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运输是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城市、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近十年来，我国国家及行业十分重视民航业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支持民航的发展。如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①，明确到2020年初步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化民用航空体系；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发布《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提出2025年建成覆盖广泛、分布合理、功能完善、集约环保的现代化机场体系，形成3大世界级机场群、10个国际枢纽、29个区域枢纽；2018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实施《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谋划从2021年到2035年实现从单一的航空运输强国向多领域的民航强国跨越。这些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航空运输市场的快速发展；2019年我国航空客货运量分别达到6.6亿人次和750万吨，2010—2019年期间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0.5% 和3.3%，远高于同期全球5.9%和2.5%的年均增速水平；截至2021年底，我国境内运输机场数量达到248个，较2010年增加70个，为航空运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伴随全球航空事业的蓬勃发展^[1]，航空运输地理学迎来新的发展高潮^{[2, 3]}。在经历学科起步发展、基础体系建构、理论框架完善等阶段之后，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迈入21世纪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繁荣阶段，早期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志与区域地理总图、机场格局与城镇关联体系、网络结构与组织效应及优化、航空布局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机场布局规划及其影响因素、政策对航空业发展的影响等领域^[4]。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的真正传播与专业发展始于21世纪初^[5]，王姣娥等对2009年及之前国内外航空运输地理学的发展历史脉络及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分析^[4]。本文在其基础上，对2010—2021年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的学术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发展新阶段性的成果及特征；结合国内现实需求及国际旗舰交通地理学期刊研究重点及热点问题，探讨服务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学科重点方向及愿景。

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专题分类，对航空运输地理学相关成果进行了查询及初步筛选；根据获取的检索结果及本学科的领域特色，选择确定《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地理科学》《经济地理》《热带地理》 《人文地理》《地域研究与开发》《世界地理研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干旱区地理》等11份国内地理学术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另一方面，考虑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声不断增强，同时便于与以往研究^[4]对比分析，选择国际交通地理学旗舰刊物《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JTG）作为主要对比源。考虑国内航空运输地理学已成为交通地理学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4-6]，本研究以“航空” “机场”“空港”“民航”“廊道”等关键词对论文题名进行检索并人工校验与筛查，获得2010—2021年地理类期刊论文共103篇，发文量约是2000—2009年同类期刊论文量的3倍^[4]，表明近年来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取得了长足进步；《地理研究》《经济地理》《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等期刊刊文量位居前列，分别为17篇、17篇、14篇和14篇；以“航空”“机场”“空港（含临空）”为题名的论文占据主导地位，刊文量分别为53篇、38篇和14篇。同期，JTG发表航空运输地理类论文136篇，高于国内主要期刊刊文总量；其中，国内学者^②共发表13篇论文，占JTG航空运输地理类刊文不足10%，学术国际化进程仍亟待提升。

从研究主题分析，近十年国内期刊航空运输地理学研究在传统领域开展了大量实证分析及理论方法探讨，主要涉及机场服务水平及空间体系、航线网络组织及结构特征、民航与经济（产业）互动；该领域发文量达到79篇，约占总发文量的3/4。另一方面，与民航规划、航空经济、民航工程等领域进行了交叉探索性研究，在枢纽机场与航路廊道分析、多元交通体系的市场竞合、旅客出行行为与时空规律等领域产生了部分前沿性成果；受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方法的复杂性等制约，该领域在地理学界的关注度总体不足，总刊文量仅20篇。从JTG刊文量分析，国内学者的成果主要涉及航线网络格局及演化、航空公司发展与竞争、机场可达性及腹地范围等研究主题；受网络科学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中有关航线网络的研究成果产出较多。值得指出的是，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学术研究队伍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为该领域学科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2010 —2021年国内主要期刊涉及的学者人数达到215位，其中刊文量前三位学者分别为王姣娥（24篇）、张蕾（10篇）、莫辉辉（6篇）；同期，王姣娥以第一作者身份在JTG上的发文量达到4篇（约占30%），位居国内学者发文量首位。从研究成果丰度及影响力情况总体分析，国内航空运输地理学形成了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为代表的重点学术团队。

