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许多旅游社区^[1]。这些社区的居民通过参与旅游获得收益，实现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2]。进入21世纪，乡村社区旅游呈现爆炸性增长。2019年，我国乡村社区接待游客高达33亿人次，收入超过8500亿元^①。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乡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受宗族观念影响，社区旅游参与者在经营协作时，要考虑“脸面”、“关系”、“血缘”、“宗族”等因素，而非商业契约，经常导致社区分利矛盾和空间冲突^{[3, 4]}，甚至出现“公地悲剧”^[5]。与此同时，外来资本和文化的进入又易使乡村社区成为城市人的“娱乐场”和开发者的“逐利场”^[1]。过往研究将上述问题归咎于权力关系不平衡导致社区权益受损和利益冲突^{[6, 7]}。由“脸面”和“关系”建立的非制度化乡规民约既难以形成有效约束，也不能应对正规化的法律契约。社区居民在旅游分利中受损时，对内基于血缘或宗族形成小型利益共同体进行斗争，导致社区冲突不断；对外又难以结成“一致行动人”，只能“按闹分配”或忍气吞声，最终导致社区旅游增长困境。

西方学术界较早提出“社区参与”的方法加以解决^[8]。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发现社区参与的前提是“有权参与”，进而提出“社区增权”理论^[9]。近年来，我国学者进一步提出旅游吸引物权，明确了权力的来源^[10]。上述理论确实在指导中国社区旅游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国家和地方从根本上也优化了社区旅游发展的制度法律环境，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意识得到提高。然而，在此情境下，一方面，社区旅游发展因确保国家引导和社区广泛参与的普惠性特征而愈发制度化；另一方面，社区旅游的具体实践有赖于外部制度法律环境、地方性知识以及社区成员的能力^[11]。由于社区的复杂性以及社区成员能力的差异，旅游致富与致贫同现，旅游发展与滞后并存，旅游经营强弱差距明显。显然，社区权力的实施与有效运用还需要一系列外部条件和社区能力。

本文尝试转换以往从外部赋权的“权力”视角，从内卷化视角理解社区旅游增长困境，试图回答在政策制度越发成熟，外部支持不断增加，社区旅游何以陷入增长困境。内卷化提供了概念性解释系统，有助于解读社区旅游增长困境的不同形态，也能通过去内卷化路径为社区旅游脱困提供理论指导。本文选取云台山社区作为案例，是因为城市社区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多样性，是开放的高流动、自适应系统；而云台山乡村社区的体量小，流动性差且较为封闭，外部条件与内部能力影响易于观察。

内卷化（involution）是与发展相反的概念^{[12, 13]}，指事物进展到一定形态后，无法上升至新的形态，而内部却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14]。内卷化最早由戈登威泽（Goldenweiser）提出，后来该概念被引入到农业领域，并在爪哇“人少地多”的应用情境中构建出农业内卷化的概念，用于描述农业无法向外拓展，新增的劳动力只能做内部扩充和简单复制，使得系统逐渐精细化、复杂化，以此消耗新增劳动力投入而维持平均报酬水平，导致发展停滞的现象^[15]。随后，有学者提出使用边际收益递减来量化农业内卷化，并区分了“没有发展的增长”和“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两种形态^[16]，还将农业内卷化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境下重新阐释^{[16, 17]}。至此，农业内卷化理论和工具发展趋于成熟，解释力不断扩大。近年来，内卷化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其他领域，广泛用于解释国家政权^[18]、基层治理^{[19, 20]}、医疗体系^[13]、新建社区^[21]、社会交往^[22]、乡村扶贫^[23]和旅游产业^[24]等增长困境问题。例如，政治领域中的政权内卷化，指代政权不是通过提高自身效率，而是依靠增设机构、增加税种等来增加收益的现象^[18]。社区治理领域中的社区基层治理内卷化，则解释国家资源输入被社区分利集团不理性地变成流量资源，社区没有实质性发展，滋养社区分利集团，而分利集团又进一步攫取外部利益和公共资源的过程^[25]。综上，内卷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不理想的演化形态，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型增长”，而外部资源的投入消解在社区内部简单复制和无效量增中^{[14, 26, 27]}。

