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反思人类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的道德联系,疫情爆发以来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得到广泛关注和重新思考[1]。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探究高密度城市建成环境中作为个体的人与城市自然在情感与道德上建立积极关系的可能形式与机制,对探寻人人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具有深远意义。城市自然是城市环境中自然要素占主导的部分,通常呈现为城市的蓝绿空间,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城市自然中的生命与物质建立联系。
地理学领域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主要包括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文化生态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政治生态学研究,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后自然(postnatural)思想。其中,文化生态学主要基于适应性理论,关注人类与环境交互影响过程及其对社会群体的影响,包括特定的社会形成的本土知识、环境行为习惯、景观生产等内容[2]。文化生态学关注长时间尺度,将适应性理解为环境行为背后的社会内环境稳态调节机制,忽视了人的能动潜力和适应能力[3]。政治生态学关注环境政策、基础设施、资源使用与管理等环境不公正现象[4-6],注重其背后的权力关系[7-9]。人本主义地理学奠基人段义孚先生在《恋地情结》一书中从人的感知、态度和价值观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紧密且深沉的联系[10]。后自然思想很大程度上与人类世的提出相呼应,强调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在经验上的终结,以及现代主义以来与人类文化二元对立的、单一的和抽象的自然观念的终结,提倡以解构的、开放的、非线性的态度看待自然,同时强调自然乃每个人身边的、具体的环境, 内在于生活之中,强调与人的交互关系,在微观层面上关注构成人与自然共同体的特定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11, 12]。可见,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趋势之一是从多元群体到微观个体、从宏观生态环境到具体物质环境的转变。
受后自然思想的影响,城市自然的研究重申非人类的生命与物质的活力和能动性[13],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多物种城市自然、自然的多样化价值与关系内涵、自然作为情感和物质交流的对象。多物种城市自然呼吁突破社会—自然二元论,强调被忽视的人与非人自然关系,关注二者在环境变化、空间、安全等方面的冲突与协商。Arcari等强调,商品化动物的生命有助于缓和环境退化、栖息地丧失和物种灭绝的趋势,应当受到更多尊重和关怀[14]。Instone也发现城市原生草原中存在土壤—草—食草动物—人的共生关系,呼吁关注“远离视线”的事件和力量[15]。Sriniva‐ san指出,人们需要学会与危险的或不受欢迎的非人类动物共存,还要提高人类活动空间的包容性[16]。还有研究强调了一些通常被忽略的方面,例如城市自然“再野化”的腐生维度(saproxylic dimensions)[17]以及植物重塑劳动关系的能力[18]。与此同时,城市自然的多样化价值与关系内涵被发掘,强调日常生活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重要性[19]。市民花园所提倡的多样性城市自然美学[20]以及为残疾儿童打造的无障碍城市自然空间[21]展示出可持续城市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包容。此外,相关研究旨在唤醒人们对与非人类自然接触的时刻的关注,聚焦可能产生的物质和情感交流。Jones指出,艺术展览表达和展示了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城市中人与动植物的接触,唤起了人们与居住环境的深刻联系,特别是人们遇到非人自然时的敬畏、惊奇、感激等具体感受[22]。Wallace和Wright指出,作为遗址的城市运河通过人的规范管理以及非人生命的共同激活,重新进入城市生活,并将在未来吸引和塑造“人类能力、关系和经验”[23]。也有研究从文化和城市记忆的角度指出,城市居民的长期生活记忆和身体实践推动自然资源与社会系统共同演化[24]。关注城市自然作为一种过渡性和可能性空间,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活活力[25, 26]。可见,当前城市自然的研究通过关系性视角重新整合人与自然,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拉近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具体情景,从实践的角度预示了人与自然关系重建的潜力。