机场是航空运输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及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可达性评价是近年有关机场服务水平研究的重点研究主题之一。相关研究的空间尺度涉及省级区域^[7]、城市群^[8]以及全国地域^[9]，研究视角从传统时空距离拓展至陆侧、空侧及其综合服务水平评价^{[10, 11]}；与传统研究关注机场腹地的地面交通可达性相比，增加空侧（航线网络）的评价促进了机场可达性从地方性区位认知向广域区位优势度认知的转变，推进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另一方面，基于区位论的优化模型服务水平评价^[12]也为机场布局规划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机场可达性溢出效应的投资决策^[13]、小机场支线航空的服务水平^[14]等也受到关注。其二，辨析国家层面的机场体系空间格局也有不少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延续了国家尺度的传统视角。如关注机场货运市场格局^[15]、机场体系的中心性^[16]以及枢纽机场的演化格局^[17]；其中，机场货运市场及枢纽机场格局的研究成果有所拓展，响应了我国经济及航空市场发展新阶段的需求，但研究方法及规律总结仍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提升。其三，人口集聚及高度城镇化地区的机场体系格局及联系正成为研究热点。机场群（airport agglomeration）同质化研究分析发现，因区域内机场密度高且大型机场辐射能力强，枢纽型机场同质化水平显著^[18]。同时，有学者从全球尺度对多机场（multiple/multi-airport）区域进行甄别^[19]，而关于多机场体系、机场群、区域机场体系（regional airport system）等概念内涵有待进一步明晰及深入研究，而有关竞合关系、组织模式与机理等的深入探讨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6, 20]}。

近年来，航线网络数据可获得性大幅提升，加之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该领域汇集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流空间”视角，在国家层面甄别航空运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地域组织模式仍是传统重点研究领域。如货运网络空间分异特征^[21]、客运网络层次结构地域差异^[22]、航空枢纽等级及功能结构^[23]，这些研究着力于挖掘了运输网络的空间组织格局及模式，与城市（或区域）的互动机理分析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其二，运用复杂网络等相关分析方法，在航线网络结构特征辨析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是从企业视角^{[24, 25]}或从国家尺度^[26-28]探索不同时空尺度的网络整体结构、组织效率、等级体系等发展特征，然而“技术泛滥”亟需从地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网络的“结构化”特征。基于长尺度历史年度数据，融合传统网络连通性评价指标，王姣娥等提出的“空间迭代”演化模型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28]；关于可靠性（韧性）的评价也为“十四五”民航航线网络规划目标方向提供了技术支撑^[29]，这些研究领域仍有待拓展。其三，响应“一带一路”倡议^[30]、对外开放^[31]与世界城市建设^[32]等发展需要，国际航线网络相关研究成果不断丰富。2020年以来，全球肆意的新冠疫情引发学术界对航线网络通达通畅性的深入关注^[33]，但其传播机制、管控政策影响等深层次机理尚待结合大数据及相关模型进行深度解析。此外，基于企业发展视角的航线网络结构^[34]以及市场竞合格局^{[35, 36]}、航线网络发展的驱动机制^[37]等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为服务航空市场主体的发展需要提供了支撑。

长期以来，航空运输与城市、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研究备受关注，也是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交叉领域关注的重点^[38]，研究主要分为宏观（经济）和微观（产业）两个视角。在宏观研究领域，民航（或机场）与地区经济发展关联性、相互作用、空间协同等研究产出颇丰，相关研究涉及市域、省域、区域等多个空间尺度^{[39, 40]}，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因果检验、投入产出、计量经济等量化分析手段，挖掘的时空差异特征及内在关联强度关系为地区产业与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了有益支撑。在微观研究领域，旅游业与航空运输的交互发展仍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41]，主要涉及旅游与航空运输关联水平^[42]、旅游对机场旅客量的影响^[43]及航线网络的驱动作用^[44]，其中旅游对航空市场影响仍处于相对较强定性判断或集计定量分析，缺乏旅客结构、分布、属性等关键数据支撑，研究深度亟待提升。此外，国际旅游市场与航空市场的关系也一度受到关注^{[45, 46]}。作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航空运输融合发展的重要对象^[47]，围绕临空（空港）经济（或航空城/大都市）的研究形成了一大批成果，研究对象包括国家批复实施的首个临空经济示范区（郑州）^{[48, 49]}、航空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50, 52]}以及京津冀地区（北京）^[53]，从产业尤其是企业视角对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模式、空间布局以及驱动机理的解析仍是未来理论与实践中面临的重要挑战。另一方面，国外临空经济的发展经验^[54]也被引介进来，结合产业选择与空间布局等相关理论研究^[55]，为临空经济区规划发展^[56]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理论及分析框架。

