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备受重视，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推进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该政策导向与现实需求对农业产业集群研究提出了新要求^{[1, 2]}。产业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热点之一，在演化经济地理学（EEG）领域还呈现出新发展态势，如融入集群生命周期理论^[3-5]，关注政策驱动及权利关系摩擦^{[6, 7]}，及以全球生产网络（GPN）与战略耦合等概念解析集群形成演化机制^{[8, 9]}。其中，GPN及战略耦合等概念是解析全球化特性显著的外资驱动型（下称“外驱型”）与农业产业集群的主要视角^[10]。外驱型集群是由国际资本流动带动、外资企业直接投资促成的产业集群^[11]，大量研究集中探讨了GPN主导者（多为外企）与亚洲新兴区域战略耦合过程中，集群的形成演化并带动区域发展^[12-15]。中国大陆的外驱型集群中，台资驱动型（下称“台驱型”）集群是特殊又十分重要的类型，特指受台商大陆投资驱动，形成以台资企业为核心、相关企业配套集聚的产业集群。针对台驱型集群研究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关注GPN及地方产业网络嵌入^[15-18]，还涉及投资效率与溢出效应^[19]，结论表明企业间的“权力不对称性”导致集群有限的溢出效应及显著的“封闭性”^{[20, 21]}。但相关研究多关注大型台企，其技术、规模、生产模式等都与本文关注的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显著不同。

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以集群创新与溢出效应为主^{[22, 23]}，同时从企业网络嵌入或集群网络演化角度探究其根植性与集聚演化过程^[24-26]，发现集群普遍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企业根植性弱等“封闭性”^{[27, 28]}，但其封闭性随集群地方嵌入而逐渐减弱^{[25, 26]}。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台驱型农业集群，有典型“外生驱动+内生嵌入”特性，需同时关注集群形成演化的内生与外生力量^[29]，即企业衍生与制度环境。“集聚+衍生”是集群演化发展的突出特征及决定力量^{[30, 31]}，以往研究却多将企业衍生视为集群成长因素之一而未充分解析。企业衍生伴随集群形成演化全过程，是外驱型集群逐渐打破封闭性向外合作的典型过程，可促进集群规模增长，并强化外资企业更深层且实质的本地嵌入，有助于理解地方与外生型集群的协同演化过程。此外，国家与地方政策能创造集群发展的有利环境，也可推进集群地方嵌入并发挥溢出效应。因此，以EEG视角探讨集群的萌发集聚过程，及过程中企业衍生与制度环境的协同演变，可更好解析台驱型农业集群的形成演化及其封闭性变迁的过程与机理。

由此，本文关注集群封闭性是否也体现于看似“在地”的农业产业集群？企业衍生的路径、类型或效应对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演化及封闭性的影响为何？企业衍生、制度环境与集群封闭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演变又有何规律？解答上述问题，能清晰阐释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的衍生与演化特质进而扩展现有研究视角，并为强化台企的本地嵌入、推动集群发展，进而为全球化背景下深化两岸农业对接、提升区域农业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基于此，本文以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高山茶集群为例，探讨中国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企业衍生类型与路径，结合地方制度环境变迁探讨集群形成演化及其封闭性，为解析外驱型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嵌入性本质及可能的政策措施提供新视角与思路方法。

1 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的企业衍生、制度环境及集群封闭性理论分析

外驱型集群是典型的战略意图型集群，是外资企业GPN在地方的延伸，集群企业复制或移植原供应链，尤其在集群发展初期，相对匮乏的社会资本使企业倾向维系原有生产联系^[11]，导致技术溢出与知识转移效应弱，集群在较长时期呈现“飞地经济”。相较于集群先天开放、互动的GPN联系，其在投资地运作则为“封闭式”的生产网络，即其生产区位在投资地，价值链活动以及知识联系却是“非在地”的^[21]。这种“封闭性”集中体现于集群的“战略隔绝机制”，即地方企业的进入壁垒及技术溢出屏障。

