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旅游学系 南京 211189;
3.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南昌 330022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3.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家”(home)是旅游者在旅游世界“诗意栖居”的“家外之家”(home away from home)[1],也是旅游者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的“第一居所”(primary home)[2]。旅游流动既为旅游者暂离日常世界的樊笼、找寻远方的精神家园提供了绝佳的机遇[3],亦能促进旅游者再次审视第一居所映射的社会网络关系、情感联系、身份责任等[4],让旅游者重新确立日常生活的意义[5]。然而,旅游领域关于“家”的研究,大多关注旅途中的“家外之家”,如移动住所[6]、第二居所[7]、商业性的家[8]等,对第一居所指代的、旅游者离开并返回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家”探讨有限。作为旅游者日常生活的中心,第一居所是人们长期居住的空间[2],是多种旅游流动形态的起点和终点[9]。它的存在,让旅游拥有更加完整的意义[10],并作为旅游者认知和情感的基础和参考,对旅游体验具有重要影响[11]。此外,现有对“家”的理论探索主要将长期旅游者[12]、旅游移民[13]、旅游游牧民[14]等特殊类型的旅游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大众旅游者关注不足。伴随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大众旅游者因数量庞大、群体广泛,成为当前主要的旅游市场基础,也是旅游实践和研究的核心主体[15]。相较于出行时间较长、将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特殊旅游者类型,大众旅游者多以短期休闲观光为出游目的[3],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短暂精神逃离和日常生活回归意向[16]。因此,对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意义的探讨,不仅能够补充旅游研究中“家”的理论体系,也将有助于识别旅游流动对更广泛群体的价值。
2 文献综述 2.1 旅游流动与“家”随着移动通讯、交通工具的迭代发展,人类社会进入高速流通的时代,推动个体、知识、信息、货币、资本等的流动,并对时间、空间、居住和公民身份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17]。在此背景下,一种融合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元学科的“新流动性范式”形成。这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流动转向”将流动视为世界运作的方式[18],主张研究者以动态、跨越边界的视角审视流动中产生的经验、实践、差异性、多重社会关系,以及流动赋予的社会文化意义。旅游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形态之一,是以异地性和人的流动为核心的流动类型[19]。旅游流动将旅游者、地点、情感和意义等交织在一起[20],引发了人们对旅游体验[21]、旅游意义[22]的不断思考,也让承载日常世界的“家”拥有更加流动和多元的意义[1]。
“家”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23],是客观物理空间以及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情感共同形塑的主观心理空间的综合[24],既能满足人们日常活动的各种功能[25],也是人们情感的归属[26]、自我身份的呈现[27]、个人和社会意义的中心及来源[28]。旅游与“家”具有天然联系,MacCannell就曾指出,“旅游是环形结构,终点与起点都是家”[9]。而旅游流动也打破了“家”的固定性,使其成为流动的存在[20],并在持续的家途互动中形成新的空间生产实践[29],塑造了旅游流动中多重的“家”(见图 1),如永久旅游迁移者实现幸福的目的地“新家”[30]、旅居者阶段性停留与依恋的第二居所[10],旅游游牧民不断寻找的精神“乌托邦”[14],返乡旅游者寄托记忆、身份的精神家园[31],宅度假者获得短暂内心超脱的周边酒店[32],城市漫游者产生非惯常心境状态(unusual mood)的家环境(home environment)[33]等。除旅途中的“家外之家”,第一居所也是“家”的重要形态之一[2]。作为旅游流动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众多“家外之家”的本源和参照,第一居所具有重要的意义[11]。
第一居所指人们日常生活中长期居住的房子或公寓[2]。相对于旅途中“家外之家”的短暂逗留,第一居所是人们永久居住或长期生活的“家”[34]。由于这种长期性,第一居所成为家庭社会关系和亲属互动的主要场所,亦和社会就业、家庭责任相联系,是人们安全感、地方依恋、自我意义形成的来源,处于日常生活的中心地位[2]。
现有研究认为,旅游流动虽在物理空间离开第一居所,但第一居所作为旅途的原点,将影响旅途的意义[11]。首先,人们在第一居所长期生活形成对世界的知觉、评判和行动等各种身心图式将作为文化残余(residual culture)影响旅游者在旅游世界的感知和评价[35]。其次,第一居所隐喻的“本体安全性”(ontological security)内涵[34],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者在目的地寻找熟悉的环境和“家”的感觉(sense of home)[36],如入住具有“家”一样氛围的酒店或民宿[37, 38]。此外,第一居所承载了人们在日常世界的各种情感联系和人际关系。即使人们远离第一居所,也无法完全放下对第一居所的责任和牵挂[39]。因此,旅游者会通过现代通讯技术与日常世界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联系[40],以保持身体的离场与情感的在场[4]。反之,旅途对日常世界具有建构作用[41],将重塑第一居所的意义边界。在旅途中,人们因远离而重新审视与日常世界的各种关系[4],也会获得新的认知和习得[3],促进第一居所意义的重构与协商[12]。
总体而言,旅游流动促进了“家”空间的生产,也建构着“家”的意义,让“家”成为旅游研究中的重要领域[1],并激发学者们突破旅游与日常生活、家与途等的二元对立重新认识旅游的本质[5]、空间的生产[42]、体验的形成等[11]。然而现有众多有关“家”的旅游研究对第一居所关注不足,未能明确其在旅游流动中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家外之家”的差异。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回应:在单次、完整的旅游流动过程中,大众旅游者的第一居所具有怎样的意义?其意义是否会通过旅游流动发生变化?
