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被个人或群体视作文化遗产的各种表演实践、知识体系、专业技能和表现形式，还包括相关的实物和文化空间^[1]，包括文学类、传统工艺类、传统仪式类、传统节日类等遗产^[2]。近年来，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成为新热点，非遗旅游街区成为广泛关注的新型空间实体。

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启空间研究热潮，试图构建空间本体论和空间批判的社会理论，如列斐伏尔（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3]、哈维（Harvey）的“资本循环和时空压缩”^{[4, 5]}以及索亚（Soja）的“第三空间”理论^[6]等。该理论传入我国后，对哲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7]、文化及地理学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形成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转向研究范式。在旅游空间实践中，社会的空间化关系和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引起学者关注，在旅游空间生产方式^[8]、权益分配^[9]、价值取向^[10]和空间正义^[11]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旅游空间生产的话题成为关注焦点。

空间生产理论作为旅游空间实践研究的新视角，近年来陆续被应用在乡村空间变迁^[12]、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13]、古镇型旅游地^[14]、民族文化旅游^[15]和文化遗产旅游地^[16]等旅游实践领域，为分析旅游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提供了思路。在城镇化和旅游业驱动下，非遗旅游街区面临更新改造的社会现实，本质上是空间本体的文化表征和符号构建历程。当前对非遗旅游目的地进行空间生产探讨的研究较少，仅涉及非遗景观化生产过程中空间生产路径分析^[17]，缺少对非遗旅游空间形态结构演化和动力机制的系统性探讨。资本、权力和阶层是非遗旅游空间社会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主体，经济、政治和社会要素对街区空间结构演化和空间生产结果及社会影响值得关注。依托空间生产理论剖析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动力机制，对于厘清街区空间的社会建构机理与影响机制，改善街区空间政治、经济及人文环境极为必要，为分析非遗旅游实践领域的社会问题提供空间转向的研究范式。鉴于此，本文以屯溪老街为例，尝试分析街区如何通过旅游发展实现非遗景观化生产的过程，探讨空间生产背后的动力机制，反思空间生产结果，以期为历史文化街区在旅游发展中实现非遗的活态利用、合理传承及空间正义提供参考。

历史文化街区为非遗的传承和展示提供了天然的窗口和平台，其传统风貌历史悠久、生活方式与地方特色鲜明，拥有保存较好的文物及传统建筑群、一定规模的地区以及保存完整的传统物质环境^[18]。将非遗与历史文化街区有机结合，既利于保存街区原真性、延续历史文脉和传统生活方式，也利于非遗的“活态”传承和社会经济价值实现。作为一种新型旅游开发模式，非遗旅游街区以历史文化街区为基础进行旅游产业化开发和非遗景观化运营，是街区物质生活空间和精神生活空间的统一。在非遗保护上，街区重视非遗元素的符号化呈现，注重延续历史传统、文化肌理和生活样式，有机融合文化生态、非遗生产、旅游消费和居民生活功能。街区主体涵盖类型丰富，涉及开发运营商、非遗传承人、政府管理者、游客、商户和居民等。

非遗旅游街区空间作为人及其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场所^[19]，非遗保护及其文化氛围营造是重点^[20]，呈现的是文化、人和环境的立体关系。非遗旅游街区作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相互影响的产物，可以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对象反作用于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再生产。非遗旅游时空中的各种关系及多元主体博弈互动的过程，深刻影响街区社会和文化的形塑。其空间生产是非遗传承发展及空间社会化建构过程的反映，包括物质、精神和社会三个维度。第一，街区是政治意识、商业资本和地方传统力量互相博弈的场域，具有生产资料和商品属性；第二，街区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依托于非遗文化资源，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和空间旅游功能的重构；第三，街区文化元素、产品服务和价值符号嵌套在实体空间、生活空间和意义空间中；第四，街区空间生产过程涵盖多元主体及其建构关系，表现为物质、精神和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