去内卷化（de-involution）并非必然发生，而是内卷化达到一定程度，打破外部约束或内部限制后的逆向过程^{[26, 28]}。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是内卷化理论的一体两面^[29]。现有研究表明，去内卷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打破外部条件限制（如政策制度、自然环境状况、外部资源等）的外生路径；二是突破内部能力不足（知识、技能等）的内生路径^{[16, 17, 30]}。例如，国家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赋权，不仅提高农民积极性，也引导劳动力向副业和三产转移，实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通过打破外部政策限制去农业内卷化的效果^[26]。同时，国家通过基层党建引领，构建新兴合作主义，激活基层组织内部能动性和创造力也能破解基层治理内卷化的难题^[20]。具体到旅游社区，社区内部主体能力的提升和外部“赋能”和“赋权”是实现社区权力去内卷化的关键^[28]。因此，社区旅游去内卷化可参照一般去内卷化的外生和内生路径，但具体的措施和过程仍需进一步研究。

旅游内卷化研究起步较晚。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去农业内卷化的路径之一^[31]。然而，旅游业自身也会出现资源不断投入，但质量和效益并没有实质性发展的内卷化^[24]。社区旅游内卷化现象不仅体现在旅游企业，也发生在社区权力和旅游产品层面^[28]。参照经典内卷化内涵，结合旅游内卷化的现有讨论，本文认为社区旅游内卷化是指发展到一定形态后，社区旅游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变到新的形态，旅游产品或企业只是简单重复，同质化竞争激烈，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需求，导致社区内部权力和利益复杂化，矛盾增多，社区总体边际收益或旅游发展效益相对下降。韦伯（Weber）的“理想类型”为本文分析内卷化提供了框架基础，分为3个层面：经济内卷化、政权内卷化和文化内卷化^[13]。

在经济层面，社区旅游高度依赖于劳动力，可能比工业更易陷入内卷化^[32]。中国的小农经济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程度最深，加之乡村土地制度安排、农地的碎片化、城乡二元分割以及社会歧视等因素，使得我国小农经济易陷内卷化^{[27, 32]}。中国乡村社区旅游是“小旅经济”，即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主要依靠自己投资经营，满足自身生活为主的小微旅游经济。在没有政府干预或外部资源投入下，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者很难自发建立规模化、专业化的大型旅游企业。社区旅游内卷化在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旅游产品内卷化，即社区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并没有质的提升，而是量上的简单重复，导致社区旅游同质化竞争^[24]。经营者既难以从外部获得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也很难通过自身能力创新产品和服务，单位产品的边际收益下降。

政权内卷化一般表现为组织内卷化、利益内卷化和权力内卷化^[20]。我国实施的是乡村自治，权力内卷化在乡村社区并非主要问题，而利益内卷化才是关键^[33]。地方势力联盟容易攫取公共利益和外部资源^[25]。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灰黑社区势力、外来投资者、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所形成的分利秩序使得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利益内卷化凸显，导致少数个体利益膨胀，而社区整体利益却没有实质性增长^{[23, 34]}。组织内卷化集中表现为小微企业内卷化。企业数量不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但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创新。现有研究发现知识技术转移障碍导致创新能力不足^[35]，而社区普遍通过亲属和宗族关系的强化来取得竞争优势也限制了创新^[36]。众多强关系联合的旅游小微企业成为“一致行为人”，采取相似的管理和营销模式，甚至提供相同产品。

文化内卷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形态在特定环境下不断适应且逐渐强化适应该环境的特性，难以变迁到下一形态的文化模式^{[12, 13]}。乡村社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特定的宗族制度、乡规民约、风俗仪式等文化模式。在此模式下，个体对创新的保护往往被认为是对家庭和宗族观念的背离，是种“自私自利”的行为而不被支持，甚至被排除在利益分享之外。因此，社区创新缺乏动力，而同质化的企业被鼓励。

根据韦伯（Weber）的“理想类型”，上述不同层面的内卷化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13]。旅游企业内卷化容易导致产品内卷化，企业没有实质性发展，产品也没有创新。同时，社区利益内卷化使得取得垄断利益的少数个体不是专注于产品和服务创新，而是谋求更多资源和利益，又进一步加剧产品内卷化。综上，我们构建了理解社区旅游内卷化的一般框架（见图 1）。

图 1(Fig. 1)

