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通通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移民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国内一系列跨国社会空间应运而生，如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日本人聚居区、义乌中东一条街、广州日本人与非裔聚居区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广州小北地区的非裔聚居区由于族裔特征明显，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外较早关注该聚居区的学者Bodomo在其代表作《Africans in China》中写道，“我可以断言，（广州的）非洲人社区将会持续存在，不管它是否繁荣。从现在开始，中国将永远不仅存在非洲人，还存在非洲社区^[1]”。然而，后续的研究发现，广州这个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的非裔聚居区在不过三十年左右便已逐步走向衰落。如国内该领域代表性学者李志刚就指出，2008年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广州的“巧克力城”已经转向衰落^[2-4]。香港大学人类学系主任Mathews在对广州非裔聚居区进行了深入考察后也认为，广州非洲商人的全盛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小北本身也似乎正在消失”^[5]。广州官方部门不时透露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穗非洲人数量在2014年后呈下降趋势^[6]。这些研究引发了本文的思考：为什么广州小北的非裔聚居区快速兴衰而不是“绿树长青”？哪些力量在推动着非裔聚居区的演变？

已有部分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如许涛认为，非裔聚居区是在全球化加速、中非交好、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7]；李志刚等认为2008年以后宏观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大事件下国家签证收紧、地方媒体的负面报道等使“巧克力城”迅速转向衰落^[2]；王亮认为，来华非洲人因族裔性聚群居住和链式迁移形成聚居区，逐步衍生出经济、生活、文化共同体并最终构成社区共同体^[8]。这些研究大都聚焦于非裔群体本身，对非裔聚居区形成演化机制的解释侧重在跨国贸易网络^{[2, 9-12]}、移民社会关系^[13-16]、族裔经济^{[2, 17]}、移民融合与区隔^{[1, 7, 8, 18]}等方面，而对族裔聚居区赖以存在的空间基础及空间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关注相对不足。已有研究发现，权力因素在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李志刚等指出非裔商人在意识到地方政府对其存在所持的负面态度后开始有意识地从小北转移^[2]；Niu等指出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形成和发展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受到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19]；Lan从国家移民政策的多尺度表达^[20]和选择性执行^[21]等角度分析了行政主体与非裔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广州的非裔聚居区是一个多主体和多尺度的现象，不仅是广州地方的社会文化问题，更是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在地方的投影^[22]。但是，已有研究大都围绕行政主体和非裔主体之间的关系展开，并未清晰地说明不同的权力主体在非裔聚居区的形塑过程中分别发挥了何种作用、不同权力主体如何进行空间互动等，而这些正是本文的着眼点。

下文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其次梳理小北的城镇化与非裔聚居区的演变过程，然后基于领域理论从社会、市场、行政领域化的视角解释非裔聚居区的演变机制，最后对该聚居区未来的发展和地方的社会治理展开讨论。

空间的生产不仅是社会文化的，也是政治的^[22]。领域理论是政治地理学解读权力—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核心视角^[23]，二战以后被广泛应用到多尺度的空间政治议题和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中。根据已有研究总结，领域作为权力空间主要有三种视角：作为有界空间、作为策略和技术、作为产物^[24]。领域作为有界空间是其最经典的视角，如Johnston将领域抽象为“围合空间”（bounded space），强调边界对区域划分的建构意义，如居住区的区域化（regionali‐ sations）、选区划分等^[25]。Elden则在《领域的诞生》（The Birth of Territory）中指出领域是一种过程、实践、产物、策略和技术^[26]。Sack认为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通过对地理空间进行划界、主张控制权等策略进行领域建构，以实现对人员、现象和关系的影响和控制^[27]。Sisson认为可以将领域概念扩大为利用空间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权力主体包含国家机构、私有企业、智库、第三方组织、个人等等^[28]。

