新产生的制度背景，并从政府体制内部来解释政策的形成与扩散机制。然而，政策流动性研究揭示了政策制定与知识创新不仅源自多元主体的关系互动，而且源于“有界领土”之外的地域空间。因此，未来应加强对跨尺度、跨地域的多元行动主体的关系互动的探讨。②政策创新的扩散机制与地域非均衡发展关系的研究。当前国内研究多关注创新政策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无差别复制，以及决定复制成功与失败的因素。未来应加强对我国政策创新的多样化变异、创新扩散背后的非均衡制度景观与权力关系网络的探讨。③中国空间治理与全球政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研究。政策流动性研究认为，一个地方的政策制定并不仅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地域空间，治理问题的解决也绝非一个内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其他地方不断汲取经验的过程。在地方与地方、全球与地方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未来在探讨中国治理问题和寻求政策举措时，也应在开放的全球政策网络中寻求方案，在吸收外部治理经验与政策举措的同时，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