为响应航空运输的空间集聚特征与需求，枢纽机场和航路（空中）廊道的相关研究开辟了融合机场规划、机场工程等学科的微观新领域，并为航空资源优化提供重要支撑。在枢纽机场方面，航线航班时空组织模式的时间异质、空间分异及航空公司配置差异等特征首次受到国内地理学者的关注^[57]，长时间尺度、多枢纽、多航司的综合性研究均发现了时刻资源配置的垄断特征^[58]。一项更为深入的枢纽机场比较研究揭示了航班波的体系结构特征及其与喂给航线之间的时空配置关系^[59]，表明枢纽航空公司时刻集中度对航班波的构建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此外，相关扩展研究发现国际中转客流枢纽机场溢出的空间配置特征^[60]，枢纽机场的时间延误成本的国内外比较分析也受到关注^[61]。上述研究融合了地理学的时空分析方法，将研究视角从宏观网络视角拓展至微观过程组织视角，并丰富了本学科的研究主题。在航路廊道方面，基于拓扑结构的航路构建为辨析飞行时空拥堵特征提供了一种探索性思路^[62]，进而在更精确的时空轨迹下分析了特定航路廊道（京广）的系统延误特征^[63]；这些研究为民航运营、空域规划等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与实证探讨，但需进一步加强验证分析以及融入地理建模^[64]，实现更精细化的航路（空域）“数字孪生”才能更有效地融入民航发展的实践工作。

航空是构成地域系统中现代化交通运输方式之一，有关多元交通体系竞合的研究是从单一航空服务认知向多元交通体系综合画像的深入拓展。高铁与民航市场竞争是最早受到关注的领域，研究表明二者的空间叠合范围越来越大，城市密集地区、大城市地区、经济走廊成为竞争的主要市场^[65]。随后，该领域的研究时空范围及交通方式不断扩大，为高速交通的规划发展以及响应传统交通发展从建设向运营转型（如多式联运）提供了决策依据。基于空间效应分析模型及典型大通道实证分析表明，京广通道的民航与高铁在500—900 km范围内竞争博弈十分显著^[66]。其后，相关研究围绕竞合主体（公路）^[67]或锚定特定服务对象（中心城市）^[68]展开；网络化的时空模拟揭示了高铁与民航在城市密集地区、大城市地区、经济走廊等区位上的竞合特征^[69]，基于国内航线航班与高铁列车时刻的运输组织网络比较分析进一步挖掘出民航与高铁竞争的区域差异及距离阈值^[70]。该领域的研究正从传统的空间区位潜力竞合分析转向可观测的“空间流（如旅客OD流）”竞合测度转型，并对影响市场竞争格局的经济地理、运行时空网络组织等因素进行深度挖掘，可获取的精细化空间流等数据成为制约研究深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航空旅客出行行为及机场选择一直是交通规划、运输经济等学科重点关注的领域^[20]；其研究不仅为机场发展、交通布局、城市规划等提供了更好的决策支撑，也可辅助市场主体（航空公司、机场公司乃至旅客）进行出行需求管理（如市场营销）。基于深港两地小样本旅客出行调查数据发现，差异化的定位为区域机场体系的竞合发展提供重要基础^[71]；另一方面，对北京航空旅客出行时空特征调查分析发现，空间分布上呈现“近谷远峰”、且收入水平对航空出行影响较大^[72]，该研究为我国大都市区（圈）新机场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近期，随着手机信令、移动互联网等大数据的有效运用，数据丰度、及时性、多样性等为旅客出行行为精准画像提供了新的手段。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研究可对机场旅客出行类别（出港、进港、中转）及其时空分布进行判别^[73]，进而用于探测机场腹地的时空阈值及尺度差异^[74]。基于国家尺度的数据挖掘，发现航空旅客出行的时（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空（如三大地带）差异特征，如工作日出行强度显著高于非工作日、东部沿海出行强度高于内陆地区^[75]。值得指出的是，大数据的精度及代表性成为分析合理性及决策科学性的重要前置条件。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等进程稳步推进，航空运输需求大幅提升，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具有浓厚“经世致用”特色的交通地理学重要分支，近年来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相关学术研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绩，与国际学界研究开始同频共振。整体来看，近年国内航空运输地理学界在机场体系、航空网络、民航与经济互动等传统领域不断探索多时空尺度下的新模式、新规律及新机制，也加强了与民航规划、航空经济、民航工程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在民航核心资源（如枢纽时刻、通道空域）优化利用、高速交通竞合、民航旅客出行时空规律等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性探讨，也获得了国际学界一定程度的认可，未来航空运输地理学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仍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民航为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高效运行发挥着重要纽带作用，也是塑造城市及地区空间格局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重大交通发展战略规划，交通要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建设“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面向国际，要持续深化研究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民航互联互通及空间效应、自主可控产业供应链体系中民航的作用及机制、全球民航的可持续发展（如碳排放、公共安全）等问题。面向国内，要加强开展融入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中的民航体系发展研究，如基于枢纽机场的综合交通枢纽及航空枢纽经济体系发展、高度城镇化地区机场体系（如多机场体系、机场群）建设、中小机场布局及经济社会效益等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分散的学术探讨有待进一步的系统化，形成更具有专业发展指导力的学术成果^{[1, 2]}，以推动本学科更高效地服务国家需要。

