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政策背景下，我国乡村正迈入加速重构新时期，乡村社会为应对发展环境变革而做出响应与调适^[1]，对乡村社会关系研究与剖析，是探究我国乡村社会变化的有效途径，具有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乡村旅游是一种外向型开放活动，乡村不同元素因旅游产生“蝴蝶效应”，引发乡村传统空间、经济、社会的更新与重构，导致资源利用方式、就业途径、消费结构与社会关系等发生转变，推动乡村转型发展^{[2, 3]}。乡村具有动态性、不整合性以及相对性^[4]，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乡村地区传统物质空间与思想观念，推进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调整，促使乡村社会关系进入一种动态演变过程^{[5, 6]}。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转型更新的重要动力，波兰尼提出了“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7, 8]}，旅游产业要素对乡村社会的嵌入，推动乡村社会“传统”与“现代”要素的碰撞与融合，导致乡村社会关系解构与重新建构。因此，对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研究，是旅游学、地理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究。

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重塑，是由乡村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等多种要素相互关联产生的系统变革^[9-11]，旅游嵌入后的新资源配置方式^[12]、新乡村经济^[13]、新商业活动^[14]、新社区居民关系^[15]等综合推动乡村社会关系重新建构。目前，关于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关系类型^{[16, 17]}、社会关系网络^{[18, 19]}、社会关系变迁^{[20, 21]}、社会关系市场化^{[22, 23]}等方面。传统乡村“差序格局”体现我国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具有层次性与亲疏远近的特征^[24]，而旅游要素嵌入为传统乡村注入新力量、新元素和新理念，不仅带来物质场域的变迁，也向乡村社会输入游客、投资者、外来工作人员等不同性质的陌生人，推动乡村社会交往出现异域异化，逐步偏离传统差序格局^[25]。旅游发展致使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是家庭成员内部的关系发生变化，促使个体与群体、群体与村庄、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同时，旅游嵌入引发乡村社会稀缺资源与利益再分配，驱使传统感性社会关系走向“理性化”^{[26, 27]}。因此，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与传统乡村存在相似性，但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与特殊性。

旅游嵌入背景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是一个响应、解构、适应与建构的动态过程，具有复杂性，从旅游嵌入视角，对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特征与机制的关注和研究还不足。本文以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为主线，通过深度访谈和实地调查获取资料，借助扎根理论，分析乡村社会关系变化的过程特征，构建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的一般逻辑，并探讨重构的发生机制，以期为建设和谐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乡村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受宗亲和土地的限制与维系，形成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通过熟人、共生关系、家族联姻等方式建立复杂而相对稳固的社会关系，乡村社会渗透着关系本位、人情本位和权力本位共同特征即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28]。人与人之间通过血亲、宗族、姻亲等亲缘关系和地缘、熟人、邻里关系等非亲缘关系联系起来，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29]。传统乡村亲缘关系是以原住村民为中心的“血缘人际圈”，具有以下特征：①传统亲缘关系是先天存在、与生俱来的，具有明显的先赋性；②以社会交往空间来界定的传统地缘关系也具有先赋性，导致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封闭性；③传统的业缘关系单一、简单，被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所主导，业缘关系的作用被掩盖。

乡村社会关系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政策引导、城镇化、市场化、人口流动、经济发展、思想观念、要素流动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尤其是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轮驱动，促使新生产技术、新发展理念、新服务方式、新资本体系进一步深入乡村地区，传统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受到巨大影响^[30]。其中，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传统乡村快速变革，旅游嵌入型乡村不再是纯粹的村落，而是带有空间生产性质的乡村旅游地域系统，是一个由各种社会关系耦合而成的综合体^[31]。旅游要素的不断嵌入，引发乡村社会经济要素的深度变革，对乡村社会关系变化与重构产生系统而深刻的影响。

旅游发展给乡村注入新要素，迫使传统乡村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并逐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关系内部，改变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与内部结构。传统乡村社会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在旅游嵌入后的场景中被重新建构，信息流、资本流等要素不断向乡村集聚，为乡村社会关系注入新元素，成为影响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隐性力量，共同推进传统以亲缘和地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形成由“以人为中心的关系取向、以地为纽带的空间取向、以业缘为载体的价值取向和以流缘为媒介的市场取向”共同组成的“人—地—业—流”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架构（图 1）。

