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家认同问题在第一个民族国家建立之初就已存在，而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议题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削弱了国家认同，为国家带来了认同危机；另一方面，全球化也通过跨国流动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和重塑提供了机遇^[1]。毋庸置疑，国家认同的水平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2]。维持国家认同的延续性，维护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每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国家认同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愈发彰显^{[3, 4]}。

国家认同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建构^{[5, 6]}。旅游中的文化遗产、博物馆、民族象征和习俗仪式等都有助于国家认同这种社会建构^{[7, 8]}。旅游业是展现国家形象和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9, 10]}。随着遗产旅游^{[11, 12]}、红色旅游^{[13, 14]}、返乡旅游^[15]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作用得到广泛认可，国家认同与旅游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16, 17]}。

然而，目前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仍集中在对各类特殊案例的实证分析上，综合评述文献较为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互动性的深入探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从而勾勒出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的完整图景，以期为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的理论发展及相关的旅游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依据。

2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2.1 国家认同概念辨析

国家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取得合法权力的实体^[18]。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是一种个人归属与确认^[19]。国家认同也是一种精神建构的叙事，用于表达和肯定国家身份^[20]，是其他认同建构的基础^[21]。由于国家与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其内部族群的利益息息相关^{[22, 23]}，国家认同也通常包含了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等^{[6, 23]}。

然而，与中文语境下的多民族国家含义不同，nation在英文中既可以表示国家也可以表示民族，因此造成了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的含混不清^[24]。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的认同，往往关注单个民族或单一民族国家的发展^[24]。西方的国家认同与民族主义是既独立又相关的交叉关系，很难完全越过一个概念的界限去讨论另一个概念^{[8, 24]}。

综上所述，本文中的国家认同指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以及对国家政治、文化、民族等的认同感，并且与英文研究中“national identity”和“nationalism”两个概念均相关。

2.2 数据来源

通过“national identity”or“nationalism”和“touris*”or “trave*”or“visit”or“visitor”or“tour”or“journey”的关键词组合，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截止到2022年3月15日，共检索到英文文献1031篇。通过逐篇阅读标题、摘要和关键词排除非直接相关文献后，获得与主题直接相关的英文文献355篇；同时以“国家认同”与“旅游”为关键词并通过同义词拓展在中国知网等中文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筛查后得到相关研究文献29篇。整理384篇文献的发表年限由图 1所示，可以看到论文发表数量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定量分析的数据来源为初筛的384篇中英文文献，目的是了解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概况。在对学科基础与研究地域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作者共被引、文献共被引、关键词共现等分析^[25]。

此外，文献数据为二手资料，适合采用民族志分析和持续的比较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26]。民族志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领域分析、分类分析、成分分析和主题分析，通过全面系统的梳理核心文献，识别文献所属领域并创建分类系统以表示领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寻找领域中不同成分的差异、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与研究背景的联系^[26]。因此，从384篇中英文文献中再次精炼筛选出了旅游领域内的120篇SSCI和CSSCI论文，作为定性分析的核心文献。在逐篇阅读核心文献全文的前提下，不断归纳代码进行比较和总结，找到多个综述主题。

3 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概况 3.1 学科基础与研究地域

与国家认同研究起源于政治学领域的发展脉络不同，旅游中的国家认同研究起源于社会学。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社会学都是最重要的学科基础，民族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也相继开展了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的探索。具体来说，中文文献集中在旅游和地理领域；英文文献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类别集中于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Tourism（127篇）、Sociology（45篇）、History（42篇）、Humanities Multidisciplinary（35篇）、Geography（28篇）以及Area Studies（20篇）。

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地域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研究居多。中文文献均以中国为研究地域，英文文献中研究地域出现频次较高的国家为中国（38篇）、美国（25篇）、英国（23篇）、澳大利亚（20篇）以及韩国（12篇）等。