“空间生产”由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认为空间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彼此勾连并可以双向生产。空间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可以进入生产模式并被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由于国家（权力）和资本常常发挥重要作用，空间生产又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21]。列斐伏尔构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框架，分割出空间控制和管理的维度以及政治权力斗争的场域^[22]。其中，空间的实践属于被感知的维度，对应物质意义上的空间活动；空间的表征属于被构想的维度，对应生产关系及其秩序的层面，与维护统治者各种利益的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表征的空间属于居民生活中的意向空间，可直接经历和体验，通过象征与隐喻体系感知符号意象生成。

旅游空间生产是指在旅游场域背景下，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对旅游空间重新塑造，使旅游空间成为其介质或产物，形成以空间为底板的社会关系过程。“旅游”和“空间”存在互塑关系，旅游发展生产多维空间，空间又影响旅游发展^[23]。基于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和旅游空间生产的关系要素，本文将非遗旅游街区空间形态分为三个维度（如表 1）：①物质—地理空间。指可体验的物理场所，如街巷布局、生活居所、建筑群落和旅游景观，呈现社会关系及其空间建构过程。②社会—消费空间。指概念化和构想的空间，体现抽象的空间秩序及其社会关系，依靠资本、权力和知识力量实现非遗元素符号的文化意义生成。③精神—意向空间。是居民和使用者经历的日常生活空间，通过生活体验和感知外在客观而形成头脑中的意向空间。

表 1(Tab. 1

表 1 非遗旅游街区空间形态分析维度 Tab.1 Analysis Dimension of Space For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Block

表 1 非遗旅游街区空间形态分析维度 Tab.1 Analysis Dimension of Space For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Block

动力机制是影响空间变化、改造和重塑的结构性主导力量，代表性的学说包括城市政体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增长机器理论和人文生态学理论等。已有研究多从“政治经济要素”^[24]“时空维度”^[25]“制度变迁”^[26]“地方怀旧+ 社区精英示范”^[27]“推力—拉力”^[28]等角度进行诠释，其中殷洁指出空间的形塑是由“政府—资本—公众”三者互动的社会关系对空间实践的影响^[29]；郭环通过个案分析，指出空间生产动力由政府力、市场力和社会力所构成^[30]。综合已有研究发现：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大体包括政治权力、资本逻辑、社会阶层或产业集聚等政治经济或产业要素，政府、资本和社会三类主体因空间资源占有不同而展开空间利益的博弈，拥有不同的空间主导地位和话语权。本研究尝试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构建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力”“外在动力”和“反馈动力”。

资本增殖是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力，更多体现在非遗旅游的“社会经济”层面。街区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随着经营活动改变而改变，不断涌现新的空间需求及形态，空间性质由封闭的历史文化街区变为开放多元的资本增殖空间。表现为：①开发运营商持续投资于街区基础设施和非遗旅游景观建设；②新型商业经营主体的涌入带来街区人口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空间功能重塑；③旅游消费市场的激烈竞争造成非遗经营模式和传承方式变化；④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资本带来街区商业业态的周期波动和市场化迭代。

权力主导是空间生产的外在动力，主要体现为非遗旅游街区的“政治制度”层面。地方政府负责街区运营管理的政策制定、制度设计、利益平衡和业态引导，发挥管理机构和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功能。表现为：①政府制定街区空间规划和发展战略，从顶层设计角度决策空间的更新规划方针和建设路径；②通过制度设计和行政管理实施对街区的综合整治和公共事务参与。

社会阶层是空间生产的反馈动力，体现为空间权益的变化和空间使用者的置换。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驱动下，街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物质空间变化显著，并作用于居民和使用者经历和生活的“精神—意向”空间。表现为：①街区在打造非遗旅游公共空间和消费空间的同时，造成居民生活空间的游客“凝视”，生活私密性与旅游景观的边界变得模糊；②空间功能重置带来居民重置和居民外迁，造成“边缘”与“中心”的割裂，房屋产权让渡及空间置换利益纠纷成为主要争议问题。动力机制解释模型如表 2所示。

表 2(Tab. 2

表 2 空间生产动力机制解释模型 Tab.2 Explanatory Model of Dynamic Mechanism of Space Production

表 2 空间生产动力机制解释模型 Tab.2 Explanatory Model of Dynamic Mechanism of Space Production