3 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3.1 研究方法作为质性研究方法之一,扎根理论可以通过层层编码和不断抽象、建构和发展理论[43],识别现象背后的内部逻辑与过程机制,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问题与情境。具体操作上,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44]。建构主义将科学工作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富有想象力的社会活动,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通过研究者与受访者的积极互动和充分对话,可以让研究者更加充分地理解具体语境下受访者提供信息的内涵与意义[45]。
3.2 数据收集本研究采用目标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3, 46],选取大众旅游者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在抽样过程中兼顾样本性别、年龄、职业等传统人口统计特征之外,亦考虑旅行天数、出游方式、旅游同伴等因素,以确保样本比例均衡、合理分布。此外,鉴于社会流动让人们可能拥有不同地理位置的第一居所,本研究在访谈中并未对第一居所的所在地加以限制。例如,部分大学生受访者,他们既可以将日常学习生活的学校作为第一居所,也可以将假期返回的“故乡”视为第一居所。受访者首先被要求描述一段近期出行、印象深刻的完整旅行过程。结合扎根理论饱和检验标准,本研究边收集资料边持续地进行编码分析,直到资料不断重复,不再出现新的意义单元,即可视为理论饱和[45]。首轮访谈共14人。在初步数据分析中,发现新的概念不断涌现,说明未能实现理论饱和,遂开展二轮抽样,共13人。为进一步确证理论饱和,进行了第三轮抽样,共7人。本研究共抽样34人,访谈时长为15—55分钟/每人。受访者基本信息如表 1所示。
根据卡麦兹有关建构式扎根理论的具体操作要求[44],本研究采用三级编码程序进行数据分析。第一步为初始编码,研究者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初步的概念凝练,形成标签。第二步进行聚焦编码。它是将初始编码所获得的标签进行分类、重组,挑选出重要的、出现次数频繁的标签,以凝练更加具体的分析单元[47]。经过上述两个阶段,共抽象出48个意义单元,19个副范畴。之后,对副范畴进行合并、重组,得出8个范畴。第三步是理论编码。理论编码需要对聚焦编码产生的范畴再次归纳,并建立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本研究根据范畴间的逻辑关系,抽象出4个主范畴。共有两位研究者参与编码过程,以交叉验证编码结果。具体编码过程见表 2。各主范畴释义见表 3。
本研究归纳了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在旅游流动中的丰富意义,并根据第一居所不同的意义呈现将旅游流动划分为离家、在途、归家、到家四个阶段,构建了旅游流动中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意义的概念模型(如图 2所示)。
离家阶段是旅游者行前离家准备的过程。此时,第一居所意义通过“仪式告别”和“主动烙印”得以生产,隐喻为“日常惯习”,即旅游者试图摆脱的日常世界束缚,以及难以割舍的安全感、熟悉感。其中,惯习原指由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的人们对世界的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48]。第一居所作为日常世界的中心,旅游者在第一居所生活的各类经历被形塑为日常的习惯、行为的惯例等。而这些惯习常因即将到来的旅途不得暂时中断,成为旅游者审视的对象。一方面,惯习是日常世界程式化的流程、固化的社会关系、家庭角色,会导致人们的无意义感。因此,离家阶段,人们会通过“仪式告别”进行日常世界隔断和旅游世界预演。日常世界隔断,是旅游者通过如工作请假、安排家务、协调杂事等方式将自己与日常程式脱离。旅游世界预演,则是旅游者通过购买与目的地环境匹配或所需的物品、用具、服饰等,提前适应目的地环境,与目的地朋友、旅游服务供应商联系等将自己提前置于旅游世界情景中。另一方面,惯习是人们熟悉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给人以安全感。旅途既是充满新奇的,也是陌生的。人们在离开第一居所时会产生出离开熟悉环境、进入陌生旅途的一定不适感[12]。所以旅游者会进行“主动烙印”如携带一些令他们感到熟悉、安全的物品。“我有时会带一些家里边的味道,不是吃的味道,是我自己的房间里香薰的那个味道,每次闻到那个味道觉得好像在家了”(F21)。这些有形载体承载着旅游者赋予第一居所熟悉、安全的情感意义,将跟随旅游者空间位移而流动,使得日常惯习得以延伸至第一居所之外的空间,以此弥合因物理距离造成的疏离与不适[49]。由此,在与日常世界束缚告别以及将安全感、熟悉感烙印中,旅游者离开第一居所,开启旅程。