地理学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脉络以及城市自然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秉持关系性视角和更加关注具体化、多维度的人与自然关系。但是,既有研究更多地将城市自然作为人与非人关系的可能性空间,人们需要基于特定的冲突、提醒或长期以来对自然的依存形成对非人自然的关注,较少聚焦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主动建立这种关系,特别是对二者互动和联系的具体形成过程考察较少。发端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关怀(care)理论强调人们为维护和延续自身所生存的世界而做的努力,突出人对自然的主动关怀意识和修复行为。同时,关怀理论揭示了人与自然在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多维联系[27],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的具体化。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强调关怀自然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潜力,较少涉及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特别是,将自然空间作为关怀实践的开放性培育场所的考虑不多[28]。相关研究尚未充分探讨关怀实践如何产生并进一步得到培养和巩固的过程,以及当关怀实践在公共空间发生时,其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流动和影响。总体上,既有研究对关怀自然实践的认识还较为封闭和固化。针对上述不足,本文着重探讨关怀自然的实践作为一种主动建构的人与自然关系,其过程以及在时空、主体间的流动。研究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为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及NVivo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运用关怀理论剖析围绕动物园的关怀自然实践的形成过程,人与自然所形成的多维关系,及其在主体间的传递与互动。
2 基于关怀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构建基于关怀理论的城市自然关怀实践解析框架,将关怀关系从人与人之间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分析人与自然之间多重关系的具体表现,以及关系建立的过程与机制。
2.1 关怀理论及关怀自然实践关怀理论(care)最早由女性主义地理学家Tronto和Fisher于1990年提出,指“维护、延续和修复我们的‘世界’,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生活在其中”[29]。关怀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即关怀的接受者和提供者可以通过角色互换产生互惠关系[30, 31]。早期关怀研究的对象包括流浪者、儿童、社会住房租户等具有特定需求的主体[32-34]。随着Wolch强调人与非人的相互关系及其重新焕发城市生机的潜能[35],相关研究开始向自然延伸,关注人与自然的关怀关系。关怀自然是体现人对自然的责任感以及对生命关心的一种方式[36],揭示了工具理性之外的人与自然关系[27, 37]。关怀自然是植根于文化、宗教与情感的多样化实践,是对科学技术导向的自然保护实践的补充[38],导向更具包容性的环境管理[39]。关怀意味着某种参与,主体间相互接近有助于促成关怀关系,从而以实际行为投入到具体关怀过程中[40, 41]。关怀自然往往构成资源管理的基础、动力和决策影响因素[37],也有助于理解和培养可持续发展行动[42]。
关怀的理论透镜从关系、空间和行为等不同侧面提供了理解人与自然互动实践的视角。关怀关系最初指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之间的人际关系[43],后拓展至人与非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情感关系、互惠关系等多重关系[44]。关怀空间是通过个体间关怀实践所揭露的社会—空间场域(socio-spatial field),具有关系属性[45],能够促进关怀他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实践[46, 47]。关怀行为本质上是具体的维护工作,有助于重塑城市空间的关怀特质[48]。
