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明确提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成为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重要构成，承担着满足一定区域内常住人口基本日常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的职能^[1]。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需求基础性、空间单元性及居民敏感性三个主要特征：其面向居民的基本日常所需，以社区或街道为单元进行布置，匹配相应的居民人口规模及特征，并以居民满意为核心目标。以社区为单元的居民满意度研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应贯彻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内涵配置、空间布局、规模数量、运营管理的各个研究领域。

既有研究实践证明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作用^[2]，强调社区客观属性及要素对居住满意度存在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主观的居民感知与期望产生间接影响，并受到个体差异的控制作用^[3]。影响要素研究主要围绕居民个体特征、各类设施、社会交往及人居空间展开：①居民的个体特征对满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不同年龄^[4]、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差异化属性，以及被动动迁居民^[5]、新市民^[6]等特殊群体属性通常作为一种控制性要素参与到满意度影响模型中，不同研究中影响程度与机制有着较大的差异性。②各类公服设施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核心要素。研究表明公园绿地^[7]、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养老、公共空间^[8]、动静态交通等多项内容的设施可达^[9]、设施规模^[10]、服务品质^[11]等属性对居民满意度有显著直接或间接正向影响；③社区交往^[12]也被证明对居民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④人居空间对满意度的影响从空间属性和非空间属性两个层面展开：空间属性包含了社区的区位与生活空间分异特征^[13]、社区建成环境^{[14, 15]}等；非空间属性则主要面向社会经济属性（社区类型^[16]、社会资本^[17]、技术更新^[18]等）、社区群体特征^[19]等，两者均对居民满意度有较强的影响作用。

同时，研究者也探究了以主观感知为主的满意度中介影响作用。基于居民感知对象，满意度往往被分解为环境满意度、设施满意度、社会满意度三个方面^[20]；基于感知维度则分解为安全满意度、舒适满意度、方便满意度、社区归属感^[21]等多个方面的感知内容。研究证实了人居系统中主观感知的中介效应。以感知维度为主要划分标准，研究主要围绕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知展开：①影响安全感知的因素主要来源于空间属性及居民特征，研究证明社区建成环境^[22]、社区管理与组织^[23]以及居民个体特征^[24]均会影响居民安全感^[25]，但对安全感如何影响居民综合满意度研究较少；②影响方便感知的因素则以空间接触机会的获取难易程度为核心研究点，居民获取设施、就业、出行、休闲的便捷程度^[26]是主要的影响因子，并对居民综合满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相关研究也认识到了“便捷”不仅有时空意义，也受到整个行为过程中人居空间的综合影响；③由于“舒适”本身的内涵丰富性，针对舒适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更为综合，部分研究中甚至安全感知、方便感知都被作为舒适感知的影响因素^[27]，将舒适度作为满意度的直接表征因子，部分印证了四个感知之间的层次关系，同时自然与建成人居空间、社会氛围等要素均被证明对舒适感知具有显著影响^[28]；④美观感知是更高层级的审美需求，相对影响因子研究较少，更多是以社区空间微更新、老旧社区更新、创意社区营造以及城市公共文化构建^[29]等多项研究与实践工作来提升人居系统的美观性^[30]。总体上，安全与方便是人居环境中居民满意的基本需求^[31]，受到人、空间接触机会、人居空间的直接影响较大；舒适性与美观性是更高层级的理性满意需求，不仅受到人居系统要素的直接影响，也会受到低层级感知的传导性影响；四项感知对满意度的影响作用被部分证实，但影响路径需进一步明晰。

现有关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其一，当前研究中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通常作为满意度影响因素体系的部分而非主体进行研究，设施类型选取不全面、评估维度界定不明晰，研究主要面向以教育、医疗、养老、商业、体育为主的设施可达层面开展，对于设施的规模供应、功能内涵、服务品质等综合层面的满意度影响机制研究较少，难以精准把握设施提升方向；其二，由于缺乏针对性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框架，在挖掘各类要素对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的同时，其影响路径尚需明确，尤其对于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知体系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本文基于“城市人”理论视角下的以空间接触机会为核心、以人为本的规划思维范式，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放在整体人居环境系统中进行考量，面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探究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构建“安全、舒适、方便、美观”^[32]层层递进的感知体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进行机制分析，在分别探索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规模、服务品质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基础上，更进一步验证感知体系的中介效应，深入揭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与人居空间品质、居民满意的关系，增强以人为本的规划理论与方法建设、强化社区的公共服务属性，对未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提升提供一定的基础支撑。