4.2 在途阶段—价值参照在途阶段,第一居所意义在“家途对比”和“自我审视”中表现为价值参照,即旅游者评价旅途所见所闻及进行日常世界审视的认知基础。“家”是旅途的原点,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起点,也是旅游者将日常世界与旅游世界进行异同比较的参照基点[11],旅游者在对比中将获得对旅游世界的相对感知和评判[50]。一方面,旅游者会比较日常世界和旅游世界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正是吸引旅游者、满足旅游者新奇体验的来源。另一方面,旅游者会进行相似性比较,寻找和第一居所场景中相似、熟悉的事物。这种相似性会产生与第一居所更强烈的联结感,并缓解旅游者在旅游世界的不安全感和不适感。此外,旅途中的体验和感知也会促使旅游者对日常世界进行审视,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系审视。旅游者作为社会人,无法完全摆脱与其紧密相连的社会网络[51],从而引发旅游者对日常世界社会关系价值和意义的思考。第二,社会角色审视。旅途使旅游者暂时脱离日常世界的身份与责任。然而,研究发现,与日常世界责任的割裂,如因旅游错过的亲友团聚、未履行家庭责任、落下的工作进度等,让部分旅游者感到自我意义的缺失,甚至引起他们的愧疚感,激发他们更加强烈的责任意识。“平时在家除了工作就是做家务,是有点烦,就想离开这种环境到外面去,但是到外面没有几天又会觉得家里的老人没人照顾,小孩在家也没有人烧饭,心里就很内疚”(F2)。第三,生活方式审视。旅游者在途中会主动或被动地按照目的地的生活方式生活。新旧生活之间的对比,往往引发旅游者对生活方式的反思。由此可见,价值参照作为第一居所在途阶段的意义隐喻,是旅游者获得目的地感知和进行日常世界审视的重要参考。
4.3 归家阶段—身份牵引归家阶段是旅游者结束旅行、返回第一居所的过程。这一阶段,第一居所意义在旅游者“角色转换”和“惯习调试”中隐喻为“身份牵引”,即旅游者在日常生活世界需要遵循的文化规范、承担的各类责任,是旅游者长期扮演的日常世界角色。大众旅游者的旅程相对短暂,他们会在旅游活动完成后返回第一居所。此时,第一居所作为日常身份的“拉力”将不断促使旅游者在认知和行为上与旅游世界身份脱离,向惯常环境回归。在此过程中,不同旅游者往往表现出积极或消极的差异性态度。日常世界情感与责任的召唤让一部分旅游者“回乡心切”。当旅游者踏上返家的行程,会欣然接受,并对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充满期待,表现出离途的释然和安心。“一旦要回家,就感觉这一刻心情就放松下来了,有种释然的感觉”(F19)。相反,部分旅游者则会表现出“乐不思蜀”的状态,面对重新进入日常生活世界表现出消极的态度。“最后一天结束行程的时候,我就感觉好焦虑,想到回去还需要工作,该干的事儿这几天都没有干,那个压力感就有点儿上来了”(F14)。同时,归家阶段的旅游者也会在新旧惯习之间进行权衡。旅游者受到旅游世界的影响,其原有惯习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但旅游世界的惯习可能无法适应回归后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旅游者会进行新惯习的取舍和旧惯习的更新,并在新旧惯习的平衡和调试中发展一种权衡性惯习。这种权衡性的惯习是旅游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延续,并成为旅游者潜在的、新的日常世界惯习。所以,身份牵引作为第一居所在离途阶段的意义隐喻,是旅游者回归日常世界角色责任和行为模式的拉力,无论旅游者是否愿意,他们都将在日常世界身份的牵引下回归第一居所。
4.4 到家阶段—情感归属旅游流动最后一个阶段是在物理空间上回到第一居所。这一阶段,第一居所意义通过“责任修复”和“关系深化”得以建构,表达为情感归属,即旅游者地方依恋、身份归属、社会家庭责任的来源,是旅游者情感根植之处。日常生活的纷繁复杂、习以为常使得第一居所原有的情感意义日渐模糊,人们与第一居所的情感联结变得松散甚至断裂。旅游流动使人们与第一居所短暂失联进入旅游世界,并在两个世界的比较中重新审视自我与第一居所的情感联系,推动二者关系的修复与重连。首先,旅游流动能够通过让人们重新审视自我角色,增强旅游者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在家的时候,说实话有点麻木或者理所当然的感觉,但是我在外面什么都要自己做,所以更能体会老婆的不容易……我会反思自己,觉得平时在家的角色是有缺失的,教育孩子、照顾家人这些,我都没有尽力,所以回来之后,我会尽力多承担一些家里的事情”(F22)。