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作为诗意栖居的远方，因其能满足人们逃离城市喧嚣、追求消遣娱乐的需要，近年来获得较大关注，城市周边的近郊乡村旅游更是成为人们度假休闲的第一选择。伴随乡村旅游的需求增长，政府、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投入迅速扩大，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持续出现，越来越多乡村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尝试从不同乡村要素入手来打造吸引力以吸引游客。乡村旅游吸引力随之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态势，相关议题获得学界广泛关注^[1]。

现有乡村旅游吸引力研究大多从资源视角和体验视角两方面展开。首先，资源视角通常以概括乡村旅游主要吸引力为核心^[2]，然而在现实中，乡村旅游吸引力往往并非由单一要素构成，除核心要素外的其它乡村要素对吸引力形成同样发挥重要作用^[3]。其次，体验视角虽从游客主体出发探究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但却将重心置于游客在乡村环境中的身体享受和沉浸体验，相关成果缺少现实乡村中的客观要素对照，致使其对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和提升的实际指导作用有限^{[4, 5]}。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首先从乡村性视角出发，归纳游客感知的乡村性要素并提炼乡村吸引要素，构建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分析框架，从逻辑上解决现有研究中游客感知主体缺失和客观要素难以匹配的问题。进一步，文章以海南省26个乡村旅游地为例，基于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深入探究不同乡村吸引要素如何通过单独、替代和组合路径等形式对旅游吸引力发挥作用。最终，旨在揭示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的多种要素组合路径及其内在逻辑，为乡村旅游研究和乡村旅游吸引力营造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伴随乡村逐渐发展成为主要旅游目的地，以乡村景观、文化、社会为重要载体的乡村旅游吸引力作为游客选择乡村旅游地的根本原因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其中，乡村多样化资源是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资源视角普遍认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是丰富的农业农村资源，由于契合传统社会对乡村生产与生活结构根性的追念，从而获得较大阐释空间^{[6, 7]}。近年来，诸多学者尝试在乡村旅游情境中不断审视乡村资源，对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进行多角度诠释^{[8, 9]}。陈兴等认为乡土景观是乡村吸引力的关键，基于乡村自然要素和乡土文化要素提出乡土自然环境系统、传统乡村基础设施、传统农业系统、乡土聚落系统、乡土文化形态5大乡村旅游吸引主类^[10]。单福彬等则将乡村文化视为乡村旅游开发的核心资源，认为其价值在于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并以此构建了包括文化吸引力评价、不同文化吸引力比较、区域文化整体吸引力衡量在内的多层次乡村旅游吸引力评价体系^[11]。另有学者从多元资源要素角度解释乡村吸引力构成，如方法林等关注乡村人居环境，认为其作为广义的旅游资源，能够对旅游者产生独特吸引并构建了以人居和谐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吸引力评价体系^[12]；郭风华等则从乡村旅游地形象认知出发，认为以自然田园风光和乡村农家意境为载体的形象描述、吸引物名称标识和相关地名词等词汇是旅游吸引力形象生成的重要来源^[13]。由此可见，资源视角相关研究虽从诸多角度阐释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但大多是依据乡村旅游地发展中某一突出要素的现实结果表征来对乡村旅游吸引力进行构成要素归纳、所属类型划分和评价体系建构。然而，现实中乡村旅游吸引力并非某一类要素或某一种类型的单独呈现，现有要素、分类和评价体系无法体现乡村旅游地除核心吸引要素外的其它多样化乡村要素对旅游吸引力的影响作用，无法深入诠释不同乡村要素与旅游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对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缺少内在规律性分析。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资源视角研究忽视了游客在吸引力感知中的核心地位，致使相关研究在旅游吸引力的认知逻辑上存在感知主体的缺失，乡村旅游吸引力亟需游客主体的回归。