2010年后作为权力空间的领域概念被引入国内，并逐渐被应用到社会空间重构现象研究中。如刘云刚等认为，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地域的（再）领域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单位制的解体和社区制度的建立便是一例^[29]。李志刚认为，乡村向城市的转型就是乡村空间的“去领域化”与向城市空间的“再领域化”^[30]。黄晓星等指出，在城市向农村扩张的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在多个尺度和维度上采取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策略进行协商和博弈，而不同维度上的领域错位导致了治理策略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31]。梁小薇等对广州市商贸型城中村改造的研究表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不完整和开发商对开发经营权的垄断导致了城中村中领域主体的置换，使集体土地的主导权由村集体转移到市场主体^[32]。袁奇峰等也注意到，在商贸型城中村中随着产权主体迁出，外来流动人口通过利用空间和设施实现了再领域化，但这种脆弱的再领域化难以抵抗产权主体以产权为基础的再领域化^[33]。这些研究表明，社会空间重构的过程往往渗透着权力运作的逻辑，领域理论对这种逻辑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从领域理论看，社会空间重构是多元主体间权力互动的结果。图 1中从上到下代表权力传导到空间的过程，每一层内部的循环代表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第一层代表空间中多元主体拥有不同的空间权力，空间权力的大小和掌握资源的多寡造成了主体间力量对比的悬殊。这种权力对比关系经过空间投影后表现为一定的权力空间格局或领域格局，即第二层。权力投影的过程即权力空间化的过程，一般通过划定边界、主张权属等策略将权力关系具象化为可见的权力空间，即领域建构。多元主体权力博弈的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领域政治，即多元主体通过领域化、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策略修改彼此间的权力空间关系。其中的领域化不只是对空间的权属性占有，也是能动地借助空间发挥权力的作用以实现资源获取与分配的策略。去领域化是其他主体对主导主体所构建领域的否定，再领域化则是其他主体对主导主体所建构领域的否定和重新建构。多元主体间的权力博弈、领域政治均是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在此作用下的资源分配与空间重构亦是如此，即图中第三层所示。在整个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权力关系贯穿始终，主体动用权力建构领域，并通过领域进一步分配资源，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最终体现为空间中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即图中的“主体—权力—空间—资源作用机制”。

图 1(Fig. 1)

图 1 领域政治与物质、社会空间重构关系图示 Fig.1 Territorial Politics and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本文所称小北非裔聚居区是指在广州小北地区非裔群体因居住、经商等形成的聚居与聚集区域，是因非裔群体的存在而形成的带有特殊社会属性的社会空间。“小北”是一个区域的泛指，并无相应行政区划，因地处明清时期广州城小北门之外而得名，主要指原登峰村所在地，现为登峰街道宝汉地区。宝汉地区位于越秀区北部，环市中路北侧，以宝汉直街为中心，辐射南约直街、西胜街、东胜街、童心路、下塘西路、麓景西路、麓景东路、麓景路、黄田直街、恒安路一带，面积约1.5 km²（图 2）。该地毗邻小北地铁站、广州火车站、省市汽车站、原白云机场、流花商圈、环市东商圈和清真先贤古墓。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在2005年之前一直是广州市原四区交界处，具有突出的边缘地位，也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

图 2(Fig. 2)

图 2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地区区位示意图 Fig.2 The Location of the Xiaobei in Yuexiu District, Guangzhou

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考察、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方法开展研究。首先，通过广州市方志馆、登峰街文化站等搜集小北的历史沿革资料，研究小北城市化的历史过程；其次，在2021年3—4月和8—10月对小北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登峰村的物质空间环境、涉外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等的历史和现状；最后，对“非裔聚居区”牵涉的相关主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一方面对当地居民、外贸从业者、非裔群体等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另一方面，对基层政府、移民管理部门等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主要了解了小北地区发展历史、社会管理等内容。主要访谈对象属性如表 1所示。

表 1(Tab.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Tab.1 List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Tab.1 List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历史上，登峰村位于广州城北荒僻之地，由于地势低洼常受山洪侵袭，生存条件恶劣。其居民由古代避战逃荒的“盲流”聚集而成，是一个没有宗族组织的杂姓村^[34]。建国后，由于村集体领导有方该村成为广州有名的蔬菜和生猪生产基地^[35]。

20世纪80年代后，广州城快速扩张，登峰村的耕地被征收殆尽^[36]。为保障失地村民就业，1985年登峰村成立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将剩余的集体土地和资产统一组织起来，利用区位优势发展酒店为主的第三产业，旅业和餐饮业成为该地的支柱产业^[37]。如1993年统计，登峰村办酒店类企业12家，第三产业收入8898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82.4%^[37]。据当地居民回忆，“‘登峰’一带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已闻名全广州、全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因为那时广州的酒店、宾馆数量还相对较少，而登峰街宝汉直街附近的‘登峰大酒店’属早期较有名气且较上档次的一间^①。”