图 1(Fig. 1)

图 1 旅游嵌入后的乡村社会关系模型 Fig.1 Rural Social Relations Model After Tourism Embedding

首先，乡村“人”的范畴持续扩大，由于游客、外来工作与经营人员、地方政府与行业管理人员等的嵌入，社会交往变得更加复杂，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内涵和范畴发生巨大变化，亲缘关系不再是传统单纯的亲疏远近关系，开始转向趋向于工具型的关系网络。其次，地缘关系的载体空间被极速扩大，乡村社会关系中“地”的要素类型、主导功能、资源配置与空间半径等都得到快速扩展。同时，业缘关系不同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不具有先赋性，而是由社会分工形成，传统乡村业缘关系单一且相对隐性，范畴狭小且稳定，而旅游产业要素嵌入后，逐步摆脱单一农耕方式及土地利用方式对农业生产的束缚，尤其是多元主体的介入，深刻改变乡村资源配置方式及职业分工，衍生—系列旅游主导的新型业缘关系。农民身份开始向旅游产业经营者、管理者等角色转变，形成具有典型竞合属性的新型乡村社会业缘关系结构，业缘关系快速成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旅游语境下的流缘关系是因旅游要素与元素的快速嵌入，全方位影响乡村社会关系的分化与重构，形成以信息流、资本流、管理流、人才流、技术流、观念流、政策流、游客流等系列旅游相关要素流为载体的新型社会关系，且具有快速更新与迭代升级的网络结构特征，成为乡村社会关系变化的重要表征。

翡翠新村坐落于安徽省黄山脚下，共有69户，20世纪80年代踏上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开启了中国农民创旅游的先河，注册创办全国第一家由农民主办经营的旅游企业——黄山市翡翠谷旅游公司。产业要素经过多年迭代升级，形成景区景点、餐饮住宿、旅游购物、休闲度假等完整的旅游产业链，逐渐发展成为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现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荣获“联合国人居环境奖”，被誉为“安徽旅游第一村”。鲁家村则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共有610户，充分利用村庄可利用资源，通过高质量的顶层设计，实现农村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家庭农场、旅游公司、合作社等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充分解决农民就业，引导18户家庭农场差异化经营，持续更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实现旅游主导下的乡村产业创新升级，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鲁家村成为“两山理论”的实践地和最新实践成果的转化地，“鲁家模式”发展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

我国乡村地域广阔，各个乡村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要素基础、市场区位、人才环境、营商条件差异巨大，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探索了多元发展路径，目前虽然没有公认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分类标准，但学者们已从资源依托类型^{[32, 33]}、发展驱动因素^[34-36]等不同视角对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和划分，从发展因素驱动方面来看，主要分为外源式拉动和内生式驱动发展模式。本研究聚焦乡村旅游地的社会关系重构，选择翡翠新村、鲁家村两个案例地进行深度研究，两案例地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都是在外源拉力和内生聚力共同作用下进行的重构，充分体现了政府引导和村民主体的成功结合，推动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相辅相成、乡村生态文明与现代时尚要素的有序融合，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研究的典型案例地。同时，两个案例地都有原住村民广泛而深度的参与，见证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各个阶段，共享了乡村旅游取得的成果，经历了乡村社会关系变化的全过程，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客观的刻画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与重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强调从实际资料入手，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归纳，概括得出新发展概念与范畴，逐步发展成为符合客观实际又具有应用价值的理论框架，注重“发现逻辑”而非“验证逻辑”，是将实证与理论有效结合的重要研究方式^[37]。与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相比，旅游嵌入后的乡村社会关系更为复杂，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涉及要素更加广泛，现有成果对旅游语境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特征及内在机制研究还不足。扎根理论在旅游和社会领域的定性研究中应用广泛，是对深度访谈资料进一步分析的有效手段，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借助NVivo11软件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深入探究旅游嵌入后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特征与一般逻辑，并构建重构模型，阐释内在发生机理。