此后，部分学者关注到游客在乡村旅游吸引力中的主体地位，从体验视角剖析乡村旅游吸引力形成。陈才等通过质性研究构建出“真境”、“真情”、“真智”、“真我”4个维度的概念模型，认为游客真实性体验是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关键^[14]；赵红梅同样指出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对过去生产生活场景和乡土文化的真实重塑^[15]。史艳荣等从疏离感和亲和力入手，论证乡村旅游吸引力来源于乡村旅游体验中的院落情结与人际关系再造^[16]，此观点与Walmsley提出的摆脱都市疏离感和寻求踏实满足感的乡村旅游主要动机相吻合，他认为乡村旅游吸引力营造应着重满足游客上述动机的实现^[17]。Zhang和Guo则基于中国乡村旅游情境构建了人地感知量表，借量表中的维度与指标说明乡村旅游吸引力不仅来源于传统地方要素，还来源于游客基于自身经历与乡村形成的主客互动，不同人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感知是不同的^[18]。可见，基于体验视角的乡村旅游吸引力研究关注到游客在吸引力感知中的主体地位，研究重心落脚于游客个体层面在乡村旅游情境中获得的身体感官刺激与主观情感享受，但却没有阐明游客体验与吸引力构成要素之间的具体关联，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在乡村旅游实践中因缺少现实层面吸引要素的对照而难以有效应用。综上资源视角和体验视角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乡村旅游吸引力亟需一个既能呈现客观吸引力构成要素，又能体现游客感知主体的新研究视角介入，从而更好探究乡村吸引要素与旅游吸引力构成之间的关系。

乡村性产生于乡村的日常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包含了乡村所表征的一系列地理时空要素和社会文化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来，乡村性先后经历了早期关注功能性作用的描述性流派^[19]，到中期重视乡村政治经济影响的乡土流派^[20]，再到后期强调文化和后现代转向的社会建构流派后^[21]，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受乡村本身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影响，乡村性更强调一种多元异质意义上的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22]。因此，学界逐渐关心乡村性的动态建构，代表人文主义和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视角成为理解乡村性的关键，并广泛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

何景明等最早将乡村性引入旅游研究，认为乡村性及其乡村意向共同构成了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23]。此后，学者普遍认同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是乡村旅游的独特卖点和核心吸引力。在旅游情境中，乡村性主导了乡村旅游地表征的各个层面，是乡村特殊地理环境、自然景观和传统社会文化特征的综合呈现，对现代城市化背景下的旅游者有着极强吸引。魏鸿雁将游客感知引入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研究，构建了包含乡村景观、乡村文化、农业经济、社区参与的游客乡村性感知指标体系^[24]，并利用该指标体系实证乡村性感知与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之间的关系。周云鹏和张菱洲分别借由前人提出的乡村性感知量表题项，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游客乡村性感知与怀旧情感间的联系^{[25, 26]}。然而，上述乡村性感知指标体系的构建虽关注到游客主体在作为乡村旅游核心吸引力的乡村性感知中的重要地位，但在乡村性要素的选择上仍借鉴地理和政治经济研究领域对乡村性的功能性建构，无法体现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乡村旅游吸引力感知的真实内涵，因此部分学者呼吁系统构建旅游情境中的乡村性结构^[27]。随后，学者们在重申游客在旅游领域乡村性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提出了“新乡村性”^[28]、“现代乡村性”^[29]、“后乡村性”^[30]等概念，对理解旅游情境中的乡村性作了有益扩充，如孟凯等在游客感知视角下通过图片和半结构访谈，编码归纳了42个对游客产生吸引的乡村性客观要素，构建了游客感知的乡村性结构和乡村旅游吸引力认知机制^[31]。该研究中对乡村性客观要素的呈现归纳和游客主体感知的回归融入真正诠释了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本质内涵，为乡村旅游吸引力研究提供基于游客主体感知和客观吸引要素相贯通的乡村性视角，弥补了当前资源视角和体验视角的乡村旅游吸引力研究中游客感知主体缺位和吸引力构成要素难以有效呈现的局面，为重新认识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构成提供可能。