图 1 社区旅游内卷化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volution of Community Tourism

社区旅游研究适合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和跟踪调查^[37]，但现有研究很少能够获得连续多年的数据^[38]。本文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开展长期跟踪调查，强调过程性以及“如何”等议题的深度挖掘^[39]，采用理论抽样原则^[40]，选取云台山社区（包括岸上、五家台、黑石岭、古洞窑和茶棚掌5个村）为案例。第一，云台山社区从农业到旅游，经历了多个内卷化和去内卷化阶段，有完整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游客量从几万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618万人次^②，门票收入达到5.2亿元。第二，云台山社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地处山西和河南交界处（见图 2），远离城市，在地理和经济上相对独立。旅游发展的利益主要惠及本社区，目前80% 以上的村民都从事旅游相关就业，生活得到改善^[41]。第三，云台山景区具有较高的旅游景观和科普价值^[42]，而云台山社区也是社区旅游的典型^[43-45]。

图 2(Fig. 2)

图 2 云台山景区与云台山社区空间关系示意图 Fig.2 The Location of Yuntai Mountain Area and Communities 注：底图来源于河南省地图院及谷歌地图（2019）。

本文所采取的质性跟踪案例研究从2014年开始。每年都按相同的调研程序，在7—8月旅游旺季开展8—10天的现场调查，收集相同类型的数据和资料，并针对关键人物做持续的跟踪访谈，获得连续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在确保数据连续性和年度间可比性的同时，本文还对重点事件开展针对性调研，具体如下：第一，现场观察记录采用统一的观察记录表，记录每年的客流情况、经营情况、村容村貌和社区景区的建设情况；第二，关键人物访谈包括社区精英、景区管委会负责人、地方政府官员和外来经营者，每年的访谈都尽可能回访历年受访者以确保信息连续性；第三，社区小微企业调研每年均以入户普查的形式统计所有社区企业的数量特征、经营能力和绩效等信息；第四，二手资料收集重点更新每年的官方年报、领导人讲话、规划计划、重要会议纪要以及社交媒体信息等。

依照社区旅游内卷化分析框架，本文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法，通过一手与二手数据理清云台山社区的演化历程，找到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内卷化关键指标，划分内卷化与去内卷化阶段。然后，综合现场观察记录、关键人物访谈、社区普查和二手资料，解析云台山社区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背景、成因、过程和特点。对于各个资料间矛盾的内容，本文主要向关键人物（政府和景区负责人、社区精英）求证。

20世纪80年代的云台山社区人口增长迅速，但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经济落后，年均人收入仅有几百元，社区内生能力不足。尽管社区试图通过放养牛羊、采摘药材、砍伐树木等发展多元经济，但收效甚微，新增的劳动力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深耕细作^[27]。到80年代后期，社区人口进一步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越发突出，发生农业内卷化^[26]。文化内卷化也随之形成：一方面，村民因应深耕细作的劳动模式，确保有限土地的代际传承和林地使用的族内平衡，形成一系列乡规民约，导致年轻人因不愿放弃林权地权而继续锁定在社区；另一方面，大多数村民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其他技能而难以到城市就业，进一步加深了安土重迁观念。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去农业内卷化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和资本双密集投入，发展大棚蔬菜和反季节种植等高附加值农业进行的^[46]。然而，云台山社区耕地面积小且分散，并不具备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去内卷化的条件，只能发展旅游业。云台山旅游发展并不顺利，到1998年，年游客量不足10万人次，鲜有过夜游客。1999年，焦作市成立云台山开发建设指挥部，通过政府外部干预，统筹景社发展，修筑内部道路，扩大景区范围。2000年，景区游客量就突破15万人次，过夜游客开始增多，门票收入达到300余万元^②。到2015年，云台山有235万人次游客，过夜比例增多^{[43, 47]}。政府作为外部力量强势推动，破除政策限制，解决资金和技术问题，不仅推动了社区旅游发展，也实现了去农业内卷化。旅游发展吸引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旅游经营中（见表 1）。到2014年，农民经营的家庭旅馆达388个、旅游小商店57家、流动摊点135个、家庭餐馆22家。外来旅游者引入新文化，更新年轻人观念和言行，现代生活方式备受推崇，实现去文化内卷化。到2015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万元，生活得到改善。