屯溪老街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是一条特色的非遗旅游街区。全长1273米，含1条直街、3条横街和18条小巷，呈鱼骨形分布（见图 1）。据不完全统计，街区市级以上非遗38项、国家级非遗9项。老街重视非遗的原真性保护和活态化传承，将自然环境、街区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实现非遗文化与旅游产品的融合发展。街区非遗旅游业发展迅速，非遗生产性保护效果显著，每年吸引游客约700万人，营收超10亿。

图 1(Fig. 1)

图 1 屯溪老街区位示意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Tunxi Old Street 注：老街区域整体用黄色背景，正街及三条马路为红色背景；老街区域外北部用褐色背景；西部和南部为蓝色水域。

以屯溪老街为研究案例地，基于以下几个因素考量：①作为首批历史文化街区，老街文化根基深厚，传统建筑和物理空间保存完好，城市文脉传承有序；②作为非遗旅游街区，老街非遗旅游产业发展成效较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③老街前后经历空间结构和空间功能的变迁，消费环境、社会关系和人居环境变化明显，便于通过对比分析背后的变迁机制和影响因素。

笔者于2021—2022年多次前往屯溪老街开展资料搜集和访谈调研工作，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采用深度访谈法对街区政府人员（4人）、管理运营公司（4人）、非遗传承人（8人）、文化学者（7人）、商户（5人）、（原）居民（6人）和游客（5人）进行访谈调研（见表 3），文中节选若干受访者内容作为例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受访者内容进行意义挖掘和特征提取，分析街区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因。采用实地观察法对街区日常旅游消费活动和居民生活场景进行记录和了解。

表 3(Tab. 3

表 3 访谈对象及对应问题 Tab.3 Interviewees and Corresponding Questions

表 3 访谈对象及对应问题 Tab.3 Interviewees and Corresponding Questions

屯溪历史悠久，其灿烂文化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元末明初，明弘治四年《休宁县志》有“屯溪街”的记载：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屯溪作为徽州水陆运输的交通枢纽刺激了老街的迅速发展。民国时期，老街曾名中山正街，解放后改为人民路，1985年正式定名老街。作为一条古老而繁华的步行商业街，老街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屯溪“两江交汇、三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徽州商品经济的活跃。改革开放后，老街成为旅游胜地，现已形成以文房四宝、古玩字画、徽派建筑、民俗体验、非遗展示和山货土产为主的旅游观赏购物体验一条街。

从街区更新规划看，屯溪老街于1985年、1993年、1996年、2003年和2016年实施和修订过五次保护更新规划方案，注重对街区自然环境、建筑格局、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的保护保存。秉持“局部更新”“整体保护”的理念，老街历经“恢复保护探索”“建立名城保护体系”“整治开发和深化拓展”三个时期，既保护了实体空间，又延续了历史风貌、文化遗产和生活场景。

根据老街空间规划历史梳理，空间形态演化进程如表 4所示。在功能上，老街已由商业集散地转变为居住与商业功能兼具，逐步过渡到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和非遗特色旅游服务功能，形成业态多元、类型丰富的非遗旅游景观。

表 4(Tab. 4

表 4 屯溪老街空间形态演化进程 Tab.4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patial Form of Tunxi Old Street

表 4 屯溪老街空间形态演化进程 Tab.4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patial Form of Tunxi Old Street

老街以非遗资源和文化元素为根本，以物质空间为基石打造非遗旅游景观，开发了系列非遗旅游纪念品，实现现代化消费与非遗旅游化生存的融合。作为一种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的商品属性不断被凸显，在三重动力下实现空间结构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

因其独有的地理位置，老街以“运输、商贸和居住”为主要物质空间功能，形成以居民生活和商业活动为主线的空间格局，空间脉络沿街巷、河流和传统建筑分明可见。空间社会关系相对简单而封闭，流动性较弱，表现为“内源式商居本体空间”。旅游业使街区物质空间变得景观化，不仅规划设计出实体空间、生活空间、商业空间和公共空间多元类型，还在功能、建筑和样式上发生重要变化，打破静态化的空间区域布局，形成地方文化特色鲜明的景点，成为动态变化、开放包容的“外源式旅游消费空间”，如FT-SH-1：“与过去相比，街区有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公共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提升，街道干净、整洁。第二，店铺建筑风格和样式没变，内部装修变得豪华、精致。从功能上说，老街正街基本没有原居民了，变成现代商业消费空间。”