2 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2.1.1 “城市人”视角下的理论模型构建

“城市人”（homo urbanicus）理论是用以描述、解释、评价“城市”这一现象的规划元理论^[33]，其吸纳了人居环境科学整体性、系统性认识人类居住系统的视角以及对于人的基本属性和空间选择原则的描述^[34]，并将其归纳为“物性”“理性”“群性”，将“空间接触机会”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进一步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概括为“空间接触机会=∫（人居变量）”，作为理论的核心方法和概念模型。“城市人”现已成为城乡规划领域广泛使用和认可的新兴理论，并在社区生活圈、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国土空间规划中形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体系。在“城市人”理论视角下，人居系统中各类要素可被归纳为城市人、空间接触机会与空间承载，理论模型可简单概括为：“城市人”作为空间接触机会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物性促进他以最小气力追求最优空间接触机会，理性使他懂得“自存/共存的平衡”，他在人居空间中，寻找人与空间接触机会的最佳匹配；人居空间承载着人追求空间接触机会这一行为的发生，同时本身也可以作为特殊的空间接触机会（如道路、绿地等）。“城市人—空间接触机会—人居空间”共同构成了人居系统，构建安全、方便、舒适、美观，能够使供需匹配的人居系统是规划的核心目标。（图 1）

城市人具有基本属性与偶有属性。基本属性是年龄、性别与生命阶段，这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任何聚落中的人都共有的，每个人都经历从生到死的年龄阶段变化，拥有性别表征，生命阶段代表了他对家庭结构的不同抉择；偶有属性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社会性，例如当前社会中，人的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等都可以作为人的偶有属性，并显著影响着人对于“最小气力”与“最优空间接触”的判断。

空间接触机会是“城市人”择居的动力因，本研究选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典型空间接触机会，以此为例对空间接触机会“点、量、质”基本属性进行说明：“点”代表了设施的空间布局，“量”代表了设施的规模大小，“质”代表了设施的服务品质。人居空间承载着人的一切活动，它的基本属性是规模、密度与发展阶段。规模是人居最重要的变量，道氏用将人居类别按照人口规模分为15类，而本研究中面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是最合适的研究尺度；而密度是城市规划重要的、可以直接干预的变量，并间接影响着规模和结构；而发展阶段则体现了人居系统自然生长、成熟及衰落的特征，在不同阶段它的结构、形态都有所不同。

由此构建面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居民满意度理论模型：社区是典型人居空间，社区居民是典型城市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核心空间接触机会。社区居民作为感知主体，具有正常理性与共通物性，在追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日常中对人居系统形成了安全、方便、舒适、美观层层递进的时空感知，主观感知是交织而混乱的，但对象是清晰的，即设施、他人（社会交往）及人居空间，因此对应为设施体验感、社区归属感、空间宜居感，并最终形成了居民满意度（图 2）。延伸这套思维范式，我们也可以衡量城市、大都市、城市绵延区等更大尺度上的典型城市人满意度，不同聚居单位中，要素的本质是不变的，但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城市人时空感知的本性是不变的，但层次可以更加丰富；满意度的内涵是不变的，但维度会因事而异。

2.1.2 研究假设

基于居民满意度模型构建，本研究提出四点基本假设，并构建了以社区为研究单元的居民满意度影响机制（图 3）：

H1：空间接触机会，在这里特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由设施的点、量、质进行定义。

H2：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特征对人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人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知对居民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人的感知层次从安全、方便、舒适、美观展开，由倾向于物性的低层级需求向倾向理性的高层级需求层层推进，低层级感知对高层级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特征作用于居民满意度时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H5：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特征作用于居民满意度时会受到人的基本属性年龄、性别、生命阶段的影响，也会受到社区的基本空间属性规模、密度、发展阶段的影响。