3.2 主要作者与核心文献

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中文文献的共被引分析没有展现出研究领域的中心性或高度联系性。英文文献的文献共被引分析结果也没有形成高度集中且密切联系的知识领域，但作者共被引分析呈现出一批颇具学术贡献的学者（图 2），按被引频次排序分别为Benedict Anderson（85次）、John Urry（66次）、Dean MacCannell（46次）、Tim Edensor（44次）、Catherine A. Palmer（38次）、Anthony D. Smith（34次）、Michael Pretes（28次）、Gregory Ashworth（27次）、Erik Cohen（27次）、Colin Michael Hall（20次）、David Lowenthal（20次）、Michael Billig（17次）、Duncan Light（17次）。

通过分析这些高被引作者的学术成果可以探寻到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的核心引用文献。这些文献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国家认同研究、旅游研究、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首先，Anderson和Smith强调了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概念，为不同领域的国家认同研究奠定了基础^{[5, 6]}。Billig发展了平庸的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使国家认同研究从政治领域转向日常生活领域，从宏观视角转向微观视角^[27]。其次，Urry、MacCannell、Lowenthal以及Cohen等人都是旅游研究中颇具学术造诣的学者，他们关于旅游凝视、旅游和文化遗产原真性以及旅游社会学理论等方面的探讨在国家认同和旅游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8-31]。Ashworth和Light关于黑色旅游研究的发现也受到国家认同和旅游研究学者的关注^{[32, 33]}。最后，在国家认同与旅游的核心文献方面，Edensor探讨了如何通过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来建构和表现国家认同^[34]；Palmer讨论了旅游与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关系，并认为遗产旅游是建设和维护民族特性的强大力量^{[8, 35]}；Pretes认为展示国家历史的新建景点也具有塑造国家认同的作用^[9]；Hall则探讨了旅游与政策、权力和地方的关系，拓宽了旅游研究的政治学视角^[36]。

3.3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提炼，通过CiteSpace软件对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图谱的绘制，可以体现出主题文献的研究热点^[25]。在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中，除国家认同和旅游两个关键词外，红色旅游、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旅游体验、红色文化、集体记忆和研学旅行等关键词也较为常见。英文文献的关键词中，除national identity和tourism两个关键词外，heritage、identity、nationalism、culture、politics、experience、destination等关键词的共现频率也较高（表 1）。

从关键词共现图谱中节点与节点间不同颜色的连线可以看出不同年份的主要关键词。如图 3所示，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英文文献的研究热点从城市（city）和景观（landscape）等关键词转向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体验（experience）等。

4 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主题

结合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中英文关键词与核心文献的定性分析结果，研究的主题可以从旅游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遗产旅游与国家认同、黑色旅游和红色旅游与国家认同、返乡旅游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与旅游主体、客体以及旅游宣传媒体的关系（旅游者体验中的国家认同建构、地方表征中的国家认同、旅游宣传媒体中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对旅游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阐释。

4.1 旅游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1）遗产旅游与国家认同

在文化认同遭到全球化侵蚀的背景下，旅游业成为国家向世界展示其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37]。遗产旅游以象征国家文化符号的遗产作为吸引物，不仅促进了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也有益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和维持^{[8, 12]}。遗产旅游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可以总结为提升国民身份认同、促进政治认同和维护民族认同三个方面。

首先，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遗产在维护国民身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将发展国内遗产旅游作为提升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游客通过参观遗产旅游地、购买遗产纪念品等方式强化了对美国身份的认同^[38]。其次，柏林墙、布达佩斯雕塑公园、布加勒斯特人民大厦、加利波利国家公园等与国家政治历史相关的遗产参观可以强化旅游者的政治认同^{[39, 40]}。再者，遗产旅游还可以超越国家领土范围的界定维护民族认同。Park的研究证明，韩国昌德宫的访问让不同国籍背景的游客主观地感知和建构了对过去的记忆，协商出共属于韩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的民族认同^{[7, 41]}。

然而，Palmer指出，遗产旅游更能代表我们过去是谁，而不是现在是谁^[8]，这一点在殖民地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殖民地国家发展遗产旅游需要考虑游客所期待的历史元素而展现殖民时代的特色，但如果只依赖于殖民历史形象的塑造，在国民中延续一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势必会阻碍当地人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发展^[12]。此外，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应该是其内部族群的集体认同^[3]。因此将遗产作为旅游吸引物宣传国家形象时应该谨慎地选择来自不同内部族群的文化象征^[42]。

