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昭示了人民对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急切诉求，同时明晰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1]。农村居民作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力量，其福祉高低势必成为衡量乡村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的测度逐渐成为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重要的研究方向^{[2, 3]}。探究社区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促进乡村振兴、改善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主观福祉指个体对其生活状态的幸福度与满意度^[4]。相较于客观福祉（objective well-being, OWB），主观福祉更关注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肯定程度^[5]。随着人们对幸福感提升的迫切诉求，主观福祉已成为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福祉的表征及影响因素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主观福祉维度表征的完整性出发，涌现出了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6, 7]}、情绪健康量表（GHQ-12）^[8]、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S）^[9]、人类福祉感知量表^[10]等主观福祉测评方法，这些方法表征了主观福祉的认知和情感两个核心维度^[11]。目前，以城市居民为对象的主观福祉研究关注了其认知和情感维度，但针对乡村居民研究则大多仅关注其认知维度^{[2, 3, 12]}，忽视了情感维度对主观福祉的贡献。已有研究表明，只有将认知和情感维度均考虑在内，才能准确反映农村居民的主观福祉^{[8, 13]}。另一方面，探讨个体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是主观福祉研究的关键问题^{[14, 15]}，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个体特征与环境特征两个方面^[16]。早期多数研究将收入视为影响主观福祉的主要个体特征^[17]，伊斯特林悖论将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扩展至非收入层面^[18]，研究者开始探讨年龄、健康等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对主观福祉的影响^{[19, 20]}。同时，地理学者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对主观福祉也存在显著影响^[21]，相关研究通过社会环境^[9]、建成环境^{[7, 22]}等视角刻画了社区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福祉的作用。综上，从个体特征与环境特征视角探究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然而，目前从环境特征展开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关注城市居民^{[22, 23]}，以乡村居民为研究对象的案例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黄土沟壑区陕西省洛川县为例，一方面关注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另一方面借鉴城市居民主观福祉的环境特征影响因素，构建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研究路径框架，利用多层次模型揭示乡村社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建成环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多尺度影响。

依据已有研究，本文构建了乡村社区环境影响农民主观福祉的研究框架（图 1）。研究框架包括3类要素、2个尺度：① 3类要素：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社区环境特征、居民社会经济特征。3类要素均通过不同的指标或量表进行定量表达。② 2个尺度：个体尺度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社区尺度环境特征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目前，个体因素影响主观福祉的研究较为充分，社区环境尤其是乡村社区环境影响主观福祉的研究还较少，将作为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图 1(Fig. 1)

图 1 乡村社区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影响的研究路径 Fig.1 The Research Path of the Impact of Rural Community Environmen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农村居民主观福祉指其对生活状态的满意度和幸福程度^{[3, 24]}。主观福祉的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均有对应的量表进行量化^[25]，前者主要指生活满意度，其来源于个体对生活的认知评判，具有相对稳定性，多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表征^[6]；后者主要指情感健康，其来源于个体所产生情绪的动态平衡和反馈，具有波动性^[11]，可采用情绪健康量表进行表征^[8]。因此，本文农村居民的主观福祉是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绪健康量表得分经极差标准化处理后等权重相加得到的，取值区间为[0, 1]。

研究区内行政村可视为一个居民社区^[26]，影响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因素包括社区环境变量与个体变量（表 1）。表 1中，个体变量选取了性别、年龄、教育、健康以及收入等在已有研究中常见的属性类别，一般情况下这些个体因素对主观福祉存在显著影响^{[22, 27]}，而乡村社区环境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尚须实证检验。借鉴城市居民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拟选取社区贫困、人口密度以及邻里和谐表征社区社会环境，用于反映社区经济、人口以及安全性等多个方面。例如，高经济贫困与高人口密度社区的居民主观福祉较低，而社区邻里间关系的和谐会改善居民的主观福祉^{[9, 28]}。同时，选取道路密度、配套设施以及整洁程度表征社区建成环境^[29]，用于反映社区基础配套、人居环境等方面对主观福祉的多尺度影响。有研究表明，建成环境与主观福祉呈显著正相关，尤其是配套设施和社区整洁会直接贡献于居民主观福祉^{[7, 30]}。

表 1(Tab. 1

表 1 影响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多层次变量 Tab.1 Multi-level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表 1 影响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多层次变量 Tab.1 Multi-level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目前，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探究自然环境的作用。城市居民视角的研究大多关注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两类环境属性^[22]，这与城市社区间自然环境的同质性有关。自然环境表达的是区域间水土、生境等自然本底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乡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本文在考虑社会环境与建成环境的基础上试图揭示自然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并确定了3个社区自然环境指标。其中，高程反映了社区环境的地理背景，可能对主观福祉产生负向影响^[20]；当地以苹果种植为主，霜冻和冰雹是报告的主要气象灾害，且由于塬面形状、迎背风坡的差异，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在社区间差异明显，严重影响居民农业生产，从而降低主观福祉^{[30, 31]}；植被覆盖等绿色空间的营造是乡村居民“亲自然性”的表达，预期会正向影响其主观福祉^[32]。