作为交通地理学分支的航空运输地理学是一门实践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相关研究围绕“理论→模型与方法→实践”的模式前向性循环推进。近年来，航空运输地理学者在“从案例中提炼理论，将理论应用到实践”取得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但大量研究多是时空（数据）差异背景下的实证研究或是借用新方法的再探究，同类型研究结论大同小异，未能实现从“时空现象”到“理论规律”的总结提升，从而缺乏对实践工作的全面指导作用。当前，快速发展的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航空运输地理学的交叉融合发展为新时代学科理论进步与技术方法创新带来新机遇；另一方面，民航正由传统关注客运市场向同时关注航空出行链（多式联运、门到门服务）、航空货运（物流）、通用航空（包括无人机）等多场景领域发展的新时期，这将推动航空运输地理学发展为更广泛、更系统的航空地理学。

民航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由航空公司、机场（公司或集团）、空管、用户（如旅客、货主、货代）、政府、社团（国际）组织等多个行为主体互动而形成的异质化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体系，并逐步成为大众交通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经济、管理、规划、工程等多学科领域的关注。长期以来，国内航空运输地理学关注相对宏观尺度的机场布局、航线网络结构以及地域系统作用下的时空过程、模式与机制/机理解析，对市场主体（如低成本航司、出行旅客、政府政策）等微观行为及决策过程研究深度和广度均有限，研究成果产出及学术价值总体偏弱，与国际学界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3]；未来亟待加强与相关领域数据资源的合作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推动航空运输地理学研究守正创新，拓宽更具活力的学科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积极引入欧美航空运输地理学基础理论并开展实证研究，基本建立起航空运输地理学的学科框架体系。相较于之前的研究^[4-6]，尽管学术研究成果上呈现大幅增长，但近十年来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并未得到大幅度拓展，在国际主流期刊中也缺乏具有中国特色及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与我国民航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形成较大的反差。我国航空运输量长期位居全球第二位，人口规模大、幅员辽阔、经济稳步发展、综合交通（尤其是高速铁路）发达、治理体系差异性大等是我国航空运输地理学创新发展的基础逻辑背景，应充分挖掘长时间、多空间尺度（如机场群区域、都市圈）、多属性维度（如政策）的中国民航发展实践，在国际主流期刊及学术交流中讲述特色中国故事，传扬航空运输地理学发展的中国智慧，为促进乃至引领全球航空运输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注释：

① 本文涉及的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政策文件参考链接为：《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http://www.scio.gov.cn/m/ztk/xwfb/84/8/Document/1191381/1191381.htm）；《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1703/t20170315_962231_ext.html）；《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http://www.caac.gov.cn/XXGK/XXGK/ZFGW/201812/t20181212_193447.html）；《交通强国建设纲要》（http://www.gov.cn/zhengce/2019-09/19/content_5431432.htm）；《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4/content_5588654.htm）。

② 指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标记为我国大陆相关研究机构的论文，不含港澳台及留学访问学者研究成果。