老街实现非遗“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创造性转化发展，离不开非遗旅游实践中的非遗文化元素符号化生成、地方元素衍生性开发、产业化运营和景观化建设的协同运营。在原真性和整体性原则下^[31]，非遗传承保护重在对特定区域、历史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文化生态”保护，表现为活态传承和稳态流变。非遗旅游消费活动在激发游客消费需求和拓宽非遗生存空间的同时，为非遗“文化资本”的积累注入强大动力，实现非遗文化资源与旅游消费的融合创造，完成内在生命的不断更新^[32]，如FT-FY-1：“对于老街而言，非遗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但都偏商业化。不少非遗传承人在调整非遗项目发展之路，做一些战略思路或产品服务的转型思考，与现代旅游消费相结合。”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深度交融、非遗文化的稳态传承与活态流变以及非遗文化的再生与创新，构成街区文化空间多元化的特质。

“作为社会的产物，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33]。老街的空间生产中，非遗旅游业的发展构建了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形式，不仅呈现异质性的全球化消费主义特征，而且表现为地方认同、生活样态和阶层流动的流变性，如FT-JM-1：“老街现在外地人多，旅游有商机。人际圈子构成比较复杂，社会关系差异较大，平日里交流甚少，相互帮忙也很少，感觉很生疏。”在地方认同上，原居民的地方认同有所减弱，地方依恋不强，主要诱因是旅游商业过度开发严重消解了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在生活样态上，老街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业缘和契约关系取代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在阶层流动上，居民在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和职业结构上的差异性因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不断放大，加剧人口规模化流动和阶层化分野，如FT-JM-2：“旅游的过度商业化让老街失去特色，现在感觉它就是一条旅游商业街，失去了过去那种文化传统和独有的生活方式。”

老街非遗旅游空间生产对经济发展、社会关系、阶层流动和文化变迁产生较大影响，根本动力在于资本和权力的联动。街区空间生产动力机制见图 2。

图 2(Fig. 2)

图 2 屯溪老街空间生产动力机制 Fig.2 Dynamic Mechanism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Tunxi Old Street

哈维用资本三级循环理论解释城市空间发展与资本运动的关系，认为基于人造环境要素混合而成的人文物质景观是城市空间的本质^[34]。“人造环境”是资本次级循环在人造建成环境生产上的体现，由工业生产投资的初级循环演变而来，“空间”在此背景下成为彻底的商品。资本格外重视老街的非遗旅游资源开发，广泛投资生产和设计建成非遗旅游空间以满足游客需求，进而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如FT-QY-1：“2010年，老街实施一、二、三马路特色街打造工程，分别命名为‘古玩街’‘风情酒吧街’和‘特色美食街’，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游览景观和休憩场所”。街区空间功能转变明显，从以往的居住、生产功能过渡到商业经营功能，涌现大量现代消费主义的旅游景观，如FT-SH-2：“相对于传统的砚台消费群体，老街旅游发展带来很多新客源。我们结合市场需求调整思路，将作坊砚台生产与旅游研学相结合，开发衍生文创产品，每年寒暑假前来体验的学生特别多”。在旅游消费空间形态上，老街以传统制作技艺类非遗（如歙砚、徽墨、徽笔、竹雕）、特色建筑类非遗（如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楹联匾额）和地方民俗类非遗（如徽州民谚、民间故事、抬汪公、黎阳仗鼓）项目为依托，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产业消费空间、住宿消费空间和民俗体验消费空间，如FT-YK-1“: 老街吃住游都很方便，地方文化元素很浓，非遗项目多。”受消费主义的影响，街区空间景观化“建成环境”生产根植于地方非遗特色，资本逻辑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打造出系列旅游产品和服务，适应游客对空间消费和体验需求，实现对空间的重塑。