（2）黑色旅游、红色旅游与国家认同

黑色旅游承载着特殊且难忘的集体记忆，有助于唤醒国家认同、激发爱国情怀^{[11, 43]}。其往往与战争博物馆或受难者同胞纪念馆等联系在一起，将悲伤的社会叙事转化为民族团结的力量^[44]。对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澳大利亚澳新军团博物馆的研究都揭示了黑色旅游对国家认同的影响^{[11, 44]}。同时，纪念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也暗示了一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政府应该确保黑色旅游在尊重历史和人民情绪的前提下达到强化国民国家认同的作用^{[45, 46]}。

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47]。李彦辉和朱竑指出，黄埔军校旧址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可以唤起游客的集体记忆并激发爱国情感，只是这种情感是短暂的，需要持续性地加以强化^[14]。左冰通过对井冈山景区游客的调查探讨了红色旅游对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认为红色旅游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13]。红色旅游中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包括社会记忆、景区形象、感知价值、旅游体验以及敬畏情绪等^{[48, 49]}。

共产主义遗产旅游是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红色旅游相似的旅游形式^[50]。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均开展了共产主义遗产旅游活动^[39]。而与中国不同的是，为了更好地靠近欧洲阵营，相关政府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有意的淡化，以期建构新的国家身份和国家认同^{[39, 51]}。

（3）返乡旅游与国家认同

全球化促进了离散人群的跨国流动，返回祖籍国的旅行对这一群体具有重要意义^[52]。中国海外移民返乡家庭旅游的集体记忆在形成和保持国家认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5]；加利西亚裔美国游客定期访问加利西亚则被视为建构加利西亚人以跨国流动为核心的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53]；散居海外的苏格兰侨民返乡活动更是被认为表现出了超过本土苏格兰人的身份形象^{[52, 54]}。相对的，将祖国视为自己安全的家园，离开家与其他文化的相遇和协商也使旅游者意识到自己的国家认同和忠诚^[55]。

返乡旅游是跨越领土边界的空间叙事，被认为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突破国家地理领土概念重构并延续族群认同^[56]。然而，在特定的旅游环境中，游客往往只能看到有限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57]。并且离散人群的回国体验是否能增强其国家认同也受到语言和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的影响^[58]。由于移民长期不在故土生活并可能受移民国文化的同化影响，返乡旅游给离散人群带来的不一定全是温暖的归属感和国家认同，也可能是改变和疏远^[59]。

4.2 国家认同与旅游主客体及宣传媒介的关系

（1）旅游者体验中的国家认同建构

国家认同被认为在个人层面上经历并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建构^[8]。遗产旅游中传达的国家历史形象、黑色旅游和红色旅游中的集体记忆、返乡之旅的故土依恋等都依赖于旅游者通过自己的解读和感知从而形塑国家认同。中国地震遗址的参观体验使旅游者产生了积极的群体内态度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60]。苏格兰侨民通过参观祖辈遗址、参与家谱研究等体验活动产生了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感^[54]。印度Jallianwala Bagh国家纪念公园的游客在行走和漫步中就能感知国家历史和集体身份，并且散客和团队游客因停留时间和体验深度的差异而产生了不同强度的认同感^[20]。虽然游客感受到的旅游体验越真实，其激发的国家认同就越强烈^[44]，但即使是虚构的主题公园的文化体验，也会让游客产生对祖国的归属感^[61]，并且文化体验与创意表演的互动效果还可以加速游客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62]。

Edensor提出，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是建构动态的当代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个体的国家认同也在节日庆典和旅游活动中表达和展现^[34]。中越边境的中国籍苗族人在花山节的文化展演中充分融入了其现代性的公民身份，表达出对中国的归属感和强烈的国家认同^[63]。而当以色列商务旅行者认识到他们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身份可能在当地人身上引发的消极和积极情绪后，在与当地人的互动中采取了不同的国家认同表现策略以应对当地人可能的敌意^[64]。