登峰村的酒店“中上档次装修、中下档次收费”并提供各地餐饮，使得大量流动人口在此聚集和聚居^[34]。村民利用宅基地建起密集的城中村，来自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善于经商的穆斯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聚居于此。

“我九几年的时候就在这里打工。那个时候登峰村还是农村，有几个大酒店……都是老乡带老乡的就来了（访谈，SH2）”。“我们穆斯林是很擅长经商的，我们的先贤以前是一边传教一边经商，《古兰经》里面也是鼓励我们经商的，所以我很早就出来闯荡。（小北）这边适合做生意，而且离清真寺也近（访谈，SH1）”。随后，中国穆斯林带来了阿拉伯商人，这些商人又带来了非洲的淘金者^[38]。“以前好多老外不会说中文，就要请翻译，好多是穆斯林，这些翻译都住在登峰村，这边清真餐厅多嘛，而且吃饭又便宜。老外觉得那些西餐厅太贵了，慢慢地也跟着翻译来这里吃饭，后来就越来越多了（访谈，SH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大量非洲商人从东南亚和香港等地迁入广州^{[4, 12]}，而距登峰村不过数里之遥的广州火车站正是当时广九线的终点站^[35]，不难推测非洲商人也会像国内流动人口一样集聚到登峰村，非裔聚居区的形成已初见端倪。

村集体强大的组织能力推动了登峰村的城市化，但集体经济“企业办社会”的弊端，以及管理水平、人才储备、市场竞争力等的不足，使得村办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严重亏损，最终村集体不得不退出物业经营，通过外包物业收取租金维持集体经济^[36]。“我们那个时候很辉煌的，现在不行了，就是点物业（访谈，ZJ）”。

在一系列国内外宏观形势共同作用下，20世纪末非洲人开始大量流入广州，并在环市路两端的流花商圈、环市东商圈一带聚集^[35]，而此时位于环市路中段的小北地区经济低迷、物业凋敝。随着非洲人到来和国际贸易繁荣，私营企业看到了商机，先后将登峰村的物业改造为专门面向非洲市场的外贸商城，在广州的国际化进程中推动登峰村链入到全球贸易网络中^[35]。“说起当初选择投资新登峰宾馆的原因，郭年春（开发商）表示，自己除了看中这里毗邻环市路、广州火车站、站西钟表城、三元里鞋服皮具城等繁华商业地带段，更重要还是从宝汉直街、下塘西路、童心路一带日益增多的BahaaAllden（外国人名）们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发展空间”^①。为了更好地掌握市场信息和节省贸易时间，越来越多非洲人开始在商贸城附近租房聚居或开设办公室。“我的公司在天秀大厦，我住在这里面（宝汉直街），每天走路去上班，很方便（访谈，AF1）”。“因为小北就是中心，离很多市场都很近，吃饭、买东西都很方便。其他地方都太远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非洲人都倾向于这里（访谈，AF3）”。非洲人旺盛的住房和消费需求很快拉高了登峰村的房屋租金和商品价格，一些原本租住在该地的居民迫于租金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开始搬离，原本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商铺也不得不改行或将商铺转让给从事跨国贸易的租户^[7]。本地居民的离开腾出了更多空间，一进一出之下，非洲人的数量快速增长，最终形成了以非洲人为主的兼具居住与商贸功能的聚居区^{[7, 39]}。“之前这里没有多少老外，老外都是后面来的，原来这些酒店住的都是中国人，……后来老外在这里住得多了，他们就不来了，受不了老外的香水味。后来有人打电话给我，我也不推荐他们住这里了。但是我还是在这里做生意，只是原来主要做中国人的生意，现在主要做老外的生意（访谈，SH2）”。

随着非裔聚居区发展壮大，许多社会问题随之衍生。首先是社会治理问题。除因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差异导致的摩擦外，最棘手的是混杂在非裔群体中的“三非人员”，涉及赌博、抢劫、卖淫、吸毒、诈骗等人员^[2]。其次是外交风险。由于非裔群体具有国际化和宗教化特征，小范围冲突很容易经媒体传播放大引发舆论风波。如2009年7月15日和2012年6月18日发生的涉及非洲人的公共事件^[22]。