外驱型农业集群的嵌入过程多是被动的^[26]，纯粹发展生产联系与社会关系，对打破其封闭性并强化本地嵌入的效果不够理想。企业衍生对集群的空间集聚与形成演化有关键作用^[32-34]，能加速甚至自动生成集群网络^[35]，可视为其特殊的本地嵌入过程^[36]（图 1）。台驱型农业集群也存在类似的封闭性，进入投资地后形成生产资料与产品销售两端在外的模式，而台企间联系也相对较弱。但由于语言、文化的相近性，农业先天的政策依赖性，以及台农原有的“小农经营”模式，使台湾农户更主动、迫切地与地方各主体间形成联系网络，逐步降低集群封闭性^[37]，而农业产业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等特性也促发企业衍生，衍生类型与路径随之演变。但由于农业生产环节可分性较低，企业间分工协作效应弱，在产业关联角度的封闭性则未必能显著减弱。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还伴随制度环境演化，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多指政府行为或政策制度环境，可引导集群演化方向及进程，也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制度支撑，非正式制度多为社会制度，指农业生产者间建立的信任机制与关系网络，深刻影响其行为决策^[38]。外驱型集群的发展过程会不断塑造或孵化有利的政策条件与关系网络，引导地方制度环境与集群协同演化（图 1）。在发展初期，集群企业与地方各主体尚未形成信任关系，相关政策制度安排亦未迅速反馈，集群以原生关系网络主导。随着集群发展形成示范集聚效应，表现出路径强化特性，相应正式制度逐渐形成，外企与本地企业间长期交流合作，也形成一定的信任机制或关系网，地方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推动集群自强化发展。企业与政府间的长期交流反馈促成两者向“战略耦合”发展^[12]，企业与地方各行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也不断加深。由于多数台湾农户至大陆投资后经历农户向企业家的转变，运营的企业规模显著增长，而市场机制与销售模式的差异，促发其不断与政府博弈或耦合，也主动与地方企业或机构产生联结。地方政府逐渐重视集群带来的地方发展机遇，制度安排也从初期被动培育发展为能动调节与安排。潜在企业家或地方成熟企业试图透过合作或衍生共享集聚效益或优惠政策，进而推动集群企业衍生与集群演化。

综上，本文结合Martin等提出的路径依赖模型^[38]构建分析框架，用以解析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的企业衍生、制度环境与集群封闭性演化过程（图 2）。集群通常由偶然或随机事件导致的路径创造而孕育，多为外资初创企业的落地，而后由原生关系网络推动初代衍生，不断强化产业发展路径并形成同业集聚，企业间关系网络紧密但合作网络尚未发展，集群封闭性相对较强。随着初代企业集聚，集群示范与集聚效应推动路径延伸，引导潜在企业家本地创业，次生衍生不断强化，外企与本地企业合作增强，集群规模、产业异质性与集聚效应渐强^[39]，母体企业的缄默知识、惯例等也随衍生向本地腾挪，集群封闭性有所减弱，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使集群发展趋于稳定。由于次生衍生进一步强化，集群企业异质性攀升，促成多产业间融合与突破创新，加上更成熟的产业氛围及制度环境，集群打破路径锁定、突破或分化固有路径，但也可能出现路径锁定与衰退。

2 研究区概况、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漳平市隶属福建省龙岩市，位于福建西南部，与三明永安、漳州南靖及泉州安溪等地接壤，有闽西东大门之称（图 3）。区域地处戴云山、玳瑁山和博平岭结合部，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形成平均海拔750m左右的永福山间盆地，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漳平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是“中国名茶之乡”“全国重点产茶县”，2020年茶叶总产量达1.30万吨，种植面积达7527.07hm²。永福镇位于漳平市南部，为龙岩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下称“台创园”）核心区所在地，全镇平均海拔780m，高山盆地气候显著，因与台湾阿里山高山茶产区气候环境相似而被称为“大陆阿里山”，形成“花卉、高山茶、反季节蔬菜”三大特色产业，是“中国杜鹃花之乡”。其中，花卉产业是本地农户从事的主要种植业，高山茶则主要由台创园台企种植。