（2）地方表征中的国家认同

Jallianwala Bagh公园能够激发游客的国家认同得益于其对历史文化的表征意义。公园从入口、纪念碑到整体环境的设计都无一不在考量着如何通过表征引导游客进行沉思^[20]。这种被确定为国家符号的地方或景点为游客提供了激发国家凝聚力和归属感的空间^[65]。国家认同的地方表征在首都城市最为常见，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和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都通过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以及战争纪念碑等纪念性场地实现了对国家认同的表征^[66]；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家战争纪念碑和联邦广场也演变成了国家认同的象征^[67]。

遗产地、新兴旅游目的地和自然景观等都可以被塑造为国家认同在地方的表征。遗产旅游景点不仅是国家对外的历史文化象征，也是对内的国家意识形态叙述^{[34, 68]}。韩国昌德宫代表了当代韩国社会利用过去的元素重申国家文化身份的方式，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遗产空间^[7]。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三个旅游景点则各自承担着国家认同的独特表征：Mount Rushmore展现了美国的政治宏图，Wall Drug肯定了美国的自由企业经济理想，而Rapid City Dinosaur Park则表征着美国狂野的景观地理和先驱者勇于开拓的精神文化^[9]。

（3）旅游宣传媒体中的国家认同

旅游宣传与影视媒体中也展现出国家认同与旅游的关系。泰国电视剧Buppaesanniwas带动前往大城府世界遗产地的国内游客急剧增加，并且这些由影视驱动的游客经常穿着泰国传统服饰参观古遗址，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国家认同^[69]。日本早间连续剧Asadora也充当着传播国家认同的工具，其中展示的乡村景观为不仅乡村旅游进行背书，还传达了一种怀旧的国家情怀^[70]。报纸文章、广告和其他宣传材料等在吸引潜在境外游客的同时也塑造了国家旅游品牌和国家认同。例如，塞浦路斯的旅游宣传广告中经常呈现国家传统文化等元素，并且这些宣传元素主要与人们的社会特征和日常实践相关^[71]。

4.3 国家认同对旅游的影响

国家认同对旅游的影响主要包括影响游客的出游动机、旅游体验、旅游满意度以及调节旅游服务与游客之间的关系。首先，国家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国民的旅游意愿，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以钓鱼岛事件为例，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造成许多中国游客直接放弃了他们的日本旅游计划^[72]。并且，那些具有强烈国家认同感的游客，也会更明显地被自我提升动机所激励去参观具有国家历史纪念意义的景点^[65]。其次，个体的国家认同显著地影响其对旅游活动的整体评价^{[65, 73]}。在游客和东道主之间的社会互动中，不同的国家认同将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主客相遇体验及旅游满意度^[16]。最后，国家认同还调节了国际机场物理环境、乘客的愉悦感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74]。一个机场基于国家认同元素的设计特征是用以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机场的重要属性。

5 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理论与方法

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的理论出现了四个主要转向：第一，从关注遗产符号意义的理论转向关注游客个体的理论，如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17]、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65]和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60]的发展；第二，从政治学理论（political theories）^[36]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和表演（performance）^[64]；第三，从凝视理论（tourist gaze）^[75]转向多感官和动态的具身理论（embodiment）与展演性（performativity）^[20]；第四，从单一认同分析的理论视角转向多元系统分析的理论视角，如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76]与拼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77]。

首先，相较于Palmer关注遗产地旅游符号与国家认同的关系^{[8, 35]}，近期研究更侧重于游客个体视角，具体的理论运用包括：利用符号互动理论分析中国游客与境外世界之间如何互动并表达国家认同^[17]；在社会认同理论框架下探讨游客国家认同的强烈程度与游客动机、情感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65]；运用自我归类理论将参观地震遗址的游客分为不同层次的自我分类，分析其对群体的态度和集体凝聚力^[60]。