本文参考现有研究中普遍应用的乡村性结构，从游客感知的乡村性要素中提取与本研究相关的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要素。鉴于现有乡村性结构中对乡村性要素归纳的广泛性，研究团队通过多轮头脑风暴和乡村实地调研筛选提炼与当前乡村旅游地发展和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高度相关的18个乡村性要素，以提升乡村性结构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为使筛选后的乡村性要素进一步得到概括从而更好适应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探索，研究团队邀请3位旅游领域专家学者对18个乡村性要素依据相关性、互斥性等分类理念，依据游客主观感受进行背靠背双盲归类。3位专家归类结束后，返回研究团队对不一致的部分进行讨论协商，提炼概括为舒缓要素、归真要素、新奇要素、避离要素和现代要素5个乡村吸引要素。其中，舒缓要素来源于对乡村中的自然景观欣赏，包含气候、气味、声音、动植物和自然风光5个乡村性要素指标，评判游客在乡村中由上述客观要素感受到身体舒展、内心静缓的程度^{[32, 33]}。归真要素来源于乡村中原始村民的生活景观呈现，包含本地菜肴、乡音方言、乡村文化展示、生产工具和农作场景、生活物件和生活场景5个乡村性要素指标，评判游客在乡村中由上述客观要素产生的归属乡村的真实认同和身份回归的程度^{[14, 34]}。新奇要素来源于乡村中的传统民俗活动和地方风土体验，包含地方节庆、风土民俗、传统技艺和地方休闲活动4个乡村性要素指标，评判游客在乡村中由上述客观要素而感受到的新鲜奇特的程度^{[35, 36]}。避离要素来源于乡村空间区位和生活状态感知，包含地理位置、空间视野、生活节奏和传统建筑院落4个乡村性要素指标，评判游客在乡村中由上述客观要素所产生暂时抽离日常生活的程度^{[37, 38]}。现代要素来源于乡村中城市化植入设施和现代化生产生活吸引，包含景观建筑、游玩项目、游憩设施、文创产品、村民生产生活方式5个乡村性要素指标，评判游客在乡村中由上述客观要素体会到与现代生活接轨的程度^{[29, 30]}。最终，形成包含5个乡村吸引要素和18个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在内的乡村旅游吸引力要素体系。乡村旅游吸引力要素的构建实现了乡村性视角下对吸引感知和客观要素的对应呈现，诠释了乡村旅游吸引力主客联结的真实内涵。

本文通过上述方式构建乡村旅游吸引力要素，将其作为本研究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的条件变量和分析依据，实证探索不同乡村吸引要素组合的组态效应及其与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之间的影响，识别不同乡村吸引要素之间存在的适配替代关系，尝试从乡村吸引要素出发阐释不同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的内在逻辑，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Fig. 1)

图 1 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分析框架 Fig.1 Conceptual Model of Composition Path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veness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最早由拉金在1987年提出，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三种基本类型^[39]。在QCA分析中研究者可通过多案例比较识别引发相同结果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因果路径，从而在复杂条件变量前提下识别与结果变量的协同效应，并对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进行深入挖掘。相较于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QCA可通过跨案例比较，探索不同条件组合与结果间的充分必要作用，规避主观性影响以确保实证结果的外部推广价值；相较于以回归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QCA摒弃“自变量—因变量”二元关系统计方法，以集合论为基础，在探讨因果复杂性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条件变量间的关联性，并将变量组合成多个并发原因导致结果发生的等效路径来看待，有效解决传统定量研究在面临复杂自变量交互作用时产生的多元共线性问题^[40]。本文研究的乡村旅游吸引力中的乡村吸引要素及其构成路径较为复杂，且条件和结果均为连续状态，符合模糊集要求，因此适用fsQCA展开研究。

fsQCA主要通过对单变量必要条件和组态充分条件进行分析，参数依据标准主要有一致性和覆盖率。一致性反映单个变量或条件组态对结果影响的一致性程度，覆盖率反映单个变量或条件组态的解释能力。在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中，一致性计算公式见（1），覆盖度计算公式见（2）；在组态充分条件分析中，一致性计算公式见（3），覆盖度计算公式见（4）。

(1)

(2)

(3)

(4)

式中：X_i为样本i在组合X中的隶属度，Y_i为样本i在在结果Y中的隶属度，Consistency和Coverage取值范围均为(0, 1)。

海南素以阳光、沙滩、热带雨林等传统度假旅游资源闻名，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晚。2014年，海南省旅文局出台《海南省乡村旅游点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从乡村游憩、餐饮、住宿、交通、公用设施、管理、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将省内乡村旅游点划分为五个等级（一椰级至五椰级）。截至2022年9月，海南省共评定椰级乡村旅游点229家，其中五椰级35家、四椰级39家、三椰级73家、二椰级50家、一椰级32家。