表 1(Tab. 1

表 1 2014年底云台山家庭旅馆数量概况 Tab.1 The Number of Family Guesthouses in Yuntai Communities (2014)

表 1 2014年底云台山家庭旅馆数量概况 Tab.1 The Number of Family Guesthouses in Yuntai Communities (2014)

云台山社区旅游内卷化发生在去农业内卷化的后期。内部政策制约和外部市场变化加速了内卷化：一方面，为了确保旅游利益惠及本地村民，社区限制外来资本，主要依靠村民自筹资金建设家庭旅馆和商店，以扩大接待能力。然而，限制外来资本也就制约了技术交流、知识转移和人才流动，导致社区内部能力提升缓慢；另一方面，云台山旅游市场分化出中高端消费的休闲度假市场，人均月收入超过6000元的游客占比从2015年的6.69%上升到2018年的24.4%，选择星级酒店的游客从25% 上升到34%^[48]。市场升级要求产品创新，但社区内生能力不足难以自己实现转型升级而陷入内卷化。

首先是产品内卷化。由于缺乏创新能力，村民之间互相模仿，使用相同的设计、装修甚至施工队自建家庭旅馆以降低成本，引发产品低水平同质化。家庭旅馆户均床位从2007年的20张增长到2014年的34张（见表 1），房均收益和社区总体边际收益均相对下降。例如，“云龙山庄”旺季散客房费在80—100元/间，团队价为40—50元/间。如果客人不开空调，房费还可再降至10—15元/间。即使是设施条件较好的“田园牧歌”房费也下降到80—100元/间。旅游商店的情况也类似，村民销售企业标准化生产和包装的旅游商品。商店开得越多，竞争越大，利润越低，边际收益下降。

其次是企业内卷化。发展社区旅游后，云台山村民几乎没有外出务工，80% 的村民从事旅游经营，社区小微企业快速增长^[43]。然而，村民在运营管理和营销方式上也相互模仿。少数的经营创新也很快通过亲缘关系传播而普遍化。随着更多的劳动力和社区资本不断投入到已经饱和的旅游小微企业，而不能拓展到其他旅游相关领域，企业内卷化就发生。

最后是利益内卷化，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区内部限制外来投资者的措施成了旅游经营外延拓展和转型升级的障碍。社区内部形成利益联盟的同时，也逐渐失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云台山社区旅游从业者中，46.52% 是跟随者和模仿者，只有少数依靠过往经验和有限的外部支持发展^[43]；二是少数社区精英通过亲属关系的强化建立小型利益共同体，从而获得竞争优势^[36]。利益共同体不仅能够承接大规模旅游团，政府也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在能够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的群体^[43]，导致“强者更强”，加剧利益内卷化^[49]。

随着市场转型升级与社区旅游产品创新不足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政府再次强力介入，推动新一轮的社区旅游去内卷化。

首先，政府通过招商引资、鼓励外来投资和自投自建等方式，促进去产品内卷化。2013年，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按照四星级标准，投资5亿元建成了300间客房的云台天阶酒店。建成初期的天阶酒店入住率超过80%，产生巨额利润，刺激了社区其他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2016年，社区开始放宽外来投资，鼓励发展精品民宿。2017年，仅岸上村就投资改造了47家精品民宿，户均投资高达200万元。民宿减少客房，增加公共空间和增值服务，适应了中高端休闲度假市场需求，效益也更好。改造后的“归园田居”和“竹韵闲园”房价在400—700元之间，而占地43.4亩的“云武堂”精品客栈开业初期的房价也在600—1000元之间，均数倍于同期的普通家庭旅馆。2019年，云台山景区和政府进一步将岸上村改造成“民宿街区”，形成夜间旅游产品。

其次，社区放宽外来投资和经营者的同时也引进了新技术和新管理，促进去企业内卷化。社区允许村民将家庭旅馆租赁给外来投资者，通过固定年租金获取收益。据本文于2014到2016年的调研，五家台村和岸上村分别有约60% 和40% 的家庭旅馆租赁给外来经营者。外来经营者带来资本和技术，并改造民宿和主题商店，提升了管理和服务品质。到2018年底，云台山社区共有家庭旅馆（含民宿）437家，房间数6143间^②，户均客房数较2014年（见表 1）有所下降，但边际收益上升。