2.2 城市自然的关怀实践分析框架本研究将关注重点放在关怀实践的形成过程上,特别是当关怀的对象转向城市自然时,关怀实践的构成及其流动。为此,本文借鉴关怀理论,建立包含关怀空间、关怀关系与关怀行为三个维度的解析框架。关怀空间、关怀关系与关怀行为相互关联,构成关怀实践的主要内容。人作为实践主体,与城市自然中的非人主体建立多维联系,营造关怀空间,发生和传递关怀行为。人也因关怀实践而被融入城市自然之中。在数字技术日益普及和空间流动受疫情限制的背景下,网络空间成为实施关怀的新途径[49, 50]。本文将网络空间纳入研究范畴,综合探究自然关怀实践在实体和网络空间中的过程。同时,本研究中关怀关系指的是人与非人主体在情感、道德上的多维联系。人与非人主体通过空间上接近、关系连结和行动上的协同,形成关怀实践。其中,多维和多样化的关系映射出关怀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影响,能够促成新的知识和行动,例如构建自然关怀的公民责任感,促进新的生态关怀形式等社会变革[28]。Milligan和Wiles进一步指出,关怀的行为、关怀关系与关怀空间相互塑造[31],是一个共同产生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形成后,关怀的行为、关系与空间相互影响、共同存在。鉴于动物园是公共的城市自然空间,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关怀实践通过不同行为主体的实现以及在社会空间的流动(图 1)。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是国家4A级景区及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致力于提升公众保护动物及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行动力。本文选取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以下称“红山动物园”)作为研究案例的理由是:①该动物园是南京市中心城区重要的自然空间,园区总面积68公顷,绿化覆盖率达85%,具有城市自然研究的典型性;②该动物园面向社会开展自然教育,为人与自然的接触提供空间,适合探究人与城市自然的丰富关系;③该动物园采取动物优先的自然理念,在疫情期间由于运营困难通过自媒体平台向社会求助并宣传自然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与关注,引发公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具体而言,腾讯新闻于2021年1月发表长文《孤独矗立的动物园》,引发极高的网络热度。4月至6月期间,园方相继与科普工作者、自媒体视频号及央视新闻开展联合直播,活动以展示动物园为主题,包含纪录片推介、文创展示、场馆讲解等内容,吸引了三千到十万人次不等的线上观众①。同年9月,园方抖音直播间粉丝团成员已达一万余人。线下游客亦迅速增长,在2021年春节期间游客量已恢复至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水平,甚至在3月至6月期间较2019年同期增长12%②。作为短期内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城市自然空间,该动物园是一个从个体日常生活层面探讨人与非人关怀实践的适切案例。
3.2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及NVivo文本分析方法。鉴于南京市气候特征,每年春夏及夏秋之交是动物活动相对活跃的季节,且春夏秋时节居民活动频率更高,故研究者选择在2021年4月—9月进行6次实地走访,同期在抖音直播平台参与11次线上日常直播。通过现场和直播间观察获取动物园空间布局、游览者行为、直播展示、直播间观众行为等资料,以照片、文本等方式整理观察结果。此外,研究通过招募对动物园了解程度和关注度不同的参与者,获取其基本信息、直播及参观体验等情况,共计访谈32人次。其中线下游览者10人,直播间观众11人,动物园关注者(既是线下游览者又是直播间观众)8人,志愿者2人,红山动物园园长1人(表 1),形成访谈文本6.5万字。同时,通过微博、微信平台检索关键词“红山”“红山动物园”获取2020年8月—2022年2月期间介绍动物园游览体验、保护实践、管理理念等内容的网络文章11篇,共4.6万字。本文运用NVivo 12软件对访谈文本与网络文章进行编码,基于分析与归纳,围绕空间相遇、人与动物关系和行为活动三大节点,分别构建了236、439和146个参考点,以此探究动物园中的城市自然关怀实践。