龙岩漳平台创园创立于2006年，于2008年升格为国家级台创园。经多年发展，台创园已带动永福镇形成台商个体在大陆投资最密集乡镇。至2020年，集群共有企业76家，形成以台资茶企为核心，茶叶机械、休闲观光、农产品加工等台资企业共同发展格局，茶叶产量达1600多吨，种植规模3667hm²，2005年永福高山茶被评为“福建名茶”，2020年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称号。

2.2 研究数据与方法

采用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结合网络资料、地方志、统计年鉴及相关政府部门文件等，梳理台创园与永福高山茶产业集群数据资料。访谈调查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8年12月，调研漳平市农业局、茶叶局等农业主管部门，与漳平台创园管委会等机构，梳理漳平茶产业发展概况，收集集群发展历程及现状资料；第二阶段为2019年3月，由相关部门及访谈企业推荐典型企业，进行企业半结构访谈，获取集群企业名录、企业负责人信息、创办历程及发展现状等，兼顾不同企业规模、建立时期及业态，调研台资母体企业11家、衍生企业12家；第三阶段为2020年11—12月，进行典型企业二次调研，补充企业关系网络发展及可能存在的发展困境等。共访谈典型企业23家。

利用企查查企业搜索网站，获取65家集群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主营行业、地址及企业成员等信息，梳理集群企业投资或人员关联以表达企业衍生关系，构建衍生图谱及衍生树。依据企业建立时间与股权、成员组成，划分为集群母体企业、衍生企业，前者指区外台企由原生关系网络或投资驱动进入本地，后者指母体企业透过对外投资或亲缘关系建立的新企业。为便于分析，母体企业成立时间以台创园登记的进园时间为准以体现其落地发展历程，而衍生企业成立时间以其注册时间为准，反映集群企业规模的变动。同时，在分析中隐去企业全称，以字母代号替代。

3 集群企业衍生与演化历程整体分析 3.1 衍生类型与衍生路径

根据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所处产业链环节关联，可将衍生分为横向、纵向及混合衍生^{[39, 40]}，而将衍生路径分为裂变、孵化、分蘖、分工衍生等^[39]，由此分辨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的行业关联，却未厘清外驱型集群母体企业的战略意图或与新企业间的实际竞合关系。因此，本文按衍生企业的源地差异将衍生分为初代衍生与次生衍生，前者为区外台资企业透过原生关系网络引入本地的衍生过程，后者指台企落地后产生的新企业，与母体企业不一定有产权关联。按衍生企业关联强弱，衍生路径分为孵化衍生、二代分蘖衍生、市场衍生及分立衍生。

孵化衍生指台企掌门企业家自主建立新企业以延伸产业链或分散风险等，衍生企业仍主要受母体企业控制，负责人为掌门企业家或股东。在集群中，孵化衍生新企业可叠加享受地方政策优惠，还能延伸产业链或进入其他产业等方式分散风险、提升投资效益。如JD-ZC为JD衍生企业，主要从事旅游及零售等第三产业，企业股权比例以母体企业为重，但聘请当地村干部等作为管理人员，帮助减少其发展中在用地等方面与本地农户间的摩擦^[31]，提升企业本地嵌入程度。而HD-CY为高山茶企HD孵化衍生的茶企，新增台商股东参与运营管理，成为潜在的衍生企业主。

分蘖衍生指母体企业由多个股东或家族成员共同创办，随企业发展出现多个独立企业家“潜行”，从原企业分出若干新企业。在集群中，分蘖衍生多为“台二代”分立创办新企业。随着地方政府与台创园持续推进台湾青年创业扶持政策，台资企业家的子女等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运营后，自主建立原企业的关联新企业，母体企业或仍占一定股份，对企业发展决策等有一定影响。YS-JM是YS的分蘖衍生企业，由母体企业的主营业务——茶叶种植延伸至批发零售，弥补母体企业在市场营销、线上销售等领域短板，该企业还进一步打造休闲农业并建成“台青创业示范基地”，在产业链延伸及创新创业等方面都有一定成效。