非裔聚集带来的社会治理挑战、网络媒体对广州非洲人问题的夸大，最终撬动了行政力量强势介入，加强对“三非”外国人的查处和非裔聚居区的管理。“其实政府没有说限制聚居。聚居是一种习惯。政府没有说打压。只是这个事情曝出来后，社会关注过度，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对其进行整治（访谈，ZF1）”。

除奥运会、亚运会等重大事件期间开展专项治理外^[2]，也开展了长期的整治行动。如2014年11月开始，越秀区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以“干净、整洁、平安、有序”为目标，倾全区之力对登峰街宝汉地区进行长达半年的专项整治^②。访谈了解到，地方政府对小北的综合治理对非裔聚居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2015年8月《广州日报》报道，整治之后宝汉地区“三非”现象明显减少，登记散居外国人比整治前下降了66%^③。登峰街办事处主任坦言：“登峰街被称作‘非洲街’、‘广州布鲁克林’。整治不是针对外国人，我们非常欢迎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更是希望让他们在登峰有归属感，能跟广州本地居民和谐相处。”……整治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护合法，打击非法，铲除毒瘤。^②

通过上文梳理可以发现，非裔聚居区的形成演变嵌入在小北地区的城市化、国际化和社会治理结构中，呈现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而这是由不同权力主体对产业空间、公共空间与居住空间开展领域化实践推动的。

在非裔群体到来之前，小北的权力主体主要有村民和村集体、基层政府、外来人口。土地征收红利和集体经济制度建立使村集体掌握了大量的空间和资源，基于土地所有权、空间开发权等空间权力生产出大量的非正规空间。首先，早期的酒店、仓库、写字楼等商业空间由村集体在集体土地上独资开发经营，如1987年兴建的登峰大酒店，是广州第一家农民独自投资、经营、管理的酒店^[34]；其次，道路、广场等公共空间由村集体投资开发而成。“村里的规划别说街道了，区里面都做不了。所以登峰村里面的路现在还是村道而非市政道路。包括他的路灯、电线、水管、消防设施等等，都是村里面以前自己建的。（访谈，ZF2）”

再次，村集体出资提供各类公共服务，进一步加强对公共空间的掌控，如根据周边地区新建居民点缺少生活服务设施的情况，村集体开发了农贸市场、商场、电讯公司等提供相应服务^[34]。此外，小北大量非正规居住空间也由村民在宅基地上自主开发。整体上，村民和村集体充分控制了小北的各类空间，村域范围内均为社会领域。

该时期基层政府虽拥有小北的空间管辖权，但并无能力和意愿将其充分空间化，未形成相应的行政领域。如，20世纪90年代宅基地的法定建筑高度不超过3层半，但由于基层政府监管薄弱，村民在利益刺激下不断加建，房屋平均在5—6层，密度也不断提高^[36]。“村里的土地是集体的，由登峰公司管理，街道很多地方都管不到。（访谈，ZF2）”

而该时期的市场主体以外来人口组成的商户为主，外来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涌入城乡结合部，由于缺乏进入正式单位工作的机会大都以经商为生，通过租赁出租屋和村集体开发的商铺、摊位获得空间使用权，大部分人都依靠村集体经营的产业谋生，并未形成专门的市场领域。总之，这一时期小北的权力空间由村集体主导，所产生的大量非正规空间和混杂的社会结构为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涉外商贸城是非裔聚居区的主要载体^{[2, 35]}，而这类空间的出现是市场主体对空间功能进行刻意转换的结果。随着土地红利消失和市场竞争失败，村集体逐步退出物业经营，转向以物业、房屋出租维持集体经济。转制后的登峰实业集团由于内部管理混乱而逐步丧失了将空间开发权、空间使用权进一步空间化的能力。开发商通过承租集体物业获得空间的开发经营权与部分转租权。访谈发现，由于集体资产管理混乱，物业大都被以极低的价格长时间地转租给开发商。以越洋商贸城为例，2004年登峰村以15元/m²的租金将登峰宾馆租给新登峰宾馆集团公司，该公司以35元/m²的租金将此物业转租给越洋商贸城，而商贸城则以每平米150元以上的租金对外招租^[35]。“村里面根本不经营这些店铺和酒店，都是外包给商贸城老板，……我们每个月交租金给老板，老板又给村里交租金（访谈，SH3）”。这说明社会领域已弱化，市场力量成为空间领域化的主导。