洛川县（109°13′E—109°45′E，35°26′N—36°4′N）位于陕西省中部，延安市南部（图 2）。县域面积1 804 km²，常住人口约20万人，下辖1个街道11个乡镇，是我国重要的苹果优生区，有“苹果之乡”的誉称。地形上所处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是黄土高原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塬区，塬面平坦，质地优良。社区间自然环境多样，东北部为林区，植被覆盖率最高，但人口稀少；西南部紧邻北洛河，发展多种农业，但面积狭小，人口分散；中部为广阔塬面，是苹果优生区所在地，毗邻县城，社会经济条件最佳。社区居民大多以果树种植为主要生计，鲜果售卖获取收益、树枝采集用于家庭做饭能源，伴随小型院落种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计方式。同时，林区居民可赴林中采集木耳、中药等用于自用或售卖。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及其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农村居民的主观福祉，为本文探究乡村社区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平台。

图 2(Fig. 2)

图 2 研究区地理位置与调研村庄空间分布 Fig.2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ed Villages

本文所选的样本村庄示于图 2。课题组于2020年11月9日—18日对洛川县村庄和农户进行了为期10天的社会调研，共有8位研究生参与了调研活动，其中包含一名洛川当地的研究生。随后，通过分层抽样法选择了部分乡镇的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具有明显差异的23个村庄，通过与村干部的半结构访谈获取有效的社区问卷23份；同时，在每个村庄中采用样带走访的方式随机选择农户进行问卷调研，最后获取农户问卷541份，其中有效问卷474份，问卷有效率87.62%。村均农户问卷20.61份，达到了多层次模型的运行要求^{[20, 26]}。随后进行问卷的有效性检验，在SPSS 22软件中的信度检验Cronbach's α系数为0.824，信度结果表现良好。

调研问卷由3部分组成：①基于SWLS-5量表和GHQ-12量表获取居民主观福祉，2个量表分别含有5个题项和12个题项。其中，生活满意度通过Likert7值量表表达，取值[5, 35]；例如，询问受访者“你对目前的生活条件是否满意？(1表示最为不满，7表示最为满意)”；情感健康通过Likert5值量表表达，取值[12, 60]；例如，询问受访者“你最近能够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情？（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十分同意）”。SWLS-5和GHQ-12的完整量表分别参考文献2和8；②社区环境属性，包括社区地类面积、灾害频率、常住人口、低保户数、邻里纠纷等信息，通过社区问卷收集得到；③个体属性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健康状况等，通过农户问卷收集得到。

多层次模型是为了解决传统回归分析在处理多层嵌套数据的局限而产生的。影响主观福祉的因素既有个体因素，也有环境因素，因此影响因素具有嵌套特性，故采用多层次模型揭示影响居民主观福祉变化的因素^[33]。本文多层次模型包含2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个体特征，第二层次为社区环境特征。为了揭示各类环境因素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影响的差异，本文多次运行了该模型。模型公式如下：

(1)

式中，SWB_ij为社区j内居民i的主观福祉得分，居民i（1—474）嵌套于社区j（1—23）中；X_ij为社区j内居民i的社会经济特征，即个体变量，NE_j、SE_j、BE_j分别为社区j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变量；β、θ为斜率，是模型主要观测的部分；μ_j、ε_ij分别为社区层次、个体层次残差，α为误差。

洛川县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认知维和情感维评分示于图 3。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评分在^{[12, 31]}之间，均值为20.879（S.D.=4.558）；情感健康的评分区间为[28, 47]，均值为37.012（S.D.=4.899）。基于Shapiro-Wilk的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正态检验的W值分别为0.984（P＜0.001）、0.966（P＜0.001），表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健康均符合正态分布（图 3）。两者均为正偏态（偏度系数>0），且情感健康的右偏程度大于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正态分布曲线低于标准正态分布，情感健康的正态分布曲线高于标准正态分布，说明情感健康的评分结果更集中。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两者的相关性，双尾检验结果表明两者具有显著的协同性（ρ=0.454，P＜0.001），即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其情感健康往往也较高。

图 3(Fig. 3)