2.2 实证分析模型

为验证理论模型与影响机制假设，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SEM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其中满意度研究是其应用的重要领域^[35]，规划领域中被普遍应用于探究空间特征与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36]。模型具有理论先验性，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通常作为一种验证性分析工具^[37]；并能够同时处理测量与分析问题，可以将不可直接观察的要素以潜变量的形式进行测度，并探索其中介效应。因此本研究构建SEM模型，主要由于居民满意度中包含一些潜在的、难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变量，但可以通过其他观察变量进行间接测量，并能够对设施与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2.3 测量指标选取与问卷设计

根据理论模型的转化设计测量量表和调查问卷（表 1），各类变量测量指标共55项，调研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客观选择题的方式对问卷填写者的“城市人”及“人居”属性进行获取；第二部分对问卷填写人居住地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点、量、质”情况进行测度，其中步行可达时间采用“5 min、10 min、15 min、30 min、30 min以上”进行分级，其余采取5级李克特量表分级；第三部分针对填写者空间接触机会属性和满意度进行测度，均采取5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定。

控制变量包含城市人属性、社区人居空间的基本属性，根据理论体系构建，共6项测量指标。其中“社区密度”由容积率表征。

自变量围绕各类设施的点（设施步行可达）、量（设施供应量）、质（设施服务水平）展开。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种类选取中，结合《社区规划技术指南》及公共服务政策导向，选取社区医疗卫生设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基础教育设施、社区文体设施、社区商业服务设施、社区行政管理设施、社区公共空间及公共交通站点等8大类设施作为研究对象，细分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老年公寓/托老所、便利店、物流点、菜市场、小学、幼儿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健身设施、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绿地/公共广场、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共13项具体设施类型^[38]。鉴于本研究以问卷调研为核心数据来源，因此设计问卷为居民到达各类设施的步行时间、各类设施使用的拥挤程度、各类设施服务水平，以此进行自变量测度，其中除步行可达时间以5分钟、10分钟、15分钟、30分钟及30分钟以上进行划定以外，另外两个要素以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打分，并在计算中均处理为正向指标。问卷中共42项测量指标，但在表 1中依据8大类进行了合并，共24项。

中介变量围绕安全、方便、舒适、美观展开。以户外活动安全、弱势群体安全、夜间出行安全、住宅财产安全、住户相互信任为主要内容构建安全感知指标体系^[39]；以设施选择多样、购物方便、就业方便、出行游憩方便、弱势群体方便为主要内容构建方便感知指标体系；以生态环境绿色协调、居住环境干净卫生、设施环境温馨宜人、步行环境友好、邻里和睦、管理人员亲切负责、社区个性化服务为主要内容构建舒适感知指标体系^[40]；以绿化空间特色感、设施空间设计感、社区空间文化感、空气清新、创意品质为主要内容构建美观感知指标体系。共22项测量指标。

因变量围绕设施、空间和居民三个主体展开，包含设施体验感、环境宜居感、社区归属感3项测量指标。

3 数据检验与模型计算 3.1 问卷发放与数据预处理

研究首先于武汉市武昌区进行预调研，基于结果优化调整问卷后，选取14个典型社区^[41]进行实地调研，并采取路遇式随机发放问卷，问卷发放延续一周，主要为下午至晚间时段发放，保证调研人群的多样化，共回收问卷1701份问卷。为了保障保证问卷真实与可靠性，在问卷设计时加入了逻辑甄别题，分布在问卷不同部分。问卷筛选规则氛围基础清洗和甄别清洗两部分：①基础清洗：剔除问卷回答时间小于200秒的问卷；②逻辑甄别题目筛选"周边住户不值得信任关系不好但同时邻居友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122份，问卷有效率为65.96%。

问卷受访者“城市人”和“人居”属性基本呈正态分布，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男女比例为0.83，生命阶段分布较为均衡年龄段在18—59岁居多，占比约90%，与填写问卷的可信度、户外居民活动特征关系密切，同时筛选时更多的有效样本也集中在该年龄阶段中；同时可以看到选择在“一般满意”、“较满意”的居民较多，“不满意”最少，可以看到武汉的社区满意整体水平较好（图 4）。本样本符合SEM数据要求，具有较好的区分度与代表性。