最后，大量外来经营者的进入改变了社区人口和权力结构，弱化了现有利益联盟，促进去利益内卷化。与此同时，旅游发展也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41]，进一步改变了社区生活方式和年轻人的观念、言行以及对传统的继承，引发去社区文化内卷化。

综上，云台山社区经历了旅游发展前的农业内卷化、旅游发展与去农业内卷化、社区旅游内卷化，以及社区旅游去内卷化4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交叠，有不同的背景和成因，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见表 2）。

表 2(Tab. 2

表 2 云台山各阶段内卷化解析 Tab.2 The Analysis on Involution of Yuntai Communities

表 2 云台山各阶段内卷化解析 Tab.2 The Analysis on Involution of Yuntai Communities

本文聚焦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阶段演进中出现的增长困境，在以往从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再到旅游吸引物权的解释路径之外，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内卷化。本文构建了社区旅游内卷化分析框架，并应用于解析云台山案例，取得三个贡献。

第一，社区旅游内卷化有效地解释了社区内部权力和外部支持不断增加下社区旅游的增长困境，为社区旅游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现有社区参与^[8]、社区增权^[9]和旅游吸引物权^[10]等研究为社区获取外部资源和赋权提供了合法性来源，总体上推动了我国社区旅游发展。本研究进一步表明，上述外部资源的有效运用以及社区权力的施行，高度依赖于社区内生能力。云台山限制外来资本的措施看似保护了本地居民利益，但也影响了社区内生能力的提升，导致社区旅游内卷化。内卷化很好地解释了在相似的外部资源和权力赋予下，不同旅游社区的发展差异。因此，未来研究要特别关注社区资源禀赋和内生能力的不同。

第二，基于内卷化理论构建了社区旅游内卷化分析框架，整合了现有单一类型旅游内卷化的探讨^{[24, 28, 31]}。现有旅游内卷化讨论主要聚焦在单一类型内卷化，如产业或企业内卷化^[24]、权力的内卷化^[28]和旅游产品内卷化^[31]。本文基于韦伯（Weber）的“理想类型”，结合旅游情境的特殊性，构建了包含产品、利益、企业和文化等类型的内卷化分析框架。案例研究也表明，不同类型内卷化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未来可以通过多案例研究进一步细化各类型内卷化分析，理清各类型内卷化之间的作用机理。

第三，社区旅游内卷化是旅游发展导致的系统性内卷化。尽管农业内卷化会导致农村社会文化的内卷^[15]，基层治理内卷化也会引发社会经济内卷^{[19, 20]}，但社区旅游内卷化更强调从社区整体来分析内卷化过程。内卷化理论主要基于相对封闭的地域系统。本文对社区旅游内卷化应用于城市社区和部分高流动、强自适应的多元化乡村社区保持谨慎。未来研究可先尝试小尺度城市社区旅游内卷化的分析，进一步拓展社区旅游内卷化的适用范围。

当前，云台山社区主要采取打破政策限制、优化营商环境、引进外部资源的外生路径去内卷化。然而，如果外部资源的引入不能促进社区内生能力的提升，社区旅游仍可能出现新的内卷化。从可持续的角度，本文对去内卷化有以下建议：第一，提升社区内生能力是根本。我国乡村社区普遍内生能力不足，村民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发展能力主要依靠自学。在经营压力大，学习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少数村民能够持续学习和创新^[43]。因此，合理区分社区村民，并有针对性地提高村民能力是有效措施。第二，破解政策法规、行政管制和乡规民约等外部条件限制是关键。云台山限制外来经营者的措施确实在发展初期起到了保护村民利益的效果，但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和利益群体。随着旅游需求的转型升级，如果社区无法促进社区旅游产品和企业创新发展，那么必然导致内卷化。第三，政府和核心景区在社区去内卷化中应起示范，甚至主导作用^[29]。政策的放宽并不意味着外来资本的自然流入。云台山通过招商引资，打造高端天阶酒店，扶持先锋社区经营者改造民宿，对社区旅游产品和企业创新起到示范效应。需要注意的是，引入外来资本也要防范制度性机会主义^[9]，防止社区有限土地和优质旅游资源不恰当地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