开发商对空间的领域化主要有两种策略。首先，对空间功能进行转换。获得空间开发权后，开发商为小北的各类空间针对性地赋予了对外贸易的功能。如2004年，开发商将登峰大酒店改造为涉外的经济型商务酒店，为短期在小北营商的非洲人提供了落脚之地。“2004年……选择定居此地的外国人还很少，进进出出都是临时来进货的客商，住的地方也以宾馆客房、单间出租屋为主^①”。再如，2006和2007年，原登峰宾馆和宝汉酒店分别被改造为越洋商贸城和金山象商贸城，两座商贸城400多个商铺加上周围街巷逐渐形成的200多个商铺，使该地成为广州最大的对非商贸地^[36]。

其次，主导空间经营权分配。商贸城大都将档口分租给个体商户经营，并主导议价权。“我们租这个档口，除了每个月要交租金，还要每三年交一次进场费，十几万呢！这个钱相当于白给的，但是没办法，档口只有这么多（访谈，SH1）”。同时，开发商也会将部分经营权分配给非裔群体。调研发现，越洋商贸城、金山象商贸城都有非洲人直接经营的店铺。个体商户通过租赁档口和占用公共空间为非洲人提供正规/非正规服务，使非裔群体能获得更多空间和资源的使用权。“少数民族聚集带来了外国人，外国人群体中有很多穆斯林，外国人与少数民族相互促进，所以吸引了更多少数民族来提供服务（访谈，ZF2）”。“以前路边、广场上都是摆摊的，全部占满了（访谈，SH1）”。“你看那个卖口罩的大姐，她就不租档口，她就一直拿着东西卖，卖些小东西（访谈，SH2）”。“那时候广场上那些，戴着白帽子的穆斯林，背个包就在那晃来晃去的，就是换外币的（访谈，ZF2）”。

这一时期的行政主体在村集体转制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尤其是增加了外国人管理职能。如2007年登峰街建立了广东省首个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首次在基层政府机构中加入外国人管理职能。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掣肘和行政资源匮乏，基层政府仍然不具备将空间管理权充分实践的能力，只能通过证件检查、居住登记等策略对非裔聚居区进行管理。而这些实践无法撼动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未触及非裔聚居区赖以存续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因此只能陷入“屡治屡乱、反反复复”的怪圈。

正是基于市场主体对小北物质空间强有力的控制和村集体供给的非正规空间，非裔群体才能在小北获得商铺、出租屋、办公室、仓库等空间以及生活服务、商业物流等设施的使用权，并逐步构建起基于空间使用权的领域，即非裔聚居区。

非裔群体作为外国族裔的特殊身份，赋予了小北跨尺度的特征，个体间或小范围的冲突容易经尺度跳跃转化为较大的社会治理风险和外交风险，而这有悖于行政主体维护社会稳定的行政原则，因此撬动了各级政府对小北空间治理的参与。

这一转变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上级政府为基层政府注入了大量行政资源，使基层政府具备了将空间管辖权充分领域化的能力，成为小北权力空间的主导者。如2014年11月，越秀区从公安、交通、质监、环保、工商、城管、食药监等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建了一支300人的综合整治队伍，对宝汉直街、南约直街、新登峰宾馆前广场等公共空间中占道经营的商铺、流动摊贩等进行专项清理，使基层政府在短时间内实现对其他主体的去领域化。“登峰街平日拥堵得水泄不通的街道空荡荡的。走鬼收起货物，非洲人选择到城中村的角落避开警察^②”。