图 3 主观福祉认知维度与情感维度的评分结果 Fig.3 Scoring Results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imension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标准化后的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均值为0.512（S.D.=0.270）。基于问卷数据对农村居民的主观福祉水平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示于表 2。从性别来看，男性的主观福祉（0.503）稍低于女性（0.525），这与不同性别在家庭角色中主体性的差异有关。将健康评分≤3定义为不健康，评分>3定义为健康，结果发现虽然两类群体样本数差异不大，但健康农民的主观福祉（0.561）明显高于不健康农民（0.454），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对拥有健康身体的强烈需求。从年龄来看，样本以40岁至70岁的农民群体为主，这是洛川县果树种植主要的年龄群体，该年龄段群体的主观福祉基本上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与年龄人面临的高社会压力有关。农民教育程度较高，具有初中及以上水平的农民占比60.13%，初中学历农民的主观福祉最高（0.544），高中及以上农民的主观福祉最低（0.353）。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升高，农民主观福祉基本呈现上升态势，但收入介于[0.5, 1]的农民主观福祉（0.417）低于更低收入水平的家庭（0.434），同时收入介于（1.5, 3]的农民主观福祉最高（0.575），高于更高收入水平的家庭（0.509），这体现了收入水平与主观福祉之间的复杂关系。

表 2(Tab. 2

表 2 农村居民的主观福祉水平 Tab.2 The Rural Residents'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农村居民的主观福祉水平 Tab.2 The Rural Residents'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引入多层次模型中的空模型（empty model），用于判断使用多层次模型的必要性。若空模型组内相关系数（ICC）>5.90%，说明组间差异不容忽视，适合采用多层次模型。通过Stata12.0软件中xtmixed命令设置空模型并运行（表 3）。表 3显示，空模型中ICC=18.57%>5.90%，表明农民主观福祉差异中存在18.57%的变异来自于社区层次。方差缩减比例指数表明村庄变量对主观福祉扰动量的解释程度，本文IPRV=76.92%充分体现了社区环境变量选取的准确性。对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5，说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不会对参数估计产生较大偏差。为了揭示社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建成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影响的差异，本文单独运行了各类环境变量与个体变量，结果发现模型Ⅰ—模型Ⅲ的ICC均大于5.90%。基于Stata12.0中随机截距模型的运行结果示于表 4。

表 3(Tab. 3

表 3 主观福祉多层次模型的方差估计结果 Tab.3 Variance Estimation Results of Multi-level Modeling of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3 主观福祉多层次模型的方差估计结果 Tab.3 Variance Estimation Results of Multi-level Modeling of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4(Tab. 4

表 4 多层次模型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ulti-level Models

表 4 多层次模型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ulti-level Models

表 4为多层次模型回归结果。考虑自然环境变量输出模型Ⅰ，发现自然环境解释了8.77%的主观福祉变异。其中，灾害频率与主观福祉呈显著负相关，即社区灾害频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主观福祉会相应降低0.531个单位。气象灾害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路径是多样且深远的，严重的冰雹、霜冻既能通过降低苹果收成影响农民收入进而降低主观福祉，又会对农民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直接负向影响。高程和植被覆盖等自然环境变量的影响不明显。考虑社会环境变量输出模型Ⅱ，发现社会环境解释了6.38%的主观福祉变异。仅人口密度对主观福祉呈正向显著作用，即社区人口密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居民主观福祉会相应提高0.356个单位。即使是以苹果产业为重心的洛川县，当地社区仍然具有老弱化、空心化的潜在趋势，社区人口下降反映了乡村地方感的弱化与邻里间互助能力的减弱，间接降低了农民安全感和主观福祉。社区贫困未通过显著性，说明居民间因经济水平差异形成的隧道效应（与贫困户的下行比较会提高主观福祉）不明显；同时，邻里和谐与主观福祉没有显著关系，侧面说明当地治安环境较好，邻里关系可能来源于更广泛的协同互助。考虑建成环境变量输出模型Ⅲ，发现建成环境解释了11.11%的主观福祉变异。配套设施与整洁程度均对主观福祉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社区配套设施、整洁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居民主观福祉会分别提高0.263、0.352个单位。社区配套设施与人居环境是黄土沟壑区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效果最直观的表现，是建成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社区配套设施与整洁的社区环境赋予居民良好的生活空间和娱乐休闲空间，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生活便利度与舒适度，从而提高其主观福祉。