市场衍生指本地企业为加入集群，与台企合资创办新企业，衍生企业基本由本地企业家运营，该衍生形式有助于集群业态多样化，加深集群本地嵌入并降低其封闭性。如FRB-FP为台企FRB与本地花卉、酒店业企业家合资创立的旅游服务企业，本地企业家较丰富的旅游行业开发管理经验，有助于台资企业家进入休闲产业领域。

分立衍生即集群内的本地企业投资或创立新企业，属本地企业扩张行为，衍生企业与台企无直接联系，多在市场衍生的基础上发展，本地企业在原有领域扩张形成新企业，强化了集群与本地的联系，集群封闭性有所降低，却未显著推动台企本地嵌入，但存在“市场衍生”的可能性。

3.2 集群衍生与演化历程分析

结合母体与衍生企业新增数量及台创园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可知，自1996年第一家台企落地，集群经历了初代衍生（1996—2006年）、初代与次生衍生并重（2007—2015年）及次生衍生主导（2016年至今）阶段（图 4）。在初代衍生阶段，集群企业由原生关系网络或投资驱动，受投资地优越的气候与生产用地条件等影响，共落地母体企业16家，省级台创园由此成立，该阶段无衍生企业。自2007年起，台创园升格为国家级，集群影响力显著增强，母体与衍生企业数量均有所增长，进入初代与次生衍生并重阶段。初代衍生仍不断发展，新增母体企业14家，累计母体企业达30家。次生衍生也明显增长，母体企业建立分公司、追加投资等生成12家衍生企业，集群企业类型逐渐丰富。2016年起，进入次生衍生主导阶段，次生衍生企业16家。初代衍生仍有所发展，新增母体企业7家，新增母体企业除两家茶企外，以休闲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主。

4 企业衍生、制度环境与集群封闭性分析

结合企业衍生、制度环境及封闭性的协同演化分析框架（图 2），进一步将上述演化阶段对应分为路径创造与强化（1996—2006年）、路径依赖（2007—2015年）及路径突破阶段（2016年至今）。

4.1 路径创造与强化阶段

由初代衍生图谱可知（图 5），受企业投资需求、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祖籍地效应”驱动，初创企业TP落地，为漳平打开发展台湾高山茶产业的机会窗口。原生关系网络推动YF进入并创立茶企，其负责人在独创企业前曾担任TP企业经理，集群后续初代衍生企业多由其联系引荐，如茶企LP即由其亲缘关系带动进入集群。初创企业TP虽为集群发展原动力，但大量初代衍生是由台企YF推动，这与TP负责人以往非从事茶叶种植有关，而YF负责人世代种茶并结交了大量茶农，借已形成的关系网络推动台企集聚。

“出来创业后，（我）慢慢将其他台商也介绍过来，这样人多（台商集聚），才能把市场做起来，比如安溪铁观音（也是这样）。”——YF企业负责人

在初创企业后，台商纷纷进入漳平永福投建新企业，企业主间基本存在亲缘、业缘或投资引荐关系，大大提升了集群同业规模，但相互间并未形成合作或竞争关系，企业各以原有域外产销网络为基础，属于嵌入性最弱的“飞地型”集群时期，凸显了集群的外驱型集群特性。初创企业TP借助政策优惠等优势逐渐成长为集群龙头企业，其显著的示范效应形成集聚带动作用，吸引大陆其他地区的台企进入漳平投建茶企。自2005年起，考虑提升集聚效应、强化集群影响力等因素，多家台企开始主动联系其商业合作伙伴或同行至漳平从事茶叶生产。

“之前我在台湾做茶，因为劳动力短缺，制茶成本高，行业不景气，所以来大陆寻找机会。一开始在广东做茶叶批发，了解到TP在永福产的茶叶品质很好，我自己专业做茶，肯定不会输于他，（所以）当时没有来永福考察，也没有认识任何人，就来投资了。”——STH企业负责人