其次，不同于早期通过政治理论探讨旅游业在国家层面的关键问题^[36]，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如何建构和展现出一个动态的当代国家身份是近年来持续关注的话题^[34]。拟剧理论和旅游研究的表演理论转向在这其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将旅游地视为表演场域，旅游者在意识到其原籍国身份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时，有可能采取逃避、缓解、机会展示和聚焦表演等不同策略来表现国家认同^[64]。

再次，区别于通过游客凝视理论探讨国家身份的建构^[75]，近年来具身理论和展演性理论被应用于对旅游现象和身份认同的综合解释^[20]。游客通过具身体验生产场所意义，结合注入当地日常生活元素的身体展演，形成和投射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20]。

最后，交叉性理论框架用来理解不同社会背景的游客2023年第5期总第193期人文地理20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旅游者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国籍和阶级等多重身份的交织对国家认同的影响^[76]。类似的，拼装理论也为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提供了一个讨论多元复杂关系的视角。对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游客的研究证明，游客不仅与当下参观的特定遗产地点相组合，还处在与更广泛的遗产组合或其他众多的嵌套组合中，这些组合关系共同影响了主体的体验和身份建构^[77]。

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方法多样，涵盖质性研究、量化研究，以及各类研究方法的混合。具体可以概括为：①以社会学中的主题分析、内容分析、符号学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其他基础统计分析方法为主，对访谈、宣传文本和图像、问卷等数据进行分析；②以语言学、文学、新闻学中的话语分析和叙事分析方法为主，对所收集的访谈、媒体和出版物等资料进行质性分析；③基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对旅游主体的体验和认同进行分析；④以人文地理学区域比较和表征分析方法为主进行空间表征和地方性的分析。

6 研究述评与展望

目前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以旅游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为主，对国家认同如何影响旅游业和旅游者的讨论仍显不足。并且，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了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目的地对国家认同塑造的作用，更侧重于宏观和集体维度的国家认同研究，对旅游者自下而上的国家认同建构机制探讨较少。国内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起步较晚，且国内旅游中的国家认同研究集中在红色旅游、黑色旅游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国家认同对旅游的影响，以及旅游者体验中的国家认同建构几个细分领域，研究主题和理论贡献不足。未来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完善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互动关系的探讨。国家认同与旅游的关系应立足于旅游如何形塑主体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如何影响主体的旅游体验这两条核心线索，关注旅游主体（游客、当地居民、政府和其他机构等）和旅游客体（目的地）对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以及国家认同对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发展的影响。并且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积极和消极作用都需要兼顾。

第二，探讨集体维度国家认同传达和个体维度国家认同建构的整合路径。国家认同兼具集体和个体两个不同的研究维度^{[5, 34]}。集体维度的国家认同带有强烈的现代社会国家建立和维持的政治立场^{[5, 6]}。个体维度的国家认同研究关注“民族性如何进入个人意识的构成”^[78]。因此，自上而下的国家认同如何在旅游领域中表达，游客如何建构国家认同并内化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以及个人如何在主流话语和自身实践中协商国家认同，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三，从旅游者主体性角度研究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展演机制。国家认同是个人所做出的行为，而不是他们所拥有的身份^[79]。旅游者作为主观能动的个体，其具身体验既是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也是国家认同的呈现。理论上，基于旅游研究中表演和展演性理论转向，应继续深化旅游者国家认同建构和展演的互动机制研究。研究对象上，童年被认为是建构自我认同的最佳阶段^[80]，因此针对儿童的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也值得未来学者关注。

第四，关注平庸的国家主义与平凡的旅游目的地案例。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具有国家符号作用的旅游遗产和具有集体记忆作用的旅游叙事，而个体的国家认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中建构起来的平庸的民族主义^[27]。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国家认同与更广泛意义上的旅游实践之间的互动，例如研学旅游、日常休闲活动等。

第五，探索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方法的科学创新。现有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主要采用以访谈和问卷调查为主的自我报告法，缺乏对个体行为活动的心智真相的阐释。未来研究可以从人文地理学的神经科学转向中探寻新的思路和方法。神经科学研究方法能够窥探个体内显的真实感受，如与国家认同相关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等，有利于揭示国家认同的认知图示和神经表现，为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提供更多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