其次,旅游不仅能够增强旅游者对第一居所物理环境的依恋,产生“还是家里最舒服,哪哪都习惯”(F19)的感觉,也会让旅游者对现有生活环境、人际关系更加包容和依恋,“回来的时候反而是有一种对家的那种更加珍惜和亲切的感觉,觉得现有的生活来之不易,之前对家里的很多不满,就渐渐的淡化和释然了”(F2)。此外,一些旅游者对第一居所的依恋与归属感甚至拓展至更大的空间尺度,如表现为与家乡更加深刻的情感联结。“每次出游回来看到(西安)钟楼,就觉得那一刻特别心安……所以世界各地去了那么多地方,最喜欢的还是家乡”(F16)。短暂的离开为重拾第一居所意义提供了绝佳机遇,旅途归来的旅游者更加明确他们在第一居所中的责任角色,建立起与第一居所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推动了第一居所意义的修复与回归。
5 研究结论与启示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基于大众旅游者完整的旅游流动过程,对其第一居所意义进行探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拥有多元的意义。作为旅游流动的起点和终点,第一居所不仅是旅游者认知的基础,也是其情感产生的来源,蕴含丰富的内涵。其中,第一居所被赋予的社会和家庭责任意义,揭示了旅游者与第一居所之间具有超越地方依恋、更为深刻的关系,亦是区别旅游者与享乐休闲的第二居所、旅游房车、商业性的家等“家外之家”关系的关键所在。同时,第一居所蕴含的家庭和社会责任牵绊,则是形塑大众旅游者短暂逃离、归家心切、保持联络等诸多行为表征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对第一居所意义的分析,本质上是对旅游者与第一居所之间人地关系的解构,弥补了以往研究多关注旅游者与“家外之家”,而忽视旅游者与第一居所这对人地关系的问题。同时,有别于以往旅游人地关系的探索多着眼于依恋、归属[52]等视角,本研究发现的第一居所责任意义在解释旅游现象和旅游者行为中的特殊价值,为旅游人地关系相关研究方向的拓展、研究视角的丰富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二,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的意义在不同的旅游流动阶段呈现差异化的隐喻。具体表现为离家阶段的日常惯习、在途阶段的价值参照、归家阶段的身份牵引以及到家阶段的情感归属。不同的意义隐喻表达了旅游者与第一居所的关系从逃离,到审视,再到回归、深化的动态变化,亦体现了旅游流动对旅游者与第一居所关系的动态建构。此外,旅游流动能够使大众旅游者在日常繁复中模糊的身份责任、渐弱的情感关系得到修复和重连。这一结论揭示了旅游的意义不仅在于旅游者对远方“精神家园”的寻觅,也在于旅游者回归后对日常生活意义的重拾,突出了旅游通过“去远”实现“回归”的本质。
第三,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意义是通过与“途”的持续互动得以建构,并影响旅游者对“途”的系列感知和行为。旅游者对“途”的感知和行为是基于第一居所原点的建构。人们日常生活惯习、价值观、家庭与社会关系等往往嵌入在旅游动机生成、在途体验感知、离途角色转化之中。反之,旅游者对“第一居所”的认知和情感通过旅途获得新的建构。短暂的分离是旅游者重新审视与第一居所关系的契机,旅途中产生的新习得也将成为回归第一居所后惯习更新的来源。传统观念认为,家和途是完全对立的,前者被视为对后者的逃避,强调沉浸、逆转和反现代性[39]。本研究发现,家途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彼此区隔,而是在旅游流动中相互影响、双向建构,这一发现有助于丰富对家途之间复杂、动态关系的认识。
本研究丰富了对旅游流动中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意义的理解,但仍存不足。首先,研究方法上,本研究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对旅游者的深度访谈,未来可采用日记法、经验取样法等密集纵向方法(intensive longitudinal method)进行数据的获取,以建立对第一居所意义更加系统的认识。其次,研究内容上,本研究是针对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进行的初步探索,未来将基于研究发现继续深耕和细化,探讨不同大众旅游群体对第一居所感知的差异,以及第一居所对旅游者在途感知和行为的动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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