考虑到海南乡村旅游具有岛内市场体量欠缺、岛外市场吸引不足的特点，为提高研究精度和结果效度，团队参考海南椰级乡村旅游点名单，如表 1筛选出省内26个乡村旅游地作为案例样本，案例地空间分布如图 2所示。其中，绝大部分案例样本来自海南省四椰级和五椰级乡村旅游点，以此确保所选案例的全面性和代表性。选择高椰级乡村旅游点作为本文研究案例的原因在于：其一，研究需要选取与主题和内容高度相关，即具备乡村旅游吸引要素的案例^[41]。海南椰级乡村旅游点评定是以政府视角出发所设置的标准，其评定标准与本文对吸引力构成要素的研究在关注点存在部分差异。团队经过实地调研发现，绝大部分低椰乡村什寒村罗帅村浪论村番赛村什进村毛真村赤岭村后海村博后村大茅村中寥村抱班村金炳村所在地域琼中白沙昌江五指山保亭保亭陵水三亚三亚三亚三亚乐东东方注：图中序号对应表 2案例地。级乡村（三椰级及以下）仅通过交通、公共设施、管理、效益等指标的评定便足以达到三椰级标准，而此类乡村在本研究所关注的乡村吸引要素和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上存在缺失，无法构成能够被游客感知的乡村旅游吸引力，导致游客流量过小，无法收集数据，因此不宜将低椰级乡村纳入案例选择范围。其二，研究需要选取“典型”甚至“极端”的案例，使研究具有可操作性，以获得更为严谨、一般化以及可验证的结论^[42]。海南椰级乡村旅游点的评定缺少复查和动态除名机制，使得椰级乡村旅游点名单处于逐年扩充的状态。但受限于政策支持不足、市场资金短缺、村民配合度低、岛内市场体量不足、旅游生命地发展周期等原因，导致部分高椰级（四椰级、五椰级）乡村旅游吸引力表现出难以持续的特点，即部分乡村旅游点虽具有高椰级，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设施荒废、业态凋零、旅游萧条、无人问津的情况，导致无法进行乡村吸引要素相关数据收集，因此部分高椰级乡村同样不宜纳入本研究案例地选择范围。

表 1(Tab. 1

表 1 乡村旅游案例地 Tab.1 Rural Tourism Case Site

表 1 乡村旅游案例地 Tab.1 Rural Tourism Case Site

图 2(Fig. 2)

图 2 案例地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Case Sites

表 2(Tab. 2

表 2 条件和结果的赋值结果 Tab.2 Assignment Results for Conditions and Results

表 2 条件和结果的赋值结果 Tab.2 Assignment Results for Conditions and Results

通过上述原则确定案例地后，团队5人于2021年12月、2022年1月和2022年5月对26个乡村案例地依次进行深入调研，将各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和五大乡村吸引要素中对应的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进行全面详尽的记录。

在调研完成后，根据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团队成员分别对上述26个乡村案例地的各二级指标进行1—5分赋分，其中1分代表要素吸引力弱，2分代表要素吸引力较弱，3分代表要素吸引力一般，4分代表要素吸引力较强，5分代表要素吸引力强。在完成一轮赋分后，交由另一位研究人员进行分值汇总，综合5位团队成员对各乡村指标的赋分情况后再匿名返还给各成员，请他们在参考其他人意见后，修改自己对各乡村相关指标的分值。如此循环往复，在进行了四轮赋分汇总整理后，5位团队成员的赋分已基本趋同且均表示不再改变。随后，汇总人员召集5人对少数分值仍不一致的指标进行协商调整，统一意见后最终确定本研究所调研26个乡村旅游案例地结果变量和18个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的赋分分值。

在完成26个乡村的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赋值后，将各乡村按乡村吸引要素对应的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进行分值加总后再取算术平均，得到的平均数作为各乡村5个乡村吸引要素的最终分值。至此，本研究所涉及的各乡村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赋值已全部完成，结果如表 2所示。接下来将进行变量校准操作。