街区旅游消费空间形态在被资本逻辑塑造的同时，旅游经营业态及方式也深受其影响。在“可复制法则”下，资本的空间化生产极易出现“同质化”，具有“波动性”的特点^[35]。因缺乏对业态结构的合理引导，在商业资本的涌入下老街市场经营的准入门槛较低，导致本土低端土特产和外来旅游商品遍布街区，如FT-YK-2“: 老街很热闹，业态比较丰富，能看到很多土特产及日用小商品，商品同质化程度比较高。”这些低端大众化的产品因价格低廉、利润空间大，大有取代传统文化特色产品业态之趋势，不仅导致空间业态结构单一和过度同质化，而且严重消解本土文化和地方性，如FT-JM-3：“本地人基本不去老街，满大街都是卖酱菜、烧饼、腐乳和旅游纪念品的。老街的特色没有了。”此外，街区由于商业经营高度依赖于市场调节机制，经营同质化产品的商铺稳定性不高，业态重置和迭代现象十分常见。对比2021年、2022年两次调研结果发现，截止第二次调研时，统计的405家店铺业态已有近25%发生转变，有的因缺乏核心竞争力被其他业态取代，有的因经营管理不善而无法维持。

资本剩余价值追求直接作用于街区土地资本形态，通过旅游空间的资本开发与占有，实现“土地资本”的无限增值和旅游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老街兴旺繁荣的非遗旅游活动带来商铺租金的直线上涨，“土地租金”连续翻番直至疯狂增长，如FT-FY-2：“我是徽州篆刻技艺传承人，从业20余年了。在这期间，老街房租疯涨了几十倍，租金实在吃不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加上高额的租金压力，传统手工作业的非遗传承人无法与大众化的旅游商品经营者相抗衡，他们不仅生产周期比较长，而且市场规模和客户群体比较有限，生存空间被资本增值逻辑下疯涨的租金严重制约。例如，街区歙砚、徽墨、毛笔等店铺所剩寥寥无几，出现严重的市场萎缩现象。FT-WH-1说道：“老街文化氛围大不如前了，商业气息很浓，砚台商铺之前还能经常见到。在市场无序竞争下，砚台迟早会淹没在低端产品洪流中。”此外，非遗“前店后坊”的生产性经营样式的项目已十分稀少，非遗店铺经营特色在租金压力下面临尴尬境地，多数为了生计将店铺空间进行模块化分割出租，原真性的活态传承方式已很难见到，如FT-WH-2：“街上以前‘前店后坊’的非遗活态生产的店铺很多，现在很少见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房租压力过大，非遗从业者被迫转型或离开。街上能看到的非遗店铺，很多变成静态展示的经营窗口了。”

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的集中展现，也是任何权力运作和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这为研究空间生产提供了新视角^[36]。就老街而言，空间生产的权力逻辑体现在制度和政策文本背后行动者所构建的空间权力场域。第一，地方政府主导街区的保护更新规划方案。以黄山市政府、市规划局和屯溪区政府等行政单位为主导，以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事业单位规划设计力量为辅助，老街构建“政府主导+规划设计+企业运营”的运营模式，先后实施过5次保护更新暨综合提升工程规划，明确街区文化旅游发展方向、业态提升方案和保护更新方针。第二，政府引入社会资本优化运营机制。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将市国资委所属企业（老街文旅公司）与市场化企业（深圳益田集团）强强联合，采取参股形式合作成立滨江项目工程开发公司，依托PPP模式参与街区旅游建设规划。权力驱动老街非遗旅游空间生产的源动力在于政策制度文本供给，地方政府融合国有资本力量和规划设计知识团队力量，在旅游发展方向和保护更新规划等空间生产上占据主导话语权。

权力作用于空间生产的另一方面，体现为设立管理机构、行使政府管理权限和进行行政审批。老街设置市、区和街道三级管理机构，建立自上而下管理审核、自下而上申报报批的管理机制，成立街道办事处、管理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委员会、棚改办等机构。空间运作体现在：首先，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维护消防和社会安全。以街区市政工程为基础，地方政府持续改善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管委会和街道办负责消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管理。其次，行使工商登记管理权限，规范建筑工程实施标准。街区经营商铺需严格履行报备审批和工商登记手续，店面装修风格及色彩要符合统一规范，建筑高度和宽度也有相应标准。建筑物改造或修缮要办理消防、环保等手续，事先向老街保护管理机构报备，审查合规后再向规划管理部门申办建设工程许可证，如FT-SH-3：“我从浙江来这做丝绸生意3年了，老街管理部门很支持我们，尽可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政府管理很严格，店铺的修缮、改建，内部装潢都需要审批，对建筑风格、高度、材料和颜色都有规定。”第三，严禁私设摊位经营行为，强化旅游市场管理规范。街区禁止私自乱摆摊位和流动摊贩经营行为，严禁经营易燃易爆等危险品，颁布旅游市场经营管理条例，如FT-SH-4：“我以前挑着担子卖馄饨，后来市政府下发通知禁止流动摊贩上街经营。从那以后，我就从‘行商’变成‘坐商’。”在强有力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权限主导下，政府的权力干预有效规范街区市场经营行为，在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的同时维持良好社会秩序，延续街巷建筑风格和传统风貌，构建合理的社会制度空间。