小北非裔聚居区演变的另一个关键点是2014年后长效空间治理机制的建立，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宝汉地区成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宝汉管委办）作为长效管理的常设机构，工作人员编制由市里配置给街道（访谈，ZF2）。二是由广州市在宝汉地区内部无偿划拨一块占地1300 m²的场地，作为宝汉管委办的“阵地”，搭建登峰街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简称综合服务中心）作为各部门服务管理职能延伸和协作的平台（访谈，ZF2）。调研获悉，各部门派出人员在中心合署办公，中心设有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出租屋管理办公室、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反恐防暴备勤点、外币兑换窗口、住宿申报登记站、社工组织等，为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证件办理、房屋租赁、语言培训、家庭服务、社会融入等服务。这些服务供给进一步压缩了其他主体提供的非正规服务，尤其是极度依赖非正规经济存在的“三非”群体。三是制定《宝汉地区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制度》、《宝汉地区来穗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工作制度》、《宝汉地区市场管理工作制度》、《宝汉地区平安建设工作制度》等制度^②，为公共空间、居住空间和市场空间的行政领域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通过三种策略再领域化公共空间。一是构建“人网”对空间进行巡逻。市公安部门在宝汉地区成立了一支50人辅警小队，包括12名干警、10名武警、6名城管执法队员和13名协管员等^[40]。“由1名派出所副所长带队，在小北设立流动哨、固定哨，24小时无缝对接三班倒地开展城市管理、治安巡逻、路面管控（访谈，ZF2）”。二是构建“地网”对空间实行网格化管理。2014年后宝汉管委办统筹网格化管理，以200户左右一个网格将全街12个社区划分为110个网格，基于网格定期核对外籍人员登记信息，加大对“三非”外国人的清查力度^[40]。三是基于“天网”提升空间监管能力。通过增加高清摄像头数量实现重点区域监控全覆盖^[41]，并在治安监控系统中加入人脸识别系统等先进技术^[42]，提升空间掌控能力。

其次，通过网格化管理再领域化居住空间。2013年后登峰街将数字化手段应用到出租屋管理，基于网格化平台构建了“人进户、户进房、房进楼、楼进格、格进社区”的管理服务格局^[43]。为每个网格指派专职网格员，由网格员定期巡查实现出租屋管理信息更新（访谈，ZF2）。2014年后登峰街进一步完善出租屋“网格化”管理，建立“站网式”长效管理模式，进一步将出租屋管理下沉到社区的出租屋管理服务站^[41]，加强涉外出租屋和“三非”清查工作^[40]。行政领域化削弱了社会主体对居住空间的掌控能力，“以前直接就租了，现在都要到出租屋管理中心登记，还要签正式合同。现在这里的房子只能租给有工作签和学生签的（访谈，ZJ）”。

最后，通过三种策略再领域化商业空间。一是通过制度设计规范市场经营，如市场经营责任制度、驻场监管制度、市场准入与清退制度等。这些制度将行政权力延伸到商业空间中，限制了市场主体的自主性。“按规定，经营者出现销售不合格商品等违法行为，一旦被执法部门处罚两次，或经营者拒不领取营业执照等证照，专业市场必须立刻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经营场地，责令承租人限期离场，两年内不准进入该市场经营^②”。二是将集体物业纳入政府创办的资产管理平台，加强物业租赁监管。通过强化行政审批并在租赁合同中对经营范围进行限制，进一步将行政领域化拓展到市场空间中。“以前集体资产管理混乱，现在逐步走向正规化，所有物业招租都要挂到广州三资管理平台上进行招标（访谈，ZF2）”。“经营范围（要求）：承租方只可经营政府相关部门核准并批准经营的项目，禁止经营高污染、高噪音、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等项目及经营外贸商贸城（2021-04-09招租公告^④；2021-05-13招租公告^⑤）”。三是通过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来再领域化商业空间。“区商务局等部处都希望可以引入电商等高端业态，不再做低端产业（访谈，ZF2）”。

总之，行政主体系统的领域建构直接影响了市场、社会主体对空间的主导，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弱化，建构于二者之上的非裔聚居区失去了依托的基础，非裔聚居区走向衰落。

综上，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兴衰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空间关系演变推动社会空间重构的过程（图 3）。在不同时期多元主体出于各自的目的，利用手中的资源和空间权力修改彼此间的空间权力关系，通过领域建构来对空间和资源进行划分，形塑了扎根其中的社会空间。

图 3(Fig. 3)

图 3 非裔聚居区中的权力关系演变与社会空间重构机制图示 Fig.3 The Change of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n Enclave 注：图中两种斜线的交叉代表两种领域的重叠。

