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生产与重塑》一书选择的空间单元是镇。这个空间尺度容易让读者产生带入感，因为每位读者都有关于“镇”的直接和间接了解，并能够以之为基础，进入本书作者讲述的“江南文化古镇”。镇是一级行政地理空间单元，在中国城市大致对应街道（社区）。人们鲜活的日常生活经验，都是在这样大小的空间单元中建立的。也许有人会说，人类学家更偏爱选择村落作为基本地理单元，如费孝通先生选择的江苏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林耀华先生选择的福建古田县湖口镇黄村。我猜想本书作者郭文教授选择“江南古镇”，原因之一是而今人们日常生活的半径已超出村落范围，在江南地区更是如此。

人文地理学研究古镇的视角之一是尺度（scale）。尺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其中之一是用人类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相处的活动）的机制差异来划分尺度层次，人文地理学多采用这样的划分。由此可知，即便古镇占地面积不一样，但是它们的行政运作机制大体一致，因此就属于同一级尺度单元。人文地理学划分的空间单元等级是：身体、家、邻里区（社区）、城市（各级城市）、省（州）、国家、全球。国家是具有货币主权、财政主权、司法主权、外交主权、国防主权等的地理单元。在其上的绝大多数国际组织没有这些权力，只有成员间的协商机制；在其下的国家一级行政区，多数只有部分的财政权力、司法权，没有国家拥有的最高权力。因此，不同尺度地理单元的人们在进行“空间生产”时，具有自身的内部机制。本书第五章是“重塑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生产的治理措施”，在本章中，作者提到了江南若干古镇，如周庄、西塘、乌镇、南浔、甪直、朱家角等，它们的旅游业发展得很好。在这些古镇的发展过程中，本镇人所具备的就是依法保护自己权益的权力，具体的措施或途径就是有限地参与发展规划。而在中国，镇一级行政机构并没有地方法规制定权（含规划权）。作者在本章提到了威廉斯（Raymond H. Williams）的《文化和社会》，引用了威廉斯的观点，即底层社群需要通过意义和价值的系统来适应、协商，甚至抵抗生存现状。我没有重看《文化与社会》一书，估计威廉斯也注意到，底层社群没有什么权力资源。当读者了解到镇一级空间单元的这些特点，就会联想到身边底层人的种种无奈，以及各种效果有限的“民间对策”。

人文地理学研究古镇的视角之二是景观（landscape）。生态学、建筑学、地理学等学科对景观有不同的定义，当然民间也有自己的定义。但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地理学家们对景观的定义却大同小异，他们都同意景观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景观是相对固定在地表的、有形的；其二，景观是多要素的综合体。古镇所有实体要素的组合也可以视为一个景观（或称景观集合和景观系统）。在文化地理学创始人索尔（Carl O. Sauer）看来，所有的景观都是文化景观，因为其定义、描述和建造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不同的人会营造不同的文化景观。本书第三章是“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传统空间特性与社会秩序”。关于本章的几个术语，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如空间特性、区域本性、地理本性、地方性、区域第一自然、区域第二自然、区域第三自然。我这里暂且按照自己习惯采用的“区域本性”来介绍本章。区域本性（the nature of a region）是指一个区域中独有的、其他区域无法复制的自然和人文要素，例如，发生在该区域的历史事件是区域的第三本性。每个地区都有丰富的历史事件，包括个人历史、家庭历史。但是它们是否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就另当别论了。本章中有两个长表，列出了江南古镇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两个表呈现了作者选择“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结果，或许也是部分精英认同的结果。本书并不是提供一个终极的认同对象，而是介绍一种唤醒认同的路径。或许未来镇上某位居民可以讲出自家建筑的特色和故事，并感动他人，让他家成为被游客认同的网红打卡地。关于区域的第一、第二本性，也同样存在其价值是否会得到别人认同的问题。例如，索尔和其跟随者通过考古和历史资料，分析了美洲原住民和欧洲殖民者对同一个区域的不同利用形式。在本书中则是古镇不同时期的利用形式。

人文地理学研究古镇的视角之三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个概念是由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提出的，美国学者汉森（Susan Hanson）将此定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地方感是指人们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建立起来的对某个地方（place）的认识。段义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时，选修过索尔的课，尽管他不是文化地理学方向的博士生，但是却发展了索尔创立的文化地理学。他不但看到了不同人对景观有不同的认识（景观主体性），还看到了同一个人对景观意义理解的不断反思、不断提升的趋势。而这种反思和感悟的动力来自人性。换一个思维角度来看，段义孚提出的地方感，也可以说是一种了解人们如何认识景观的路径或范式。人们对景观和地方的反思基于身体和日常生活，而“镇”的大小恰恰是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半径覆盖的范围。在本书第三章中，我留意作者引用了几位本地居民对古镇的介绍，其中不留痕迹地渗透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范式，即通过变换时空坐标，重新思考古镇对于个人的价值。例如，有本地一位女性被调查者说到：“旅游开发前，古镇只有民居和农田，现代化设施少。虽然古镇位于长江三角洲，但是到古镇来的人还是比较少，（人们）和外界的沟通有限。”这句话中就体现了时空坐标变换的反思特点。这位妇女比较了旅游开发的前后，比较了小镇和长三角其他地区，其中暗含了长三角地区发展旅游的客观条件：这里人口稠密，人均收入相对高，因此旅游需求应该较高。在这样的比较之下，这位妇女对本镇旅游开发意义有了新认识。如果郭文教授的团队在调查中还能创设一些新环境，诸如比较一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异是否缩小，进而启发这位妇女做更多的思考，那就更有意思了！郭文教授在本书中还介绍了游客群体，古镇不但是当地居民的居住地、就业地，也是游客旅行的目的地。我与郭文教授曾多次同行考察，考察中他经常提到游客与本地居民意见相左的有趣现象，可能是因为篇幅有限，或者是不能报道“负面”问题，所以书中缺了这些主体之间富有张力的例子。

人文地理学研究古镇的视角之四是流（flow），其中包括人流、物流、资本流和信息流。本书的副标题是“流动中的古镇文化”。这样的内容贯穿本书的各章。每个镇有自己的区域本性，不同的人对这些区域本性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形成对该镇的“地方感”，在这种地方感的指引下，外面的人们就会考虑到该镇旅游、就业、投资、置产，此镇所属市（县）政府还可能考虑到，这个镇可以成为市（县）里的纳税大户，进而制定一些扶植政策；本地的人就会考虑新的土地利用形式，比如将住宅辟为民宿，还有人可能会抵制外来资本进入。“流”的视角是将一个镇与更广阔的区域联结起来的观察路径。而理解镇之间的发展竞争和协作，与区域之间的发展和协作，还是需要从区域本性和地方感（地方意义或价值）来切入，因此“流”的视角是辅助的。在本书第四章“旅游流动性与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的空间生产”中，作者探索了由“流”构成的网络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动态的“流”，带来了各个江南文化古镇的新样貌。

作者在本书序中介绍了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的交往。我想象哈维读此书后的“读后感”，他可能更在意江南古镇发展过程中资本的流动，以及资本流动的后果。中国不乏具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读者，大家也不妨思考资本流动后的江南古镇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