这一阶段集群封闭性最强，初代衍生替代一般农业产业集群中技术扩散带来的集聚力量，由原有的关系与亲缘网络吸引“旧交”发展为示范效应推动域外台企转行、落地，辐射带动同业高度集聚^[34]。制度环境及企业间合作尚未形成，更鲜有本地企业加入。伴随初代纯集聚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开始发挥一定的支撑作用，推动成立省级台创园及台商联谊会，通过农业厅等项目资助台商基础设施建设，以贴息贷款、用电补贴等辅助集群发展，并协调农村土地流转以保障用地需求。但政府也明确限制台商从事花木种植业，避免与当地农户竞争。此外，台资农业企业在大陆投资有显著的“祖籍地效应”，即台胞祖籍地一般是其投资的首选地，该效应也使相应企业在集群中具备显著的影响力，如推动政策落地、企业家兼任园区管理人员等。

4.2 路径依赖阶段

依据企业股权关联及相关属性绘制企业衍生树，分析企业衍生强度、路径及产业类型（图 6）。在路径依赖阶段，初代与次生衍生共同推动集群规模扩张与产业融合，集群企业通过企业衍生、生产联系等与本地企业合作，衍生路径以分立衍生为主、孵化衍生为辅，分立衍生的新企业多由本地企业家主导，加强集群内外合作，推动相应技术与知识的本地腾挪，持续削弱集群封闭性，而孵化衍生企业多围绕母体企业生成配套企业，仍显著受母体企业主导。地方政策安排发挥引导作用，在台创园整合升级过程中，引导当地原有的台商投资区相关非农企业加入集群形成母体企业，是该阶段主导的初代衍生形式。同时，提出“台二代”创新创业激励政策，并不断推动休闲农业及产业融合发展^[25]，刺激次生衍生发展，衍生企业半数为批发零售、制造业企业，以合资或境内企业为主，集群进入三产初步融合阶段。在台创园及初创企业推动下，母体企业联合成立茶叶产销专业合作社，强化了母体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闽台语言、文化邻近性使得本地企业与台企的交流合作颇多，以合资等方式直接合作，衍生发展强化了集群企业的本地嵌入，企业间的股份与技术合作、市场拓宽与产业延伸都有所发展，集群封闭性减弱，地区产业氛围有所提升。但不同于其他类型集群，台驱型农业集群的衍生仍未围绕群内龙头企业或主导产业形成配套或互补分工合作，企业集聚数量规模虽大，但产业氛围与专业化水平提升不足。在台创园推进休闲农业及产业融合政策的背景下，诸多本地企业加入集群并主导相关衍生企业，加速集群内外合作，助推集群封闭性持续降低。

4.3 路径突破阶段

进入路径突破阶段，集群衍生类型转由次生衍生主导，衍生企业16家（图 6），初代衍生力量显著削弱，仅新增母体企业7家，且多为非农企业，集群企业异质性增强，产业融合趋势愈发明显。衍生路径则转为孵化衍生为主，由于集群早期母体企业多为茶企，投资周期相对较长，衍生新企业时间相应延迟，至现阶段才大量孵化企业以加强产业融合。集群封闭性整体仍较强，一则孵化衍生的企业仍由台企主导，仅少量企业加入本地资本，其余多为台商独资或合资企业，表明集群对本地企业仍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这与高山茶产业的生产环节可分性较弱及集群引资政策有关，二则缘于企业各有较稳定的生产关系与市场，企业间既未形成有效的同行竞争，也未共享资源、通力合作。

伴随企业衍生类型与路径转变，集群不断升级发展，封闭性有所减弱，制度环境不断优化。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发展，企业衍生带动销售环节的专业化与本地化，加之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信任机制，生产原料与机械逐渐转为本地采购，生产网络逐步本地化。同时，少数台企早期聘任的当地顾问，至后期逐渐转为企业主管，提升企业的本地嵌入性。企业间交流及协同创新推动产品升级与自主出口，加强了集群的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政府与集群企业间出现“战略耦合”倾向，漳平相关部门组织进行企业产权或林权抵押等制度创新，强化集群企业的本地嵌入。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通过解析漳平永福高山茶产业集群的企业衍生现象，探讨中国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企业衍生的演化历程、类型与路径，结合制度环境变迁探讨集群的形成演化及其封闭性，主要结论如下：