红山动物园为人与自然相遇创造了条件,增强了具身体验。根据NVivo文本分析结果(图 2),在实体空间中与自然的相遇推动人们近距离接触自然、增长见识、从多个维度获得自然体验,以此缓解日常生活压力。“有一个接触动物的机会,看到这些平常在人的生活中见不到的动物,也是一个增长见识和增加跟自然接触的非常好的形式”(T1),在游览者心中,动物园是城市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象征,其提供的观察、倾听、品闻以及沉浸于自然中的机会是动物园的核心体验。置身动物园能使人从日常生活节律中挣脱出来,回归放松的自然状态。“在动物园和动物相处,意味着一种放松,一种靠近其他物种的那种好奇”(A1)。许多游览者以站立等待、坐下观察、隔着玻璃与动物对话等方式在自己喜欢的展馆外长时间驻留。此外,动物园所提供的身体与自然的相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小孩子还是很重要的,平时看不到只能在电视上看,但是电视上看和生活中看还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有自己的接触”(T5)。基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多重感知,有助于增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去接近去了解的一个好地方,它可以让我们更熟悉动物”(A2)。
疫情期间,红山动物园通过微信、抖音等媒介促成人们在网络空间中与自然相遇。尽管Kellert将互联网或手机应用程序等电子媒介提供的自然体验视为象征性接触[52],但当前的自媒体直播超越了注重自然空间复制与展示的象征性接触。实时互动丰富了远距离的接触,使直播成为更接近真实体验的漫游式相遇。“我们要引导游客,而不是迎合”,园长传达的运营理念引起了公众的热烈反响。取消动物表演、一切以动物优先等关怀动物的举措也感染了线上观众。“我是之前刷抖音知道这个动物园的,因为那个新闻,很受感动”(A2)。随着对动物园关注度的攀升,人们与自然相遇的愿望被激发。2021年7月南京市疫情爆发,动物园再次关闭线下游览活动。与此同时,动物园已具有总规模超过1.1万人的粉丝团,线上相遇成为重要的替代形式。“虽然隔着屏幕,但是主播也会互动,所以感觉就像是一场关于动物的线上观看讨论会吧”(F6)。直播扩大了游览的空间范围,后场、备餐间以及动物不同时段活动场景带来的新奇感受吸引着观众。
多样化的空间相遇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接触场景,人们对动物园的认可和关注也形成督促动物园空间改善的力量。近年来,园方改造了狼馆、猫科馆等场馆,考虑到动物的主体性,尽可能排除俯瞰视角、缩减观看视阈,向游览者传达与自然平等共处的理念。通过亲临动物园的接触与空间感知,游览者与城市自然建立起了超出日常活动范围的、能够调节生活节奏与启发尊重自然生命的联系。此时动物园的空间功能已经在原有保护动物、保护自然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改善人与动物的互动条件,扩展为关怀自然的场所。
4.2 复杂的关怀关系:情感联系、道德感与互惠关系人与动物的互动加深了人对动物油然而生的关爱,一种能够进一步促发关怀行动的情感。在NVivo文本分析结果中,与“情感联系”相关的词条达250条。例如,在动物园内部的多方位视听感知碰撞下,游览者的善意往往被唤醒。“动物园里更直接近距离看到动物的活动,会更想好好珍惜和爱护它们”(A1)。动物的行为、声音、情态传递出跃动的生命之美,使游览者更愿意包容和接纳动物,进而更加关注和认可动物园的自然保护工作,“红山每年都要救助六七百只动物,去年还放飞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F5)。
游览者在动物园中受到自然教育相关文字和实践的熏陶,萌发了对自然环境的道德感与保护自然的意愿。游览者能够体会到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动物园的存在更多是让人们了解和认识这些动物,而且有些已经是濒危动物,再不保护起来可能未来就会消失,让人们有保护动物和自然的心吧”(A5)。也有人将动物园看作生物多样性的珍藏馆,“动物园和博物馆一样是个记录的地方”(F6)。还有不少游览者表现出对自然的亲近与敬畏,并从家中宠物联系到园中动物及其他野生动物,对人类带来的环境破坏深感愧疚。“保护动物方面,我觉得没有动物表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对这些生命的一个尊重”(F7)。此外,红山动物园的野外救护工作得到游览者关注,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自然保护行动的认知和参与行动的意愿。例如,有红山动物园的游客同时提到其在斯里兰卡动物保护中心的经历,“有个海龟孤儿院,里面都是残疾的龟,包括一些我们人导致它们残疾,去参观过,挺有意义,还有大象孤儿院。如果有机会肯定愿意参加(动物救助)”(F1)。