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访谈获取研究资料，并借助网络搜索案例地相关信息，补充访谈与调研资料。选择案例地村民28人、经营者8人、政府人员4人、游客6人等进行深度访谈，做好现场记录，并借助录音笔将资料进行系统收集与整理。通过实地拍摄，记录反应当地风土人情、村容村貌、邻里关系、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信息的场所与情境，作为必要的补充资料。资料收集过程历时较长，2016年8月、2017年8月、2017年10月、2018年1月等先后多次前往案例地调研，深入收集社会关系变化资料，至今仍通过电话访谈等形式补充案例地相关信息，经过长时间尺度的跟踪与积累，最终获取约5.1万字研究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梳理与整理，翡、鲁两村分别获得43、47份资料，对第n个样本进行编号，分别编为为FC-n、LJ-n。

开放式编码。包含对访谈资料的定义、贴标签，并使其概念化，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详细阅读，再进一步总结与归纳，反复比较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用词组或短语提炼出更高层次的范畴。基于调研数据，对翡翠新村资料通过开放式编码共形成168个标签（64个概念）。进一步分析标签间的共同性与异同性，对其进行聚类划分，形成22个初始范畴：个体与社会因素、旅游市场需求、引导旅游发展、激励旅游发展、文化创新动力、乡村旅游载体、集体股份公司、经济发展、土地利用、景观风貌、空间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社会功能、家族关联、亲戚关联、共生关系、交往分化、雇佣关系、外来人员、显性关系、隐性关系。采用类同方法，对鲁家村资料通过开放式编码共形成了127个标签（51个概念和21个范畴），21个初始范畴分别为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土地结构改变、空间格局变迁、景观环境演变、社会结构变化、行政力量保障、乡村旅游市场、游客旅游意愿、乡村旅游载体、社会与组织因素、旅游调节、强社会关系、弱社会关系、村落共同体、熟人社会关系、联姻、村领导班子、社会资本、返乡原住村民、外来人员。

主轴式编码。根据其内涵与关联，采用主轴式编码对开放式编码范畴进一步归纳与提炼，将翡翠新村22个初始范畴归纳为9个主范畴，即为发展意愿、基层力量、市场环境、物质场域、非物质场域、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流缘关系。类同将鲁家村21个初始范畴归纳为11个主范畴，分别是资源与基础条件、经济效益驱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需求调节、产品更新、物质场域更新、非物质场域重构、亲缘关系变化、地缘关系扩展、业缘关系强化、流缘关系嵌入。通过对主范畴及相应范畴进行深刻比较与分析思考，对其进行更高水平的抽象与整合，识别已经提取的概念、范畴之间的作用关系与内在逻辑，提炼出“旅游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与影响因素”这一核心范畴，该范畴能够统领其他范畴。其故事线为：发展意愿激发了旅游发展的基础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驱动旅游发展，地方政府基层力量引导并推进旅游发展，共同引发乡村物质场域与非物质场域的变化，导致乡村社会亲缘、地缘、业缘与流缘关系的重构。

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社会关系重构的方式和特征存在差异。在旅游发展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建立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熟人关系、生产联系、共同体和宗族等方式将不同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形成传统的乡村关系圈。旅游作为现代元素注入传统乡村社会初期，传统社会要素的力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新生现代社会力量仍较薄弱。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旅游发展阶段步入稳定与成熟时期，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传统观念中逐渐解放，同时，产业政策、社会资本、外来经营人员等乡村新生关系力量逐渐发展壮大^[38]，在原有社会关系基础之上衍生出以半熟人和陌生人为主的弱社会关系。乡村社会关系建构方式的演变，促进了传统社会关系解构、重构与调适，也推动了乡村社会的革新与再平衡。

翡翠新村原是传统的皖南山水村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血缘和地缘关系占主导地位，社会关系主要通过共生关系、生产规则和家族关联的方式建立与维系。自发走上旅游发展道路后，村民成员和当地社会力量是旅游发展的内驱力，探索“自下而上”的旅游开发新路径。乡村社会关系重构主要是从思想观念转变开始，进而引发乡村社会结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的变迁，精神文化转变要先于物质场域的变化。社会交往方式逐渐由内部群体扩展到外部群体，雇佣关系、同事关系等业缘关系的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关系重构的新型方式。

鲁家村则是依托美丽乡村建设的机遇发展旅游业，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单一，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活动，通过“差序格局”为主的村落共同体、熟人社会关系以及姻亲关系等方式建立社会关系。“自上而下”旅游发展方式的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主要是由宏观转向微观、外部物质要素逐步深入内部精神世界，物质场域先于社会文化而推动社会关系的演变。旅游要素深度嵌入后，改变了乡村传统产业格局与业态结构，促使新要素与传统乡村要素发生碰撞与融合，尤其是雇佣关系的产生，推动社会关系趋于理性化与契约化，原住村民逐步成为旅游经济背景下社会分工细化的旅游服务从业者。