校准（Calibrating）是将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研究者结合样本案例的变量取值分布合理选择完全隶属、交叉点（最大模糊点）、完全不隶属的三大校准锚点，从而使每个样本案例的变量数值转换为取值范围在0—1之间的模糊集。在锚点选取上，本文参考前人研究^{[43, 44]}，分别选取各乡村吸引要素变量数据的95%、50% 和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最终校准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Tab. 3

表 3 条件和结果的校准 Tab.3 Calibration of Conditions and Results

表 3 条件和结果的校准 Tab.3 Calibration of Conditions and Results

按照QCA分析流程，在变量赋值校准完成后需要对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进行检验，即检验单个乡村吸引要素是否构成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必要条件。本文参照学者普遍认同的标准，即当一致性得分大于0.9时可视为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45]。进一步，可通过覆盖度判断条件变量对于结果产生的解释力度^[46]。表 4为使用fsQCA3.0软件分析的单个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可见五个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表明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强弱不存在单个乡村吸引要素的必要条件；五个变量的覆盖度均大于0.9，表明各乡村吸引要素在研究案例地中具有较高的实证解释力度。因此，作为乡村性视角下的5个乡村吸引要素，其不同组合路径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

表 4(Tab. 4

表 4 单个要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Individual Element Necessity Analysis

表 4 单个要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Individual Element Necessity Analysis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旨在揭示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对结果产生的充分性，即探索乡村旅游吸引力产生时的不同乡村吸引要素组合。根据以往研究，本研究设定一致性阈值为0.8，频数阈值为1。执行操作后，fsQCA输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三种解。一般来说，绝大部分学者建议并采用中间解和简单解来识别条件和组态^[47]。本文5个乡村吸引要素共输出32（25）种条件组态，其中满足条件的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有3种，如表 5所示。其中，每一列代表一种条件组态。组态总体一致性为0.960448，表明在拥有这3个条件组态的乡村旅游地中，有96.04% 的乡村具有较强的旅游吸引力；组态总体覆盖度为0.853121，表明有85.31% 的乡村旅游地可以在这3种组合路径中得到解释。组态总体一致性和总体覆盖度均高于0.75临界值，表明实证分析结果有效^[48]。至此，本文确定了输出组合路径的总体合理性，可进一步识别乡村吸引要素在不同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中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构成逻辑。

表 5(Tab. 5

表 5 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的条件组态 Tab.5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ve‐ ness Composition

表 5 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的条件组态 Tab.5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ve‐ ness Composition

在组态1中，舒缓、归真和现代要素的存在能够使乡村具有旅游吸引力，其中舒缓和现代要素发挥核心作用，归真要素为辅助要素。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70357，表明在拥有该组态的案例中，有97.04% 的可能性具有较强旅游吸引力；原始覆盖率为0.618906，唯一覆盖度为0.167901，表明该路径能够解释约61.89%的乡村旅游地案例，且约16.79% 的乡村旅游地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其中，能够被组态1所解释的乡村案例有巴厘村、什进村和大茅村。巴厘村为独立运营的乡村收费景区，什进村和大茅村则贴近乡村度假区，以上乡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均已脱离原始村落，选择在乡村周边独立打造风景优美、展现村落特色的景区、度假聚落并以村名命名。首先，由于其位于乡野环境，且有部分原始村民在此处负责经营，所以代表舒缓要素的乡村自然景观和代表归真要素的村民生产生活与乡村文化能够得到有效呈现。其次，乡村景区和度假村的本质定位致使区域内新建众多现代景观建筑、游玩项目和游憩设施，这些现代要素发挥乡村核心度假功能，成为吸引游客来到此处游玩的关键。再次，在该类乡村中，以舒缓、归真和现代要素为核心打造的乡村观光景观和郊野度假产品已能够较好吸引并满足游客的乡村休闲度假需求，因此展现乡村传统民俗活动和地方风土体验的新奇要素与体现乡村空间区位和生活状态的避离要素在此类乡村旅游地的吸引力构成中未能表现出明显影响作用。综上分析，本文将组态1命名为“景区度假休闲型”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