对志愿者而言,在与动物相处以及向游览者传递关怀自然理念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层次情感体验。“我和其他的讲解员虽然忙于讲解,但是看到这么多游客都喜欢小熊猫,感受到了一种幸福感”(V1)。志愿者在实际工作中维护动物生存所需的空间环境,理解动物的需求,也通过这一过程成长为更愿意主动关怀自然的人。“当自己去理解动物的行为,去长期观察它们,建立起一种熟悉感,最后得到动物的依赖,治愈了自己的心情,同时也治愈了它们比较单调的动物园生活”(V1)。志愿者、游览者与动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情感交流,加深了保护动物的观念,也获得自我满足,建构起一定程度的互惠关系。
4.3 示范、响应与潜在的关怀行为管理者在动物园是关爱动物观念与行动的示范者和传播者。疫情期间,园长通过演讲、增设网络直播等宣传途径,希望动物园关爱动物的理念影响大众,“通过参观游览之后能有所感悟,……感悟到我们如何采取一些好的措施和手法,去科学地对待动物,让它们健康地、快乐地生活”。饲养员与野生动物救护人员尽可能地保留和维护动物的野性。例如,细尾獴馆饲养员通过发出特殊声音、在台阶上来回走动等方式与动物进行互动,借此保持其野外生活的习性。动物园还与自然保护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联合开展纪录片摄制、空间设计、科普讲座、动物画展等各类活动,争取其关爱动物的理念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激发更多人对动物的关怀。
管理者关爱动物的行动实践和知识传播影响着游览者,促成更大范围内的响应和关怀行为。游览者转变了对动物园的认知,“园长的理念非常好,他说动物园是保护野生动物,帮助繁殖,要让它们在动物园里保留天性。希望有一天野外环境好了之后它们可以正常地回归自然吧”(F6)。在行为上也发生改变,例如从投喂动物转变为寄送丰容物资。游览者能够进一步承担知识分享者的角色,并在分享过程中体验与动物深度联系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成就感吧,而且多了解一些有关动物的知识和生活习性,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会有一种是认识它们比较久的朋友的感觉”(F7)。动物园的保护实践还影响了部分自然爱好者,他们将关怀行为转变为一种习惯,延续到日常种植活动中。“家里很多花花草草,一般就春秋季洒一些复合肥颗粒。……前几天买了红山的大象便便肥”(A8)。自然爱好者和动物之间产生更多可能的联系,并迁移到自己家里的自然养护行为中。
游览者与动物通过网络空间的互动将潜在的关怀意愿转化为线上关怀行为。根据NVivo文本分析结果,这一线上关怀行为的参考点数达46个。具体表现为各种方式的支持动物园行为,例如购买文创商品、认养动物、在直播间点赞,以及分享直播间给朋友。这些关怀行为往往源自在直播间见到动物时的情感驱使。“其实做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瞬间的感觉吧,可能是小动物一瞬间带来的感动,很神奇的那种力量吧”(F7)。同时,动物无声的应答令倾注关怀的游览者收获了精神力量,这种回馈是维系关怀行为的强大动力,让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善意成为一种双向支持。“感觉这些生动的生命就在眼前,有可能它会不经意间眼睛就和你对上了,或者用它的方式表达对你的善意,这些可能是会激起人心中感受的一些点”(F7)。由于不受时空限制的特点和迅捷的传播能力,网络空间的互动发展了大量潜在的关怀主体,并促成数字化支持的关怀行为实施。
4.4 关怀自然的实践过程与城市自然的动态维护人与动物自然的空间相遇、关系连结和不同行为主体的关怀行为构成了关怀实践的连锁过程。动物园以实体和网络空间叠加的方式,提供人与动物相遇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与动物的互动条件。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系、道德感与互惠关系,是人们与城市自然建立的具体的、动态的、情境化的连结,这种连结有别于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和保护自然的宏大观念,能够更为直接地激发人们对自然的关爱行为。管理者示范的关怀行为,包括环境改善、展示以及对外合作与影响,促使游览者产生观念转变,进而促成捐物、绿色种植、知识分享等基于现实响应的关怀行为;网络空间的互动将潜在的关怀意愿转化为线上捐物、认养、购物、点赞及分享直播间等关怀行为,线上观众借此收获了知识、道德满足以及动物予人的其它情感与精神回馈。
不同行为主体进行不同的关怀实践并相互影响。管理者在维护和创建空间的过程中展现和增强了关怀自然的责任感,通过促进关怀关系建构、示范关怀行为,起到建构与示范作用。志愿者通过参与动物园的维护,建立与动物的情感联系,并展示与传递保护意识和关怀行为。其他主体,包括含线下游览者、直播间观众及动物园关注者,其关怀实践主要是认同与响应。线上或线下空间的相遇唤醒了他们与自然的情感联系和实施关怀自然行为,在与自然相遇和相处的过程中,他们对动物园的自然理念加以认同。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怀实践发生互动,并扩展到动物园之外的社会空间,推动关怀实践的社会传递(图 3)。