街区房屋产权的空间占有和权益让渡成为权力空间化运作的直接表现，这在老街旅游业综合提升工程和保护更新规划中体现的更加明显。第一，房屋产权利益的博弈与协调。在滨江西路综合提升工程规划中，老街枫树巷房屋面临拆迁，居民们最关心的是产权利益的让渡和协调问题，这也成为拆迁办的重心工作。由于安置房位置偏远，货币化补助标准未达成共识，房屋产权利益难以平衡，政府肩负起利益冲突协调的职责，着力解决空间权益让渡上的异议。FT-ZF-1补充道：“很多老人不愿意搬走，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有很深的感情，但居住环境比较差，房屋潮湿、光线暗，还有一些消防隐患。我们会最大程度做拆迁政策的宣传解读，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协调、平衡好他们的利益。”第二，公产房屋的产权让渡。老街房屋产权属性分为公产房和私有房两大类，其中公产房的产权管理已从房管会过渡到旅游经营公司，由其进行整体化产业运营和功能业态提升。FT-QY-2说道：“目前旅游经营公司负责管理正街80多处公产房，约占总公产房的62%，可以进行对外出租。”第三，社会精英示范与产权利益让渡。在面对私有房拆迁导致的利益协调问题，居民会保持“冷处理”的观望态度，如FTZF-2“: 那些不配合的居民其实也在观望，有时劝说不了他们，我们就暂时‘冷处理’，寻找其他办法进行沟通协商。”地方政府会邀请党员示范户对居民进行搬迁劝说，或者安排公职人员上门做政策解读工作，发挥产权利益的精英示范效应。权力逻辑有效保障房屋产权让渡的利益平衡与协调功能，利用精英群体的表率作用维持社会稳定秩序。

原居民、非遗传承人和商户等群体，用自发形式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街区空间生产之中，这种社会阶层的空间介入和反抗成为空间生产的又一动力。

作为拥有私有房的街区原居民，他们会以自营或出租形式参与到非遗旅游活动之中，要么自己开设店铺经营特色旅游产品，要么租给外来商户获取租金收益。因多数私有房已失去居住功能，以经营性出租房屋售卖旅游产品比自营获利更大，但随之带来经营业态难以把控的弊端。在旅游商机的刺激下，多数外来商户会贩卖经济收益高的大众化旅游纪念品，这会逐渐导致本土化特色产品被淹没。原居民在其中的空间介入，要么是“文化坚守”，不为利益驱动坚持本土传承，要么是“随波逐流”，跟随市场需求调整经营业态，如FT-JM-4：“作为原居民，我在老街做手工艺品生意20多年了。生意还行，竞争压力也很大，但我觉得宁愿不赚或者少赚，也不让本土文化被旅游大众化的商品所替代。”应对旅游同质化的洪流，少数居民依靠经营本土化特色产品进行自发抵抗，对老街充满真挚情感，彰显浓郁的地方依恋，如FT-JM-5说：“老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不想它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老街面临非遗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的矛盾平衡难题。在旅游发展潮流中，非遗传承人可谓机遇和压力并存，尽管旅游带来大量的客源和市场空间，但街区激烈的竞争环境制约非遗传承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非遗传承人面临房屋租金上涨带来的生存空间挤压窘境；另一方面，他们面临非遗原真性传承保护的“时间成本”压力。耗时长、工序多、功夫深的非遗项目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可观收益，而没有盈利则难以维系高额租金，一味追求市场效益又会导致非遗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倾向，影响非遗的传承保护。如歙砚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FT-FY-3说道：“2010年我从老街出来了，那里租金太贵了。据我了解，像我这样的非遗手艺人撤离街区的也有一些。他们面临技艺传承和生存发展的矛盾，经营难以为继只能撤离。”囿于房屋租金的压力，若干非遗传承人被迫撤离街区。