在组态2中，新奇、避离和现代要素的存在与归真要素的缺席能够使乡村具有旅游吸引力，其中现代要素发挥核心作用，避离、现代和归真要素发挥辅助作用。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69636，表明在拥有该组态的案例中，有96.96% 的可能性具有较强旅游吸引力；原始覆盖率为0.337919，唯一覆盖度为0.117813，表明该路径能够解释约33.79%的乡村旅游地案例，且约11.78%的乡村旅游地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其中，能够被组态2所解释的乡村案例有后海村和博后村。后海村紧邻5A景区蜈支洲岛码头，在经历初期农家乐接待的旅游形态后，现已发展成为美食、民宿集聚的乡村社区，逐渐打造出以冲浪为核心的旅游产品体系。博后村靠近三亚亚龙湾，村民原始房屋大部分改建为网红民宿和海鲜餐厅，与亚龙湾一带的品牌酒店和高端餐饮形成差异化竞争，并依靠村落东侧的国际玫瑰谷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可见，此组态下的乡村依附周边景区起步发展餐饮住宿保证游客流量，后通过旅游产品打造，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核心吸引物的乡村旅游地。首先，由于乡村在旅游发展进程中并未对原始村落位置进行改变，多数村民仍居住于此，且因距离市区普遍较远，所以代表新奇要素的村落节庆、村民技艺、传统习俗等得以较好保留，代表避离要素的空间区位、生活节奏等得以被游客真实感知。其次，乡村内餐饮民宿等服务接待和冲浪、玫瑰谷等旅游项目承载并展示着大量现代要素，其在该类乡村中发挥核心吸引物作用。再次，该类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对餐饮民宿的依赖使村民对原始房屋进行了大量现代化装修设计，传统建筑样貌和村落布局形态已被更新改变，且由于大量外来经营者涌入，乡村逐渐呈现出一种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社区形态。外来经营者作为新兴村民，与原始村民在传统饮食、交流、生产、生活上发生着深度交融，原始村民受此影响不断接受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并逐渐参与旅游经营，因此代表本地乡村的文化内涵逐渐消散，大量由原始村民呈现的归真要素逐渐缺失。综上分析，本文将组态2命名为“民宿餐饮依附型”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

在组态3中，舒缓、归真、新奇和避离要素的存在能够使乡村具有旅游吸引力，并均发挥核心作用。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85420，表明在拥有该组态的案例中，有98.54% 的可能性具有较强旅游吸引力；原始覆盖率为0.567407，唯一覆盖度为0.116402，表明该路径能够解释约56.74% 的乡村旅游地案例，且约11.64% 的乡村旅游地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其中，能够被组态3所解释的乡村案例有北港村、沙美村和什寒村，恰能代表该路径影响下的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北港村此前为孤立岛屿，400多年以来村民仅靠船只进出，2021年初大桥匝道通车后北港村可进入性得到本质改善，其与世隔绝的岛屿风光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前往。沙美村在2017年开启美丽乡村建设，其山水林田湖一体的生态景观发挥核心吸引力功能，被誉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最美乡村会客厅”。2019年起，沙美村规划筹资新建以民俗文化商业街和精品民宿为主的“印象沙美”现代乡村，目前已建成开放。什寒村自2011年整村扶贫推进后因其云雾缭绕的高山美景和特色鲜明的黎苗聚落进入大众视线，在2013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最美中国乡村”。2011至2015年间，村内新建大量现代化基础设施、民宿客栈、农家饭店、文化广场，使村民的生活水平和旅游接待能力大幅提升。然而近年来，什寒村内大量现代建筑设施和休闲娱乐场所因经营不善几乎停业荒废，甚至与其核心自然景观形成一定冲突，但却仍有部分游客选择到此游玩。此组态中上述3个乡村的发展进程如图 3所示。

图 3(Fig. 3)

图 3 组态3中典型案例地的乡村旅游发展进程 Fig.3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ropical Cases in Configuration 3