（1）伴随企业衍生、制度环境的协同演化，集群演化发展及其封闭性经历了路径创造与强化、路径依赖及路径突破三阶段。在路径创造与强化阶段，不存在“师徒制”的企业培育与技术传导，受“祖籍地效应”影响，以初创企业受原生关系网络、产地自然环境优越性等驱动为开端，受初创企业示范效应带动，集群进入封闭性最强的“飞地型”时期，伴随企业初代纯集聚不断强化，地方制度环境开始萌芽。在路径依赖阶段，初代与次生衍生共同推动集群规模扩张与产业融合，衍生路径以分立衍生为主、孵化衍生为辅，同时受语言及文化邻近性、台创园整合升级与制度调整影响，集群封闭性显著减弱，企业衍生、生产合作关系发展带动知识与技术的本地腾挪，但产业氛围与专业化水平均有待提升。路径突破阶段，次生衍生主导集群企业扩增，衍生路径以孵化衍生为主，部分本地企业透过市场衍生进入集群，集群产业类型更加丰富且异质性增强，产业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集群企业尝试自主创新并协同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关系网络的发展推动生产网络本地化，集群封闭性有所减弱但整体仍较强。

（2）集群的演化发展及其封闭性与企业衍生、制度环境间存在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集群先天的封闭性使台企擅于利用网络权力阻碍本地企业加入及关键优势流失，但由初代衍生的纯集聚发展为次生衍生为主、大量本地企业加入的过程，促使诸多惯例、默会知识腾挪、市场信息共享等，使衍生路径由本地企业加入甚至主导的分立衍生发展为以台企主导的孵化衍生，体现台企不同的扩张战略，也表明本地企业的进入壁垒与集群封闭性虽有所降低但仍由台企主导。反之，集群封闭性又可能阻碍或重构企业衍生。伴随集聚发展与企业衍生，制度环境通常指向调节、弱化集群封闭性，正式制度的反馈往往更为迅速，由基础设施等支撑条件的配套，发展至合作环境、金融支持等政策引导，而后与集群企业形成一定的“战略耦合”，旨在强化企业衍生与技术溢出等集聚效应，非正式制度则凭借企业衍生及生产合作关系发展而逐渐强化。相对的，封闭性持续孵化、塑造制度环境，随着封闭性的变迁，相应的制度安排也不断调整。在集群封闭性的传导作用下，企业衍生推动制度环境演化，而制度环境则进一步催化企业衍生。

5.2 讨论

不同于传统集群企业衍生依赖于“师徒制”或技术传承，中国台驱型农业产业集群突出特征在于由“祖籍地效应”与投资驱动的初创企业打开机会窗口，后由亲缘或关系网络带动初代衍生，在农业发展水平与区域条件相似地区形成较高效的初始同业集聚，最终由地方制度引导形成多路径衍生并推动产业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伴随台企不断落地与衍生，集群显著封闭性是暂时的，由两端在外的“飞地模式”逐渐转为本地嵌入与融合，形成在地生产模式与本地品牌，这是台企的战略选择，也是其在大陆地区嵌入发展的生存策略，通过企业衍生催生利益共同体，降低嵌入过程的摩擦或成本。但集群封闭性是难以完全消除的，这也决定了其企业衍生与网络演化都有原生性，虽然台企与本地企业间跨业合作十分普遍，但由于竞争与合作关系都较弱，集群企业间技术流动较少，易导致协同创新不足与“路径依赖”。

由于地方政策、经济体制等差异，导致原先对“农会”依赖性较强的台湾农业企业在大陆地区“水土不服”，而台企间由于企业规模与经营理念差异、竞争关系等，多为日常交流、实际合作也不多，推动本地化有特色的企业合作组织发展至关重要，扶持企业协同创新的制度安排也将有利于推动集群企业合作，而透过技术创新逐步实现产业链环节的细分，可为集群本地结网提供更直接的路径。台企初代衍生显著的“祖籍地效应”也值得关注，有效利用这一优势有助于催生台驱型集群的衍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