旅游发展将现代化元素带入乡村地区，并通过多种方式逐渐嵌入到乡村社会及社会关系中，促进乡村社会元素的流动与更新，改变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建构方式与过程。不同乡村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各有特色，旅游发展的方式、路径有所不同，导致乡村社会关系在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异同，但由于乡村发展具有内在共同性，即传统乡村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共同主导地位明显，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旅游发展都需要有乡村各要素的深度参与。发展初期由于发展路径的不同，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阶段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深入，引发乡村社会关系变迁与重构的主要动力更加趋同。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逻辑过程存在共同特征，无论是处于成熟期还是处于发展期的旅游乡村，新型还是传统旅游嵌入型乡村，“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发展路径的旅游嵌入型乡村，都是由于原有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乡村生产方式优化、乡村景观品质提升、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等一系列物质场域和思想文化要素的改变，推动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形成旅游语境下新型社会关系重构过程的一般逻辑（图 2）。

图 2(Fig. 2)

图 2 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的一般逻辑 Fig.2 The General Logic of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ourism Embedded Countryside

乡村旅游是现代城市居民的新型生活方式，更是乡村社会一种新的行为与活动方式^[39]。伴随旅游活动的持续开展，外来经营者与工作人员、地方政府与村委会、现代科技与运营模式等要素不断嵌入，旅游语境下的乡村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参与主体更加复杂与多元，共同推动乡村物质场域与非物质场域的深度更新^[40]，导致乡村社会关系结构调整，引发乡村传统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变化，尤其是旅游主导的信息流、资本流、技术流、市场流、观念流等新型流缘社会关系快速发展，成为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重要因素，共同推动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以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动力、内在动力、促进动力、创新动力和调节动力为切入点，构建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机制的“五力”模型（图 3）。

图 3(Fig. 3)

图 3 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机制 Fig.3 Th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ourism Embedded Countryside

（1）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发展环境是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基础动力

旅游资源载体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资源禀赋和吸引力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前置条件。优势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本，翡翠新村坐落黄山脚下，环境优美，依托资源禀赋打造核心旅游吸引物，发展乡村旅游，如“这里就是看山水，风景好”（FC-17）。新生“旅居”生活方式催化乡村关系拓展，如“很多老年人为享受清静休闲环境，会在村里住3—6个月，我们会和游客同吃同住，相处融洽，这种关系甚至会长期维持”（FC-16）。快速交通网络引发时空压缩效应，传统地缘空间和客源市场半径明显扩大，如“现在都是以周边自驾游游客为主，而且江苏、浙江、上海的游客比较多”（FC-32）。鲁家村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基底。居住设施、景观风貌、卫生条件深度改善，也为旅游开发和项目引入营造良好环境，如“青山绿水”（LJ-28），“房子、河道、交通都新了，面貌更新了，不在坑坑洼洼了。这里社会治安挺好的，家家户户的围墙、道路都好了。没有乱丢的垃圾”（LJ-17）。

（2）村民个体和乡村社会力量是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内在动力

村民参与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内驱力，旅游发展意愿和共同体意识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促使乡村地缘、业缘关系不断调适与再平衡。翡翠新村旅游发展早期就得到了村民积极支持，村民自发把承包到户的山场作股，组建翡翠谷旅游公司。旅游发展逐步成熟，村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进一步增强村民的合作意识与共同体精神，如“旅游发展，我们想法、思想观念也会受到影响”（FC-7）。但传统地缘与血缘关系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不断削弱，如“现在亲戚很少来往，以前大家一起吃饭的多，现在很少了，亲情都淡化了，就算有时候大家一起帮忙，但是亲密程度不强了”（FC-8）。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社会因素发挥重要作用，乡村社会力量为地方旅游发展提供动力。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吸引乡村社会资本快速进驻，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繁荣发展，如“20余位乡贤主动筹资300万元用于建设家乡”（LJ-38）。村民参与热情得到激发，乡村旅游氛围大幅提升，如“村民们刚开始不支持旅游发展，随着旅游成效显现，村民态度也从抗拒变为主动参与”（LJ-24），“回乡创业的人也比较多，现在不务农了，都是上班”（LJ-3）。