可见，此类乡村均拥有优越自然条件，保留原始乡村样貌，村民世代居住于此延续村落传统文化。沙美村和什寒村因出众资源禀赋，早期便有游客自发前往游玩。在引起较多关注后，政府通过“乡村扶贫”、“美丽乡村”等扶持政策介入，村内大量基础设施得以修建，乡村特色产业得以发展，村民在获得更好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使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可能。随后伴随“乡村振兴”持续推进，此类乡村因其已积累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市场影响力，便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此期间，乡村依靠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支持植入体现现代吸引要素的酒店民宿、游玩项目、游憩设施和乡村文创等产品业态。然而，从组态构成来看，这些现代要素在此类乡村的吸引力构成中未体现出明显作用。换言之，此类乡村的核心吸引力来源于乡村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中对舒缓、归真、新奇、避离要素的丰富呈现，而现代要素对旅游吸引力的提升作用有限。正如处于旅游发展初期的北港村，在舒缓、归真、新奇、避离要素具备的情况下，虽并未有任何现代要素植入，但却同样具备较强旅游吸引力。沙美村和什寒村则分别处于旅游发展的中期和后期，持续投入新建的现代要素对乡村旅游吸引力营造的帮助并不明显，反而存在因相关现代产品业态逐渐凋零后，反过来削弱舒缓、归真、新奇、避离要素所构成的乡村原始禀赋的情况。综上分析，本文将组态3命名为“美丽乡村禀赋型”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

由于调整频数阈值和PRI一致性水平会影响输出组态的数量进而影响结果，所以本文采取以下两种方法对QCA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49]。（1）调整频数阈值。将频数阈值提高至2，PRI一致性水平保持不变，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与改进前的结果相比，解的一致性和解的覆盖度发生细微变化：解的一致性从原先的0.960448提高至0.979728，解的覆盖度由0.853121降低至0.644374，以上结果仍远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2）调整PRI一致性水平。将PRI一致性水平提高至0.95，频数阈值保持不变，再次进行组态分析，研究所得结果与原始结果保持一致。上述结果表明不同稳健性检验方法导致的组态之间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认为原始QCA输出的结果组态较为稳健，即本文得出的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检验可靠。

表 6(Tab. 6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通过对条件组态1—3的异同比较，本文进一步识别出舒缓、归真、新奇、避离、现代要素间的潜在替代关系，如图 4所示。首先，通过对比条件组态1和组态2发现，对于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中的“景区度假休闲型”和“民宿餐饮依附型”来说，在已投入大量现代要素的基础上，舒缓、归真要素组合可以和新奇、避离要素组合相互替代，以实现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构成。其次，从组态1和组态3出发，对比“景区度假休闲型”和“美丽乡村禀赋型”两条吸引力构成路径，发现乡村在拥有舒缓和归真要素时，现代要素可以和新奇、避离要素组合相互替代。最后，组态2和组态3的比较表明，“民宿餐饮依附型”和“美丽乡村禀赋型”吸引力构成路径在共同拥有新奇和避离要素时，现代要素可以和舒缓、归真要素组合相互替代。

图 4(Fig. 4)

图 4 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要素间的替代关系 Fig.4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omponents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veness

要素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表明：一方面，舒缓、归真要素组合和新奇、避离要素组合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在特定乡村吸引要素存在条件下，舒缓、归真要素组合和新奇、避离要素组合之间能够替代发挥现代要素作用，使乡村具备较强旅游吸引力。这说明乡村旅游吸引力始终强调对乡野自然生态、村民原真生活、村落传统文化和远离城市空间等乡村原始资源禀赋的保持，舒缓、归真、新奇、避离要素构成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基本面。另一方面，现代要素与舒缓、归真要素组合和新奇、避离要素组合之间的等效替代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由表 4可知，在以现代要素为核心的组态1“景区度假休闲型”吸引力构成路径中，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分别为0.619和0.168，均为输出组态中的最大值，说明该组态为本研究中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的主要路径。其中同样不能忽视现代要素中景观建筑、游憩设施、游玩项目、文创产品等在吸引力构成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旨在探索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构成要素与组合路径，从乡村性视角出发，梳理适用于本研究的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海南省26个乡村旅游地进行条件组态分析，结合案例现实情况探讨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构成路径、内在逻辑和要素间潜在替代关系。结果发现，存在3种条件组态能够解释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构成，并且不同乡村吸引要素之间存在适配替代关系，而单一乡村吸引要素不构成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与传统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相比，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够阐释复杂并发因果，描述各乡村吸引要素在不同等效组合路径中的角色关系，研究发现结论如下。