关怀实践成为维护城市自然的一种新的动态方式。人们与动物以及城市自然的关怀关系,凸显了动物园作为关怀空间的存在价值。人与动物的交流互动激发了维护行为,改善动物生存条件和动物园空间品质的同时,情感体验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强化,建构了拥有新的自然态度的自我。关怀实践连结起不同生命形式的个体,展现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其他生命开放的、共同创造的动态过程,关怀实践本身则内化为城市自然的一部分。
5 结论与讨论本文立足于城市自然,反思和寻求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可能。在人与自然研究的一个趋向呈现为更加关注微观个体和具体物质环境,以及城市自然的研究重新整合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其拉近到日常生活实践等学术语境下,既有研究仍然没有充分探讨人与自然互动和联系的具体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主体作用。本文基于关怀视角,从空间、关系和行为三个方面剖析了个体与城市自然互动实践的具体化过程,探究了城市自然关怀实践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人与动物园以及动物自然的相遇、关系连结和关怀行为相互作用构成自然关怀实践的触发机制。动物园转化为关怀空间,推动人与自然互动实践的深化和多重联系的建立。城市居民与动物自然在动物园实体和网络空间相遇、互动,唤醒了人与动物间的道德、情感及互惠关系,奠定后续关怀行为产生的基础。多重关怀关系促成示范、响应和潜在的关怀行为。关怀的意愿通过具体行为,塑造和维护具有关怀特质的城市自然空间。②不同行为主体进行不同的关怀实践并相互影响。管理者在维护和创建空间的过程中,起到建构与示范作用。志愿者通过参与动物园的维护,展示并传递保护意识和关怀行为。线下游览者、直播间观众及动物园关注者等其他主体,其与自然的情感联系通过空间相遇被唤醒,进而实施认同与响应的关怀自然行为。动物园关怀自然的观念通过网络传播和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示范影响两种路径,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关注和关怀实践的流动,城市自然中开放的、非线性的潜能及其与个体互动的潜力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被揭示、维护和强化。在这两种途径中,动物园作为关怀的理念中介和行为促进者,推动关怀自然实践的存续与传递。
本研究将Milligan和Wiles的关怀研究[32]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非人,发掘了动物园作为自然关怀实践的开放性培育场所的潜力[29],并拓展至社会性的关怀实践培育、传递与维系过程。关怀理论强调从情感、道德等关系视角,以动态、开放的态度重新想象人与自然的互动实践,提倡关怀自然作为一种可培育的实践的潜力。本案例寻求人对非人自然的主动关注和维护,聚焦日常生活中二者互动和联系的具体形成过程,为推进个体参与的生态文明实践并扩大其社会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后自然思想影响下的城市自然研究提倡秉持人与非人自然的开放态度。本文通过剖析人与自然关怀关系的形成与培育过程,揭示关怀自然的实践从狭隘的自然管理领域拓展到个人日常生活领域的可能,以及将动物园这一公共的跨物种共处的城市自然空间,作为推行自然管理与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相衔接的关怀自然空间的重要价值。诚然,Williams指出特定公共空间内的关怀行为可以渗透并塑造充满关怀的城市[53],本案例也揭示了部分自然爱好者受动物园影响对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开展关怀实践,但如何在关注热度退却之后,形成长期可持续的面向身边自然的关怀实践,仍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注释:
①线上观众数量为研究者观看直播时记录。
②2021年7月至8月的线下游客量受南京疫情影响不纳入比较;在诸多景区仍处于疫情之后的恢复期时,12% 的线下游客增量已是相对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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