（3）基层政府力量和市场化运营是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促进动力

地方政府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引领人和助推者，为旅游地发展提供政策支持、部门协同、资金保障等发展要素。其中，村两委是领导和引导乡村旅游发展最重要的基层力量，交织地缘和血缘关系的村两委影响旅游发展进程、方向和路径。政府推动村庄整体环境改变，乡村旅游发展环境和服务环境全面提升，如“原居住地重新规划建设将田地平掉之后建造了新房子，有48幢别墅，改变村里整体环境，用来发展旅游，只留了茶园竹园（FC-22）”。村民与政府和公司签订用地协议与劳动合同，推动乡村社会关系理性化发展，如“现在很多山上的茶地、林地是公司统一管理了，公司与村民之间签订用地合同（FC-21）”。在政府领导和政策鼓励下，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工作，与旅游公司进行股份制合作，发展家庭农场，村民以员工等新身份进入公司和农场，雇佣关系、同事关系逐渐发展壮大，如“村民也开始逐渐参与并支持旅游发展，认同村两委的努力”。政策的配套有力推进旅游项目建设与运营，如“政府政策允许通过转让、租赁、联营合作等方式，开发休闲旅游项目，‘中药谷’等旅游项目先后落户鲁家村”（LJ-36）。

（4）品牌塑造与旅游产品更新是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创新动力

乡村旅游在传承和保护地域传统文化的同时，发展理念和思想观念不断受到各级政策、市场需求等刺激，旅游嵌入型乡村不断探索、塑造和推广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持续丰富和更新乡村旅游休闲、体验、度假产品，增强市场影响力。翡翠新村的农家乐、民宿等经营业态吸引大批游客，社会交流互动与人员流动合作更加频繁，形成合作紧密、范围更广、动态调整的协作型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品牌节事活动举办、特色文创产品开发、产品经营方式创新等路径，塑造主题文化旅游形象，如“努力打造情人文化为主题的品牌形象”（FC-32），“每年都会举办关于爱情的旅游活动”（FC-33）。鲁家村特色主题家庭农场在发展时充分考虑地势、气候等环境要素和农场主自身的专业优势，形成果园农场、葡萄农场及美冬青农场等不同主题农场，如“万竹农场就是主要做竹子加工的，野猪农场就是有野猪+ 民宿，白茶农场就是一二三产的融合”（LJ-4）。通过联动多种乡村旅游产品类型，不断提升市场吸引力，如“村里修建了10公里绿道和4.5公里的村庄铁轨，用观光小火车、电瓶车把农场串联起来”（LJ-12）。同时，通过举办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大会和成立安吉鲁家“两山”学院，塑造和推广自身乡村旅游品牌，推进乡村旅游产业结构迭代升级。

（5）游客市场意愿及行业调节平衡是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调节动力

乡村旅游开辟了城市居民进入乡村的通道，游客与村民不断通过语言、文化、思想、业务等的交流，促进村民对旅游现象的适应。村民与游客、外来投资者之间的陌生人关系植入熟人社会关系，推动乡村社会交往行为在“熟人”与“陌生人”之间不断转换与调适，如“我们鲁家村离杭州、苏州、无锡这些地方都好近，人们自驾都能来，很多人都会到我们这里来玩”（LJ-32）。通过刚性和柔性手段实现旅游调节与平衡，运用经济直接补偿、社会舆论力量、自我思想改变、旅游培训学习、外出调研考察等方式对社会矛盾或现象进行调节，缓解村民之间、村民与游客之间、村民与投资商之间的矛盾，促进乡村社会关系良性发展，如“客人分配不均”（FC-28），“生意上的往来，有时候会有小的不愉快”（LJ-44），“村里面的人都做生意，大家虽然是亲戚，但是也会有点竞争的，有的人家地理位置好，生意做得好，有的人就差点，会产生一些心理隔阂”（FC-39）。游客市场需求的变化推进乡村旅游的更新与发展，旅游产业规模扩大引发社会资本和行业内部的竞争与矛盾，通过显性与隐性同抓、刚性与柔性并行的方式和路径，实现乡村社会关系内部适应调整与平衡发展。