第一，以现有旅游情境中游客感知的乡村性结构为基础，结合乡村案例实际情况，提出以舒缓要素、归真要素、新奇要素、避离要素、现代要素5个乡村吸引要素和18个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分析框架。该框架跳出以传统资源视角评价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工具性指标范畴，转而关注游客真切感知的乡村性要素识别和乡村吸引要素提炼^{[9, 31]}，同时弥补以往体验视角仅关注游客体验生成而忽视乡村客观要素联结的研究空缺^{[14, 17]}。可见乡村性视角诠释了乡村旅游吸引力中的游客主体感知回归和乡村客观要素关联，为本文定性比较分析和未来乡村旅游吸引力研究提供逻辑自洽、科学可靠的要素变量和分析框架参考。

第二，五个要素变量均不能构成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充分必要条件，说明要素无法单独存在影响结果，乡村吸引要素必须以组合形式出现。针对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本文共得出3种组合路径，根据乡村案例分析比照将其归纳为“景区度假休闲型”、“民宿餐饮依附型”和“美丽乡村禀赋型”三大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实现了从乡村吸引要素组合出发，以“多重并发”方式展现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的三种不同逻辑。对比以往乡村旅游吸引力研究，大多从乡土景观、乡村文化、人居环境等维度出发，突出单维度乡村资源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乡村类型划分和评价体系构建的核心参考^{[11, 13]}，却忽视了其它多样化乡村吸引要素对旅游吸引力构成的影响作用以及不同组合路径^[1]。本文基于以往成果，从乡村性视角出发深入探索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要素间的组合匹配关系与内在逻辑进程，提出的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不仅能够补充现有乡村旅游吸引力研究成果，还能使乡村在现实旅游发展过程中获得基于路径选择和要素组合的具体应用参考。

第三，本文在厘清3种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3组乡村吸引要素间的潜在替代关系。在特定条件下，舒缓、归真要素组合和新奇、避离要素组合均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与现代要素以“殊途同归”方式实现替代。该结论表明在现代要素不断植入乡村旅游的背景下，作为乡村本底资源禀赋的舒缓、归真、新奇、避离要素仍占据重要地位。这从侧面印证了赵红梅等提出的乡村旅游核心价值始终在于对过去生产生活场景和地方乡土文化的真实再现^[15]，符合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对乡村情结的回望和乡村旅游的诉求^[16]。另一方面，现代要素的等效替代作用同样表明其在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中的重要价值。在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核心吸引力的论述视角下，与部分学者提出的“现代乡村性”^[29]、“后乡村性”^[30]等概念形成呼应，并为之提供实证支撑。

第四，在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中，“景区度假休闲型”（组态1）和“美丽乡村禀赋型”（组态3）的原始覆盖度较高，说明乡村大多采用上述两种组合路径构成旅游吸引力。这与海南岛内市场体量欠缺、岛外市场吸引不足的乡村旅游市场特征相关。因此，海南现有乡村大多借助资本投入修建并独立运营景区度假聚落，或依靠长期以来乡村扶贫、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政策引导来改建乡村以吸引游客。“民宿餐饮依附型”更依赖于乡村原始地理区位与其周边依附旅游市场，因此符合该吸引构成路径的乡村较少，说明该路径发展难度较大。由此可见，乡村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应首先明确自身特色和条件定位从而选择适宜吸引力构成路径，再根据各路径内显示的乡村吸引要素组合及其对应二级乡村性要素指标来进行“查漏补缺”式的旅游吸引力营造与提升。

综上，本研究在探索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的过程中，首先从乡村性视角出发构建本文分析框架，后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了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这一典型的多重并发因果问题。在对26个海南乡村案例样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解释了3种吸引力构成的等效组合路径。然而，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受条件限制，本研究仅调研海南省内乡村旅游地，未来需进一步扩大乡村调研范围，尤其是纳入海南省外的乡村进行比较分析，不断更新完善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路径，使其具备更强外部效应。其次，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跨案例比较来分析影响乡村旅游吸引力构成的复杂路径。相较于回归分析，定性比较分析能够为研究者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提供方向指导，但却无法像纵向案例研究那样深度解释演绎“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因此，未来仍需结合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行深入个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