进一步对有效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将数据导入SPSS22.0统计软件做信度分析，得到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8，说明信度很好；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815以上，表明各潜变量的测量指标设计较好；对总量表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和KMO值分析，KMO值为0.961，大于0.70，且P值为0.000（P < 0.001）通过了Bartlett球形检验，说明本次问卷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上的因子载荷都达到了大于0.5的标准，且绝大部分测量变量的AVE均值达到了0.36的门槛标准，表明各观测变量和对应潜变量在统计学上有从属关系且具有较高的收敛度（表 2）。

3.2 模型计算结果

将问卷数据带入SEM进行计算，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通过迭代测试不断剔除显著性较低的路径得到最终模型（图 5）。从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标来看，x²/df的值为2.994，小于3，说明模型拟合好；GFI值为0.808，小于0.9的建议值，不过Bagozzi & Yi认为GFI值在0.8以上的模型仍可以得到接受^[42]，满意度还受到文化、政治等难以测度的因素的影响；RMSEA值小于0.08，CFI、NFI和IFI的值均大于0.9，拟合优度较好。可见模型较为理想。

3.3 关键作用路径检验

标准化路径系数的大小显示了各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测量指标的影响程度，各测量变量之间路径系数是否显著通过T检验及P值即可判断。如表 3所示，从路径系数的检验结果看，假设H1a、H1b、H2b3、H2a1、H3c、H3d、H4a3、H4b2未被接受，而H2a1、H2b1、H2c2显示出显著负向影响，其余假设均未被拒绝。

4 作用机制分析 4.1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机制

（1）设施可达对方便性感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舒适性和美观性产生负向影响。当前结果一方面说明问卷填写者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普遍具有较好的水平，其对于安全、综合满意度的影响已较小；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点较密的地区通常处于城市旧区，尽管具备较高密度的成熟设施供给模式，但舒适性和美观性有待提升。

（2）设施规模通过中介效应对居民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设施规模供应通过影响居民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知，显著影响了居民满意度。一方面，宽敞、舒适、人均规模较大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显著对居民的社区体验具有重要的影响，提升设施供应是推进居民满意度的重要方向；但同时也看到设施规模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降低设施使用的方便性感知，这也对规模和可达的协同均衡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设施服务品质对居民满意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兼具直接与间接路径。公共服务设施的质量来源于居民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直观感受，对社区具有较可达与规模更为显著的影响。同时公共服务设施的质量也是较为显著的影响“安全”、“方便”、“舒适”和“美观”的重要要素，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质量是管理、提升满意度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手段。

（4）不同类型设施的影响强度也有所差异，其中文体设施、养老设施、管理设施及医疗设施的显著性相对较强。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总体供给相对不足、不同社区供给差异化较大，因此围绕这几类公服设施的均衡高效配置应作为未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4.2 居民感知的中介作用

采用bootstrap方法^[43]对居民满意度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 4）。

（1）居民感知体现出较强的中介效应。设施可达、规模、服务水平基本均通过影响居民感知进而影响满意度，居民感知的中介效应作用显著。其中舒适与美观体现出更加直接的中介效应，舒适性由于其概念更为综合、更能体现当前武汉市居民对社区的本质诉求而显得尤为突出。