据市政府统筹规划，老街新一轮保护更新规划涉及滨江西路综合提升工程，关乎周边居民及棚改户的房屋拆迁搬移，核心在于房屋产权让渡中的安置费问题。地方政府虽然制定安置房或货币化补助两种方式，但有些居民却难以接受。相对于老街这一中心位置，安置房处在相对偏远的阳湖镇，因“中心”与“边缘”的隔阂加上对补助标准的疑义，有的居民不愿意搬离，而他们的日常生活易成为“游客凝视”的对象。调研时据棚改办负责人介绍，约35% 的拆迁户还未签约，有的甚至提出政策之外的不合理要求，这些“钉子户”问题正在逐步协商解决中。在对居民的访谈中，他们认为当前的补助方式难以满足其购置新房需求，拆迁货币化补助标准较低，如FT-JM-6：“我是不会搬走的，除非房子价格可以谈拢。因工程建设需要，征收拆迁房屋很正常，但给的补助不正常，我不能接受。”面临拆迁过程中“边缘”与“中心”的对峙，原居民往往采取“冷处理”方式，做着坚守却无力的抵抗。

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生产遵循资本增殖、政府主导和社会介入的基本逻辑，分别作用于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表现为空间资本化和资本空间化、行政主导和制度设计、社会主体的反抗与认同。在动力机制上，街区空间生产是由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主导的产物^[37]，两者分别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层面，在推动街区“物质—地理”和“社会—消费”空间形态演化的同时，使社会权力得以表达，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得以建构。老街管理制度较为完善，相关政府及职能部门在政策供给、规划制定和制度设计上发挥重要作用，主导和支配非遗旅游的发展方向和根本遵循，而具有资本属性的文投、文旅公司和益田集团等具体负责投资、开发和运营，两者相互配合并占据绝对话语权，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的空间生产模式。原居民、非遗传承人和商户等社会力量处在弱势和被支配的地位，面临空间权益“失衡”的境地，诸如“土地租金”剩余价值的空间占有带来房屋租金的疯狂上涨，商业资本的过度逐利严重冲击地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非遗传统行业面临无奈撤离和被迫转型的压力，街区物质空间景观化呈现“去生活化”的后现代消费主义图景，“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模式忽略社区居民的意见话语参与等现象较为普遍。

屯溪老街的非遗旅游空间是社会建构的过程，资本和权力要素在不同层面作用于空间结构变迁、政策制度制定、社会关系形成和旅游业态发展。资本和政治主体是旅游空间的绝对支配者，老街的“空间的实践”和“空间的表征”是资本增殖和权力干预下空间化运作的过程及结果，而居民、非遗传承人等“表征的空间”使用者则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的地位，在空间权益占有和支配上缺乏话语权。从更深层次而言，由于产权国家所有制和税收经济制度，空间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本质上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在实际情况下，资本和权力彼此合作、结盟，形成一种“耦合”动力机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积极应对资本和权力经济政治要素对屯溪老街非遗旅游空间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面临都市空间和城市化空间生产造成的社会问题，列斐伏尔等人曾提出后现代“空间正义”的概念，将保障公民权益的公平公正理念贯穿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38]。同理，为解决屯溪老街空间生产的负面问题，保障和实现“以人为本”的空间正义或许是根本路向，未来可从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加强业态规范引导、引入市场监督管理机制、注重历史街区“生活真实性”保护^[39]、实现居民“社区赋权”^[40]和维持空间权益平等博弈等角度予以思考。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研究范式，本文在非遗旅游街区空间生产实践中拓展“空间辩证法”的微观应用情境，剖析街区空间社会建构的演化过程和影响机制，整合空间生产驱动机制的多元要素，为剖析非遗旅游实践领域的复杂社会问题提供空间转向的研究视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