随后进行模型间的横向比较。一方面，由于存在环境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因此三类环境变量类型对主观福祉的累计贡献率（26.26%）大于所有变量的总贡献率（18.57%）。在各类环境变量中，社区建成环境对主观福祉的解释能力最强，其次为社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表 3），这反映了不同社区环境类型间的差异。建成环境是居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在外化环境，居民更看重建成环境的益处，其对主观福祉的影响也较高。另一方面，本文考察了个体变量系数估值在三个模型中的变化。性别、教育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在任一模型中均不显著，而年龄、收入以及健康三个指标对主观福祉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年龄系数值变化来看，建成环境与年龄的交互对主观福祉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社会环境次之，自然环境最弱，即建成环境对老年群体居民主观福祉的提升作用更强。从健康系数值变化来看，加入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变量后健康的系数值分别为0.310、0.296，加入建成环境变量后提高至0.353，说明相较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建成环境与健康的交互作用更能提升居民主观福祉，即建成环境对健康居民的主观福祉影响高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收入与主观福祉虽呈显著正相关，但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变化均不明显。

当下乡村正处于乡村振兴制度完善与政策体系形成的关键阶段，如何提升农村居民主观福祉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施政问题。本文关注社区环境改善对所居住社区居民主观福祉的提升作用，从地理学视角丰富了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研究内涵。这对于决策者通过提升社区环境来改善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提升路径（图 4），建议通过结合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适应措施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从而提升其主观福祉。

图 4(Fig. 4)

图 4 洛川县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提升路径 Fig.4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in Luochuan County

（1）决策者自上而下的决策管理。灾害频率、人口密度、配套设施以及整洁程度是影响主观福祉的主要环境因素。因此，决策者应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预警系统，逐级联动做好冰雹、霜冻灾害的预警工作，同时提升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从而保障社区安全与果业产出；其次，发展特色苹果产业，为居民增加就地谋生的机会，从而增强乡村拉力，减弱人口流失；最后，贯彻美丽乡村政策与乡村振兴政策，进一步完善社区配套设施，保持社区整洁，从而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社区形象与居住适宜性。

（2）居民自下而上的个体调节。农村居民的自我调节仍是改善其主观福祉的主要动力与途径。自我调节包括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变化，这些变化在个体意识及其行动中尤为重要。因此，如果目标是改善居民主观福祉，则自我调节可以是其健康、收入等方面的提升。居民可以根据村庄特色产业发展就地自生创业，改善自身收入水平；同时，提升自身防灾减灾意识与环境意识认知获得更好的身心健康。

在乡村地区探究社区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区域福祉提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社区环境差异明显的陕西省洛川县为例，基于多层次模型揭示了乡村社区环境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洛川县社区内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均值为0.512；年龄、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主要个体变量。

（2）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差异中存在18.57%的变异来自于社区；降低气象灾害的影响、适当提高人口密度、完善配套设施以及提升社区整洁程度均可提升所在社区居民的主观福祉水平。

（3）以保障社区安全、增强乡村拉力、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决策管理与以收入和健康为核心的居民个体适应性调节是研究区居民主观福祉提升的主要途径。

增进乡村地区居民的主观福祉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探究主观福祉的多层次影响因素为改善居民主观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环境影响因素方面，空间异质性是个体环境感知的特性之一，乡村居民对社区环境具有差异化的感知，从而引致了差异化的主观福祉结果。结果表明，灾害频率、人口密度、配套设施以及整洁程度是影响主观福祉的主要环境变量，这与相关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20, 22]}。但同时，与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社区会降低居民主观福祉的结果相反^[34]，乡村社区人口适当回流可能会促进居民间协同互助^[26]，从而改善居民主观福祉。年龄、健康和收入等个体影响均正向影响主观福祉，这与基于不同主体的研究结论具有相似之处^{[5, 19, 35]}。但收入与主观福祉的关系较为复杂，这是由于差异化的收入代表了不同的群体。例如，最低收入群体与老年群体高度相关，该群体更看重健康，其主观福祉甚至高于高收入群体，即不同的群体在看待经济在他们自身福祉中的作用时存在差异^[2]。性别、教育与主观福祉的关系在案例研究中存在差异化的结论^{[5, 20, 24]}。其中，性别引起的主观福祉差异多是由男女社会分工导致的^[22]；不同于传统乡村，研究区女性深度参与果树种植，从而引起了其与男性社会分工差异的缩小与主观福祉的相似。未受教育群体与高中及以上群体的主观福祉高于小学和初中群体，导致回归结果不显著，这表明社会经济变量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具有不稳健性^[10]。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乡村社区视角的主观福祉影响因素框架，因此本文借鉴了城市居民主观福祉的相关研究，研究结果印证了所选指标的合理性。但仍有部分指标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例如，与城市居民十分关注社区调解案件不同，本文邻里和谐未通过显著性可能意味着乡村社区存在更加丰富且和谐的社会关系结构。另外，本文未对农村居民的类型进行划分，缺乏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主观福祉的群体对比研究，需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补充完善，进而提出更具有群体针对性的主观福祉提升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