广州小北非裔聚居区是移民跨境流动与中国社会转型双重背景下的产物，其演变具有明显的权力作用痕迹。本研究表明，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形成、发展、衰落实际上是社会、市场、行政三者力量对比变化的映射，非裔聚居区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现象嵌入在本地社会的发展逻辑和社会治理结构中。一方面，地方发展逻辑的转变带动了非裔聚居区的演变。就像植物扎根于土地，土质的改变立刻会带来植物的变化一样。不同时期地方发展语境变迁，多元权力主体的领域建构重构了空间背后的权力关系，重新分配了空间资源，进而推动了非裔聚居区的变迁。简言之，村集体和村民主导的空间生产为非裔聚居区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文化基础，开发商和流动人口主导的空间功能转换促使非裔聚居区快速兴起，而地方政府主导的空间管控使得非裔聚居区快速衰退。另一方面，权力主体、空间权力类型的多元性和权力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性导致了非裔聚居区重构机制的复杂性。非裔聚居区是非裔群体在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公共空间中获得空间使用权形成的领域，是一种依托社会领域与市场领域的弱领域化。相较于其他权力主体基于土地所有权、空间开发权、空间管辖权的领域建构，非裔聚居区更容易被消解和受到冲击。总之，地方发展逻辑的快速转变和非裔聚居区领域建构的不稳定性共同导致了其快速的兴衰。

领域理论视角下，空间背后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社会空间的形态。目前，基层政府依靠大量行政资源与技术赋能构建的行政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领域主体难以实现对行政领域的去/再领域化。随着行政领域化的进一步强化，行政主体可能会对物质/社会空间进行更深入的重构，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对城中村进行彻底改造、将原住民异地安置等，而这将彻底消除非裔聚居区赖以存续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小北非裔聚居区将成为历史。当然，行政领域化也并非无懈可击，土地权属转换需要依靠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城中村改造也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需要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参与，社会主体也具有相当的韧性，不会轻易放弃。可以预见，彻底的行政领域化将面临法律、经济、社会保障等多重阻力。社会空间重构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社会和市场主体很可能通过更加微妙的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策略加以回应，广州小北非裔聚居区的未来依然是一个值得跟进研究的话题。当然，这需要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考证，关注微观层面的领域构建行为是未来可以继续深入的方向。

针对小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困境，本文进一步提供两点思考。一是关于小北非裔聚居区的物质/社会空间基础。小北非裔聚居区问题的根源在于小北地区本身的杂糅性和快速城市化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结构性混乱”，为各种非正规空间和异质社会现象提供了存在的基础。一劳永逸的做法当然是彻底的城中村改造，突破如土地权属转换、原住民安置等诸多难题，而渐进的做法就需要更多发挥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机制，需要更加灵活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进行政策试验的课题。二是关于小北非裔聚居区当前的行政领域化机制优化。目前基于专项治理、立体化安防体系等策略的行政领域化虽然带来了较好的治理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副作用。如治理成本高昂。当前的行政领域建构需要持续投入人员、资金、土地、设备、编制等行政资源加以维系，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此外，长期的严格管理会加剧该地区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张力。一方面，行政领域化手段将行政主体暴露于日常空间中，难免会营造紧张的地方氛围；另一方面，小北本就是一个多元主体混杂、社会结构高度离散的地区，严格的管理可能导致社会凝聚力进一步下降，破坏原本就脆弱的地方社会。因此，如何实现广州小北非裔聚居区的可持续领域化治理，如何避免过度行政领域化的负面效应，这些问题依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总结。

注释：

①“登峰街的‘巧克力商人’”, 南方都市报, 2008-03-27。https://news.sina.com.cn/c/2008-03-27/033513639274s.shtml。

②“外国人服务管理破冰”, 南方日报, 2015-09-15。https://www.sohu.com/a/31847569_161794。

③“昔日烧烤遍地小贩占道行路难, 今朝干净整洁异国风情非洲街”, 广州日报, 2016-01-05。http://www.guangzhou.gov.cn/special/2016/node_2927/node_2932/2016/01/05/1451969356624398.shtml。

④“广州市越秀区宝汉直街2号（原越洋商贸城）”公开招租公告。https://www.yxsozl.com.cn/yxcqjy/portal/collectiveAction!collectiveDetail.action?id=42b8c005-e676-4e37-9474-de3f3dc62c31。

⑤“广州市越秀区童心路6号（原金山象商贸城）”公开招租公告。https://www.yxsozl.com.cn/yxcqjy/portal/collectiveAction!collectiveDetail.action?id=0d1a5cb1-17df-4442-b05d-0430b5c42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