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语境下乡村产业的重要部分，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方式与发生机制，促进现代乡村社会关系重塑。本文以翡翠新村和鲁家村为案例地，研究旅游嵌入视角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和机制的一般规律。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旅游嵌入后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更加复杂，进入动态平衡与博弈更新的循环状态。根据空间生产理论，旅游要素对乡村的深度嵌入，催生乡村生产空间的重构，乡村社会关系伴随空间生产的进程而发生相应变化，各类旅游实践通过再生产催生新的乡村社会关系。由于传统乡村社会亲缘与地缘关系具有高度一致性，导致乡村社会关系的“封闭性”，旅游要素嵌入后，推动乡村社会关系走向“开放性”，催生乡村资源的价值再挖掘，引发原生乡村生产空间的重新组合与功能优化，导致乡村社会关系再生产，推进社会关系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传统乡村内部社会关系缓慢分化，乡村社会关系进入一种“社会关系稳定—社会关系分化—社会关系重构—社会关系稳定”的动态平衡与更新状态。

（2）旅游嵌入后乡村社会关系传统网络被打破，正由相对单一逐步向复杂多元化发展。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介入、外部群体的不断入驻，以及乡村与外界社会的广泛接触，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资源主体的更新与改变，直接影响传统亲疏远近差序原则的绝对主导格局，致使传统“差序格局”下中心节点和关系网络更加复杂，传统亲缘和地缘关系出现波动与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由相对单一向复杂网络发展。旅游嵌入后乡村社会关系虽然偏离了传统的“差序格局”，但是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并没有完全被边缘化。

（3）传统乡村社会关系格局发生变化，旅游嵌入后的共同体格局正在重新建构。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单一且稳定，形成以亲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共同体”格局，但受到旅游要素与产业发展的深度冲击，乡村旅游参与主体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理念不断转变与更新，尤其是理性商业伦理的深入渗透，冲击并影响了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共同体格局，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共同体”向旅游嵌入后的“旅游服务共同体”格局转变，传统熟人社会关系逐渐走向契约化和理性化，“情感”+“理性化”+“契约化”成为旅游嵌入后乡村社会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

（4）“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的一般逻辑和重构机制存在共同性。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过程存在内部的一致性，都是由于原有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乡村生产方式优化、乡村景观品质提升、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等一系列物质场域和思想文化要素的改变，引发乡村社会经济、空间、文化、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旅游要素与元素的嵌入，推进乡村社会关系的建构方式改变，由传统血缘、地缘、熟人关系等方式逐渐向资本、外来人员、市场关系等方式拓展。以内部方式为主转变为内外部方式共同建构，基础动力、内在动力、促进动力、创新动力和调节动力在相互作用、动态耦合中，共同驱动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

乡村是我国的主体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是认识我国社会的重要视角，旅游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产业催生乡村社会的变革，乡村以旧风换新貌，改变了乡村地区的景观风貌与空间格局，调整了“村+ 田+农民”的社会结构，推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乡村经济水平，改善了村民生活条件，更是转变了村民的思想价值观取向，实现了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旅游发展促进乡村物质场域与非物质场域的更新，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逐渐趋于理性化，打破了熟人社会信息获取的局限性，形成了新型开放式的社会关系。同时，旅游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塑是推动乡村转型的一种现实路径，实现了“土地旅游化”到“人的旅游化”转变，有利于乡村社会实现突破发展，推进乡村社会和产业振兴。并且，乡村旅游发展提升了居民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和成就感，提高了乡村居民的自我思想观念和综合服务素养，为构建有序、和谐的乡村治理新体系贡献力量，利于重塑新时期乡风文明新气象、和谐社会新风尚。

研究分析了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与方式，以及不同驱动要素的作用机理，但未能通过量化数据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未来可以采用实证方法进一步深化研究成果。另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与类型也在不断拓展，尤其是社会资本强势进入乡村地域发展的案例不断增多，由于大资本的强力侵入，多以目的地整体开发形式为主，导致乡村整体搬迁或破坏性拆建，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缺乏乡村原居民的有效分工与再参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重构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关注。同时，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也导致乡村经济、空间、文化、治理的重构，各类要素是如何实现重构，以及与社会关系重构之间又是怎样互动耦合，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