（2）居民感知的四个维度具有层层递进的影响作用。其中：①安全与方便感知是保障性底线感知。由于本次调研区域均位于武汉主城区，问卷的结果显示出所获取的安全与方便感知水平普遍偏高，在“自存”无忧的前提下，模型中安全与方便通过更高维度的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对满意度产生影响，体现了安全与方便作为基础保障的重要性。②舒适感知是对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的感知因子。“舒适”对满意度的影响极为显著，在我国目前力推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中“安全”与“方便”的基础性设施基本解决的前提下，居住环境干净卫生、步行环境友好、生态环境绿色协调、邻里和睦、设施环境干净卫生、管理人员亲切负责、社区个性化服务对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对满意度的影响路径包括对满意度较为显著的直接影响和对美观作为中介的显著影响。③美观感知是最高层次的理性诉求。美观感知体现了较强中介效应，规划建设的审美提升也将成为满意度提升的重要手段。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城市人”理论的人居系统认知框架，在既有设施及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点（布局）、量（规模）、质（品质）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①设施可达、规模及服务品质对居民满意度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服务品质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可达与规模则通过中介效应产生影响；对居民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居民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知具有层层递进的特征，具备从“物性”到“理性”的传导性，安全、方便更倾向于基础性、保障性感知，而舒适、美观则更多体现对品质、审美的追求；并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特征作用于居民满意度时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③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特征作用于居民满意度时受到居民与社区基本空间属性的双重影响，居民中“未婚未育的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感知差异较为显著，体现在其对舒适性要求相对较低，而对美观性感知则更敏锐，要求也更高；而人居属性中密度、年代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中心城区、年代较新、高层为主的人居空间总体满意度较高，其中舒适性感知较高，但美观性感知较低，可能的原因是此类空间交通更便捷、服务设施的配置也更佳，但居住者相对受教育程度、收入都更好，具备更高的审美需求。④“城市人”理论框架中对人居空间、空间接触机会、城市人基本属性的内涵定义能够有效描述要素特征，并能够对设施优化、人居品质提升形成针对性的指引。

5.2 讨论

（1）城市人理论可为探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提供理论框架。“城市人—空间接触机会—人居空间”人居系统研究框架在公共服务设施、社区居民满意度研究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人居系统要素—居民时空感知—居民满意度”影响路径面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具有较强的解释性。既有研究相对缺乏面向空间要素本身的规划视角与针对性的理论方法框架，一方面少有面向设施点、量、质全面属性开展机制分析，另一方面在中介变量选取、关键影响路径构建与验证中也相对模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城市人”理论有效弥补了理论体系的缺乏，以“空间接触机会”的追求及获得为聚焦点，以人居要素系统为框架，以居民“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人居追求为目标，在完整理论假设背景下开展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分析，模型结果也体现了该理论框架较强的逻辑性与适用性。

（2）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满意度的作用机理来看，研究将设施可达性、规模承载力、服务品质全方位进行考虑，并证明了除大部分研究所验证的可达性以外的设施属性对满意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另外，研究从物性、理性层面，引入“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时空感知中介因子，并通过多样化测度因子进行呈现，丰富了居民感知研究内涵，并证明了居民感知从物性向理性的传导作用，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框架与实证结论；同时，研究在控制性因素中发现“未婚未育的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差异性较为显著，与部分研究强调“性别”“年龄”等单一因素不同，研究发现居民的基本生命阶段对居民使用设施、感知设施的影响更大。

（3）本研究结论对以人为本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优化提升、社区人居环境优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性。①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与规模体量的协同优化。设施的布局密度与规模供给具有较强的相互影响，设施配置中应在保障居民合理距离可达的基础上，发挥设施的规模效应，提高设施布局效率，提升社区设施的规模化、模块化、综合性建设。②大力推进老旧社区空间及设施的更新规划。不同密度、年代的人居空间中居民满意度具有较大的差异，年代较早、密度较大的社区应加强设施及空间的品质提升。③提升社区核心参与群体的互动性与青年群体的宜居性。不同年龄、生命阶段的城市人满意度具有较大差异，区分典型城市人特征，打造“全年龄段”满意的社区应作为未来优化提升的重要目标。

（4）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围绕“城市人—空间接触机会—人居空间”人居系统研究框架来看，首先研究对于“城市人”属性的把握尚停留在基本属性上，对于更丰富的偶有属性如“收入”、“学历”、“职业”等尚缺乏讨论，尽管在理论层面来看应更多强调人的一般物性与共通理性，但不同偶有属性所带来的居民需求差异必然是未来精细化的人居品质提升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空间接触机会”层面，研究选取围绕社区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典型空间接触机会进行探讨，而对更丰富的社会性、外部性空间接触机会关注不足；在“人居空间”层面，研究没有深入探讨不同社区空间的差异化人居系统作用机制，今后应面向更多尺度的人居空间、更全面的建成环境要素开展实证分析，探讨不同人居系统中人与空间接触机会、人居空间之间的供需匹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